生態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間研究:內涵、進展與對策

張令達,侯全華,段亞瓊

長安大學建筑學院,西安 710061

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作為人類實踐存在的基本形式,構成了人類生活世界的總體面貌[1]。隨著地球進入“人類世”的新紀元[2],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系統運行的影響已超過了自然的變化[3],“三生空間”的演進過程也受到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發、物種多樣性衰退等問題的深刻影響。伴隨可持續發展理念從全球理念轉化為地方行動,“三生空間”的科學布局如何適應復雜的生態環境變化,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成為社會各界研究者關注的焦點[4]。

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的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區域發展戰略經歷了從改革開放前的均衡發展,到支持東部沿海地區的非均衡發展,再到現在區域協調發展的轉變歷程[5]。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但同時帶來一系列問題,如發展空間逐漸收縮,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之間沖突不斷加劇,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自然資源粗放利用等。長期以來,傳統空間規劃是以社會經濟發展、人口規模增長為導向,對城市或鄉村的空間布局、結構、形態提出理想的規劃藍圖,未能從全局的、動態的視角考量生態本底的適應力與承載力的差異性,氣候變化與自然災害帶來的不確定性[6],使得國土空間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轉型面臨巨大的挑戰。

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提出以來,國家出臺的一系列相關政策對國土空間規劃的要求逐步規范與深化,從以提高生產效率與社會經濟水平為主轉向生態環境、自然資源、人口需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統籌優化。201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將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作為國土空間格局開發的要求。隨后,“三生空間”的概念多次被提出并逐步深化,已成為解決國土空間格局統籌優化的重要理論基礎。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提出“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尊重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城鄉發展規律,因地制宜開展規劃編制工作”,并進一步將“三生空間”的科學布局作為國土空間規劃的重要風向標。

然而,長期以來“三生空間”的科學內涵模糊,尤其是在空間規劃的變革過程中衍生出了諸多問題,導致理論與實踐的錯位與脫節,使得“三生空間”的實踐充滿爭議。隨著多學科思想的涌入,促進了國土空間規劃的綜合性研究,為“三生空間”帶來了新的科學立場與實踐途徑。因此,本文將從歷史維度、理論維度、實踐維度三個層面探討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三生空間”如何指導國土空間科學布局的問題,分別對應三個具體的問題,即如何解讀“三生空間”的科學立場,回答“三生空間”的基本內涵與關系是什么?如何梳理“三生空間”的學術脈絡,回答“三生空間”的根本性、規律性及實踐性中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如何應對國土空間規劃中“三生空間”面臨的難題與挑戰,回答實現“三生空間”協同管控對策是什么?本文將通過探究“三生空間”本體論、方法論、實踐論的科學認識,鞏固“三生空間”的基礎理論,豐富國土空間規劃的理論視角,為國土空間規劃提供具有地方性和操作性的科學途徑。

1 三生空間的基本內涵

“三生空間”的科學立場是展開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基本前提,需要符合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邏輯,從空間本體論層面揭示其基本內涵與關系,是進一步梳理研究脈絡的理論依據。

1.1 人類文明進程中三生空間的歷史演化

人類實踐活動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沿著人類文明進程,“三生空間”的歷史演化足跡呈現出“三生混沌-三生分離-三生無序-三生協同”的發展脈絡(圖1),每一次文明的進步與社會的變革都推動了空間格局的轉型。

圖1 人類文明與“三生空間”歷史演進對稱性圖解Fig.1 Symmetry diagram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在原始文明早期階段,人類以氏族部落的形式群居生活,由于生產技術的落后和科學知識的匱乏,人類缺少獲取食物的主動方式,主要以采集與漁獵為主,直接以自然物為生產資料,對自然環境存在強烈的依賴性,人類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依附和順從的關系。此時,生產、生活空間尚未從生態空間中分化出,“三生空間”呈現混沌的狀態。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之后,原始農業開始出現在人類社會,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從采集、漁獵轉向農耕模式。自此,人類逐漸意識到自然資源對人類自身的價值,尤其是土地資源。人類開始通過生產實踐,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逐步認識,了解植物的規律性。此時,農業文明形成了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出現了“決定論”、“機械唯物主義”、以及樸素的辯證唯物論等人地觀[5]。同時,人類依托農業生產空間逐步形成以鄉村聚落為人口聚居地的生活空間。自此,生產、生活與生態空間的關系逐步從分離發展到對立。

