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患者的聽覺皮質誘發電位平均閾值與言語識別閾相關性研究

許弘毅 李洋 查詩華 晏小惠,3 涂磊 王永華 史文迪

(1.杭州仁愛耳聾康復研究院 杭州 310000； 2.惠耳國際聽力學研究中心 杭州 310000；3.浙江中醫藥大學 杭州 310000)

在復雜多變的日常環境中，聽力損失(簡稱聽損)患者大多會抱怨聽得到、聽不清，部分患者言語識別率的下降與純音聽力的下降不成正比，而言語識別率與聽損時間、程度及病因等相關。因此，臨床對感音神經性聽損患者無論進行助聽放大補償還是人工耳蝸重建聽覺，言語識別能力的檢測都顯得尤為重要[1-2]。在言語識別率檢測中，言語識別閾(speech recognition threshold, SRT)尤為重要，它是正確率50%的言語信號所需的最低言語聲級[3]。由于我國幅員遼闊，醫療資源和患者文化、認知水平不均衡，且存在方言區、低齡兒童聽損較重或有其他綜合征等類型患者，臨床上往往無法正?；驕蚀_開展言語測聽，對聽覺功能診斷和聽覺干預方式的選擇造成影響[4]。因此迫切需要有一種客觀檢測手段用于臨床評估或進行主客觀交叉驗證[5-6]。聽覺皮層誘發電位(cortical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CAEP)源自聽覺皮層，是對聲音的出現、變化做出反應。臨床上根據CAEP 波的振幅、潛伏期和閾值來評估聽覺皮層的功能，該測試與言語感知密切相關[7]。CAEP 測試對如聽神經病患者，無法配合言語測聽的患兒，文化水平較低、方言區患者，或存在語言障礙、認知障礙的患者均可進行標準化檢測。有研究[1,8]顯示，CAEP 的P1 波與N1 波的潛伏期，有助于了解聽覺處理情況，但尚鮮見CAEP 閾值與漢語普通話SRT之間關系的相關報道。本研究對感音神經性耳聾患者的CAEP 在言語頻率(0.5 ～4 kHz)的反應閾值與SRT 進行相關性研究，希望能為進行聽覺功能診斷或聽力干預手段的選擇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選取2023 年1—7 月收治的輕至重度聽損患者22 例(44 耳)，其中男性12 例、女性10 例；平均年齡為(31.2±22.7)歲。聲導抗均為A 型，純音測聽言語頻率的氣骨導差≤5 dB HL，各頻率純音測聽閾值見表1。所有病例均為語后聾，病程＜5 年，具備良好的普通話基礎。每項測試均進行預測試，確?；颊叱浞掷斫夂团浜涎芯康母黜棛z測。

表1 輕至重度聽損患者22 例雙側耳在不同頻率處的純音聽閾

選取正常聽力志愿者10 例(20 耳)，其中男性6 例、女性4 例；平均年齡為(30.9±7.8)歲。聲導抗均為A 型，純音測試0.5、1、2、4、8 kHz 頻率處閾值均≤20 dB HL。

1.2 方法

在標準隔音室中(本底噪音＜35 dB SPL)進行純音聽力檢測。測試儀器為GSI Audiostar Pro 雙通道聽力計，在聲場下進行，ER-3A 氣導插入式耳機，根據GB/T 16403—1996 標準校準。純音測聽采用“升五降十”法，得到患者氣導、骨導閾值。SRT 測試選用相同設備與場地，采用編制漢語(普通話)言語測聽材料(Mandarin speech test materials, MSTM)中的雙音節詞(揚揚格)表，能夠正確聽懂，測試并記錄正確率50%言語信號所需的最低言語聲級被。為保證測試一致性，所有檢測均由同一位聽力師進行。

CAEP 的全導測試在標準電磁屏蔽室進行(本底噪聲＜35 dB SPL)。俄羅斯 Neueo (Neuro-Audio)電生理測試平臺，記錄電極放置于顱頂，接地電極放置于鼻根，參考電極放置于耳垂，極間電阻＜3 kΩ。測試參數：短純音(TB)刺激聲(0.5、1、2、4 kHz)，刺激率1 Hz，極性交替波，開窗時間500 ms，疊加次數100 次，采樣率0.5 kHz，低通0.3 Hz、高通30 Hz。測試者取坐位，測試過程中觀看關閉聲音的手機動畫，需保持清醒、安靜、警覺狀態。根據受試者純音聽閾選擇給聲強度，ER-3A 插入式耳塞給聲，若引出 P1 波，則降低 10 dB 再次測試，若未引出P1 波，則升高10 dB 再次測試，每個強度分別測試2 次，直至接近CAEP 閾值(圖1)。在閾值附近以5 dB 一檔上下測試，得出最終反應閾值。標記P1 為刺激后出現的第一個正波，并記錄P1 波的潛伏期。

圖1 感音神經性耳聾患者的氣導CAEP 示意圖 A.0.5 kHz；B.1 kHz；C.2 kHz；D.4 kHz。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7.0 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成組樣本t檢驗(Pearson 相關性檢驗)分別對CAEP 在0.5、1、2、4 kHz 頻率處的平均閾值和SRT 進行相關性分析。通過非參數檢驗對不同性別、不同側別CAEP 閾值和SRT 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比較。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感音神經性聽損患者的CAEP 平均閾值與SRT的相關性

