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政體、教育：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三一結構

趙燦

城邦、政體、教育：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三一結構

趙燦

(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云南昆明，650500)

如果不考慮原初樣態等因素，僅從現存文本的分析出發，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可分為三個論題單元：第Ⅰ～Ⅱ卷為第一單元，論題為城邦；第Ⅲ～Ⅵ卷為第二單元，論題為政體；第Ⅶ～Ⅷ卷為第三單元，論題為教育。這三個論題之間為互涵、互攝的關系，可稱之為三一結構：在第一單元，城邦等于政體；在第二單元，政體決定城邦；在第三單元，教育實現最好城邦和最好政體。教育是《政治學》全書的頂點，是古希臘政治文明傳統的核心，是耶格爾所謂的“古希臘文化的理想”。如是理解，可以解決學術史上的一些難題。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城邦；政體；教育

德國古典學家維爾納· 耶格爾(Werner Jaeger) 1923年出版的著作《亞里士多德發展史綱要》對20世紀的亞里士多德研究產生了革命性影響。該著作以發生學為基本方法，綜合語文學、歷史學、哲學的研究視角，從整體上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勘定為兩個時期：柏拉圖時期與非柏拉圖時期，即理想主義時期與經驗科學時期。在歷史分期的基礎上，耶格爾判析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真實”卷次如下：屬于柏拉圖時期的第Ⅱ、Ⅲ、Ⅶ、Ⅷ卷在前，屬于非柏拉圖時期的第Ⅳ、Ⅴ、Ⅵ卷在后，第Ⅰ卷是亞里士多德最后為全書所補的導論。

雖然耶格爾考證了《政治學》各卷的創作次序，但是他反對以創作的時間次序來重新編排文本的邏輯次序。他認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對文本的現存的狀態就其必然性進行歷史的理解?！盵1](229)因為在他看來，現存《政治學》的卷次安排，體現的是政治科學的論題邏輯；而這一邏輯所體現的是，政治科學從最簡單的政治生活元素向最高目標發展的線索結構。耶格爾的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告訴我們：理解《政治學》的關鍵不是懷疑和改變傳統卷次，而是肯定和解釋傳統卷次。即便流傳于后世的《政治學》確實是后人所編的，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解釋其編輯意圖。因為編輯意圖所代表的不是編輯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學術傳統、思想傳統，甚至整個文明傳統的意志。

因此，本文的目標不是提出《政治學》八卷的新次序，而是就其傳統次序提出新解釋。為此，我們把該書的八卷分為三個單元，對應政治科學的三個論題：第Ⅰ～Ⅱ卷為第一單元，論題為城邦；第Ⅲ～Ⅵ卷為第二單元，論題為政體；第Ⅶ～Ⅷ卷為第三單元，論題為教育。這三個論題之間形成了互涵、互攝的關系：在第一單元，城邦等于政體；在第二單元，政體決定城邦；在第三單元，教育實現最好城邦和最好政體。對此種關系，本文稱之為三一結構，意為“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也就是說，城邦?政體?教育就像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其中的任何一個論題都可以涵蓋、統攝其余兩個論題。

我們的這種理解，可能具有如下的學術意義：第一，使《政治學》這部由講義加以編輯、帶有文集色彩的書成為一部結構嚴密的、真正的經典著作。第二，通過把《政治學》的卷次問題還原為論題問題，有望從根本上回答學術史上關于《政治學》結構問題的百年之爭。第三，在通常認為的政體論題之外，新提出作為共同體的城邦論題，可合理解釋《政治學》為何要以男女、財產、家庭等如今被歸于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的問題作為全書的開頭，從而為拓展政治學、哲學的研究領域服務。第四，在通常認為的政體論題之外，新提出教育論題，并置于三一結構的頂點，可合理解釋《政治學》的編輯者為何要以討論教育的兩卷作為全書的結尾，從而確立古典政治哲學與古典教育之間的內在與本質聯系，有助于深入揭示古希臘政治文明的理想。

一、第一單元：城邦(第Ⅰ～Ⅱ卷)

《政治學》的第一單元由第Ⅰ～Ⅱ卷構成。第Ⅰ卷第1章以如下段落開篇：“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盵2](1)這段話先給出兩個前提：①城邦的性質是共同體，②共同體的目標是追求善，再由這兩個前提得出結論：③城邦的目標是追求善。文本接著說：“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最高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盵2](1)這段話緊接前面“共同體的目標追求善”的前提做了進一步的論證，因為：④最高共同體的目標追求最高善，⑤城邦是最高共同體，所以結論是：⑥城邦的目標是追求最高善。

《政治學》開篇第一段的文本便可分為兩層，兩層的結論分別為上文的③和⑥。從③到⑥，共同體實現了從追求善到追求最高善的遞進。從這段文本來看，《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共同體，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崇高、權威，包括了一切共同體。它就是希臘傳統文化中所謂的“城邦”(polis)。城邦之所以值得政治學領域對其展開研究，是因為它以最高善為追求目標。反之，政治學也因其研究對象為最高善，而成為最具權威的科學、最偉大的技藝[3](4)。

