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

江 偉,王淑燕

(淮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 言

問題行為(problem behaviors)是指影響個體社會適應的異常行為,包括內化和外化問題行為[1]。內化問題行為主要表現為情緒情感問題,如孤獨、焦慮、抑郁等;外化問題行為主要表現為外在的行為問題,如攻擊、敵對、退縮、社交不良、自殺、犯罪等[2]。青少年的問題行為危害性較大,是影響個體學習、生活及心理健康的重要隱患。

大量研究表明,各種家庭風險因素與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產生均有密切聯系。如單親家庭、離異家庭的青少年容易出現孤獨、社交不良、退縮、敵對、焦慮、抑郁等問題行為[3];家庭貧困、家庭經濟不佳等能顯著預測青少年的問題行為[4],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失業等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會產生不良影響[5];父母錯誤的教養方式、親子關系不佳等,會使青少年出現更多的內化問題行為[6];高沖突家庭的青少年易出現抑郁、絕望和問題行為,幸福感和自尊更低[7]。此外,來自低家庭親密度環境中的個體,其抑郁水平更高[8]。由此可見,家庭風險因素復雜多樣,且廣泛影響青少年的問題行為。

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關注某種家庭風險對個體問題行為的影響,忽視了家庭風險因素的累積、疊加作用。根據累積風險模型[7],各種家庭風險因素通過不斷累積的方式作用于個體,青少年經歷的家庭風險越多,產生的問題行為可能越嚴重。家庭累積風險能正向預測青少年自傷行為,當家庭風險達到一定程度時,青少年的自傷行為迅速增長[9]。此外,家庭累積風險還能正向預測貧困兒童的情緒問題[10]。除了家庭累積風險的研究較少之外,研究者側重關注抑郁等內化問題,在全面考察內化、外化問題行為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有必要從風險累積的角度,全面探究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內化、外化問題行為的影響。

已有研究發現,即使青少年經歷相同的家庭風險,其行為反應也會存在較大差異[11]。根據心理韌性過程模型,個體面對生活事件時,會調動諸多保護性因素與其對抗,從而更好地適應各種各樣的變化[12]。積極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是個體具有的一種積極心理狀態,包括樂觀、希望、韌性和自我效能感,簡稱心理資本[13]。心理資本不僅能負向預測個體的問題行為,而且還對個體的親社會行為、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等有正面影響[14-16]。根據自我損耗理論[17],個體的心理資源是有限的,當個體應對各種家庭風險時會消耗心理資源,導致個體更易出現問題行為。心理資本水平較高者有更多的心理資源應對家庭累積風險,但心理資本水平較低者更易遭受家庭累積風險的傷害。據此推測,心理資本作為一種保護因素,可以緩解或削弱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的不利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的問題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即對于高家庭累積風險的青少年來說,心理資本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能夠降低問題行為的產生。

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家庭風險的不斷累積會對個體產生深遠、持久的影響。本研究在心理韌性過程模型和累積風險模型的框架下,從積極心理學理論視域出發,探究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以及心理資本在兩者中的作用,為降低家庭累積風險、提升心理資本水平、減少問題行為的產生提供一定參考。

二、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選擇安徽省淮北市3所中學的初、高中生為被試對象。在征求班主任和學生同意后,以班級為單位發放調查問卷813份,刪除無效問卷后得到772份有效問卷。其中,男生364人(47.15%),女生408人(52.85%);獨生子女467人(60.49%),非獨生子女305人(39.51%);高中生322人(41.71%),初中生450人(58.29%)。被試年齡12～18歲,平均年齡為15.27歲(SD= 0.83)。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累積風險問卷

依據前人研究[18],選擇以下3個問卷評估家庭累積風險。

第一,家庭結構風險問卷。根據青少年和哪些家人一起居住評估家庭結構風險,只有1個測驗項目[19]。根據測量結果將被試編碼為0(無風險)或1(有風險)。

第二,家庭資源風險問卷,包括3個方面:一是父母的學歷水平,共2個項目[20];二是家庭經濟困難程度,使用家庭經濟壓力量表,5級評分,有4個題目,被試得分越低說明家庭經濟壓力越小[5],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三是親子分離,包括2個項目,主要考察過去6個月中,是否存在父親或母親長期外出工作不能團聚的情況[19],根據測量結果將被試編碼為0(無風險)或1(有風險)。

第三,家庭氛圍風險問卷。采用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中的家庭親密維度進行測量,包括16個項目,5點計分,得分越高說明家庭親密度越高[21]。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根據測量結果將被試編碼為0(無風險)或1(有風險)。 家庭累積風險指數是被試在家庭結構風險、家庭資源風險和家庭氛圍風險上的得分之和,分值范圍為0 ～ 5分。

2.問題行為問卷

采用修訂的長處和困難問卷[22],共20個條目,3級評分,其中,“情緒問題、同伴交往”兩個維度屬于內化問題行為,“多動注意不能、品行問題”兩個維度屬于外化問題行為。被試得分越低說明問題行為越少。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5。

3.心理資本問卷

采用積極心理資本問卷[23],共26題,7點計分,其維度包括韌性、希望、樂觀和自我效能。被試得分越低說明心理資本水平越低。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