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方式的革新以及機器工具對人力的替代,使得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強。此時人類對自然的關系由依賴轉為征服,掠奪性的開發嚴重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體系,甚至諸多環境問題遺毒至今,例如溫室效應、全球沙漠化、水土流失、城市病等,追根溯源都可在工業文明時期的生產方式中找到根源。工業革命一方面極大提高了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效率,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飛躍式發展;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矛盾日益加劇,涌現出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空間沖突。在此時期,非農生產空間出現并迅速擴大規模,不僅對生態空間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同時也占用了更多的農業生產空間。同時,生活空間對生產空間的依賴性較大,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進一步加劇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生態空間的侵蝕,加劇了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三者的沖突。

面對工業文明帶來的諸多全球性問題,例如人口爆炸式增長、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等,迫使人類社會不得不重新審視歷史,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后工業時期,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開始關注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增長極限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人地關系理論[7]、資源環境承載力理論[8]、地域功能理論[9-10]等理論思想,追求社會經濟高速的觀念受到摒棄,生態文明的思想應運而生,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開始反思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共存共生的協同發展問題[11]。自此,空間規劃的目的不僅僅是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更應該包括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生活品質、文化傳承等,以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人類共同福祉(表1)。

表1 不同文明時期人類社會發展特征比較[12]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society in different civilization periods

1.2 生態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間的學理辨析

1.2.1三生空間的內在邏輯

一般來說,“三生空間”包括主要用于農業、工業、商業等生產經營活動的生產空間,提供居住、出行、消費、休閑娛樂和社會交往等行為的生活空間以及進行生態保護、生態建設、綠色消費、健康等行為并能為人類提供生態服務的生態空間[13-15]。

人類的一切活動均以一定的空間為載體,空間物質性的背后是人類不斷提升的需求與復雜的行為活動,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空間生產的基礎[16]。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產生了不同的行為,行為在適應需求的過程中不斷調整,選擇并適應著環境,促使了不同空間的生產與重構,空間在制約不同行為的同時影響著人類的需求標準,再通過不斷的重構又會催生出新的行為,如此循環往復進而分化出“三生空間”,從歷史維度表現為從“無序”發展到“有序”,從“混沌”走向“協同”的空間演進過程。在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三生空間”的內涵是復雜的,既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也要堅持以人為中心,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的良好關系。因此,“三生空間”不僅是由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有機組成的復合空間,本質上是不同人類行為活動相互交織而成的復雜系統,是生產、生活、生態行為的特征及其之間的關系共同表征出的復雜空間(圖2)。

圖2 “三生空間”內在邏輯關系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1.2.2三生空間的基本關系

生態文明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v觀人類文明與“三生空間”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生態與生活空間的變化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隨之變化的;生活空間作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場所,是人類實現自身目標的空間,生產與生態空間都是為之而服務的;生態空間則是生產、生活空間的基礎,起著重要的承載與制約作用,只有在一定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內的有序發展,“三生空間”才是可持續的。從“混沌”到“協同”的“三生空間”系統演化過程同時也反映出了生產、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內嵌-分離-回嵌”的空間關系變化。因此,“三生空間”的內在關系表現為生產-生活-生態三類空間之間相互作用的互嵌模式,即生產與生活空間以覆蓋、包含、交叉等方式內嵌于生態空間(圖3)?？梢?未來生態文明背景下的國土空間格局將是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三者彼此交織交融的協同狀態。