因此，正如《政治學》開篇所展現的，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政體，而是城邦—— 作為最大的共同體的城邦。第Ⅰ卷的剩余部分（第2～13章）的論述線索仍然是共同體，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城邦所由以構成的簡單要素”[2](2)，實則是指城邦是由其他共同體構成的。按第2章的論述，這些共同體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分別是男女共同體、主奴共同體、家庭共同體、村落共同體。而在這些共同體中，最重要的又是家庭共同體。亞里士多德指出，“所有的城邦都由家庭構成”[2](5)。因此，《政治學》第Ⅰ卷的第3～13章全都用以論述家庭共同體：第4～7章論述的是家庭中的奴隸問題；第8～11章論述的是家庭中的財產問題；第12章論述的是家庭中的夫妻、父子問題；第13章總論家政管理重在德性培養。

《政治學》在第Ⅱ卷中雖然論及政體，但是討論的核心仍是城邦。因為政體從屬于城邦、等同于城邦。該卷開篇說：“既然我們現在打算考慮的是，對于那些極盡可能按照他們的意愿來生活的人們來說，什么是最有效的政治共同體，那么我們必須展開考查其他政體?！盵4](52)在這段話中，亞里士多德說明了他的研究包含兩個方面：“最有效的政治共同體”與“其他政體”。顯然，在此表述中，“共同體”與“政體”并無實質性差別。

緊接著，亞里士多德交待了他的著手處：“必須從作為該考查的自然出發點的原則出發，這個原則就是，全體公民要么共有所有事物，要么不共有任何事物，要么共有某些事物而不共有其他事物?！盵4](52)亞里士多德從“共有”的角度來考查城邦。而在上述三種可能存在的共有情況中，亞里士多德立即排除了第二種。因為，城邦之所以為城邦，是因為它的成員必然共有某些事物，不可能什么事物都不共有。于是亞里士多德在申述城邦共有物時，順便給政體下了第一個定義：“城邦的政體就是某種形式的共同體?！盵4](52)《政治學》第Ⅰ卷開篇將城邦界定為共同體，此處又將政體界定為共同體。因此，關于政體的這一定義實質上是以共同體為中介，把政體與城邦相互等同，或者相互從屬：政體從屬于城邦，城邦也從屬于政體。

在排除共有的第二種可能情況后，亞里士多德開始考慮第一種可能情況，即全體公民共有所有事物。其代表便是柏拉圖所倡議的對婦女、兒童、財產的共有。因此，《政治學》第Ⅱ卷第2～6章誠然是對柏拉圖的批評，但批評的焦點并不在于政體—— 亞里士多德既未批評政體的類型劃分，也未批評政體的價值立場，而是批評柏拉圖關于共有所有事物的主張，尤其是共有婦女、兒童、財產的主張。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柏拉圖的《理想國》通過全體公民共有婦女、兒童的手段，實現城邦的高度一致性的目標，這完全是錯誤的。第2章通過批評目標，得出城邦的本性在于多樣化的結論；第3章通過批評手段，得出城邦的高度一致性不能通過全體公民在同一時刻說“我的”和“不是我的”的方式而實現的結論；第4章通過批評共有婦女、兒童的錯誤做法，得出這一做法會導致其他社會問題產生的結論；第5章批評對財產的共有；第6章改而批評柏拉圖的另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所提出的共有。

總之，亞里士多德在此針對的不是政體，而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城邦。如果要說他針對的是政體，也是在把政體等同于共同體的意義上來說的。這樣就可理解亞里士多德批評柏拉圖時，為何只針對《理想國》的前兩個浪頭，對第三個浪頭(即“哲學家?王”)卻保持沉默。原因在于，他的立足點是共同體。換句話說，他針對的是從“共有”意義上理解城邦，而不是從“權力”意義上理解城邦①。在第Ⅱ卷的剩余部分，亞里士多德對其他政體的批評同樣也是圍繞共同體對事物的共有展開的：第7章批評費勒亞斯，是以財產的共有為核心的；第8章批評希波達莫斯，是以不同公民對土地和法律的共有為核心的；第9～12章批評現實中四個較好的政體——斯巴達、克里特、迦太基、雅典，雖然批評過程中所涉及的要素較多，但是可以看出批評的核心仍是家庭共同體的三要素——奴隸、女人、財產。

二、第二單元：政體(第Ⅲ～Ⅵ卷)

