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動因及激勵對策研究

周 航

(湖北工程學院,湖北 孝感 432000)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堅持不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1]。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總體規劃路線圖中,明確了2035和2050年兩個重要時間節點,要在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礎上,到2050年,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格局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是不斷推進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舉措,與國家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始終同向同行、同頻共振。當前,鄉村振興的總體布局和規劃已經基本形成,即推進鄉村產業、人才、生態、文化、組織五大振興。

從理論上推演,推進五大振興可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在鄉村形成有效的生產函數,促進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向鄉村流動和聚集。二是結合實際、因地制宜,在學習和借鑒其他先進農業農村發展模式基礎上,圍繞自身資源稟賦和特色優勢,形成具有地方特點的發展模式。做到以上兩點,均需一定數量人力資源和關鍵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帶動和盤活其他生產要素。因此,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是相對上一代農民工提出的,在年齡結構上以1980年為劃分界限,文化程度更高,基本都完成了義務教育,一部分接受了高中甚至大專教育或職業技能培訓,從學校畢業后進城務工,與父輩有著完全不同的成長環境和務工經歷。個人追求與價值觀方面,自我認知清晰,追求物質生存基礎和精神層面滿足,希望努力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是與上一代農民工最本質的不同。他們接收信息多元、思維眼界開放、適應時代發展變化能力較強,但由于城市生存壓力、工作不穩定、父母養老和子女教育、個人職業發展路徑不清晰等問題,相當一部分無法真正市民化。引導這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參與鄉村振興建設,將為他們提供一條可供選擇的職業發展路徑,他們也將成為鄉村振興建設的重要力量。

農民工返鄉創業是曾經外出的農民工返回戶籍所在地,利用自身資源和相關政策,識別并利用機會,優化組合一系列資源,進行農業或非農業的價值創造活動[2]?？梢詮氖罗r業生產創業,或從事農業產業鏈相關的社會服務和經營性活動,還可以將原來在城市的職業資源和技能帶回鄉村發展。

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因素較多,前人也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區分和分類分析。本文進一步從影響因素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兩個方面加以細化和區分,從四個維度,選取12個影響因素指標,通過檢驗各因素影響程度,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積極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為統籌城鄉發展匯聚人力資本,為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

一、文獻綜述

關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問題,從不同視角均有一定程度上的研究。王詩瑤等(2023)通過問卷獲取了江蘇省南京、蘇州、南通三地的168份基礎數據,基于影響因素假設,從個人基本情況、收支情況、家庭情況三個維度,構建12個解釋變量進行實證檢驗,認為家庭收入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存在負向影響,家庭支出和家庭人口數量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具有正向影響[3]。

謝桂花等(2020)引入了制度因素這個變量,并將制度環境分為規制制度環境和規范制度環境,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分析出規范制度環境中關于返鄉創業態度、創業認知、創業技能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返鄉創業決策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即認知越清晰,對返鄉創業后獲得更高經濟回報和心理滿足的期望越高,返鄉決策動力越強[4]。

闕立峻(2019)對影響因素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劃分,區分為微觀個人因素,中觀家庭因素和宏觀經濟、社會、政策環境三個層面,通過研究得出創業機會、政策獲得和鄉土情懷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政策環境影響尤重[5]。

仇玉娟(2018)采用層級分析法,將影響因素分為個體因素：創業認知;環境因素：資金支持、家庭支持、創業榜樣、同伴幫助;其他因素：自我效能感、創業動機和創業培訓。計算各主要因子對返鄉創業決策的影響,得出營造創業氛圍、加大金融支持、強化技能培訓是主要激勵路徑[6]。

張若瑾(2018)做了分類分析,分別將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作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他們返鄉創業的意愿和影響因素,發現在政府創業補貼、小額貸款的扶持政策下,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促進作用更大,創業小額貸款政策激勵作用更顯著[7]。

楊學儒和鄒寶玲(2018)基于創業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實證研究發現,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廣泛介入和快速傳播效應,強化了新生代農民工對返鄉創業機會的識別和利用,強調信息在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建議政府應當積極利用互聯網加強理論指導和實踐培訓,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認知[8]。

學者呂誠倫(2016)認為組織新生代農民工參加技能培訓,使其掌握一技之長,則他們更傾向于將技能作為非貨幣性投入,通過返鄉創業來實現利益最大化[9]。

陸文榮等(2014)認為新生代與老一代農民工對比而言,他們有諸多方面不同,尤其存在價值觀上的較大差異,他們追求身份認同,更愿意將自己稱為打工者而非農民工,個人婚姻、子女教育、密切穩定的社會關系,會促使他們作出返鄉創業決策[10]。

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現有研究大多以實證著手,從不同視角、采集不同區域樣本,從包括個體、家庭、制度、政策等維度,進行研究和探討,分析具體因素的影響關系和影響程度。在基本結論上,都認識到了返鄉創業決策動因的復雜性和系統性。但本文認為現有研究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返鄉創業決策動因是動態變化的,由于經濟形勢、政策環境、行業特點、區域因素、城市就業難度等變化,決策動因也會相應變化。尤其是近年國家推進農業農村經濟數字化轉型,互聯網經濟和全民自媒體風潮在農村地區興起,數字經濟將是有力刺激因素。二是新生代農民工存在一定年齡跨度,不同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存在返鄉創業行為的差別,激勵和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存在群體識別問題。