CAEP 平均閾值、SRT 以及CAEP 平均閾值與SRT 的差值分別為(79.02±10.14)dB、(77.39±12.84)dB 和(1.64±8.58)dB，相關性分析顯示，CAEP 平均閾值和SRT 具有顯著相關性(r=0.746，P＜0.01)。

2.2 性別對感音神經性聽損患者的CAEP 平均閾值與SRT 相關性的影響

不論男性還是女性，CAEP 平均閾值與SRT 均具有相關性，詳見表2。其中，男性和女性的CAEP平均閾值與SRT 差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4)。

表2 不同性別CAEP 平均閾值與SRT 的相關性 單位：dB HL

2.3 耳別對感音神經性聽損患者的CAEP 平均閾值與SRT 相關性的影響

不論左耳還是右耳，CAEP 平均閾值與SRT 均具有相關性，詳見表3。其中，左耳和右耳的CAEP平均閾值與SRT 差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61)。

表3 左耳、右耳的CAEP 閾值與SRT 值相關性 單位：dB HL

2.4 正常聽力志愿者CAEP 平均閾值與SRT 的相關性

正常聽力志愿者的CAEP 平均閾值、SRT 以及CAEP 平均閾值與SRT 差值分別為(20.58±4.66)dB、(20.50±4.84)dB 和(0.08±4.25)dB，相關性分析顯示，CAEP 平均閾值和SRT 具有顯著相關性(r=0.600，P＜0.01)。

聽力正常志愿者的CAEP的P1波潛伏期為(61.83±16.39)ms，CAEP P1-N1 幅值為(2.56±1.63)μV，感音神經性聽損組的CAEP 的P1 波潛伏期為(166.85±27.92)ms，CAEP P1-N1 幅值為(5.33±2.47)μV。

3 討論

日常生活中，交流不僅需要聽到語言，更需要理解語言。臨床上對于聽損患者的診斷和治療后的康復，言語測聽是必不可缺的檢測項目。Halpin等[9]指出，對于感音神經性聽損患者，SRT 測試非常重要。言語測聽是用言語信號檢測參與者的言語識別能力，而對于突發性耳聾或聽損病程較長且未接受聽覺干預的患者，由于聽覺神經系統的遲發性剝奪，導致言語識別能力較差。漢語中，元音、濁輔音和清輔音在頻率分布上由低到高，對于語音的識別共振峰從F0—F3 頻率分布也是逐漸增加。因此，通常情況下，高頻聽損較差的患者言語識別率更差。聽損的病變部位不同，患者的言語識別率也不同，病變位置越靠近中樞，言語識別率越低[10]。臨床上常采用言語測聽方法來檢測患者在不同環境中的言語識別能力，特別是助聽前后的言語測試，可以指導聽力師選擇合適的助聽方案及驗配參數。通過SRT 檢測，可以有效指導患者助聽器或人工耳蝸的選擇以及預后效果的評估[8]。對于不同功能的助聽器，在安靜環境下，當SRT 上10 dB 言語識別率＞84%時，各類助聽器效果均較好；當位于50%～84%之間時則推薦使用具備方向性麥克風的耳背式助聽器；≤50%的患者往往存在蝸后病變，需要助聽器搭配遠程麥克風系統或植入人工耳蝸，以及進行唇讀等輔助理解語言[11]。

正常聽力的成年人，CAEP 的P1、N1、P2 波的潛伏期分別為50～100 ms、75～150 ms、150～300 ms，P1-N1 波的波幅與潛伏期是檢測重點。對于0 ～12歲的兒童，因聽覺皮層仍在發育，N1 波尚未出現，臨床常觀察P1 波。對于有足夠語音輸入的個體，P1波的潛伏期會從嬰幼兒出生時長達 500 ms 逐漸減少到成年時的標準潛伏期[12]。SRT 可以反映受試者的主觀言語識別能力，CAEP 閾值則可以反映受試者的客觀語言理解能力。CAEP 的潛伏期可以反映受試者對語言信息反應的敏感度[13]。

本研究結果顯示，感音神經性聽損和正常人的CAEP 平均閾值與SRT 均顯著相關(P＜0.05)，且無耳間、性別間差異。對于年齡較大或較小、方言區不理解或口音重者、認知能力差或語言未充分發育等情況，無法進行言語測聽或無法保證言語測聽的準確性時，可選擇CAEP 來預估SRT。聽覺康復需要合適的助聽設備、患者的良好配合、長時間使用及大量言語信號輸入[14]。一般需要3 個月或更久時間來適應助聽設備，以及進行更好的聽覺或言語康復。未來的研究重點將會放在對于長時間使用助聽器或進行聽覺康復的患者，CAEP 的P1 波潛伏期是否會縮短？CAEP 閾值和SRT 是否同步改變等。

本研究對采用主客觀檢測方法聯合評估聽覺功能進行了初步研究和探討，通過客觀電生理檢測方法彌補言語測聽的限制，驗證了客觀檢查與普通話SRT 的相關性，為聽覺功能的診斷與干預提供了更多的檢測手段。但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受試者數量有限，在人群上欠缺普遍性，今后將通過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研究，并進一步開展助聽器及人工耳蝸干預后的SRT 與CAEP 閾值的相關性及變化趨勢等方面研究，為客觀診斷聽覺功能和評估助聽后聽覺功能的改變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