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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一流”高校異地辦學發展困境及破解之策

2024-01-27 13:41唐燦彭絮
現代商貿工業 2024年4期
關鍵詞:破解雙一流高等教育

唐燦 彭絮

摘?要:異地辦學在特定歷史時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本文透過異地辦學機構的形態樣式、時間軌跡、地域分布、培養規格與合作對象這5個要素,分析其面臨的3大困境,提出針對性建議:用好教育評價指揮棒、樹立科學發展導向,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改善地方院校發展生態,合理調控高教領域投資、發展新時代高質量研究生教育。

關鍵詞:高等教育;異地辦學;困境;破解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4.025

高校異地辦學的出現,是伴隨著新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大規模布局結構調整而產生的,是在國家準許前提下,由市場主導的高校自發行為。異地辦學機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舉辦高校發展受地域限制的困局,滿足了地方城市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并賦予所在城市以特定的文化稟賦,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推動了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深圳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強強聯合”,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時至今日,高校異地辦學已蔚然成風,但此時的政策環境不同往日,教育主管部門的態度從“鼓勵支持”“批準設立”到“一再收緊”。2005年,時任國務院學位辦主任在視察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時表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獨特發展為我國異地舉辦研究生教育提供參考和重要的借鑒。2017年12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窘ㄔO管理的通知》提出,審慎決策建設新校區,原則上不支持、不鼓勵跨城市、跨省建設新校區,特別是具有本科教學功能的新校區。2018年12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18年度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通知》再度明確,申請設置本科學校的,須不存在跨地市辦學的問題。同年,教育部在對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第4101號提案的答復中,在肯定異地辦學作用的同時,著重強調了部分高校對各校區統籌定位不夠、異地校區辦學成本較高、大多缺乏高水平穩定師資隊伍等問題。2019年1月,在對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1780號提案的回復中,教育部再次重申對高校異地辦學的謹慎態度,原則上不審批設立新的異地校區。在政策壓力下,已有高校異地校區“胎死腹中”,例如深圳市洽談引進武漢大學建設深圳校區項目不得不終止。

2021年7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從嚴控制高校異地辦學。不鼓勵、不支持高??缡¢_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對于現存的高校異地校區,本著平穩有序的原則逐步清理規范。新申報設置的學校,須不存在跨省異地校區”。隨后,河北、吉林、廣東、溫州等多地教育主管部門紛紛發布了本地“十四五”期間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通知,強調“新申報設置的學校,須不存在跨省異地校區”“對現存高校異地校區,本著平穩有序的原則逐步清理規范”。

面對此現狀,如何在規范管理、從嚴控制的總體趨勢下實現逐步清理、有序退出,避免重蹈獨立學院轉設、“公參民”清退引發社會輿情甚至反彈的覆轍,對教育行政部門和廣大舉辦高校來說,都是一場不小的考驗,亟待提出平穩、有序、科學的轉型路徑。

1?當前“雙一流”高校異地辦學的概況

有多少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設置異地辦學機構?異地辦學機構又有多少?其確切數量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53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設置161個機構,有媒體統計71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設置108個機構。本研究共搜集74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資料,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A類36所、B類4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34所。74所案例高校,占首輪“雙一流”建設高??倲档?3%,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占比95%,全部的A類高校均有異地辦學機構;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占比35%。由此可見,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是異地辦學的“主力軍”。具體學校名單見表1(序號為方便計數,排名不分先后)。

