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遷時代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中國實踐”
——基于年齡、時期、隊列的視角

王富百慧，趙玉峰，張現苓

（1.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北京 100061；2.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社會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3. 中央財經大學 社會與心理學院，北京 100081）

自2011 年始我國正式以中長期規劃指導全民健身事業發展，有力推動了體育事業快速發展以及公民健康權益保障和國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在全民健身制度化的驅動下，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發生了深刻改變，它不僅已成為體育發展洪流中的一個時代縮影，更具有集體行為轉變中所呈現的文明轉折意蘊。對于生活在大變遷時代下的幾代人而言，短短數十年中幾乎以一種巨變的方式親歷全民健身事業從無到有、從有到豐并逐漸向更高水平邁進的嬗變過程，無疑是一種非凡的經歷和體驗。如果將中國全民健身事業置于全球視野下討論，自上而下的制度驅動成為有別于世界各國的發展之路。這種“有別”并非國際社會所誤解的落落寡合，而恰恰是以“中國實踐”為觀照、彰顯大國文化自信的“中國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要將全民健身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涵，上升到國家戰略的新高度，以國家長遠發展為基點，以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把滿足人民健身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當前體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到2035 年建成體育強國”納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體戰略安排，提出“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將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作為體育強國建設之兩翼?？梢哉f，體育隨中國社會共同經歷著轉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成就了全民健身事業的飛速發展，已成為促進體育事業發展的強勁力量。全民健身事業不僅呈現制度驅動的剛性特點，也決定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獨特的體育參與感與獲得感，成就了這個時代國民體育集體行為更為鮮明的獨特性。

以學術之筆記錄全民健身發展的“中國經驗”和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的“中國實踐”是中國體育學術界無法回避的歷史使命。應將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以來甚至全民健身制度化以來數十年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集體轉變進行記錄，因為這段“中國經驗”是中國社會巨大變遷下體育發展的必經之路，這些“中國實踐”塑造了一種與時代走向密切相連的“集體國民性”。當代體育學者應承擔起總結“中國經驗”的歷史使命，從巨大變遷中提煉“中國實踐”。因此，本文嘗試刻畫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的獨特規律，以期呈現更為清晰的全民健身事業發展脈絡。

1 文獻綜述

本文嘗試以實證方式考量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演變軌跡，檢驗能在經驗上落地的“中國實踐”。國民體育鍛煉行為一直以來都是體育研究領域的重要問題。作為一個衡量全民健身事業發展程度的核心指標，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反映了一個國家的體育綜合發展水平，其變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體育的發展進程。以往研究從不同側面證實了鍛煉行為變化的現狀、特征和結構性差異[1-2]，利用不同層級的數據得出了整體相似但有細微差異的研究結論，卻都指向了一個問題，即這種時期趨勢上的特點和差異是否真實反映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整體特征，是否真正清晰呈現隨時代發展的變遷軌跡，以及能否揭示可能源于不同歷史背景而歷經的發展機遇和生命歷程上的差異。中國的社會變遷不是某種單一制度或結構的變化，而是牽涉多向度、多層面的整體變革和有方向的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體育鍛煉行為隨之發生的深刻改變也可能呈現出以時代性、世代性、群體分化為主要特征的演變過程。長期以來，相關研究較少從變遷視角考察體育鍛煉行為的演變軌跡，聚焦體育鍛煉行為變化的時期趨勢，忽視了在其他時間維度上的變化趨勢。