圖3 “三生空間”的空間關系示意圖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2 三生空間的研究進展

隨著對國土空間規劃認識的逐步深入,“三生空間”理念的局限性難以指導各級各類空間規劃的實施落地[17]。然而,不可否認“三生空間”作為國土空間規劃科學布局的總體要求與落腳點,與國內外廣泛認可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三支柱”不謀而合,對于實體空間布局、功能組合、結構優化以及要素配置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8]。因此,本文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從“根本性-規律性-操作性”三個層次,逐步厘清“三生空間”研究的發展脈絡,探尋其核心學術思想以及存在的關鍵問題。

2.1 三生空間理論內涵與識別分類

“三生空間”的根本性研究體現在理論內涵和識別分類兩個方面,前者屬于對“三生空間”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探討,后者則是對空間表征的途徑、形式以及方法的研究。二者的研究密切相關,是理解國土空間功能分異性的根本,也是開展國土空間規劃的先決條件與實踐基礎。然而,目前關于“三生空間”的理論內涵討論仍未有定論,不同領域的學者對理論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尚未形成統一的“三生空間”識別與分類方法指導各級國土空間規劃編制任務與開發實踐活動。

縱觀國內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從不同的專業領域的視角解析了“三生空間”的概念、邊界、學理邏輯和內在原則。相關研究主要形成了兩個思路:一是聚焦“土地”,重點圍繞土地的基本概念,從資源利用[19-20]或功能價值[21]的角度展開“三生空間”理論內涵的研究[22]。例如黃金川[23]等緊緊圍繞“三生空間”的數量配比和空間配置兩個科學問題進行綜述,按照精度深化和尺度細化的要求,集中在“三生”功能分類、空間識別、空間優化等內容,從而勾勒出“三生空間”研究的框架體系。同時,亦有研究將“三生空間”作為研究視角,在鄉村振興土地整治[24]、資源環境承載力[25-26]、國土空間適宜性評價[27]、景觀安全格局[28]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豐富了國土空間評價的綜合維度。二是聚焦“空間”,側重于對邊界和尺度的討論,目的是與國土空間規劃相結合,例如江曼琪[13]等從空間功能的角度界定了區域與城市尺度下“三生空間”的范圍及用地分類體系;扈萬泰[29]分別從城鄉全域、城鎮區域、鄉村區域探討了不同空間區域視角下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對象內容,同時認為“三生空間”在不同空間尺度和區域視角下的劃定是不同的,也是無法絕對一次性劃定的。此外,隨著多源大數據的應用與推廣,“三生空間”識別與分類技術方法的精確性進一步提高。例如曹根榕等[30]認為POI數據能夠較為精準地識別城市尺度的“三生空間”,體現了新興的人本尺度大數據在“三生空間”精細劃分中的應用價值。

既有研究關于“三生空間”的識別分類仍處于探索階段?！叭臻g”的研究區域基本涵蓋行政區、類型區、政策區、方位區和地理單元五個區域類型[31],涉及從全國到村域等不同研究尺度,以用地柵格和行政邊界為基本分析單元,多采用土地利用與遙感影像數據。從空間識別方法來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地類歸并,通過對土地利用分類標準劃分出生產、生活、生態三類用地;二是綜合評價法,從功能復合的角度出發,建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劃分“三生空間”,一方面體現了部分用地隨著尺度的變化表現出功能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量化地類或空間的綜合功能,以判定國土空間的適宜性、承載能力或利用質量(表2)。

表2 “三生空間”分尺度研究統計表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for study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at different scales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三生空間”理念應用的普適性,但仍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許偉[58]將“三生空間”的內涵歸納為空間認識論、空間用地論與空間實踐論三個方面,并認為“三生空間”本質上是人類活動的空間場域,在實踐中“三生空間”的邊界難以截然劃分,三者之間應是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的關系?？臻g實踐論強調了以人類實踐活動為主導討論“三生空間”的內涵與關聯,正是人類行為與地理空間的復雜互動關系[15],使得生產、生態、生活空間呈現出疊加性、交織性、多樣性和流變性的特點,“三生空間”的邊界難以劃定。