1984年,同年山東大學設立威海校區、北京理工大學設立秦皇島校區,開創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名校異地辦學的先河。從第一所異地辦學機構設立至今,74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共設立263所異地辦學機構,形態多樣,基本遍布各省級行政區而且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許多“雙一流”建設高校擁有不止一處異地辦學機構。汪小布等(2012)將重點高校異地辦學分為創生型、分割型和延伸型3種。王文龍(2019)將異地辦學分為重點高校異地分校區辦學模式、重點高校異地合辦獨立學院模式、地市高校省會聚集模式、地市高校省會聚集模式、高校獨立學院去中心化異地辦學模式、普通高校去中心化異地辦學模式5種。史秋衡等(2017)則將高校異地多校區總結為高校與地方政府聯合辦校、高校與地方政府聯合辦學、遷校形成兩地辦學后獨立辦學3種。上述文獻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有益視角,但也存在將異地辦學與獨立學院混為一談等問題。為便于歸類分析,本文擬從其形態、時間軌跡、地域分布、培養規格與合作單位這5個要素分析如下:

1.1?異地辦學機構的形態樣式

機構形態是傳達信息的第一要素。在263個異地辦學機構中,有研究院161個,占比61%,是異地辦學機構的主流形態;有校區、分校49個,占比19%;有研究生院(含研究生院分院)10個,占比4%;有附屬醫院16個,有研究中心(含研發中心、創新中心等)16個,均占比6%;有學院4個,基地2個,園區2個,原分校獨立成平行辦學實體3個,后四者占比在1%左右。

究其原因,研究院設立比較簡便靈活、設立門檻較低,高校與地方決策程序較快、周期較短,特別是學院一級舉辦的,只需要通過院級決策程序,學校不會多加干涉,甚至是默許、鼓勵,這就給異地辦學機構管理無序埋下隱患,有的校、院只與地方政府簽署協議、舉行掛牌儀式了事。研究院占用校、地雙方資源較少,且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場地、經費支持,高校本身不需要巨額投入,對高校壓力較小。研究院由于規模因素,一般不承擔人才培養任務,其管理方式較簡單,甚少由本部派出黨政管理人員,而以當地外聘、外包為主?!半p一流”建設高校相對地方院校而言,科研能力與水平占優,容易吸引地方政府的青睞,各類研究院研究方向、功能職責各有不同,絕大多數是以承接橫向課題、服務地方政府決策為主,學校、學院對其主要考核橫向課題收入、決策咨詢報告數量、機構采納與領導批示數量等,考核導向與方式相對單一。

校區、分校,以及研究生院的形式,往往涉及長周期的可行性論證;由于涉及實驗設備、教研活動、辦公場所、人員搬遷等重大事項,對于高校與地方政府而言,綜合成本較高,因此形態上少一些;附屬醫院集中于“雙一流”建設高校里的綜合類、理工類大學,行業特色型高?;静痪邆渑e辦附屬醫院的條件。

1.2?異地辦學機構的時間軌跡

異地辦學是受政策影響的產物。自1984年山東大學、北京理工大學開啟異地辦學之先河,至2022年10月南京大學設立武進南京大學未來技術創新研究院,在近40年的發展歷程中,73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各地設立異地辦學機構的年份主要集中在2000年(8個)、2012年(10個,首次突破兩位數)、2017年(28個,1984年以來當年成立異地辦學機構數最多)、2021年(24個)。

進一步考察不同形態機構的設立數量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以及趨勢變化背后的政策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如下4個時間段:2000年之前為“雙一流”建設高校設置異地辦學機構的初創期,“摸著石頭過河”,以校區和分校的形態為主,部分年份未新增異地辦學機構;教育主管部門與舉辦校對異地辦學沒有清晰的共識和互鑒經驗,更沒有形成異地辦學的框架、標準。2000年前后,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先后實施“211工程”“985工程”,頒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文件,進一步加大對高等教育領域的資源投入力度與政策支持力度,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允許高校到外地合作辦學,使得知名大學逐步設置異地校區、分校。同時,與異地辦學類似,獨立學院、“公參民”等也在這一時期紛紛涌現并得到逐步發展,均是高校獲取外部資源與支持的方式。