《政治學》第Ⅰ卷為全書所定的論題為城邦?！墩螌W》的論題由城邦轉為政體，出現在第Ⅲ卷。該卷開篇即說，要想研究政體是什么，必須知道城邦是什么。言下之意，城邦只是研究的手段，政體才是研究的目的。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變？答案在第Ⅲ卷第3章。該章對公民問題的討論引出了城邦的同一性問題：“什么時候我們說一個城邦與先前保持同一，什么時候說它不復是原先的城邦，而是成了另一個城邦？”[2](75)亞里士多德說，城邦的同一性無法通過領土、人口等因素來確定，因為領土、人口隨時可能發生變化，而城邦不變。城邦的同一性唯有通過政體來確定，因為政體是城邦共同體的“組合形式”。好比樂調由音符組成的，音符相同，其所組成的樂調可以不同。所以，亞里士多德下結論說：“顯然城邦的同一最應歸結為政體的同一，至于名稱用新名還是舊名、居住者是新人還是舊人都無關緊要?！盵2](76)也就是說，“政體是什么”決定“城邦是什么”，政體是城邦的決定因素。由此，亞里士多德給出《政治學》關于政體的第二個定義：“政體就是關于一個城邦居民的某種組織?！盵5](52)若套用“質料”與“形式”的關系，則政體就是城邦的形式。正如拉卡哈利·查特吉(Rakhahari Chatterji)所說的：“亞里士多德在‘質料’與‘形式’之間作了基本區分。按照他的看法，科學處理的是形式：質料作為質料是不可知的，因為它是持續流變的。形式則相反是持久的，并且因其持久而可知。致使城邦具有同一性并構成其持久性的，并不是城邦的微小部分或者各位成員，而是城邦的形式，也就是政體?？茖W，因而是關于形式的科學：政治科學便是關于政治形式抑或政體的科學?！盵6](72)

若城邦的形式是政體，那么城邦的質料是什么？質料其實就是《政治學》研究政體之前的研究對象，換句話說就是第Ⅲ卷第6章之前的研究對象?？梢詫⑵浞譃閮深悾旱谝活悶楣餐w，主要是指家庭，這是第Ⅰ～Ⅱ卷的內容；第二類為個體，即公民，這是第Ⅲ卷第1～5章的內容。第Ⅲ卷在對公民進行簡短的研究后，從第6章開始，《政治學》轉而研究政體。政體真正成了《政治學》的核心論題。

因此，《政治學》第Ⅰ卷與第Ⅲ卷的研究視角有差異。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非?？粗剡@一差異。他把第Ⅲ卷視作《政治學》的一個新開端，于是《政治學》便有了“雙重開端”：第Ⅰ卷與第Ⅲ卷。第Ⅰ卷引出的論題是城邦，第Ⅲ卷引出的論題則是政體。列奧?施特勞斯認為，政體，而非城邦，才是《政治學》的確切論題：“我們從第三卷一開始就發現，正是politeia或者政體才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論題。第一卷和第三卷討論內容的差別可以簡述如下：在第一卷里，城邦是范圍最廣的共同體，它的各個部分應該是相對更小的共同體，而在這些小共同體中，家庭最為重要；但在第三卷里，城邦的各個部分似乎不再是任何一種共同體，而是公民?！盵7](89)

在確定《政治學》的基本論題為政體之后，亞里士多德不僅對政體采用了著名的六分法進行劃分——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平民政體、寡頭政體、僭主政體[2](84?85)；還把君主政體連同貴族政體一起視作最佳政體進行了討論[2](117?118)。②

第Ⅳ卷又屬于《政治學》的另一個新開端，其中的第1～2章則可視作該卷的導論，它們規定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思路。該卷開篇說，任何一門技藝和科學，只要以事物的全體而非事物的部分為研究對象，都應研究與該事物有關的所有情況。以體育科學為例，它的總問題是：什么訓練適合什么身體③？然后又將這個總問題劃分為三個子問題[2](115)：①什么訓練適合最好的身體？②什么訓練適合多數的身體？③什么訓練適合少數的身體？界定體育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為了引出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

顯而易見，對政體的研究也應屬于同一門科學，①它研究什么是最優良的政體，以及若是沒有外部的干擾，什么性質的政體最切合我們的意愿，(總)什么政體與什么城邦相適合。由于能實現最優良政體的城邦畢竟為數不多，故一名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就不應該一心盼求單純意義上最優越的政體，他還必須考慮到切合城邦實際的最優良的政體。②此外，我們還應該能夠指明，在給定的前提下，一個政體起初是如何產生出來的，通過什么方式可以使它長時間地保持下去；我所指的就是這樣一個城邦，壓根不適于最優良政體的治理方式，也不具備最起碼的條件，其政體甚至沒有達到為其實際存在條件所允許的優良程度，卻只達到了某一較差的水準。③在上述所有問題之外，還必須指明，什么政體對一切城邦最為適宜。[2](115?116)④

第Ⅳ卷對政治科學的描述，與上文對體育科學的描述語序雖然不完全對應，但是提出的問題卻是一致的。政治科學的總問題是：什么政體適合什么城邦？這個總問題再分為三個子問題：①什么政體適合最好的城邦？(答案是六分法中的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②什么政體適合多數的城邦？(答案是六分法中的共和政體)③什么政體適合少數的城邦？(答案是六分法中的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

接下來，在第Ⅳ卷第1章的剩余篇幅中，亞里士多德批評了兩類政治家抑或政治科學家。歸納他在批評這兩類人的過程中所提出的主張，可以看出政治家抑或政治科學家的素質包含六個方面：第一，研究最好的政體(即君主政體、貴族政體)；第二，研究少數城邦可能實現的政體(即平民政體、寡頭政體)；第三，研究多數城邦都容易實現的政體(即共和政體)；第四，改善現存政體；第五，區分政體的種類；第六，研究哪些法律是最優良的。