2.2 三生空間演化規律與耦合機制

在人類實踐活動與自然演替的雙重影響下,國土空間的功能與格局不斷發生著變化,“三生空間”的結構同樣經歷著急速的變化與轉型?；厮菸墨I,諸多學者從土地利用多功能[59-60]、生態系統服務[61-62]等視角出發,通過對“三生空間”變化速率、轉型過程、耦合機制[28,54,63-64]等規律性的研究,探尋區域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時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協同關系,并闡明影響“三生空間”變化的驅動因素和生態效應。例如,魏璐瑤等[65]以縣域為評價單元,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局部自相關分析、Dagum基尼系數及子群分布方法,測算江蘇省“三生”功能綜合評價值,分析了江蘇鄉村地區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耦合協調發展的階段、過程與趨勢。張玉臻等[66]引入物理學領域中的力學均衡模型,對黃河流域“三生”功能協調度的大小、類型以及空間分異特征進行了量化研究,并對功能失調區域提出了優化策略。此外,李欣等[67]以村域為研究單元,分析了江蘇省揚中市村域單元“三生”功能空間格局特征,并從平均中心、空間范圍和主導方向,探索了村民生活質量與“三生”功能的空間關聯特征,體現了“三生空間”宏觀格局與人本尺度下社會個體生活感知的跨尺度聯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活動的微觀行為與需求在區域尺度的空間表征?？梢?“三生空間”的演化規律與耦合機制研究常作為分類識別的延伸和統籌管控的先決條件。盡管計量模型使得“三生空間”規律性探索有了量化的科學解釋,但仍然以單一尺度的空間差異性的描述為主,分析模型的結果依賴于指標的選取與獲取數據的精確性,缺少跨區域、跨層級、跨尺度的整體性分析,“三生空間”演化規律與耦合機制的內在尺度性解釋較為薄弱。

2.3 三生空間統籌優化與管控模式

“整體謀劃新時代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綜合考慮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因素,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是當前國土空間規劃的核心任務。在“三生空間”規律性研究的基礎上,諸多學者從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人類活動等多個視角著手,開展了“三生空間”統籌優化與管控模式[68-72]的操作性研究,主要包括要素配比和空間布局兩個方面[23],通過土地利用結構[73]與功能分區[21,74]實現在國土空間規劃中的落位。

“三生空間”具有尺度的差異性、空間功能的復合性、空間范圍的動態性等特征[29],使得對于“三生空間”管控的研究從靜態的功能分區逐步轉向了動態的系統性優化和多情景預案,此類研究通過系統動力學模型[75]、GeoSOS-FLUS[76-77]、CLUE-S[34]等進行“三生空間”空間層次結構與動力層次結構的分析與預測,反映出了清晰、準確的空間模擬結果。例如,林佳等[75]提出國土空間系統“三生”功能協同演化機制的理論框架,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探明“三生空間”系統內的有序結構與混沌結構,以及不同功能之間的協同與權衡關系,從而預測未來“三生空間”協同發展模式,實現了對“三生空間”的系統性地統籌優化。此外,“三生空間”亦可作為解決空間沖突,實現整體空間功能協調的手段。例如,張磊等[78]基于用地沖突最小化與適應性最大化,通過引入二維互斥矩陣的表達方式,形成了基于“三生空間”沖突識別工業用地的空間配置方案,明確“三生空間”優化協調的方向以及拓展區域工業用地優化配置。同時,為了積極響應“雙碳”目標,已有研究將“碳”作為關鍵要素,引入“碳流、碳源、碳匯”、“碳代謝”、“碳排放”、“固碳效應”等理論方法,對“三生空間”的用地布局、空間結構、優化路徑等[79-83]進行了技術性探索,體現了“三生空間”統籌優化與管控在“雙碳”戰略上的巨大潛力。