2000年至2012年,是異地辦學機構的成長期,以校區、分校和研究生院為主,研究院的數量逐漸增加,且每年均有異地辦學機構產生,至2012年當年新增異地辦學機構數量首次突破兩位數。這一時期我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為各行各業的擴張與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社會氛圍,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大幅增加,2012年首次超過4%。

2012年至2017年,是異地辦學機構的爆發期,以研究院的形態占絕對多數,涌現國際校區、研究中心等新形態。2011年教育部、財政部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要求高校加強與政府、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給異地辦學快速發展提供政策土壤;這一時期各類教育教學評估,為高校改善基本辦學條件、提升科研和教學水平提供契機,由于評估導向側重規模效應,異地辦學較易實現數量擴張。

2017年達到峰值。當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三部門共同發布《實施方案》,更大的支持力度帶來異地辦學機構數量的迅猛增長,成為1984年以來新增數量最多的一年。2017年至今是異地辦學的穩定期,受政策、資源等因素影響,“雙一流”建設高校對異地辦學進行調整,異地辦學機構數量維持穩定,并未完全消失,截至2022年10月底,仍有10所異地辦學機構設立。

1.3?異地辦學機構的地域分布

全國各省的分布情況。在263個機構中,分布在海外的辦學機構有6個,占全部異地辦學機構的2%;其余257個機構分布在全國26個?。ㄊ?、區),占中國省級行政區域(不含港澳臺地區)的84%。按照異地辦學機構設置數量進行降序排列的?。ɑ蛑陛犑校┰斠姳?。

從表2可以看出,異地辦學機構主要分布在沿海經濟強省,排名前四位?。ㄊ?、區)的異地辦學機構數量總數為152個,占比達到59%,存在“虹吸效應”;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也是高教資源的集中地,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原校獨立形成的平行辦學實體全部位于北京;川渝地區、福建、安徽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也與地方主政者的思路有關;海南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具有地理和政策兩類優勢,吸引了不少高校前往辦學。這是排名前十的?。ɑ蛑陛犑校┊惖剞k學機構的設置情況。對于偏遠地區或者經濟欠發達地區,異地辦學機構數量極少。

絕大多數研究認為,部分經濟發達城市會對高校產生“虹吸效應”,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地區和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產生“抽取”與“截流”。例如山東大學青島校區的學科及學生總量只占全校的1/5,但近幾年山東大學招聘的高端人才有1/2都在青島校區。如不加以控制,智力資源的流動會不斷趨向于基礎設施完善區域、機會窗口數量密集以及人才、資金、技術密集區域,這些區域往往就是經濟發達城市。但被研究者忽視的是,像北京、上海這樣高教資源本就發達的城市,一樣會產生“虹吸效應”,特別是北京作為新中國政治中心,相比其他城市具有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表2顯示,其異地辦學機構設置數量位居全國第六,有中國科技大學、山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均設置北京研究院。

進一步考察異地辦學機構在省內分布的情況。具體而言,廣東省有39個異地辦學機構設在深圳,占比66%,且基本以省外高校來廣、來深為主,省內“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山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僅在深圳設置4個異地辦學機構。山東省有12個異地辦學機構設在青島,占比48%,且基本以省外高校來魯、來青為主,與廣東省情況類似。江蘇省的異地辦學機構,省內高校開設16個,占比33%。全部49個異地辦學機構,有15個設在蘇州,占比31%;其中省內高校開設4家,占比27%,上述三省均有一經濟強市集中大量異地辦學機構,區位集中度高,廣東與山東主要以省外高校來本地為主,江蘇則是省內高校向本省其他地市擴張。而浙江省雖然異地辦學機構多,但分布較為均勻,杭州、寧波、溫州有2-4個異地辦學機構,區位集中度低。廣東、江蘇兩省南北經濟差距大,而浙江經濟區域發展更加均衡,高教資源分布也比廣東、江蘇更為均衡。