因此,本文在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的基礎上,有以下延伸和發展：一是影響因素進一步細分為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在激勵對象選擇上,將激勵對象分為三類,即有意愿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實力(事業有成、資金充足)的新生代農民工、有技術(懂管理)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構建激勵體系和對策建議中進行了體現;二是在激勵的外生變量中,注重結合當前數字經濟新趨勢和農民直播帶貨創業新模式,在對策建議上提出要積極主動擁抱數字經濟,開展新生代農民工數字網絡技能培訓。同時,基本構建了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積極參與農業農村建設的對策框架體系,為推動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政策借鑒。

二、數據來源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將新生代農民工界定為戶籍關系在農村,年齡在16至35周歲,在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農村具有血緣或地緣聯系的勞動力。數據來源于2023年1月至3月,通過實地發放和網絡發放電子問卷方式,地點集中于孝感市城區內部分建筑工地、餐館、工廠、理發店、外賣店等新生代農民工集中的行業和地點,調查對象職業包括建筑裝修工人、餐飲店員、工廠員工、流動攤主、外賣員等。共發放回收212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86份,樣本有效率為87.7%。

(二)模型構建

根據上文的探討,確定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環境、創業氛圍4個方面進一步深入分析,將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表示為如下函數：

Y=F(A,B,C,Z)

其中,Y表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A代表個人特征因素,B代表家庭特征因素,C代表政策環境因素,Z代表創業氛圍因素。

由于每個因素下都有一些子因素對返鄉創業意愿產生影響,所以定義Xi為第i個影響因素(i=1,2…,n),公式表示為：

y=∑βiΧi+γ

在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分析中,因變量為0-1型的二分變量,“0”表示沒有意愿,“1”表示有意愿;影響因變量的因素包括性別(X1)、年齡(X2)、婚姻(X3)、教育程度(X4)等12個自變量。

新生代農民工愿意返鄉創業的概率為Ρ(y=1|Χi)=Ρi,則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為：

其中,Pi代表第i個新生代農民工愿意返鄉創業的概率,1-Pi表示第i個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返鄉創業概率,xi表示第i個影響因素,βi表示自變量xi的回歸系數,可以通過最大似然法估計得到。愿意返鄉與不愿意返鄉的概率之比Pi/(1-Pi)被稱為事件的發生比,對其取對數,得到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線性模式：

(三)變量說明

在公式中,βi表示影響因素xi對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程度,α為常量,ε為誤差項。變量選取應根據返鄉創業意愿主要影響因素設定主變量,再具體考慮一些因素設定子變量,下面對變量含義與具體賦值進行說明(見表1)。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評價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Hosme和Lemeshow檢驗中顯著性檢驗值Sig=0.794 >0.05,表示接受零假設,即模型能夠很好地擬合數據。最終模型匯總擬合優度檢驗,擬合優度R2值為0.556,表明數據的擬合程度較好(見表2)。

(二)結果分析

運用SPSS21.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選擇置信程度95%,然后用向后逐步剔除回歸(wald)方法逐步剔除不相關變量,進一步驗證結果。

從模型回歸結果來看,回歸系數為正,表明該自變量對因變量有正向影響,且數值越大,影響程度越大。從數值上看,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家庭負擔、家鄉基礎設施、政策扶持程度、產業發展情況、創業信息宣傳、網絡信息技能培訓等9個變量回歸系數為正值,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意愿有正向影響。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子女教育觀念等3個指標系數為負值,表明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更注重子女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越低。從P值上看,家鄉基礎設施、政策扶持程度、產業發展情況、創業信息宣傳等5個變量的P值小于0.05,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該指標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家鄉的基礎環境和創業政策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更具有影響力。具體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1 變量名及特征值

表2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表

表3 模型回歸結果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相關結論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應注重挖掘和利用人力資源,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行為是該群體生存訴求向發展訴求轉變的必然階段[11],有效引導和激勵新生代農民工反哺家鄉,發展農村,參與鄉村振興建設是一條有效路徑。本文基于孝感市本地范圍獲取問卷數據,在以前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將影響因素進一步細分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環境、創業氛圍四個維度,選取12個指標因素,構建Logisitc回歸模型進行檢驗和分析。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內生變量中指標影響情況較為復雜,外生變量中指標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均存在正向影響,但不線性,在選擇激勵對象的基礎上,針對性提出相應對策建議,具有很好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內生變量方面。性別與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意愿顯著正相關,說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男性更加傾向于返鄉創業決策。年齡正向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意愿,同時,在29～35歲之間的新生代農民工意愿更強。解釋為年齡稍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越強,農村對于他們的拉力越大。激勵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要著重關注年齡稍大、思維想法成熟、社會經驗豐富、有一定社會資源的群體?；橐鰻顩r有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不高。家庭負擔呈現正向影響,解釋為在城市家庭負擔及家庭開支越大,家庭成員越傾向返鄉選擇更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更靈活的生產方式。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子女教育觀念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與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存在負向影響,解釋為教育程度越高、當前在城市收入水平越高及越重視子女的教育,越傾向于選擇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市民化。