在社會學研究中對時間維度的刻畫通常分為年齡、時期和隊列3 個維度，將3 種效應同時投射到體育行為中。年齡效應反映了由年齡主導的身體機能改變及社會角色轉換等內在力量對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時期效應代表著與時間變化相聯系的改變，由特殊歷史事件、社會經濟環境改變以及新技術突破等外部環境因素在某個時期的瞬時作用所引起，最顯著的特征是它的影響力會一致地波及同一個時期所有年齡段的人群，如歷次全民健身計劃會以時期效應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國民體育鍛煉行為。隊列效應的影響集中于同一時期出生的群體上，這一群體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或者社會變遷逐漸在他們身上產生相同的烙印，以外力（如社會重大事件）與內力（如個體發展過程）交互作用的方式通過緩慢積累或者延遲發生[3]，進而對一批人的體育鍛煉行為產生影響。需要以生命歷程視角解釋在社會變遷和歷史事件的影響下，不同隊列人群在不同年齡上的機遇差異，這些差異將影響個體鍛煉行為的選擇，進而匯集成集體行為的隊列分化。

充分理解上述3 種效應對考察大變遷時代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中國實踐”具有獨特意義，單純聚焦于時期趨勢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個體能動性、機遇不平等和時代塑造力驅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的重要機制，以及對整體變遷軌跡的解讀[4]?？梢哉f，時代變遷的宏觀力量在時期和隊列上的作用機制是有差異的，時期效應只解釋了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瞬時特點，而結合年齡效應和隊列效應才能共同解釋個體能動與時代驅動的交互作用，即社會轉型作用于不同生命階段的個體所引發的行為分化。因此，欲真正呈現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變遷軌跡，應從年齡、時期和隊列3 個時間維度進行觀察。

2 研究設計

2.1 數 據

為考察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變遷，本文使用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CGSS 是我國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學術調查項目，系統全面地收集了社會、社區、家庭、個人多個層次的數據，是總結社會變遷趨勢和探討具有重大科學和現實意義議題的主要數據來源。鑒于該項調查對于體育鍛煉行為相關問題的多次調整，本文選取調查問題與測量方式較為一致的7 次（2010、2011、2012、2013、2015、2017 和2018 年）調查數據，其調查中均含有“在過去一年參加體育鍛煉的頻率”問題，對應7 個觀測時期。剔除缺失值后，有效樣本共為69 493 個，覆蓋年齡段為18～118 歲，對應的出生隊列年份為1900—2000 年。

2.2 變 量

本文的核心因變量是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情況，即被訪者“在過去一年參加體育鍛煉的頻率”，將因變量處理為二分類變量，取值0 表示不參加體育鍛煉，取值1 表示參加體育鍛煉。

本文重點關注年齡、時期和隊列3 種時間效應作用于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演變軌跡。年齡變量具體指向調查時被訪者的實際年齡，可根據被訪者的出生年月和調查時間計算得到一個連續變量，取值范圍為18～118，考察個體生命歷程中體育鍛煉行為的變化趨勢。隊列變量以出生年份測量，本文對被訪者的出生隊列按照年份進行分組，將1925 年及之前出生的樣本劃分為一個隊列組，其他樣本按照每3 個出生年份歸為一個隊列組，最終獲得26 個隊列組，考察代際之間的不同經歷在塑造體育鍛煉行為上的作用。時期變量根據調查年份設定，即2010、2011、2012、2013、2015、2017 和2018 年共7 個取值，考察社會外力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轉變的作用。

此外，在模型中還納入了控制變量，包括被訪者的基本人口學特征（性別、民族、戶籍）、社會經濟特征（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就業狀態、個人年收入、自評社會經濟地位）、健康福利（醫療保險）、社會資本（自評健康、互聯網使用、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所屬地區特征（城鄉、區域）。在時期層面，模型加入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考察生活水平提升對國民體育鍛煉參與概率的影響。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2.3 方 法

如前文所述，本文著重從時間維度考察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軌跡，需同時估計年齡、時期和隊列的趨勢效應，并排除三者之間的相互干擾，在方法上參考Yang 等[5]提出的分層APC 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該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假定年齡為固定效應，時期和隊列為隨機效應，通過構建嵌套式數據結構打破3 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以解決模型識別問題。該模型近年來被廣泛應用于年齡-時期-隊列框架下的相關研究[3,6-7]。HAPC-CCREM 的具體數學表達式如下。