2?“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的困境

異地辦學在特定歷史時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已有政策文件、學術研究均在不同維度上指出其問題。本文透過形態樣式、時間軌跡、地域分布、培養規格與合作對象等關鍵因素,以及這些關鍵因素的相互作用,深入挖掘異地辦學困境。如不妥善解決,將會成為制約異地辦學良性發展的關鍵因素。

2.1?發展目標之恢宏與建設手段之局促

綜前所述,異地辦學機構的形態多樣,但主要形式還是研究院。為便于問題集中與代表性,擬對異地辦學機構里的研究院,校區、分校以及附屬醫院這三種進行深入論述。

追求一流、躋身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使命。新中國高等教育70年的探索與實踐,是從以蘇俄為師,到以美歐為師,再到扎根中國大地,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歷程,目標恢宏高遠,但落實到建設手段上,就有些捉襟見肘,基本上是延續資源投入—規模擴張的陳舊思路,比拼數量,追求內涵發展、機制改革創新辦法并不多。

有的高校仗著“財大氣粗”,片面追求辦學指標大而全,個別一流大學的異地辦學機構均有兩位數之多。在受到資源總量比如人員編制規模、經費預算規模等約束的前提下,每新建一處異地辦學機構,就會稀釋原有教學科研機構的投入;距離校本部越遠,治理成本越高,特別是在中央號召“過緊日子”的當下,教育主管部門高度關注此類問題。

研究院這類形式在設立流程、設置周期、建設成本、管理與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優勢,于是“雙一流”建設高校一哄而上,紛紛新建研究院。而以科研建設為主業的研究院,本是對主校區已有科研基礎的延伸發展與補充、獲得更多的研究對象與素材,應致力于形成合力,沖刺學術前沿與高峰,卻大多淪為獲取經費支持的渠道,使得科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庸俗化,甚至存在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風險?!半p一流”建設高校的學術地位與品牌優勢,使之成為地方政府、企業追捧的對象,而高校內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領導干部,或易淪為“圍獵對象”。

片面追求學科門類“大而全”,不斷新增學科點或擴充原有學科規模,易造成學術壟斷。比如某海洋大學在青島、三亞均部署異地研究院,橫跨北溫帶到亞熱帶、熱帶的遼闊海洋區域,占據先發優勢,變相抬高研究準入門檻,其他高校難以與其形成合理的學術競爭;國家進行涉海方面的宏觀決策時,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此,難以做到“兼聽則明”,人為形成學術壁壘。

片面追求科研產出績效。異地辦學機構由于地理區隔,與校本部聯系不夠緊密,其科研產出主要是數量增加,而質量提升并不明顯。此外,綜合類大學新辦、合辦醫學院(部)、附屬醫院,希望借助良好的臨床教育平臺提高科研產出,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下簡稱“國自然”)為例,隨著近20年國自然醫學類項目的資助總額增長約40倍,醫學實力強的高校更能在國自然立項數和資助金額上占據更大優勢。同時,醫學類期刊多,引用量大,在醫學類刊物上發表論文,有利于增加其在各類世界大學/學科排名、ESI前1%學科、教育部學科評估等各類評估、評比上的優勢,進而爭取更多社會資源。在此風潮影響下,一些長期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從未涉足醫學臨床教育的高校,也難以免俗,嘗試合并成熟的醫(學)院,以至于出現“高校同天掛牌9家附屬醫院”“一家醫院成為多所高校附屬醫院”的亂象。

2.2?流出地的尷尬與流入地的無奈

異地辦學本是所在城市與高?!澳闱槲以浮钡摹奥撘觥?,合作“蜜月期”之后,如何處理日常的瑣碎與矛盾?異地辦學如果不加以有效疏導,會使校區選址、師資流動、學科發展呈現片面向發達城市聚集的趨勢,流出地的老校區則有可能淪陷為知識與人才的洼地。以哈爾濱工業大學為例,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被允許以獨立代碼招收本科生以來,錄取分數超過本部、位居廣東省第一,位于東北的老校區則陷入人才流失、功能弱化的窘境,特別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與東北曾經命運與共,在建國初期東北地區是新中國工業最完備、人才最集中的區域,哈爾濱工業大學因此成為“共和國長子”。而今東北振興更需要高校的智力支持,異地辦學、學科遷移難免被譏為“見利忘義”,引起流出地政府、社會的不滿,加劇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區域不均衡,不利于共同富裕。

