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中的情感治理
——以皖北L縣C村為中心的考察

方 軍,金 濤

(安徽財經大學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20世紀80年代,中國迎來市場化轉型時期,以人民公社為載體,將國家權力內置于鄉村社會的治理模式逐漸瓦解?；鶎訃覚嗔\作方式發生顯著變化?；鶎又卫硎栌谇楦薪ㄔO,向制度化建設轉向,以技術、法律為代表的理性主義治理模式逐漸在鄉村治理中掌控話語權,以“情”為主導的情感治理模式面臨“失語”局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舉措,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1](P46)?；鶎狱h組織作為基層治理的主體之一,在為人民謀福祉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理性的舉措,也應該注意“情感的回歸”。

鑒于此,本研究以基層黨組織為研究主體,基于對皖北L縣C村的實際調查,結合當地黨組織“情感治理”的實踐經驗,主要探究如下問題:其一,基層黨組織在當地情感治理的邏輯理路如何構建,怎樣理解黨在基層治理中的情感維度;其二,該村情感治理的實踐運行的內在機理和支撐。

一、文獻梳理

中西方對理性與情感的思考由來已久?？鬃釉凇抖Y記》中云:“何為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盵2](P432)孔子認為情感是人的天生本能。休謨則認為理性是感性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感性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3](P451)。古代圣賢對于情理的思考多是從禮制或哲學角度出發,對理性模式的系統性質疑則要追溯到20世紀初期。早期科學管理學派與其倡導的“效率運動”雖具有里程碑式意義,但也有質疑者認為科學管理一味追求效率,忽略人的感受[4](P17)。韋伯的科層制是一種理性高效的行政體系,為現代各國政府的體制建設提供參考,但其同樣忽略情感因素。同時期,梅奧的霍桑實驗、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麥格雷戈的“X-Y”理論等行為科學學派摒棄對技術、效率的追求,重視對人的研究,這標志著人本主義思想在管理學領域的興起。作為更高層面的治理領域來說,過度追求理性、效率,同樣只會陷入治理冗余,情感也是治理領域不可或缺的維度之一。

當前,我國學界對于情感治理的主流研究有兩種指向,即將“情感”作為治理目標,或在治理過程中,將“情感”作為治理手段。第一類“治理情感”,是將“情感”作為治理受體,將心理撫慰作為治理目標,通過情緒安撫、情感慰籍、上門慰問等方式,來消弭治理過程中由于強制性正式權力的使用而對當事人造成的負面情緒影響,或紓解因意外事故、自然災難對民眾造成心理陰影的治理方法[5-7];第二類“情感治理”,將“情感”作為一種治理手段,是指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治理主體將情感因素納入治理過程,基層工作人員依情治理,“情”治是彌補“正式機制”不足的一種治理手段[8-9]。

此外,有學者對情感回歸基層治理的阻礙因素進行探索。朱楷文認為市場雖滿足了居民多元需求,但也削弱了個人對社區的情感歸屬與認同,情感由此失去“回歸”的實踐空間[10];高飛認為人口流動所導致的家園認同缺失,對本地沒有責任感與認同感是阻礙情感治理實現的重要因素[11]。也有學者在情感治理的實踐路徑領域進行研究。如藍煜昕主張在政商社學界里,凝聚一批地方政治精英——“新士紳”,同時結合民間社會力量,建立共識機制,促進鄉村共同體形成[12];陳華明提出利用新技術或健全機制來進行情感治理,如通過網絡宣傳、大眾傳媒的方式向社會個體成員輸出特定的價值觀、信仰,以便融入社會整體[13]。有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情感治理的主體上,如向德平等人研究了駐村干部如何運用情感治理來連接國家與社會兩端[14];汪勇以公安部門為主體,研究通過何種措施能有效促進個人與政府進行情感的嵌入融合[15]。

總體而言,學界對于情感治理話題進行了若干學理探討,但仍有開拓空間。目前學界就情感治理主要從概念探源、阻礙因素、路徑構建等宏觀視角進行探討,現有研究較少聚焦于微觀層面,結合地方情感治理實踐樣態,從應然、實然層面進行經驗萃取和實踐路徑構建。也鮮有學者將研究視角置于基層黨組織,缺乏用來解釋基層黨組織使用情感治理工具的理論框架?；诖?本文將研究重點聚焦于微觀層面,以皖北L縣C村為例,從價值、歷史、文化角度,梳理基層黨組織在基層運行情感治理的必要性與必需性,多維度探尋情感治理的內在運行機理,厘清鄉村社會如何實現柔與剛的互補運作。