第Ⅳ卷第2章除去開頭的回顧部分，核心內容便是制訂《政治學》余下部分的研究計劃。該計劃包含五個問題：第一，區分政體的種類(針對的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第二，什么政體最能得到普遍的接受，或者說適用于大多數的城邦(即共和政體)；第三，哪些人適合平民政體，哪些人適合寡頭政體；第四，如何建立每一種形式的平民政體以及寡頭政體；第五，政體如何毀滅和如何保存。

把第Ⅳ卷第2章末的研究計劃與第Ⅳ卷第1章末所列舉的政治學家的素質相比，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點為：區分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種類；什么政體適合大多數城邦；什么政體適合少數城邦；改善現存政體。不同點有兩個：其一是第2章少了“什么政體適合最好的城邦”，因為該問題已經在第Ⅲ卷中研究過⑤。其二是第2章用“政體如何保存和如何毀滅”替換了第1章中的“哪些法律是最優良的”⑥。

綜合以上分析，《政治學》第Ⅳ～Ⅵ卷的結構可概括如下：第Ⅳ卷第1～2章——總論；第Ⅳ卷第3～10章——政體的種類(進行了具體劃分的是平民政體、寡頭政體)；第Ⅳ卷第11章——適合多數城邦的政體(即共和政體)；第Ⅳ卷第12～13章——哪些人適合平民政體，哪些人適合寡頭政體；第Ⅳ卷第14～16章——怎樣建立政體；第Ⅴ卷——政體的毀滅與政體的保存；第Ⅵ卷——關于建立政體的其他補充論述。

三、第三單元：教育(第Ⅶ～Ⅷ卷)

在解釋《政治學》的第Ⅶ～Ⅷ卷時，難免會碰到三個問題：第一，次序問題，即第Ⅲ卷后是該接Ⅳ～Ⅵ卷，還是該接Ⅶ～Ⅷ卷？第二，論題問題，即第Ⅶ～Ⅷ的論題是最好政體，還是教育？第三，政體問題，即如果第Ⅶ～Ⅷ的論題為最好政體，那這種政體是屬于六分法中的哪一種？這三個問題雖彼此關聯，但又以論題問題最為關鍵，一旦論題問題得以回答，次序問題和政體問題便迎刃而解。

第Ⅶ～Ⅷ卷的論題通常被認為是最好政體。誠然，第Ⅶ卷第1章通過“最優秀的政體”開篇以表示全書的主旨。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認為這一問題的解決要以另一問題的解決為前提：“什么是最值得選取的生活”⑦。因此，第Ⅶ卷第1～3章討論的并不是“最好政體”，而是“最好生活”。亞里士多德把這三章合稱為“緒論”[2](235)，作為“什么是最好政體”的前提。

對什么是最好生活，亞里士多德在《勸勉篇》《倫理學》中已經有過討論?！墩螌W》只是沿用了其觀點。幸福之人必定擁有外在的善、身體的善、靈魂的善，這是大家一致認同的，分歧在于對這三種善孰主孰次、孰多孰少的認識。主流意見認為，外在的善和身體的善為幸福之主，擁有它們多多益善；靈魂的善為幸福之次，雖不可少，但也不必多。亞里士多德對此進行了五個層面的比較，反駁了這一主流意見[2](228?229)：第一，外在善與靈魂善依存關系的比較；第二，兩類人幸福程度的比較；第三，外在善與靈魂善閾限的比較；第四，目的與手段關系的比較；第五，事物的性質與最佳境況的比較。通過以上比較，亞里士多德得出結論：靈魂的善重于外在的善，最好的生活取決于靈魂的善。靈魂的善即是德性，因此最好的生活取決于德性。進一步，《政治學》又論證了最好的生活對城邦共同體與對個人是同一種生活。所以結論是：“我們暫且作如下假定：最好的生活，無論對孤立的個人還是對集體的城邦而言，都是依德性而過的生活，同時也配有足夠的資源，以便能夠做出符合德性的行為?！盵8](61)

如果最好的生活取決于德性，那么最好的政體取決于什么？第Ⅲ卷政體分類所據的原則有三項：德性、財產、自由[2](133)。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的支配原則都屬于德性。君主政體由具有超凡德性的人進行統治，貴族政體由具有一般德性的人統治。這兩種政體之所以同時被亞里士多德稱為最好的政體，是因為它們都是有德性的政體，差別是擁有德性程度的高低。如第Ⅲ卷第18章說，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是“由最優秀的人來治理的政體”，他們“在德性方面超過其他一切人”，因而這兩種政體都是“最優秀的政體”[2](114)。第Ⅳ卷第2章說，“探討最優良的政體”與探討以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命名的政體“是同一回事情”，原因是“二者都希求以天然條件相結合的德性”(2)(118)。共和政體之所以也是好政體，是因為它同樣是由有德性的人進行統治，不過德性的程度較君主和貴族低了很多。低了很多的原因是，共和政體的統治者是多數人，而諸多德性都超凡的人不可能是多數人；如果多數人有德性，那么擁有的只可能是最低德性抑或某一種特殊德性，比如“戰爭方面的德性”[2](85)⑧。在三種變態政體中，平民政體的統治者同樣也是多數人，但由于它的支配原則不是德性，而是自由，所以它不屬于好政體。余下的兩種政體，它們的支配原則不但不是德性，而且離德性很遠。寡頭政體的支配原則是財產，僭主政體的支配原則是專制，所以它們都偏離了正常政體。