流出地面臨的尷尬不止于此:許多“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原址已形成較為成熟、連貫的教學科研模式,這些模式無法輸入異地辦學機構,例如北京定位“四個中心”,其中文化中心包括全國數量第一的高校、科研機構、博物館及其他文化設施,還包括這些文教機構與設施之間海量的社會協作網絡關系、學術合作網絡關系,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發揮著潛移默化、影響巨大的作用,在其他城市難以復現,異地辦學機構也并不能完全把老校區的資源、文化與社會網絡照搬異地,這不利于培養師生愛校榮校的歸屬感、使命感,甚至容易引發、激化師生負面情緒,難以保證三全育人成效。定居于老校區的教師為支援異地辦學機構,往往疲于奔命,匆匆往返兩地,有的異地辦學機構為減少教師往返頻次、降低教學成本,采取所謂“模塊制”教學,將一學期的課程壓縮至幾天或幾周內完成,難以有效保證教學科研質量,師生怨聲載道。

流出地的師生苦不堪言,流入地亦有自身的無奈:有的“雙一流”建設高校為異地辦學機構吸引生源,有意無意會隱去流入地信息,學生報考時易引發誤解,甚至是同一學院招生分數高的在老校區,分數低的“流放”異地,進而衍生罷課等激進事件;校本部文化與異地辦學機構所在地文化的差異與沖突,不可避免地在二者之間產生精神文化斷層。

前述流入地政府“求賢心切”,是異地辦學的重要推手,主政者希冀異地辦學激發本地高等教育的市場競爭活力,在地方土地和財政總量本就有限的前提下,盲目引進導致當地超負荷運轉,也很可能擠壓當地現有高校的發展空間。以河北省為例,本省僅有1所位于外地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每年招生計劃約為6000人左右,約2/3投放在本??;省外“雙一流”建設高校每年錄取約8萬人左右,合計約10萬人,而河北省自2015年以來,高考報名人數逐年遞增,2022年更是突破75萬,省內競爭壓力大、對優質高等教育需求強烈,供給明顯不足,因此本地的高校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截至2021年底,河北省共有123所大學,其中本科層次61所;既有綜合類、理工科見長的院校,也有行業特色類的院校;各地級市基本上均有分布,但缺少高端引領,呈現“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特點,客觀上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異地辦學提供了契機和空間。自20世紀80年代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引進了一批省外資源,有5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異地辦學機構設置于此,如北京理工大學和東北大學的秦皇島校區、中央美術學院的廊坊校區,始終發展得不溫不火。當地教育主管部門面臨本地高校發展層次較低,低水平院校數量多,教育開支大,績效評價低,開也不是,關也不是;外來院校本部雖然科研實力強、教育教學水平高,但在異地辦學機構上傾注的資源不多,關注度也不夠,留也不是,走也不是。本地高校與省外異地辦學機構未能形成良性互動,單位之間并未開展實質性的交流合作,未達到“筑巢引鳳”的初衷,也未能有效幫扶提升本地高校教學、科研水平,難以促進本地高教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3?“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的發展與轉型

