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環境下邊境安全情報的意義構建研究

張朝猛，唐 超，魏 晨（中國人民警察大學，河北 廊坊 065000）

隨著現代化信息技術的發展，邊境安全情報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數據海量增長，主要是網絡開源數據的指數增長，挑戰了“以人力為主”的傳統研判模式。另一方面，信息類型不斷增加，虛假信息、片段信息、殘缺信息成為常態，同時，信息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陸地邊境安全風險是體系對抗的產物，具有高度復雜、后果嚴重、不確定性強、信息模糊、認知難度大等特點。因此，在不確定環境下，如何通過意義構建，理解邊境安全情報對象之間的關聯，解讀邊境安全的發展趨勢至關重要。

一、邊境安全情報研究進展

（一）國內研究進展

近年來，我國邊境安全情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邊境管理部門以《國家情報法》為指導，構建了科學長效的邊境安全預警機制。邊境管理部門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完善邊境安全情報的收集、分析和利用的不足。利用信號分析方法解決國家安全戰略風險識別的問題[1]，通過建立邊防情報威脅模型對邊境安全風險進行評估[2]等研究。體現了在不確定環境的研究中，我國更注重數據分析而忽略數據分析之后的意義構建。

（二）國外研究進展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簡稱CBP）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邊境安全情報共享網絡，以收集、分析和共享邊境安全信息，其中應用了一大批先進技術。例如，無人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自動識別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術，體現了明顯的技術傾向。英國國防部（U.K.Ministry of Defense）提出了基于監控、態勢感知、定位追蹤、快速響應的邊境安全情報感知體系。美國智庫認為，隨著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情報機構的工作是分析數據、鏈接不同的數據集、從數據中推斷意義，最終基于所有可用的數據做出分析判斷。如果分析人員不能及時處理、吸收和整合正確的數據，就不能將其轉化為連貫的、有見解的分析。

從已有研究看出，在面臨高度不確定的安全環境時，意義構建成為一種新的趨勢。所謂“意義構建”是指將資料與背景知識結合形成有關形勢的解釋模型的過程[2]，是為理解各種關系（人物的、地點的、事件的）以預期它們的發展軌跡并采取有效地行動而進行積極、持續的努力[3]。意義構建是情報分析中最關鍵的環節，它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文本、圖像、視頻和其它形式的信息，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發現事實，理解信息中蘊含的“意義”。

二、邊境安全情報面臨的不確定環境

（一）邊境安全情報環境復雜

復雜的情報問題不能完全脫離環境，它嵌套在環境中，具有明顯的動態變化特征。邊境地區長期是境外敵對勢力滲透和長臂管轄的跳板，是國與國之間博弈的重要場所，是諸多矛盾交織的地區。邊境安全風險的表現形式復雜多樣，如敵對勢力滲透、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軍事圖謀等[4]；受毗鄰國家的差異，不同邊境地區的安全問題要素的表現形式和復雜程度也有所不同。邊境安全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國家總體安全的一個縮影，是地區安全形勢的風向標。邊境安全風險往往與周邊國家安全形勢及邊境管控水平相關，且持續變化。

相關要素數量會增大情報問題的復雜性。復雜的情報問題，本質上是非線性的，其可能的結果范圍非常廣泛。估計相關實體的數目和交互的數目只是復雜性水平的近似值，絕非精確測量復雜性[5]。邊境安全情報環境之所以復雜和充滿不確定性，最主要原因就是影響邊境安全的要素繁多，如國際政治、地緣、人文、宗教、民族等境內因素，以及鄰國政局動蕩、沖突、戰爭等境外因素。

（二）體系對抗加劇邊境安全情報的不確定性

邊境安全情報活動不再局限在個體之間，更體現出體系對抗的特征。一方面，各類邊境安全風險活動的主體不斷更新技術，提升智能性，各類高智商犯罪層出不窮，防不勝防，違法犯罪活動智能化、科技化特征顯著；邊境安全情報對抗的對象組織嚴密，跨境犯罪團伙、暴恐組織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供應鏈和組織結構，它們使用境外服務器保障通信躲避技術偵查，使情報對抗的智能性增強。另一方面，邊境安全情報的時空范圍不斷擴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大“以‘法’亂藏”的力度，從2018 年推出的《對等進入西藏法》（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到2020 年的《西藏政策與支持法》（Tibetan Policing and Support Act），從缺乏約束力的涉藏文件和法規向更具破壞性的“涉藏國內法”（所謂的“長臂管轄”）轉變，對抗的體系性和長期性將大大增強。