二、價值、歷史、文化:基層黨組織“情感治理”的邏輯框架

(一)價值轉變——從粗放管理到精細治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地方管理以集體為最小單位。改革開放后,鄉村格局面臨重組,集體管理模式面臨深刻變化,更為關注“小我”。因此,相較于之前的管理模式,現代治理實現了從整體性、集體性,到個性化、個別化的轉變[16],從照顧集體利益訴求到對個人關懷的轉向,從原來的粗放型管理轉變為現在的精細化治理,價值觀念的改變折射出隨著社會發展,人的情感需求在不斷凸顯,對人的重視也與日俱增。

此外,基層黨組織運用情感治理工具進行鄉村治理,亦是治理本源的回歸。情感治理不僅是動員基層社會參與,也是實現從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是基于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強調通過多元主體合作來達成治理目的[17],而情感治理的關鍵基點是“人的情感”,主旨是關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情感為人服務”,出發點、落腳點都是圍繞人,通過加強對人的重視,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柔性治理工具與多元主體合作,達成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當“治理”運行到最佳程度,就會達到“善治”[18]。

(二)歷史傳統——從“人情本位”到“情感傳統”

中國傳統社會的運作是基于倫理道德,遵循的是儒家倫理規范。在基層治理特別是農村地區中,基層社會的秩序更多靠鄉村士紳等具有道德權威的個人或團體來維系。如果發生不可調和乃至需要對簿公堂的矛盾,傳統民事處理機構對矛盾的處理結果并不是簡單地要求敗訴一方進行賠償,而是基于“人情本位”的角度,主張對人際關系進行修補。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所走的群眾路線,同樣具有強烈的情感特征。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期間曾通過“演戲劇”“唱大戲”等方式傳播革命思想,爭取人民信任與認同。將階級斗爭以表演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僅可以調動農民內心情緒,這也是革命隊伍與群眾情感互動的雙向過程。美國記者斯諾曾描述他在隨軍途中的見聞:“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許多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懷疑和問題都用農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盵19](P123)

進入新時代,黨建引領的基層社會情感治理得到了新的運用。黨在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依托情感共存的凝聚方式,再現歷史傳統的現代性價值,達到改善社會關系、推進基層治理的效果[20]。

(三)文化賡續——從“立于本來”到“面向未來”

中國古代社會,“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模式是基層常態,縣以下的基層社會實施“自治體制”,由宗族與士紳主導。這種雙軌制的文化內核在于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倫理道德規范,其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心理因素之上,主張從人的本性出發,表現出濃厚的情感色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基層社會治理依舊遵循這套治理邏輯?；鶎痈刹吭谟龅诫y以推進的中心工作時,常常借助人情來彌補正式機制的不足,調用“擂”和“媒”兩種工具來應對農民的不配合,雙方在人情的互欠與傾訴中達到各自的行動目的。

古代倫理道德規范反映當時的歷史背景,影響當下的基層治理。情感治理從古至今的“變式”,形成了現代鄉村社會的價值理念與道德標準,這種文化上的賡續不僅是現代鄉村治理的現實要求,同時也是理解鄉村文化振興的必要條件。文化振興不是摒棄傳統文化,而是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不斷變化中兼容并蓄。鄉村文化振興不僅包括了對鄉村文化本體價值與理念的認同,也包括了對鄉村傳統文化內容的挖掘。而現代情感治理以傳統文化為底色,與現代治理模式相結合,提高基層治理能效。這不僅推動農村的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堅持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21]。

三、案例呈現

本研究以皖北L縣C村為案例,資料來源于筆者2021年11月在該地進行的脫貧攻堅成果調研。本次調研主要采用了問卷調查法、無結構性訪談、參與式觀察等方法,對C村的治理經驗開展調查。L縣C村坐落于安徽省北部平原,交通便利,資源豐富。區域面積約為20平方公里,下轄12個自然村,29個村民小組。截至2021年底,全村總人口6 019人,共計1 610戶,該村設立總支部委員會,成員4人,下設4個黨支部,共有黨員151人。本文選用皖北L縣C村為案例對象,是基于C村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運用“情感治理”的顯著效用性,該村所遇到的治理困境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其他大多數行政村一樣,具有類似的表達。C村的常住人口成分既包括世代居住于此的原住民,也包括外地流入人口,居民結構成分較為復雜。自2008年4月該村換屆選舉前,存在村兩委空心化,村民“原子化”,村莊共同體趨近于解體的傾向。但是,該村換屆選舉后,通過加強黨建引領,完善村務民主議事制度,鼓勵村民積極參與村中事務,增進干群黨群關系,開辦“婦女之家”“老人食堂”,建設黨群活動中心,志愿者“一對一”愛心幫扶等一系列情感治理舉措,治理矛盾大幅減少,治理重歸有效序列。該村也多次獲得縣鄉級政府表彰,曾獲得“縣級文明村鎮”“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榮譽稱號,C村的治理經驗能夠為其他村落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轉化政策話語,密切干群關系