異地辦學未來如何轉型,是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系統性工程,其轉型實踐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把握各方的利益訴求,科學、合理、平穩地推動異地辦學的轉型。有學者提出相應的思考與建議,戴慶洲(2000)探討高校異地辦學建立教學質量監控體系;崔秋灝等(2001)認為異地辦學應有較高條件要求、注重辦學效益、注重改革創新、注重融合、加強政府宏觀管理;邢志杰(2005)指出異地辦學若想長遠發展,需要處理好教學質量與師資保障、與本部的關系、與母校辦學目標和辦學層次的同一性;唐安陽等(2010)建議國家應將高校異地辦學真正列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大視野中去,按照國家重點大學來建設,并尋求合適的共建管理體制,充分調動國家、地方、校本部的積極性,各負其責,合作共建;盧彩晨等(2020)提出嚴格限制“雙一流”建設高?!皷|擴”,出臺政策規范高校異地機構,積極引導地方向“雙一流”建設高校購買服務的對策;趙俊芳等(2020)就當下異地辦學的難點與關鍵,提出建立各利益主體間的共生機制,完善大學制度的總體設計,鑄牢一體性同根文化,防止原生城市衰落,未雨綢繆科學預判;田鳳等(2022)提出分類指導、有針對性地采取差異性對策的主張,更好地提供明確的制度引領,提高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在相關政策產物已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面對異地辦學的態度已從“鼓勵支持”“批準設立”到“一再收緊”,在繼續堅持這一總體原則的前提下,本文結合前人研究成果,針對“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所面臨的困境,擬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更好地推動異地辦學的發展與轉型。

3.1?用好教育評價指揮棒,樹立科學發展導向

教育評價事關教育發展方向,是樹立正確辦學導向、科學發展導向的指揮棒,也是提高現代教育治理能力的關鍵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高等教育系統深入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綜合改革的決策部署,探索、建立和完善分類多元、科學有效的教育評價體系,加速破除“五唯”頑瘴痼疾。

教育主管部門要及時會同其他有關部門,提升對異地辦學機構的管轄層級,注意中央各部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政策協調與協同治理,特別是“雙一流”建設高校里歸屬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分管的,以及附屬醫院這類異地辦學形式,避免“只管一攤”的情況。加強頂層設計。設定更加注重質量與內涵的評估指標,發揮好評價“指揮棒”作用,采取分類評估、監管與備案同步的方式:對于校區、分校這種具有較大占地規模、重資產設備投入、擁有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的異地辦學形式(包括有部分人才培養任務的研究院),中央教育主管部門應會同省級教育主管部門繼續堅持審慎原則,全面從嚴、不予新增;對于附屬醫(學)院,若是高校從自身學科建設實際出發,中央教育主管部門應會同其他行業主管部門,責成高校嚴格按照新設學科的程序,進行全面周密的專家論證,并加強事后問責,對于擬采取合并其他醫(學)院來新增醫學臨床教育的,原則上不予審批;對于研究院這類形式,則要求各高校不得由校內二級部門直接與校外單位合作,全部統籌進校級合作,由學校履行相應程序、手續,同時加強對有相應人才培養任務的研究院辦學質量監測,定期上報給相應的教育主管部門備案,由主管部門定期抽檢、加強督查。

對已設立異地辦學機構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可以開展定期監測、評估甚至是綜合使用巡視巡查、專項審計、各類評估等手段,對不符合辦學標準、辦學質量嚴重下滑的機構,要責成舉辦校進行整頓甚至關停。對非教育部直屬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強部際協調。越是規模較大的綜合類、理工類大學,教育主管部門越是要審慎評估,加強宏觀監管,避免形成強校愈強的“馬太效應”,打破原有的高等教育體系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突破學術壟斷與學術壁壘。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注意政策實施的連貫性,避免大起大落的鐘擺式調整,對于積極推動異地辦學機構轉型的高校,要給予時間、給予寬容,使之充分研究、科學調整,特別是對于有人才培養任務的異地辦學機構要注意善后措施,避免操之過急。對于未經審批、未經可行性論證而繼續合辦異地辦學機構的高校、地方政府,各級教育主管部門要進行嚴格調查、強化追責,防止形成“破窗效應”,避免宏觀監管淪為一紙空文。