因此，從生活的角度講，好城邦或者一般意義上的城邦，其超出其他共同體的原因是“好”；從政體的角度講，最好政體抑或一般意義上的好政體，其超出其他政體的優勢是“德性”。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好”，正是從“德性”意義上來講的。故他說：“如果從好生活出發，教育和德性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最迫切的要求?！盵2](97)因為，一種生活要是好生活，它必定是有德性的生活；同樣，一個城邦要是好城邦，抑或一個政體要是好政體，參加城邦政體的公民就必定是好公民[2](253)。

于是問題便可歸結為：如何使一個城邦的公民成為有德性的公民？亞里士多德認為途徑有三條：自然、習慣、邏各斯[2](254)[3](342)。第一條途徑不受人力所控，且自然意義上的好(如美貌)并不是德性，所以它不能被稱為教育。對城邦來說，自然之好雖然必不可少，但也只是好城邦的“前提條件”“假想條件”抑或“必要條件”[2](235,243)?！墩螌W》第Ⅶ卷第4～12章論述的正是這些條件，例如人口、疆域、海路、公民秉性等。好條件不等于好政體。只有在論述完這些條件之后，亞里士多德才宣布開始討論“政體本身”[2](252)。第二條途徑對培養好公民來說固然非常重要，原因在于邏各斯(第三條途徑)不是對所有人都有效[3](342)，但習慣主要是在法律的強制力量下養成的，且只能夠養成德性之中的道德德性，對理智德性卻無能為力，因而它也不能被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在自然與法律之外，“剩下的事情就有賴于教育”[2](254)。第三條途徑即邏各斯，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教育是使一個城邦的公民成為有德性的公民的重要途徑，也是使一個城邦的公民過上好生活的重要途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把教育和德性視作最迫切的要求。

因此，《政治學》第Ⅶ～Ⅷ卷的論題并不是最好政體或者最好城邦，而是實現最好政體或最好城邦的途徑，即教育。第Ⅲ卷終章即第18章也可為此作證。該章既是對第Ⅲ卷的總結，又是對后面的卷的預告：最好的政體是由最好的人來治理的政體；這樣的政體要么是君主政體，要么是貴族政體；在最好的政體中，好人與好公民的德性相同；成為好人的途徑與建立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的途徑相同；造就好人所需的教育和習慣，與造就政治家或君主所需的教育和習慣相同。在進行了這番總結之后，亞里士多德提出：“在確定這些事情之后，我們現在必須嘗試論述最好政體，論述它之所以形成的自然條件和人們用以建立它的方式?！盵5](100)這句話表述得很清楚，后面的卷要談論的內容不是最好政體，而是最好政體形成的可能方式：一是自然地形成，這便是上文所謂的前提條件；一是人為地建立，這便是希臘文化所謂的教育(paideia)。

由此可見，在《政治學》的傳統卷次中，把第Ⅳ～Ⅵ卷放置在第Ⅲ卷之后，其原因在于，從論題來說，第Ⅲ卷的最好政體與第Ⅳ～Ⅵ卷的其他政體都同屬于“政體”，理應相連；而第Ⅲ卷最好政體的具體形態與第Ⅶ～Ⅷ卷最好政體的實現途徑，雖然都與“最好”相關，但論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轉變，第Ⅶ～Ⅷ卷的論題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教育”，理應與第Ⅲ卷相隔。

四、小結：《政治學》的三一結構

本文依據傳統卷次，把《政治學》分為三個論題單元：城邦、政體、教育。這三個論題之間是互涵、互攝的關系。正因為這三個論題是互涵、互攝的關系，所以《政治學》的行文結構不是單向開放的直線型，而是封閉循環的三角形⑨，如圖1所示。

第一，《政治學》第一單元的論題為城邦，城邦一方面涵蓋統攝政體，另一方面涵蓋統攝教育。①城邦涵蓋統攝政體。根據前文所論，《政治學》第Ⅰ卷的論題是作為共同體的城邦。第Ⅱ卷的歷史回顧是對前人政體設計的批評。我們在此應同時注意兩點：首先，第一單元確實包含著對政體的討論，詳見第Ⅱ卷。其次，第Ⅱ卷在開篇之處，也就是在真正討論政體之前，就已經定下了政體等同于共同體的基調。因此，該卷后面對政體討論的重心是財產、榮譽等公共物品的分配，以及相關的立法。換句話說，第Ⅱ卷對政體的討論的著眼點仍然是第Ⅰ卷所論的城邦共同體，而不是第Ⅲ卷的官職安排?？傊?，在《政治學》的第一單元中，城邦論題包含政體論題，故說城邦“涵蓋”政體；同時，政體論題的視域整體上從屬于城邦論題的視域，故說城邦“統攝”政體。②城邦涵蓋統攝教育。根據前文所論，教育應該是《政治學》第三單元的核心論題。不過在第一單元，尤其是在第Ⅱ卷中，教育已多次出現，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桑頓·洛克伍德(Thornton Lockwood)所說：“在《政治學》第Ⅱ卷，亞里士多德在若干處指出，教育(paideia)乃是立法者的核心工具：立法者應該用它來安排人們合理地共同享用財產，塑造人們免于貪婪的欲望，并使人們為了合理地享用閑暇作好準備?！盵9](81)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亞里士多德在批評費勒亞斯時關于財富均衡的主張時說：“需要平均的并非財富而是人類的欲望，如果法律不對人們提供足夠的教育，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盵2](47)我們在此應同時注意兩點：首先，教育對城邦共同體非常重要；其次，教育的重要性不僅是就財產的共同使用而言的，也是就共同體而言的?？傊?，在《政治學》第一單元，城邦論題包含教育論題，故說城邦“涵蓋”教育；教育論題的視域整體上從屬于城邦論題的視域，故說城邦“統攝”教育。