扶貧工作的各種問卷、表格、統計數據、指標等量化工具與流程設計無不顯露出“理性”模式,但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C村基層干部的治理實踐存在大量情感手段。市場化浪潮沖擊下所形成的“半熟人社會”仍留存有地方性知識與基于儒家傳統文化的地方性倫理?；鶎痈刹康闹卫韺嵺`始終限制于鄉土秩序框架內,使用著一套符合當地村莊情感秩序的治理體系。C村基層黨組織的干部將紙面上的政策文字轉變為鄉土話語,將科層制的工作思維轉變為符合當地村民的思維習慣,使政策順利“落地”。對于這一套話語轉化體系,C村黨支部W書記有這樣的陳述:

農村就是這樣,基層干部要想搞好工作,得有點土氣才行,得接地氣。你去人家家里也跟開會一樣跟著紙讀?那工作還能干的下去嗎?就拿現在的脫貧評估工作來講,俺們去貧困戶家里,去講政策,你講的人家聽不懂,人家怎么配合你嘛?家里有上學的還能幫幫忙(解釋),那家里只剩個老嫲嫲的,你講這怎搞?所以俺們去下鄉都不能像這樣跟你(們)講話,人家在地里干活,俺們看到了就幫幫忙,拉拉呱,拉家常的過程中就把工作給搞(定)了,人家看到你幫忙,也不好意思不配合,這樣大家工作都好做①。

這種帶有鄉土氣息的工作方式是黨基層干部的真實寫照,基層工作的順利開展必須遵循獨特的鄉土邏輯,通過走訪、拉家常、轉變政策話語的方式來構建干群之間的親緣網絡,增強親近感,加強人際互動。接地氣的工作風格也消除了干群之間的隔膜,使干部被村中成員“情感”接納,實現了國家總體性話語與地方性話語之間的融通對接。

(二)疏解矛盾糾紛,促進鄰里和諧

當個體的利益訴求產生交集時,可能會導致情感“摩擦”,人際關系隨之疏遠。日常摩擦因情感疏遠有異化衍生為更大矛盾的可能,具象為具體場景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鄰里糾紛鬧得愈演愈烈以至鬧上法庭。C村黨支部的委員Q,對于法律在鄉村調解的作用有著自身的看法:

鄰里鄉親的,因為一點點小事就打官司、上法庭,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這樣搞多難看啊!在農村,調解工作還是得靠講人情,說好話,雙方心里舒坦了,心結就解了,矛盾自然也沒了②。

為此,C村黨支部聯合村委會積極探索,建立并完善村內糾紛調解機制,在下轄12個自然村中,各自設立“一村一職調解員”崗位,由熟悉本村情況的人員擔任。聯合村內以老干部、老教師為代表的“五老”隊伍,合力壯大調解隊伍,把矛盾糾紛控制在基層,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同時,C村基層黨組織也開展了普法宣傳活動,提高調解團隊法治素養,使其在調解過程中不僅做到以法為先、依法治村,并將“村內情感”融入其中,做到情、法結合,促進鄰里和諧。