地方政府應嚴把“引進關”,對高等教育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對異地辦學機構與行業、產業適配程度要進行研判,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要有清楚明晰的認知。地方政府不能把舉辦高等教育看作消化地方財政支出壓力的出路,不能把引進多少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設置多少異地辦學機構當作為官政績,避免片面追求大而全、高精尖。應重點考察異地辦學機構的績效管理與服務保障水平,以及聘請第三方組織對異地辦學機構開展定期評估,特別是評估其對地方經濟社會的貢獻度、對地方高等教育的支撐度、對地方政府決策的服務度。對于貢獻不高、支撐不夠、服務不足的異地辦學機構,經地方政府與舉辦校協商,應適時整改乃至關停。

“雙一流”建設高校應轉變發展理念,減少簡單粗暴的規模擴張方式,克服政策慣性,克服管理惰性,克服路徑依賴,轉向注重特色發展、分類發展、內涵式發展與高質量發展,精耕細作、精準滴灌。世界一流大學中沒有一所能覆蓋所有學科專業,按美國教育部學科專業目錄統計,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的學科覆蓋率分別為54.2%、62.5%、70.8%,既要人無我有,更要人有我優;重點解決“卡脖子”問題,解決重大基礎理論與實踐問題,起到高端引領示范作用。凡是設有異地辦學機構的高校,應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對于不符合辦學標準、長期處于“僵尸”狀態的異地辦學機構,應主動作為、幫扶整改,對于拒絕整改、經整改仍不合格甚至沒有整改價值的異地辦學機構,應主動關停、節省開支。西南交通大學一次性撤銷深圳研究生院、青島研究生院和唐山研究生院3家異地辦學機構,貫徹落實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于進一步規范高等學校異地研究生培養的意見》文件精神,成為2022年首個關停異地辦學機構的國內高校。

異地辦學機構“打鐵還須自身硬”,注意積極向政策靠攏、主動轉型升級;鞏固教育扶貧、鄉村振興的銜接,服務好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文化融合,提高辦學質量,推動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例如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建筑外墻磚采用校本部標準的“人大紅”顏色,已在獨墅湖高教區成為地標之一,局部配以蘇州特色的粉墻黛瓦,從外在上拉近了與母體的心理距離,更重要的是在軟件上,人才培養以厚重為靈魂,蘇州校區注意提升學生對傳統吳文化的認知和了解,發揮地域優勢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讓學生擁有人文底蘊、科學精神和跨文化能力。

3.2?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改善地方院校發展生態

中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是老大難問題,異地辦學機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其負面影響日益擴大。以省域為單位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使中國高等教育形成“塊塊分割”的狀態,各省甚至是經濟發達的城市都力圖構建層次結構完整、學科布局全面的高等教育體系。從財政資源來看,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也在總體上呈現出“東、中、西”階梯狀遞減的非均衡格局,并在人口分布、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及投資收益率、地方政府競爭等因素影響下,進一步加劇區域差異,使得高校尤其是獲得屬地政府支持有限的高??缧姓^的發展沖動。因此,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推動共同富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是解決高?!翱兹笘|南飛”的根本舉措。

2021年5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十四五”時期教育強國推進工程實施方案》的通知強調,支持一批在京中央高校疏解轉移到雄安新區。類似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雖然擁有數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但這些高?;径嘉挥谑?;不僅“雙一流”建設高校集中于省會,省內大部分非重點大學也大多集中于省會,省內高等教育資源存在著分布不均的問題。教育主管部門應積極支持此類異地辦學行為,優化區域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加快推進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同時,省外“雙一流”建設高校要防止無序擴張、沖動擴張,異地辦學機構要“幫忙不添亂”,注意涵養本地高等教育生態,形成本地人才的培養梯隊,要讓地方的高等教育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教育部等三部委印發《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通過對口支援、學科合建、課程互選、學分互認、學生訪學、教師互聘、科研互助等實質性合作,加快形成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新格局”。