第一層個體模型：

其中，Yijk表示時期j和隊列k的個體i是否參加體育鍛煉， β0jk表示截距， β 表示回歸系數，X表示其他個體層面變量， εijk～N(0,σ2) 是個體層面隨機誤差。

第二層時期和隊列模型：

其中， γ0表示截距， μ0j表示第j個隊列的效應， υ0k表示第k個時期的效應。

將兩層模型合并可以得到綜合模型：

上述模型只考慮最簡單的情況，即隊列和時期僅對截距項產生隨機效應，更復雜的情況是隊列和時期還可能對其他變量的斜率產生隨機效應。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在第二層隊列和時期模型中加入該變量。對應的模型表達式如下：

其中， γ3表示變量X的固定效應系數， μ3j表示時期對變量X的隨機效應， υ3k表示隊列對變量X的隨機效應。

3 分析結果

3.1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演變的總體軌跡

3.1.1 年齡效應：個體生命歷程中體育鍛煉行為的變化軌跡

圖1 呈現了剝離隊列和時期效應后，檢驗隨年齡的變化參加體育鍛煉概率曲線的變化趨勢，即一個平均個體一生中參加體育鍛煉的變化軌跡，具體表現為：①個體一生中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呈現隨年齡增長持續下降的趨勢，表明“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體育鍛煉參與程度逐漸降低”是一個共性規律；②個體在青少年階段體育鍛煉參與概率最高，進入青年階段后參與程度開始持續下降，這一變化說明青少年時期是人一生中體育鍛煉參與程度的“頂峰期”；③體育鍛煉參與變化軌跡中存在2 個低谷期，45～50 歲進入第一個低谷期，進入高齡老年階段后體育鍛煉參與概率持續下降并進入第二個低谷期。

圖1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年齡趨勢Figure 1 Age trend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綜上判斷，從年齡效應觀察個體生命歷程中參加體育鍛煉的變化軌跡，呈現出下降過程中2 個不同速率的階段，一是從青少年到中年階段的快速下降階段，另一為從中年到老年的緩慢下降階段。值得關注的是，在個體變化軌跡中55 歲前后出現小幅回升，結合以往研究證據，認為可能存在“55 歲現象”，即尚未進入以60 歲為臨界定義的老年階段，身體活動能力仍處于尚好狀態，隔代照料負擔較輕，且城鎮老年人即將或已經進入退休狀態，較為充足的時間和體力為參加體育鍛煉提供了短暫時機。

3.1.2 時期效應：歷史進程中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變化軌跡

為揭示歷史進程中國民鍛煉行為變化的時期特征，本文通過隨機效應方差的估計結果驗證時期效應的顯著性，圖2 呈現了國民參與體育鍛煉的時期趨勢。在基礎模型中，國民體育鍛煉參與的時期效應邊際顯著（P=0.043），且時期效應隨年份的推進呈波動上升趨勢[ 圖2（a）]，表明2010—2018 年國民體育鍛煉的參與程度不斷提高，尤其在2013 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

圖2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時期趨勢Figure 2 Period trend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在基礎模型中加入個體層面的控制變量生成模型1，考察個體內生要素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體育鍛煉參與的時期效應依然顯著（P=0.044），但隨年份推進的增長趨勢減弱[圖2（b）]，表明戶籍性質、政治面貌、教育背景、健康狀況等社會經濟地位要素影響每一個體的體育鍛煉參與程度。在模型1 中進一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建立模型2，驗證經濟要素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影響的時期效應[圖2（c）]。分析發現，時期效應的方差顯著性較模型1 進一步降低（P=0.047），時期效應的變化趨勢接近平直，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是推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隨時期增長的外生力量。