2.4 三生空間研究的關鍵問題

通過上述研究可知,“三生空間”的研究在內容上遵循“根本性-規律性-操作性”的邏輯,在科學內涵、技術方法以及實踐落地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繼承與拓展,為不同階段、不同尺度、不同層級的國土空間規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通過文獻的梳理與總結,關于“三生空間”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四點不足之處:①在要素方面,現有研究多著眼于“土地”的自然資源屬性,圍繞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展開“三生空間”的分區、分類、分級等管控研究,較少考慮“空間”維度的社會屬性,人類活動行為與空間表征之間的交互關系研究不足;②在方法方面,相關研究的瓶頸在受制于傳統數據與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多是采用空間統計或是數理模型分析“三生空間”功能、結構、形態等表象之間的聯系,較少涉及空間表征背后復雜系統的運行狀態、驅動機制、關鍵要素的構成與相互關系;③在尺度方面,較少考慮“三生空間”的多尺度空間聯動與指標傳導,“尺度-問題-方法-方案”的對應關系不明確,缺少符合地理特征的針對性管控途徑;④在管控方面,多以主導功能的分區分類為主,或是基于土地利用類型的模擬預測,較少考慮人類需求的多樣性,實踐行為的復雜性,使得宏觀、靜態且單一的情景預案難以解決多尺度的空間管控問題。

3 三生空間的管控對策

“三生空間”所反映出的問題,并不只是個別的、地域性的現象,而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現象,已成為當代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58]。對于“三生空間”認識的局限致使“三生空間”的理論內涵與方法體系尚不足以全面刻畫國土空間并指導其空間管控過程。因此,本文通過回顧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從關系機制、方法體系、空間表征、管控方案四個方面提出“三生空間”協同發展的對策。

3.1 建立多要素協同聯動的關系機制

“三生空間”的協同發展是一個涉及人口、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諸多系統影響的復雜過程。傳統研究將水、土、氣、生、人[84]等要素孤立展開討論,或是通過簡單的線性疊加或拼貼得到綜合結果,雖然有利于揭示要素的內在機理,得出一般性結論,但更容易忽視多要素相互作用下涌現出的復雜空間特性[85]。因此,如何探尋影響“三生空間”演化與互動機理的關鍵要素及其之間的協同聯動關系是研究“三生空間”協同管控的基礎。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期,以地理單元為邊界的管控思路更加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國土空間治理理念,可完整性、系統性地進行全域全要素的關聯規律研究,進而剖析生態空間物質和能量流動與生產、生活空間中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時空特征?！叭臻g”的認識應從復雜系統的角度出發,挖掘影響其動態演進的關鍵要素,詳細評估其時、空、質、量、構、流、序等多維特征,建立多要素協同聯動的關系機制,從而剖析“三生空間”格局所反映出的多要素耦合方式與作用強度(圖4)。

圖4 “三生空間”系統多要素多維度關系圖Fig.4 Multi-ele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 diagram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3.2 構建多模型綜合集成的方法體系

隨著大數據與互聯網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技術革新,極大地擴展了對時間與空間的認識,海量、密集的數據能夠有效表達與分析出更為精確的社會經濟規律和人類活動行為特征,為“三生空間”的精細化識別與分類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以往很難量化的特征,如人對地理環境的感覺、情感、經驗、體驗、信仰、價值、思想和創造性,不同個體與群體的時空行為模式,以及環境變化與人類福祉的關聯,利用大數據都可以進行有效地表達與數理分析[86]。這為進一步強化以人為本的“三生空間”協同化管控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素材。