圖1 《政治學》三一結構圖

第二，《政治學》第二單元的論題為政體，政體一方面涵蓋統攝城邦，另一方面涵蓋統攝教育。①政體涵蓋統攝城邦。根據前文所論，從亞里士多德的形質理論來看，城邦相當于質料，政體相當于形式，因為形式決定質料，所以政體決定、統攝城邦。雖然《政治學》的第一單元和第二單元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論及城邦或政體，但是與第一單元相比，第二單元的論述在整體上向前推進了一步，即從城邦推進到了城邦的決定因素—— 政體。這只是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前進，因為城邦與政體在本質上是同一東西的兩個不同側面。這從我們的三角形結構圖中也可看出：城邦是三角形左邊的頂點，政體是右邊的頂點，從左到右，是水平方向的前進。因此，我們應同時注意兩點：首先，城邦必不可少；其次，城邦的必要性是作為政體的質料而言的?？傊?，在《政治學》第二單元中，政體論題包含城邦論題，故說政體“涵蓋”城邦；城邦的本質或者說城邦的同一性取決于政體，故說政體“統攝”城邦。②政體涵蓋統攝教育?！墩螌W》第二單元有多處論及教育，例如：在第Ⅲ卷第4章中，亞里士多德在區分好人與好公民的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了統治者的德性與公民的德性，從而得出結論：統治者應該接受與眾不同的、專門的教育[2](78)。他在第Ⅲ卷第13章中說，教育和德性對好生活而言是最迫切的要求[2](97)；又認為在最好的政體中，公民是為了依照德性生活，有能力并愿意實施統治和接受統治的人[2](99?100)?？梢?，德性及其實現途徑(即教育)，原本就是最好政體(即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的題中之義。甚至在某些特殊語境中，如第Ⅵ卷第2章中，為了凸顯平民政體的特征，亞里士多德把它與寡頭政體進行比較，竟不顧政體與變體之分，說寡頭政體的識別標準為門第、財富和教育[2](211)?？傊?，在《政治學》第二單元中，政體論題包含教育論題，故說政體“涵蓋”教育；識別最好政體甚或一般意義的政體，必須將教育視為一個特征，故說政體“統攝”教育。

第三，《政治學》第三單元的論題為教育，教育一方面涵蓋統攝城邦，另一方面涵蓋統攝政體。①教育涵蓋統攝城邦。這里首先要澄清一個容易被混淆的問題：在《政治學》第三單元中，對城邦的論述與對政體的論述是分開進行的。第Ⅶ卷第4～12章論述的是城邦，如人口、疆域等；第13～17章論述的才是政體，所以第13章開頭第一句說：“關于政體本身，讓我們來討論……”[2](252)而按前文所論，《政治學》開篇所定的研究對象是城邦，城邦以最高善為目的；末篇的第三單元則告訴我們，教育是城邦的最高善的實現途徑。不僅城邦的最高善的實現，即使是城邦本身，離開了教育也就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邦：“城邦，就像我們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多面體，人們應當通過教育使其統一起來并轉變成為一個共同體?！盵2](39)總之，在《政治學》第三單元，教育論題包含城邦論題，故說教育“涵蓋”城邦；教育是使城邦之為城邦的關鍵，故說教育“統攝”城邦。②教育涵蓋統攝政體。第三單元包含政體論題，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有學者認為本單元的核心論題就是政體抑或最好政體，耶格爾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我們認為，第三單元所論及的政體，既與第一單元作為共同體的政體不同，也與第二單元作為官職安排的政體不同。政體在第三單元的核心要義是生活方式[2](243)⑩。正因如此，在第Ⅶ卷第13章中論及最好政體時，亞里士多德才能夠將對最好政體的論述順理成章地轉換為對幸福的論述[2](252)。至于教育涵蓋統攝政體的問題，早在《政治學》第Ⅰ卷結尾處談論婦女兒童的教育時，亞里士多德就曾預告說，教育必須著眼于政體[2](28)。從這一角度說，政體決定教育，在論述教育之前，須先論述政體。這一觀點，在第Ⅷ卷開頭討論青少年的教育時，又被亞里士多德重復強調[2](267)。我們在此應同時注意兩點：首先，政體非常重要；其次，政體的重要性是針對教育而言的?？傊?，在《政治學》第三單元中，教育論題包含政體論題，故說教育“涵蓋”政體；政體論題的視域整體上從屬于教育論題的視域，故說教育“統攝”城邦。既然教育涵蓋統攝城邦和政體，那么第三單元就是對第一單元和第二單元的推進—— 不是在水平方向的推進，而是在垂直方向的上升。這可以從三角形結構圖中看出：城邦是三角形左邊的頂點，政體是右邊的頂點，教育是上邊的頂點。教育，與其說是《政治學》的終點，不如說是《政治學》的頂點。