值得關注的是，時期趨勢上分別于2011 年和2015 年出現2 次波動?；仡櫚l現，這2 個年份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年份，也是推動全民健身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節點。2011 年是我國“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在實現“國強”的基礎上轉向“民富”，這一轉變為全民健身事業提供了快速發展的契機。同年，國務院正式印發了《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 年）》，這是我國首個正式以中長期規劃體例編制的全民健身計劃，將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周期與國家發展規劃等同并形成制度，明確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政策效果在時期趨勢上得以證實，無論是國家發展規劃還是全民健身事業規劃都一致波及了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呈現出政策效應驅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在時期趨勢上的變化。2015 年是“十二五”規劃和《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 年）》的收官之年，當年我國成功申辦北京2022年冬奧會，政策執行效果在這一年得以呈現，疊加重大社會事件后再一次驅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時期趨勢整體上升。

綜合判斷后認為：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趨勢與國民參加體育鍛煉概率的增長趨勢基本吻合，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升是國民體育鍛煉參與水平提高的重要外生動力。②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時期變化的整體走向和波動與政策實施和重大事件的發生周期基本吻合。作為重要的外生力量，國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全民健身制度化、北京2022 年冬奧會的成功申辦共同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演變發揮驅動作用。

3.1.3 隊列效應：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代際模式差異

本文進一步通過隊列效應檢驗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集體變化軌跡?；A模型結果顯示，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隊列效應非常顯著（P=0.002）。整體趨勢表現為：隨著出生隊列的推移，國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動式變化[ 圖3（a）]。加入個體層面控制變量后，隊列效應顯著且整體依然呈現波動式變化，但趨勢略有改變，證明個體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隊列差異[圖3（b）]。進一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后，隊列效應依然顯著且整體變化趨勢未有改變，僅曲線水平有所變化[圖3（c）]。結合模型結果分析發現，上述隊列效應在“50 后”中表現得更為顯著。

圖3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隊列趨勢Figure 3 Cohort trend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通過分析發現，隊列趨勢波動式變化中均呈現2 個高峰和1 個低谷。由于各個隊列在觀察期（2010—2018 年）內所處的生命階段不完全一致，無法直接比較，通過對比個體生命軌跡的時序結構特點，將2 個高峰和1 個低谷大致對應3 個區間[圖3（c）]：第1 個區間是20 世紀20—50 年代的出生隊列，呈現隨著隊列推移參加體育鍛煉概率顯著上升的趨勢；第2 個區間大體包括20 世紀50—80 年代的出生隊列，整體呈現隨著隊列推移參加體育鍛煉概率下降且有波動的趨勢；第3 個區間包含了1985 年之后的出生隊列，隨著隊列推移參加體育鍛煉概率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上述結果證明，大變遷時代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存在代際模式差異，個體特征是導致代際模式差異的重要因素，而作為宏觀外生變量的收入水平提升對所有隊列都產生影響。

實證結果表明，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在年齡、時期和隊列維度上均表現出特定的行為模式。從個體生命歷程看，整體呈現隨年齡增長體育鍛煉參與程度不斷下降的趨勢，在特定年齡組上略有波動（如存在“55 歲現象”），這是伴隨個體年齡增長所引發的身體機能改變與社會角色轉換的共同結果。從社會變遷角度看，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時期趨勢較為顯著，經濟增長、政策干預等外部環境改善直接作用于個體鍛煉行為，折射出社會變遷對同一時期內所有個體鍛煉行為的瞬時影響。從歷史發展進程看，社會外部環境變化也對處于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個體行為產生縱向累積影響，并最終匯聚成為隊列的集體分化，而這一特征在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過程中表現得最為顯著。在控制了個體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特征、健康福利和社會資本等變量后，上述3 類效應依然顯著，充分證明了生命歷程中的能動性、社會變遷中的機遇性、社會發展中的階段性均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3.2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演變軌跡中的分化

本文進一步分析了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演變軌跡的結構性差異。結果顯示，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化軌跡存在較強的內部異質性，特別是具有明顯的城鄉、性別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分化特征。