然而,多源的數據帶來了數據密集型的空間分析方法體系,也使得不適用的模型選擇帶來變量與結果不匹配的“生態謬誤”。國土空間規劃中規程化的技術流程與評價體系也難以解決多要素交互影響的多尺度空間管控問題。因此,需要針對空間的不同尺度與類型,以問題為導向,建立多模型集成的綜合方法體系,充分利用海量多源的數據,分析復雜多元的空間關系。通過建立包括調查訪談、問卷數據、統計數據與互聯網大數據、運營商大數據、衛星遙感數據等多源數據庫,以及空間統計、空間關系、空間模擬等多模型庫,強調傳統與新興技術相結合的方法體系,形成定性和定量研究在資料獲取和分析方法上互補、互促,從而探索“三生空間”演化的復雜過程與規律。

3.3 聯動多尺度動態協同的空間表征

不同尺度下的“三生空間”包含的要素類型與數量,空間規模與結構都呈現出不同的空間表征,存在錯綜復雜的空間關系[87]?！吧a、生活、生態”各個系統內部要素的構成及其相互作用關系隨著尺度升降的變化,表現為國土空間功能多樣多重,空間組合方式也隨之發生著變化。例如,點-軸結構、核心-邊緣結構、多中心結構在不同尺度表征著不同的空間格局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同時也存在潛在的最佳空間組織結構[88]。相較于國土空間規劃的政治特征,基于地理特征的空間序列能夠更加綜合的反映人類行為活動與自然生態要素在不同空間尺度上的關系。如何動態地聯動多尺度空間表征,則成為“三生空間”協同管控的關鍵環節。因此,需要結合國土空間規劃的相關技術規程,依托地域特征及生態規律,設計以從區域到局部的空間序列原則和運行組織模式。例如通過構建“縱向分層傳導,橫向制約管控”的三層雙向管控機制,將“結構-功能-指標”對應落位在“流域-片區-單元”三個尺度,強調地理單元的縱深性與延展性,可準確的定位與調整生態空間的在不同尺度管控內容[89](圖5);基于宏觀區域的政策背景、地域特征,解析不同尺度的“三生空間”功能分異、空間格局、要素關聯機制、內外部驅動因子等的降尺度的細化遞進與升尺度調節反饋,實現從宏觀空間格局到微觀單元控制的空間動態管控;依據不同時間幅度下的“三生空間”系統演變規律,制定面向未來不同目標導向下的情景預案,以輔助規劃決策。

3.4 制定多情景優化模擬的管控方案

“三生空間”協同管控中應體現在整體性、關聯性、情景性三個維度。整體性是指空間組織合理,時間行為有序與三生功能協同。關聯性則表示不同層級之間的聯動與管控程序之間的關聯。情景性是對“三生空間”的遠景規劃,考慮空間地域特征與地方發展趨勢,制定多種管控情景,體現動態性與可操作性?！叭臻g”的協同管控是三大特性的集中體現,不僅是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機械式的疊加,而是區域整體的謀劃,包含了自然本位與人本位的思想融合。在國土空間規劃中,“三生空間”的動態性與差異性,使得靜態的、絕對的管控方案難以實施落地。然而,在多源數據應用與多模型集成的趨勢下,“三生空間”的復雜格局與過程得以揭示,針對不同尺度的空間問題、未來的發展趨勢與需求,多情景優化模擬包含了空間的多重時間性與可能性,是實現協同管控的綜合途徑[35,90]。因此,與以往簡單的情景模擬不同的是,“三生空間”多情景管控不僅需要考慮宏觀層面的社會、經濟、生態發展的主導性,還需考慮中觀、微觀層面的問題與需求,對應管控體系中不同尺度的內容?？赏ㄟ^對主導功能的細分,耦合過程的細解,關鍵要素的細化,設置相應的情景分區與情景單元,結合多層級的空間結構,逐步落位空間管控的指標與對策(圖6)。