(三)幫扶特殊人群,彰顯組織關懷

扶危救難,匡扶弱小,關心弱勢群體一直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C村在長期的治理實踐中,結合本村實際,總結出一套具有本村特色的愛心幫扶舉措。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常態化幫扶。如C村黨組織成員通過訪貧問苦、個別談心、情感慰籍、座談會等形式,對因年老體弱、身體殘障或有長期疾病等因素導致生活困難的家庭,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與苦情紓解;建立“一對多”致富幫扶機制,讓村內承包大戶、產業大戶傳授有發展潛力的貧困戶養殖經驗,引導其脫貧致富。二為特殊化幫扶。突遇重大家庭變故,如意外致殘、受災等情況致貧的家庭,C村黨組織聯合村委會進行上門“送溫暖”活動,傳遞黨的聲音,體現黨的關懷。此外,為妥善解決村中老年人的養老問題,由C村基層黨組織牽頭,與村集體、村企業合作,協同村內志愿者,共同完善農村養老服務。C村中不僅建有醫療診所,免費為村中老人量血壓、測血糖,提供醫療建議,還專門設立為解決村內老人用餐需求的“老人食堂”,免費為本村70歲以上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設立“婦幼之家”,關愛婦女與留守兒童?？傊?C村基層黨組織在幫扶弱勢群體方面,通過常態化與特殊化幫扶,建立各種便民機構等系統化救助措施,在基層治理中很好地體現了黨與政府的“人心”關懷與情感慰籍。村內擔任婦女主任職位的黨員L這樣描述村內的便民設施:

就拿村里的老人食堂來講吧!俺們管它叫報恩食堂,寓意就是要報答父母恩情、報答黨的恩情。我們村是個大村,1 200多人,70歲以上的(老人)就有快200人。村黨支部的干部們帶領俺們把食堂辦起來了?，F在俺們村這些老年人中午都到食堂吃飯。俺們這邊農忙的時候,要在地里呆一天,種地和照顧老人兩頭顧不過來,常常是一大早給老人做飯,老人要吃一天?，F在有了食堂,家里有老人的就好過多了。大家都講這個食堂辦得好,也都相信村黨支部,希望到俺70歲的時候也能到這里來吃飯③。

四、C村“情感治理”運行的內在機理

(一)“單”“群”兼顧的情感串聯

村域情感治理的目的就是既要把握個體心理、又要考慮非正式群體感受,統合不同客體之間的感情、利益,做到求同存異,形成一致意見,在制度規范下用情感串聯起個體與群體,加強個體與群體對政府的認同,維護基層穩定。C村基層黨組織著眼于微觀層面,關注個體需求和情感困擾,探尋情緒困擾的根源。將情緒疏導、心結疏解、思想教育有效結合,健全個體負面情緒疏導機制。程軍等認為可以通過走訪、慰問突發變故家庭,讓村民個體感受黨的關懷,對村內個別民眾進行心理教育,思想引導,減少矛盾沖突,營造和諧氛圍;以“戶戶相鄰,人情相熟”為基本原則,發揮左鄰右舍群眾力量,對個體情緒進行精準定位、及時疏導,以防個人情緒異變衍生為群體心理,減少群體性事件發生。此外,C村基層黨組織也注重宏觀層面的群體情感關懷。喬納森?特納認為:“人有情感卷入的需求,渴望人際交往,當人感受到自己被卷入時,將體驗到積極的情感,當感受到被逐出時,則體驗到消極情感?！盵22](P146)C村基層黨組織通過建設“老人食堂”“婦女之家”等便民設施,讓特殊群體體驗到黨的關照,召喚特殊群體的正向情感,使其產生積極觀念,實現個體與整體的情感串聯,達到治理意圖。據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在回答“您認為‘老人食堂’是否改善了您的生活”時,90.7%的人認為用處很大,3.6%的人認為作用一般,2.1%的人認為老人食堂對自己沒有作用,還有3.6%的人對此不了解或不關心④。實證研究表明,絕大部分C村村民給予了肯定,該村黨組織通過修繕村內利民設施獲得村內特殊群體的正向反饋,培養村民積極情感,既考慮群體感受,又關懷個人情緒,兼顧“單”“群”,達成不同客體之間的情感串聯。

(二)“聚散為整”的文化重構

現代化背景下,城鄉新格局的確立削弱了原有的鄉村內聚力。固然,現代化建設雖促推農村社會步入現代化軌道,但在國家力量的強勢推動下也顯露出農村“被城市化”的伴生性弊端。部分村民對鄉土社會的認同感降低,對作為外群的城市生活較為向往。人口流失現象嚴重,歸屬感缺失,文化認同缺位,左鄰右舍的空間距離與心理距離呈現反向拉伸之勢[23]。共同價值觀的異化使鄉村治理面臨挑戰。對此,C村黨組織以“情感召回”為出發點,重拾基層治理中的情感因素。