一所大學與一座城市的有機融合是大學發展的最高境界,城市與世界一流大學存在“齊生共長,和諧共生”的內在關系。北京市組織的學科共建,由“雙一流”建設高校與市屬高校進行學科共建,提升本地高校學科建設水平;北京市屬高校另辟蹊徑,不再泥于傳統學科,積極布局新興交叉學科,挖掘、發力新的學科增長點,如北京聯合大學整合原有的北京學研究基地,對原有組成學科地理學、中國史、考古學、設計學進一步交叉融合,集中力量發展新的“北京學”,并入選首批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與“雙一流”建設高校形成差異化競爭,抑或填補其研究空白。

就流出地而言,部分欠發達城市政府明確表示,不希望一流大學在發達地區異地辦學,大學作為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出各種有形資產與無形價值,賦予所在城市文化底蘊、靈性與發展活力,與城市間具有極強的共生性?!半p一流”建設高校要注意合理布局,比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將軍工學科布置在老校區,而將與市場經濟聯系更緊密的民用工業學科布置在深圳等地,對老校區形成資源“反哺”,防止共生的原生城市衰落。對于流入地而言,當地政府要根據本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產業特點及轉型、資源稟賦及總量,科學測算對高科技和高端人才的需求,著眼全國高等教育大局,兼顧國家整體利益和地區局部利益,本著“不求所有,但為所用”的原則,向“雙一流”建設高校購買決策服務與智力成果,合辦精準培養地方急需人才的培訓班(課),這樣既可以把地方擬投入建設校區的資金投入到科研上,也可以彌補高校經費不足的問題。如同產業鏈的地區分工,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也可以嘗試構建高等教育的層級分工,各有側重,改善地方院校生態。

2022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公布新一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在這份名單里,新增7所高校,有15所高校及建設學科被公開警示(含撤銷),打破身份固化、根據建設成效進行動態調整,“有進有出”對于所有入選和尚未入選“雙一流”建設的高校都是有效的鞭策與激勵,逐步扭轉“雙一流”建設高校和其他高校之間的發展失衡問題,有助于本地努力培育“雙一流”建設高校。近期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分別發布《江西省“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發展規劃》《福建省第二輪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方案》等文件,更多地強調支持本省高校創建“雙一流”。

教育主管部門對新增異地辦學機構堅持審慎態度,那么“雙一流”建設高校整合現有異地辦學資源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在高校設立異地校區受到“嚴控”的趨勢下,校本部與異地辦學機構走向“分體”發展,可參照獨立學院的轉設路徑,異地校區既可以在滿足一定辦學條件下轉設成單獨的本科院校。例如2022年6月3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廳發布《關于擬同意申報設置有關高等學校的公示》,擬向教育部申請批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海學院與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北海校區合并轉設為廣西海洋學院。11月12日,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北海校區通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海學院與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北海校區合并轉設方案》,并明確要將“廣西海洋學院”建設成為“電子信息+海洋”特色鮮明的國內高水平應用技術型人才培養基地。各類異地校區、分校與研究院也可以整合進當地高校,補充當地高校的學科與師資。同時,對部分辦學條件不達標,存在種種問題的異地辦學機構,經教育主管部門審核后應由舉辦高校自行關停,由舉辦高校投資興建的樓堂館所、采買的辦公設施等,可與地方政府協商處理,明確歸屬,地方政府可對高校給予貨幣或其他形式的補償。

4?結語

高校異地辦學是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階段性產物,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有過歷史貢獻,但現實合法性伴隨其負面影響的擴大而亟待重塑。鑒于此,本文提出用好教育評價指揮棒、樹立科學發展導向,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改善地方院校發展生態,合理調控高教領域投資、發展新時代高質量研究生教育,力爭推動異地辦學科學、合理、有序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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