3.2.1 城鄉分化

城鄉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在時期趨勢上有顯著差異（P=0.055 6）。圖4（a）展示了控制所有個體層面變量后城鄉居民體育鍛煉概率的時期趨勢。雖然城鎮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持續高于農村居民，但結合模型結果綜合判斷，該差異隨時期變化逐漸縮小。進一步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后，時期效應依然顯著，但顯著性略有下降（P=0.056 7），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降低城鄉居民體育鍛煉行為分化的重要因素[圖4（b）]。

圖4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城鄉時期分化Figure 4 Urban-rural peroid differentia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城鄉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在隊列趨勢上也存在顯著差異（P=0.006）?？刂扑袀€體層面變量后，城鎮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隊列趨勢呈現“兩高一低”的波動，但農村隊列變化趨勢十分平緩，城鄉隊列趨勢的差異表現為擴大—縮小—再擴大（圖5）：在“50 前”隊列中城鄉差異隨隊列推移不斷擴大，在“60 后”和“70 后”隊列中處于小幅縮減狀態，在“80 后”隊列中顯著趨近，但在“90 后”隊列中再次擴大。城鄉體育鍛煉行為趨同的結論在以往研究[1]中也得到證實。本文進一步發現，導致城鄉趨同的主要發力群體是“60 后”“70 后”“80 后”，在新生代隊列中城鄉間的差異依然較大。進一步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后，城鄉的隊列趨勢差異依然存在且顯著。

圖5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城鄉隊列分化Figure 5 Urban-rural cohort differentia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3.2.2 性別分化

分析發現，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性別差異只體現在隊列趨勢上（P=0.006），在時期趨勢上沒有區別。從隊列趨勢差異看，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性別分化表現出先增強、后減弱、再增強的特點（圖6）。具體表現為：在“50 前”隊列中，男性參加體育鍛煉概率高于女性，在“50 后”“60 后”“75 前”隊列中，男性和女性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趨同，在“75 后”“80 后”“90 后”隊列中，性別分化再次擴大，男性參加體育鍛煉的概率高于女性。

圖6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性別隊列分化Figure 6 Gender cohort differentia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性別的隊列分化可能與行為習慣、死亡率、退休年齡、照料負擔等相關。以往通過時期分析證實男性參加體育鍛煉的比例高于女性[8]。從隊列角度判斷，這佐證了上述差異的存在，但并非貫穿于所有隊列，主要由“50 前”“75 后”的性別分化所主導。對于在“50 前”隊列中男性體育鍛煉參與程度更高，一個可能的解釋為，截至調查時點依然存活的男性是經過健康“篩選”的結果，即處于健康劣勢的男性在調查時已經死亡，“幸存”老年男性是具備健康優勢的群體，這可能是遺傳優勢、生命早期健康累積優勢和健康生活方式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其鍛煉參與程度相對比女性更高?！?5 后”隊列中的性別差異更符合體育鍛煉參與的性別規律，即男性參與程度更高。

3.2.3 教育分化

教育顯著影響個體體育鍛煉行為，這在以往研究[9]中已經得到證實，本文更關注其如何發揮促進作用。結果顯示，國民體育鍛煉行為在教育水平上的分化主要受到隊列效應的影響，時期效應不顯著。如圖7 所示，各出生隊列中受過高等教育者的體育鍛煉參與概率高于未受高等教育者。在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后，上述差異依然存在且顯著。同時，隊列變化趨勢顯示，高等教育對國民體育鍛煉的提升作用隨隊列推遲而不斷強化，接受和未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體育鍛煉行為在隊列趨勢上的分化逐漸增大，具體表現為：在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隊列效應整體呈上升趨勢；在未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呈現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波動式變化。