總之，以三一結構來理解《政治學》，好處有三點：一是使《政治學》的結構不再局限于卷次，而是以論題為主；二是使《政治學》的論題不再局限于政體，而是貫穿著“城邦?政體?教育”的線索；三是教育不再局限于最好政體，而是作為古希臘政治文明持續發展的理想。本文開頭曾說，《政治學》的編輯順序所代表的不是編輯者個人的意志，而是文明傳統的意志。所謂“文明傳統的意志”就是耶格爾所說的“古希臘文化的理想”，便是“教育”[10]。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只可能處于《政治學》全書的頂點；《政治學》的第Ⅶ～Ⅷ卷，它們只可能位于第Ⅳ～Ⅵ卷之后。

五、余論

在亞里士多德研究的學術史上，19世紀是一個轉折階段。在19世紀之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被視作一個完整自足的體系，研究者多采取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的立場，身處體系之內，對其進行理解和詮釋。在19世紀之后，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被視作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研究者多采取科學主義者的立場，身處體系之外，對其進行考證和分析。[11](6)后一種立場最終形成了主宰20世紀亞里士多德學術史的研究范式——發展論。關于發展論的開創者耶格爾，本文開篇已有敘述。他的后繼者，若單就《政治學》結構和主題的研究而言，最典型的是英國古典學家大衛?羅斯(David Ross)和厄勒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

羅斯曾三次論述《政治學》的結構：1923年的著作《亞里士多德——對其作品和思想的全面闡述》、1949年為《牛津古典辭典》撰寫的詞條“亞里士多德”、1960年的論文《亞里士多德思想的發展》。巴克曾兩次論述《政治學》的結構：1931年的論文《亞里士多德生平與〈政治學〉的組成和結構》、1946年的《政治學》譯者導論。他們的論述有一個共同點：早期(羅斯1923年和1949年、巴克1931年)都追隨發展論，晚期(羅斯1960年、巴克1946年)都反對發展論。[12]具體地說，晚期羅斯主張通過《尼各馬可倫理學》篇末的研究計劃來解決關于《政治學》結構和主題上的爭議；晚期巴克主張《政治學》各卷出自同一作者、同一時期、同一觀點、同一思維?？傊?，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發展論所依據的發生學方法，轉而從《政治學》的內容本身出發，把它視作一部結構嚴密的著作來進行解釋。

羅斯和巴克對《政治學》的學術態度轉向，其實是一種新研究范式出現的先聲。這種范式便是“新整體論”，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替代發展論，成為亞里士多德思想和著作研究的主流，并直至今天。新整體論一方面批評發展論，主張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視作一個結構嚴密的整體；另一方面又批評古代整體論，主張以復調邏輯而非單一邏輯來理解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11](8)

本文的研究，本質上屬于新整體論，符合當今亞里士多德研究的國際學術大勢。但有兩點有別于新整體論：首先，在結構方面，本文提出“即一即三”的三一結構?！墩螌W》的主題既可理解為“一”，也可理解為“三”，這意味著《政治學》作為整體，既不像發展論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堆單篇論文的合集，也不像新整體論所理解的那樣是靜態的、機械的整體，而是動態的、有機的整體，這樣的整體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可以容納發展論。其次，在主題方面，本文提出城邦、政體、教育是三個單元的主題。三個單元中的論點依次是：城邦等同于政體，城邦取決于政體，最好城邦和最好政體的實現依賴于教育，這意味著《政治學》諸卷的主題既不像發展論所理解的那樣是孤立的、零散的主題，也不像新整體論所理解的那樣把諸多主題視作“走向最佳政體研究的準備”[13](87)，而是彼此關聯的、相互呼應的主題?？傊?，本文從結構和主題兩個層面上的“三一論”出發，把《政治學》解讀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整體著作，解讀為一部具有哲學品質的著作。否則，即便堅持整體論，也難免仍然會把《政治學》解讀為一部由諸多主題相加而構成的科學著作。?