一方面,為增加村中居民的友好互動與交流頻率,以情感為紐帶,積極在村中舉辦文娛活動,如“端午文化節”“歌舞大賽”,還有頗具當地特色的“面皮節”“羊肉節”等。通過搭建“創熟”平臺,為村民提供情感表達機會,激發其作為“鄉村主人”的參與熱情,為提升鄉村社會的認同感與凝聚力注入內源動力。C村村委副主任H對表示:

要發展農村,實現鄉村振興,就必須重拾熟人社會圈,村級單位的情感是幾代人甚至是十幾代人留下來的東西,不會說走就走了,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方式把大家互動起來⑤。

另一方面,號召村民學習“五老”精神,凝聚以“勤勞節儉、團結奉獻、愛國奮斗”為主體的村莊共識。搭建敘述平臺,以定期在黨群活動中心舉行“平安議事”活動為形式,對不文明、破壞公共利益、不利于團結的行為進行批判和引導。這種通過搭建地方性共識所產生的外部輿論力量,有利于凈化社會風氣。C村通過建立“創熟平臺”與“地方性共識”,鼓勵村內居民積極參與村中公共事務,自覺維護公共秩序,遵守公共規則,使原被城鎮化、市場化浪潮沖擊下的價值觀念重新凝聚,增強了村民對農村這一內部場域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三)基層黨組織的統合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是關鍵?！盵24](P684)鄉村治理是我國治理體系的重點內容,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鄉村治理的核心領導力量,其治理能力直接影響治理成效。C村的治理有效局面受益于基層黨組織秉承“服務”理念,從人民利益角度出發,依托資源整合、開發、利用功能,發揮黨建引領作用,通過黨員帶頭、民眾參與的方式,“喚醒”村域沉睡的“存量”資源,如文化資源、群眾資源、場地資源等。整合已有資源,并重新重視情感因素在村域場景中的應用,通過舉辦扶貧助殘日、老年康復日、端午文化節等活動,將趨近于離散的村民個體彼此連結,串聯成整體,共同守護鄉村情感;創立“老人食堂”,建設黨群活動中心等設施來塑造友好互助的村內氛圍,增強村民對本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構建文化認同,促進鄉土場域的價值守望。C村黨組織利用好“已有”,積極開發“未有”。引領群眾開展“創熟工作”,軟化鄰里關系,變“半熟人社會”為“熟人社會”。同時建立以基層黨組織引領的黨群行動網絡——“1+N”制度,即黨員負責制。一名黨員與數十名村民保持聯系,幫助村民進行利益表達與協商對話。這種將黨員內置于村域網絡的制度模式,通過黨員在其充當“解說員”“調解員”等角色,可以引導村民加入公共議題并商討解決方案。通過構建以黨員為中心點,連接村民個體的行動網絡,以更加柔性的交往方式與村民展開互動,拓寬政府與民眾的對話渠道,為情感治理的良好運行打下基礎。該村的治理經驗不僅構建起一副通過情感治理來彌補正式制度不足的生態圖景(如圖1)。同時,其治理實踐也深深地體現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

圖1 C村的情感治理模型

五、結論與反思

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國基層治理的重要維度之一。通過深度挖掘C村案例,發現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牽頭人”與“組織者”,通過黨建引領,對轄區內的各種資源進行整合、開發、利用;基于“1+N”黨員負責制,構建黨員帶頭、民眾參與的治理方式;通過搭建“創熟平臺”,重建地方性共識,連接個體與群體,達成情感聯結與文化重構,使情感治理落地見效。

需注意的是,在基層治理中,理性的制度設計、法律規定與情感因素同等重要,兩者相輔相成?；鶎庸ぷ髡邞诶硇哉J識的基礎上,將情感治理的兩方面相結合,做到“以情治情”;同時,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以法為先,情法并行,發揮情感治理的最大效用。

此外,筆者發現C村的情感運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因情感治理的異質性與非同步性,每個人對其感受不一;其二,情感治理有可能陷入形式主義的風險;其三,情感治理的方式無法復制,無固定模式,靠的是當地政治精英對于村內的熟悉度。因此,如何構建并完善理性治理與情感治理的融合路徑,克服其局限性,是繼續探究情感治理的重要議題。

注 釋：

①訪談記錄編號:20211123WSJ。

②訪談記錄編號:20211123WYQ。

③訪談記錄編號:20211123FNZRL。

④本研究對C村下屬12個自然村中進行抽樣問卷調查,訪問人數150人,回收問卷143份,有效問卷140份,問卷有效率約為97.9%。

⑤訪談記錄編號:20211123FZ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