圖7 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高等教育隊列分化Figure 7 Higher education cohort differentia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盡管由于高等教育引發的體育鍛煉行為分化在各隊列中持續存在，但自“70 后”開始更趨于擴大。上述變化與我國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相吻合，1977 年恢復高考后，高等教育進入穩定發展階段，盡管招生規模長期處于較低水平，但在1985—1995 年的10 年間進入緩慢增長狀態，在這一時期“70 后”正值進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齡階段，增加了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紅利。1999 年中國開啟高校擴招政策后，“80 后”及之后隊列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紅利明顯增加。以往研究[10]證實，受教育程度與個體健康之間呈正相關，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健康水平越高，對二者之間影響機制的解釋認為，通過教育獲得的資源、技能和知識可以更好地促進健康行為，而以體育鍛煉為關鍵變量的健康生活方式便是影響因素之一?？梢耘袛?，由高等教育福利獲得的機遇差異是引發新老代際分化趨勢擴大的重要因素。

4 討 論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歷經了巨大變革，社會結構變遷和個體生命際遇共同交織作用于每個人的體育鍛煉行為，進而匯聚成為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集體變遷。這段“中國實踐”是大變革中呈現的整體行為變化、觀念變化和感受變化，是一段與時代走向緊密相連的“中國經驗”，為從宏觀視角研究社會發展和國民體育的關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為中國式現代化圖景中的體育強國建設奠定基礎。然而，如何從時代、世代和個體生命的三維視角共同呈現這一變遷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方面，它不局限于對變化趨勢的單線程描述，而是要深入刻畫社會變遷進程中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多重形態。另一方面，國民體育鍛煉行為也不是單一狀態，呈現多元復雜的分化特點，要綜合考慮城鄉環境、教育獲得、性別、職業階層等結構性差異的長期存在。對于多樣性“中國實踐”的證實因數據困境和方法局限長期止步于對體育鍛煉行為的時期描述，歷史性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經驗闡釋和思辨層面?；诖?，本文嘗試從一個宏大視角切入刻畫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變遷，以一個新的方法探索分離變遷中的時代、世代和個體變化趨勢，以呈現這一多樣性的“中國實踐”。

在綜合分析年齡、時期和隊列變化趨勢后發現，隊列趨勢主導了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變遷。在社會變遷和生命歷程的交互作用下，不同隊列在體育鍛煉行為上的差異是驅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集體變遷的主要動力，以往研究所觀察到的宏觀趨勢變化正是隊列效應在時期趨勢上的疊加結果。本文從宏觀時期趨勢層面證實了生活水平的整體提升是國民體育鍛煉參與水平提高的重要外生動力，也從個體角度驗證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確有利于提升體育鍛煉的參與程度，但同時也發現這2 個關系機制在所有出生隊列中均發揮了作用，真正驅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代際模式轉變的是教育獲得、城鄉差異、職業地位、健康程度等個體特征，這意味著中國發展進程中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社會保障的持續完善在形塑個體社會資本的同時，也間接驅動了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集體改變。

上述隊列效應在“50 后”中表現得更為顯著，這一代人體育鍛煉行為的變化軌跡和分化特點區別于其他幾代人。自2010 年之后的10 年間，“50 后”逐漸進入老年期，成為助推中國邁向深度老齡化群體中的“新生代”?；厮輾v史可以發現，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和際遇性，童年時期歷經“三年困難時期”、少年時期遭遇“文化大革命”、青年時期恰逢恢復高考、成年時期見證改革開放、中年時期經歷市場經濟。生命歷程中每個階段的際遇都將可能成為導致隊列內分化的誘因，童年時期處于不利環境和成年時期的社會經濟水平將持續影響老年階段的健康水平[11]，但長期堅持體育鍛煉能緩解健康累積劣勢進而改善晚年健康不平等[12]。本文證實了社會資本存量和可支配收入增長是影響隊列內體育鍛煉行為分化的內在和外生要素，這意味著可以嘗試通過增加農村地區體育服務、提高健康公共產品可及性、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可支配收入等，提升“50 后”中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存量，改變際遇不平等的累積劣勢，提高體育鍛煉參與水平，進而緩解分化。