2.外生變量方面。家鄉環境政策和創業氛圍之下的5個指標,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與返鄉創業意愿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激勵政策方面,運用“推拉”理論,外生變量中,“拉”的作用更為明顯。家鄉良好的基礎設施、便利的信貸支持政策、較好的產業基礎都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具有正向激勵作用。同時,創業信息宣傳和創業技能指導兩個外生變量也對因變量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且系數較大。解釋為政府出臺更有利的人才吸引政策,加大本地創業信息宣傳,開展創業技能指導等活動,都可能對在外的新生代農民工產生較大的刺激和吸引。

3.群體劃分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有一定年齡跨度,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存在差異,結合變量的影響關系,本文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劃分為有意愿、有能力、有實力三類,分別代表因城市生活壓力放棄市民化而產生返鄉意愿的新生代農民工;經過行業沉淀,有技能、懂管理、會經營的新生代農民工;有產業基礎和經濟實力的新生代農民工。在一定基礎條件下,針對不同特征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激勵和引導返鄉創業的對策也應有所側重。

(二)對策建議

1.優化激勵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策環境。有利的政策是激勵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有效外生變量。一是完善鄉村基礎設施。繼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加強能源、網絡、交通、通訊、衛生等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增強農村區域兼容能力和服務保障能力,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二是完善鄉村產業布局。政府積極培育新型鄉村經營主體,因地制宜發展鄉村富民產業,引導城市在縣、鎮周邊布局關聯產業和配套企業,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縣域、鄉鎮梯度轉移,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更多機會。三是加強財政金融支持。經濟資源是返鄉新生代農民工創業的重要基礎性條件,如加強政府財政補貼、金融貸款,嘗試放寬農村地區抵押物范圍等。

2.完善激勵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生活環境。相較于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追求生活品質和現代化生活方式,注重職業感受和生活體驗。因此,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應當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根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教育更為重視,應積極推動城鄉教育資源均等化,改善硬件環境,提升師資力量,以鄉村更穩定、更高水平的教育吸引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建設更好醫療保障環境,推動城鄉醫療資源合理流動,推動城市醫院專家在農村定期巡診,讓他們能夠更便捷獲得優質醫療資源。完善農村養老制度,拓寬養老方式、縮小城鄉差距,形成長遠保障,減少后顧之憂。

3.加大新生代農民工創業及職業教育培訓力度。在激勵對象識別和選擇的基礎上,進一步宣傳相關信息,強化創業認知,加大培訓和指導力度,使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參與鄉村振興的作用能更好發揮。一是強化創業認知。返鄉創業決策的前提是對市場的充分了解,采取各類措施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對返鄉創業的理性認知。利用農村傳統節日,以理論講座、專家送教到村、技能專家入戶指導等方式,提升創業認知。二是強化技能培訓。為有創業意向的新生代農民工開設電子商務、休閑農業開發、農村數字經濟等培訓課程,充分利用互聯網,擴大培訓的廣度與深度,幫助提升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三是搭建信息交流平臺。打破溝通壁壘,利用本地大專院校、創業論壇、行業協會等平臺,組織返鄉創業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交流學習,開闊視野,提升能力。

4.做好激勵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輿論引導。一是政府加強教育引導。著重于農村生活、文化習俗、鄉土情懷方面,深度挖掘本土特色傳統文化,繼承傳統文化形式,弘揚傳統文化精髓,通過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凝聚鄉土情懷,讓新生代農民工熱愛鄉土,回歸鄉村。二是發揮家庭紐帶作用。通過發揚老一輩農民工對鄉土的深厚情感影響年輕人,讓鄉土情懷成為精神紐帶。三是加強典型形象宣傳。宣傳典型返鄉創業人員事跡,通過鄉賢榜樣吸引更多新生力量投身家鄉懷抱,共同推進鄉村振興。

基于以上結論和對策建議,本文進一步構建了激勵和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一個統領、三個著力點”的機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激勵機制

政策環境、生活環境、職業培訓、輿論引導構建形成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激勵機制體系。優化政策環境,在鄉村基礎設施、產業布局、金融支持方面營造良好的返鄉創業環境,其他三類激勵機制從不同著力點出發,對不同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的作用機理也有所不同。以優化政策環境為統領,形成良好的產業發展基礎和政策支持體系,對不同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均能產生返鄉創業的吸引力。以完善生活環境為著力點,重點激勵和支持因生活壓力阻礙市民化而產生返鄉意愿的新生代農民工,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保障,對此類群體返鄉產生拉力。以強化職業培訓為著力點,對有技能、懂管理、會經營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數字技術和信息化技能,進一步強化返鄉創業信心,形成良好推力。以深化輿論引導為著力點,向有產業基礎和經濟實力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傳遞鄉土情懷,宣傳鄉賢事跡,產生情感共鳴,激發向心力,共同形成政策引人,產業引人,情感留人的良好局面,為鄉村振興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