圖6 “三生空間”多情景管控示意圖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scenario governanc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因此,生態文明背景下的“三生空間”協同管控需要對當前的空間特征進行多個維度的解構,精準捕捉三生功能演化的拐點、節奏,空間變化的方向、趨勢,再根據生態規律與地方特性選擇關鍵要素,考慮時間的動態性、空間的差異性、方案的可能性,探明不同時空尺度下“三生空間”的組合,再通過多模型集成分析不同尺度,最終通過多視角多尺度的情景預案實現“三生空間”協同的優化格局。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文本通過梳理“三生空間”的歷史演進過程和相關研究進展,發現傳統“三生空間”理念對新時代國土空間規劃工作的局限性逐漸凸顯,仍然多以空間現象層面的討論為主,關于根本性概念的更新與拓展,規律性過程的探索與刻畫,操作性路徑的優化與實踐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對“三生空間”的概念認識差異化較大。無論是功能論或是用地論,都未能闡明空間“關系”和“行為”的特性?！叭臻g”的本質不是割裂地分為生產空間、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三生”與“空間”應是相并列語境,是關鍵要素的相互作用與三生行為的相互交織形成復雜的物質空間表征形式與組織模式。其二,“三生空間”的問題不僅是空間比例、位置、功能等方面的沖突,更是人類行為活動相互交織的空間重構,涉及多要素的相互作用與多尺度的空間嵌套,具有復雜系統的特性,需要明晰尺度效應,從靜態的、具體的認識,逐步上升到動態的、差異化的認識。

國土空間規劃是基于自然規律對未來人類行為活動統籌安排的一種空間結果,即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科學布局,對象是人類的各類空間使用活動,是對各類空間使用變化的管控,核心是協調和解決空間競爭問題[91]。然而,傳統的思維模式難以解釋當前復雜的空間現象,空間模式與規劃手段亦不足以支撐復雜空間的重構,這就需要在國土空間規劃的變革過程中,不斷重構理論框架,創新技術范式,優化管控模式,為精準、長效的空間規劃提供科學路徑,解決“三生空間”協同管控中靈活性與秩序性如何共存的問題。因此,未來基于“三生空間”協同的國土空間管控,需以人類活動的“需求-行為-福祉”為主線,以“三生空間”演化規律與復雜性特征為基礎,從廣度上形成多維度、多要素、多網絡、多結構、多節點的空間表征形式,從深度上形成多尺度、多層級,從宏觀格局到微觀動機的互動傳導機制,再通過不斷的調整和騰挪,實現空間功能置換、空間類型轉換、行為模式轉型等,改進和提升“三生空間”的空間布局、組織方式、以及關鍵要素的指標管控[92]。

4.2 結論

“三生空間”的科學布局是生態文明建設與國土空間規劃面臨的重要科學問題。本文從“歷史-理論-實踐”三個維度,探究了生態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間”研究的內涵、進展與對策,主要結論如下:

(1)本文揭示了“三生空間”從系統的混沌到協同,從空間的分離到回嵌的空間演變過程,從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維度分析了人類活動與空間格局演化的對稱性,闡明“三生空間”內涵的科學立場;明確了“三生空間”的基本內涵與內在關系,即人類生產、生活、生態行為的特征及其之間的關系共同表征的復雜空間。

(2)“三生空間”的研究進展基本遵循“根本性-規律性-操作性”的邏輯。本文從理論內涵與識別分類,演化規律與耦合機制、統籌優化與管控模式3個層面梳理了“三生空間”研究的發展脈絡,分別在要素、方法、尺度和管控4個方面提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之處。

(3)“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復雜性特征引發了在“三生空間”協同管控中秩序性與靈活性如何共存的問題。本文從關系機制、方法體系、空間表征、管控對策4個方面提出了“三生空間”的管控對策。此外,應進一步綜合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社會-生態系統、復雜適應性系統等理論概念,深挖“三生空間”的本質特征與基本屬性,揭示其內在關系的復雜性特征,建立綜合集成的方法體系,聯動多尺度的空間表征,最終通過制定情景預案實現協同管控時間性、空間性、不確定性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