通過時期趨勢分析發現，國民體育鍛煉參與程度自2010 年開始持續提升，從2013 年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且時期變化的整體走向與政策實施、重大事件的發生周期基本吻合。以往研究[1]認為，北京2022 年冬奧會的申辦發揮了短期促進效應，歷次全民健身計劃發揮著更為穩定的長期效應。本文結論印證了作為重要的外生力量，全民健身制度化和北京2022 年冬奧會的成功申辦對推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的確發揮了時期驅動作用。但除此之外，國民收入水平的整體提升是推動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時期增長的重要外生力量。因此，除了抓住“歷史機遇”和推動“核心制度”建設之外，經濟驅動可能是推進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重要的時期動力。

在分析個體生命歷程中的體育鍛煉行為變化軌跡時發現，隨著個體年齡增長體育鍛煉參與程度逐漸降低是一個共性規律，但下降過程中呈現2 個不同的速率階段：一個是從青少年到中年階段的快速下降階段，另一個為從中年到老年的緩慢下降階段。如果從個體終身發展角度判斷，2 個速率不同的階段可以成為實施干預的2 個重要“敏感期”。首先要抓住青年這一黃金期，在人生中最具活力和休閑時間的生命階段精準施策，這不僅有助于維持鍛煉習慣，還將為進入中老年后堅持鍛煉奠定基礎。因此，聚焦高等院校和企事業單位細化實化體育支持性政策和創建體育支持性環境將十分重要且必要。其次要關注個體生命歷程中可能出現的“55 歲現象”，積極為即將進入或已經進入老年期的具備身體活動能力的個體創造體育參與支持性環境，這意味著應堅持系統構建政策體系，將老年體育政策統籌納入養老服務體系、生育支持體系和老年照護體系。

此外，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軌跡呈現代際的趨同和分化。首先，以往研究[1]結果顯示，隨時間推移城鄉間體育鍛煉行為呈現逐漸彌合趨勢。本文進一步解釋上述趨同的主要發力群體是“60 后”“70 后”“80 后”，而在新生代隊列中體育鍛煉行為的城鄉差異依然較大。其次，體育鍛煉行為的性別趨同集中表現在“50 后”“60 后”“75 前”群體中，分化主要由“50 前”“75 后”所主導，“50 前”的分化是篩選機制的結果，而“75 后”符合國民體育鍛煉行為性別差異的基本規律。最后，高等教育對國民體育鍛煉行為的提升作用隨隊列推遲而不斷強化，尤其自“70 后”開始，高等教育獲得導致分化更趨于擴大，由高等教育福利獲得的機遇差異可能是導致新老代際分化趨勢擴大的重要因素。

5 結束語

盡管本文尚有很多不足之處，但作為一篇探索性研究，通過探究國民體育鍛煉行為變遷，刻畫獨具時代特色的“中國實踐”，可以成為理解中國體育發展與轉型的獨特視界，從一個側面呈現更為清晰的全民健身“中國經驗”的發展脈絡。與此同時，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變遷中，14 億中國人所呈現的體育鍛煉行為的“集體實踐”及其發展邏輯，對于那些與中國相似的發展中國家或同樣正在歷經社會轉型的國家而言，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借鑒。作為時代的親歷者和觀察者，我們欲以此文投礫引珠，呼吁更多“身在此山中”的學者從大變遷時代視角思考體育發展的歷史縱深，以“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元視角共同描繪全民健身發展的時代畫像，履行這一代體育學者的歷史使命。唯有如此，中國體育社會學才能在實踐自覺中尋找體育發展的本源，才能在世界范圍內真正建立屬于中國體育的經驗話語和敘事特色。

作者貢獻聲明：

王富百慧：提出論文選題，設計論文框架，撰寫論文；

趙玉峰：提出修改建議；

張現苓：提出論文選題，修改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