(三)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7.0軟件以及PROCESS 4.1宏程序插件進行數據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單因素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發現,首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0.88%,低于臨界標準40%,說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二)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差異檢驗

對家庭累積風險、問題行為和心理資本3個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差異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表明,獨生和非獨生青少年在家庭累積風險、問題行為上,均差異顯著(P<0.05);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家庭累積風險、問題行為上,均差異顯著(P<0.01)。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差異檢驗(M±SD)

(三)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家庭累積風險與心理資本顯著負相關(P<0.01),家庭累積風險與問題行為顯著正相關(P<0.01),心理資本與問題行為均顯著負相關(P<0.001),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四)心理資本的中介效應檢驗

使用Process4.1宏程序插件,采用Bootstrap法(N=5 000)檢驗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和青少年問題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見表3、表4和圖1。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是否獨生、學段的條件下,家庭累積風險顯著正向預測問題行為(β=0.67,P<0.001),并顯著負向預測心理資本(β=-2.15,P<0.001)。當家庭累積風險和心理資本同時預測問題行為時,家庭累積風險和心理資本的預測作用均顯著(β=0.38,P<0.001;β=-0.14,P<0.001)。這說明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與問題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與問題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為[0.17,0.43],該區間不包含0,說明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與問題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達到顯著水平,直接效應占比為56.72%,中介效應占比為43.28%。

表2 各變量的相關分析(N=772)

表3 心理資本的中介模型檢驗

表4 心理資本的中介效應檢驗

圖1 中介效應模型

四、討 論

(一)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的問題行為

本研究在累積風險模型和心理韌性過程模型的框架下,考察了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非獨生青少年的家庭累積風險得分顯著高于獨生青少年,說明非獨生青少年的家庭累積風險更高。根據資源稀釋理論[24],家庭資源是有限的,子女數量越多,家庭資源被稀釋得越厲害,每個子女得到的資源就越少。與非獨生子女相比,父母可以給予獨生子女比較充足的時間資源、經濟資源、心理資源等各種家庭資源,獨生青少年的家庭累積風險更低。另外,研究發現,高中生的家庭累積風險得分、問題行為得分均顯著高于初中生,說明高中生的家庭累積風險高,問題行為多。其原因可能在于,與初中生相比,高中生經歷家庭事件的時間久,且高中生正處于人生的關鍵階段,不僅要應對學業壓力和沖突,還要應對家庭和學校等各種壓力事件,高中生累積壓力大,容易致使其陷入困境,出現問題行為。

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的問題行為有正向預測作用。這說明家庭累積風險越高,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越多。依據家庭壓力模型[25],家庭風險會增加父母的壓力,致使其情緒、行為、態度等發生變化。家庭累積風險較低的青少年,易獲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積極地看待和評價自己,其心理更加健康、問題行為較少;而家庭累積風險較高的青少年,其父母可能使用體罰、攻擊等教養方式,導致青少年出現問題行為[26]。因此,家長和教師要多關心學生,盡量降低各種家庭風險的產生,對學生進行緩解壓力、調節情緒和人際交往的策略指導,從而最大化地避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出現。

(二)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家庭累積風險顯著負向預測心理資本,心理資本顯著負向預測問題行為。根據自我損耗理論[17],家庭累積風險會嚴重消耗個體心理資源,導致心理資本水平下降。心理資本水平較低的青少年,在成長中難以感知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自我評價低,對挫折和困難的承受力也較低[27],故其問題行為更多。鑒于此,家長可以適當減少青少年對家庭累積風險的接觸,并考慮孩子對各種家庭事件的承受力和應對能力,以盡量減少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出現。

研究還發現,青少年的心理資本在家庭累積風險與問題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用的43.28%,說明家庭累積風險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問題行為,還可以通過心理資本間接作用于問題行為,這一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依據積極情緒“拓展-建構”理論[28],積極情緒能緩沖負性事件產生的不良影響,對個體的認知、行為等進行拓展。因此,心理資本作為一種積極心理品質,使個體處于樂觀、自信、高韌性、充滿希望的積極狀態,心理資本水平較高者面對家庭累積風險時,能夠運用積極的思維方式,采用更有效、新穎的措施來應對,減少問題行為的產生?？梢?心理資本對個體具有積極作用,能夠緩沖家庭累積風險產生的不利影響。另外,即使處于累積風險較高的家庭環境,心理資本水平較高的青少年也能積極面對,保持良好的自我效能和樂觀心態,積極努力地實現人生目標。因此,積極培育心理資本是降低青少年問題行為的有效途徑之一。

(三)建議

在實際情境中,家長、教師和學校要協同發揮作用,盡最大努力降低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的不利影響。第一,要注意盡量降低青少年對各種家庭風險的接觸,最大化地降低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產生;第二,對于經歷較高家庭累積風險的青少年,除了給予幫助和支持外,還要注重對青少年方式方法的指導;第三,要注重開發學生的心理資本,增強青少年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提升其自我效能,使他們能樂觀地學習和生活?？傊?通過家長、教師和學校的共同作用,充分發揮心理資本的保護性作用,紓解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最大程度地防止問題行為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