① 有學者認為，亞里士多德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柏拉圖“哲學家-王”的主張，如劉瑋的《論亞里士多德的“最佳政體”》，《天府新論》2014年第3期，第7?20頁。

②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7?118頁：“關于君主制和貴族制我們已經做了闡述，因為探討最優良的政體實際上與探討以這兩種名稱命名的政體是同一回事情，二者都希求與天然條件相結合的德性?！标P于其中所說的“已經做了闡述”，具體是在什么地方，學者們有爭議。理查德?克勞特(Richard Kraut)認為指的是第Ⅲ卷第17～18章，本文同意他的觀點，但主張把范圍擴大到第14～18章。參見KRAUT R，ARISTOTLE: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Oxford, 2002: 427, n.1。

③ 學術界通常的理解并沒有單列總問題，而是把總問題當作體育科學的一個問題，因此體育科學所研究的問題共有四個，政治科學的問題相應也是四個。本文受法國古典學家皮埃爾?佩萊格林(Pierre Pellegrin)的啟發，把總問題單列，總問題之下再分三個子問題。參見PELLEGRIN P: “La Politique d’Aristote: unité et fractures, éloge de la lecture sommair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étrager，1987，177(2)： 129。

④ 引文前面的編號以及“總”字為引者所加。

⑤ 本文認為，適合最好城邦的政體為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對這兩種政體的討論在《政治學》第Ⅲ卷已經完成，所以《政治學》第Ⅳ卷第2章開篇即說“關于君主制和貴族制我們已經作了闡述”。

⑥ 彼得?菲利普斯?辛普森(Peter L. Phillips Simpson)認為，第2章中的“如何建立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對應的就是第1章中的“哪些法律是最優良的”。本文認為這一觀點缺乏可靠依據。參見PETER L, SIMPSON P: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291。

⑦ 第Ⅶ卷第1章的首句為：“想要研究最優秀的政體的人必須首要規定，什么是最值得選取的生活?！眳⒁姟墩螌W》第227頁。

⑧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說共和政體根源于“資產”(timêma)?！百Y產”的詞源與“榮譽”(timê)相同，我們認為，這里應該理解為“榮譽”，原因就在于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德性。亞里士多德說，“榮譽”嚴格說不是德性，但它是德性的表征，也就是我們此處所謂最低意義上的德性。若理解為“資產”，則“共和政體”與“寡頭政體”實難以區分。

⑨ 既為循環，則其卷次與論題就不絕對固定。這也就可解釋為什么人們會把第Ⅶ～Ⅷ卷的論題視作政體，從而置于第Ⅰ～Ⅲ卷與第Ⅳ～Ⅵ卷之間。

⑩ 參見《政治學》第243頁：“……從而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政體形式?！币嘁姷?37頁：“政體可以說是城邦的一種生活?！?/p>

? 如主張整體論的晚期羅斯，他所例舉的主題包含家庭、奴隸制、財產、公民權、政體、革命、理想城邦等，見其《亞里士多德的發展》，載《20世紀亞里士多德研究文選》，聶敏里選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0?41頁；再如主張整體論的晚期巴克，他所例舉的主題包含家政、公民資格的本質、憲制的分類、不同憲制所遵循的分配正義原則、君主制的理論、理想城邦及其應有的人口、疆域、教育等，見其《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英譯本導論》，曹志、王軼堅譯，《東吳法學》2012年春季卷，第39?40頁。

[1] 維爾納?耶格爾. 亞里士多德: 發展史綱要[M]. 朱清華, 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M]. 顏一, 秦典華,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3] 亞里士多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M]. 廖申白,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6.

[4] ARISTOTE. Politique[M]. t. Ⅰ, texte établi et traduit par Jean Aubonnet.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0.

[5] ARISTOTE. Politique[M]. t. Ⅱ, texte établi et traduit par Jean Aubonnet.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1.

[6] CHATTERJI R. Structural concep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J].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3, 34(1) : 71?85.

[7] 列奧?施特勞斯. 古典政治哲學引論——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講疏(1965年) [M]. 扎克特, 整理. 婁林, 譯,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

[8] ARISTOTE. Politique[M]. t. Ⅲ, texte établi et traduit par Jean Aubonnet.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6.

[9] LOCKWOOD T. Politics Ⅱ: Poltical critique, political theorizing, political innovation[C]// LOCKWOOD T, SAMARAS T. Aristotle’s Politics: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64?83.

[10] 韋爾納?耶格爾. 教化: 古希臘文化的理想[M]. 陳文慶, 譯.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

[11] 聶敏里. 20世紀亞里士多德研究文選[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

[12] SCHüTRUMPF E. Ernest Barker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Aristotle's Politics[J]. Polis, 2006, 23(2) : 286?301.

[13] 董波.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結構問題[J]. 現代哲學, 2017(3): 80?87.

City-state, regime, and education:The trinity structure of Aristotle's

ZHAO Can

(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original form and other factors, but only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texts, Aristotle's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hesis units. Volumes Ⅰ-Ⅱ are the first unit, with its thesis being city-state; Volumes Ⅲ-Ⅵare the second unit, with its thesis being regime; and Volumes Ⅶ-Ⅷ are the third unit, with its thesis being education. These three theses are interrelated and reflective, which can be called "Trinity" structure: in the first unit, the city-state is equal to the regime; in the second unit, the regime determines the city-state; in the third unit, education achieves the best city-state and the best regime. Education i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whole book of, the core of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what Werner J?ger calls "the ideal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 This understanding can solve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Aristotle;; city-state; regime; education

2023?03?09；

2023?08?0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滤枷塍w系的‘三一結構’研究”(22BZX097)

趙燦，男，云南宣威人，哲學博士，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臘哲學、當代法國哲學、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聯系郵箱：zhaocanynu@qq.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12

B502

A

1672-3104(2024)01?0126?10

[編輯: 鄭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