（三）高質量信息獲取難度大

邊境安全情報來源既包括日常邊境管理中采集到的基本信息、案卷材料等，還包括通過開源渠道獲得的文本信息、音視頻信息等，情報載體多元，邊境安全情報社會化、碎片化特征顯著增強，充斥著虛假信息、片面信息、殘缺信息，形成了“信息迷霧”[6]，有些信息是邊境安全情報對抗對象故意釋放出來的，有些信息是經過違法犯罪分子包裝后的信息，這些信息的真實性難以鑒別。比如，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22 年美國競爭法案”，加拿大“維吾爾權利倡導項目”政策顧問瑪格麗特·麥古艾格·約翰遜道聽途說、胡亂猜測，就在媒體上發表聳人聽聞的虛假信息。邊境安全情報環境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在于，周邊國家邊境居民主要以小語種語言或當地方言為網絡社交語，如烏爾都語等。相較于英語，小語種信息占互聯網信息數量總量少、語言門檻高，常規的邊境安全情報處理手段很難奏效。

（四）情報分析的復雜性與傳統“拼圖游戲”理論的失靈

當今違法犯罪活動的跨境性特征顯著，恐怖活動犯罪、網絡詐騙、電信詐騙等新型犯罪層出不窮，各種安全要素呈現境內與境外交織、線上與線下交織、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傳統的情報理論往往把情報分析工作稱為“拼圖游戲”，認為只要根據分析人員事先在腦海中設想的畫面搜集信息，就能夠拼出完整的圖像?，F代情報工作面臨的復雜性問題是分析人員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很難對邊境安全系統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描述，無法對各個風險要素之間的關聯強度進行推測和判斷。傳統邊境安全情報分析中的諸多方法，如連線分析、關聯分析、趨勢預判、串并案分析等方法失靈，拼圖式的情報分析無法應對新情況、新問題。因此，邊境安全情報人員應當持續掃描片段化信息和線索，并且根據情報需求者的立場和角度、情報工作目標、情報產生背景等完成意義建構。

三、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框架

布倫達·德爾文（Brenda Dervin）提出信息的意義是由使用者決定，并提出意義構建理論的基本假設。假設信息不是客觀的，它是人類認知的結果，同一信息對于不同用戶在不同環境中的意義和理解均不相同[7]，信息接收者對信息的理解和信息生產者的本意可能是有偏差的?；谶@一基本假設，可選取邊境安全情報活動的實施者、任務情境、情報內容、用戶需求作為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基本框架。

（一）邊境安全情報活動的實施者

邊境安全情報活動的實施者主要包括情報決策人員、情報技術人員、人力情報人員、案件偵查人員等，他們處于邊境安全情報體系的不同位置，可接觸到不同形態的邊境安全情報。在意義構建的過程中，人是積極的行動者，人對信息相關度、準確度、易讀性和適用性的評價，都有主觀因素，個人的觀點、看法、經驗等因素投射到信息上，易形成人們對于收集信息的主觀預期。

同時，邊境安全情報活動的實施者對邊境安全情報的理解也有較大的差異。人是一種“非完全理性”的存在，思維定式、認知相符、選擇性認知、愿望思維、鏡像思維、團體迷失、“歷史重演”思維、線性思維等[8]，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意義構建的結論，導致邊境安全情報感知失誤。

（二）邊境安全情報任務情景

邊境安全情報信號隱含在特定的場景中，而且只有在特定場景中才能看出情報信號的意義。西方國家操控的涉邊輿論擅長以議題設置、虛構事實、似是而非、邏輯陷阱等表達方式，構建出虛假場景。如2022 年3 月，法新社向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提問“聯合國人權高專已經宣布將于5 月訪華，并將參訪新疆，雙方就不受限制地接觸社會各界人士達成一致，組織方將如何確保接觸不受限制？”，這里“不受限制地接觸社會各界人士”“如何確保接觸不受限制”等表述，實際上就是在設計“邏輯陷阱”，對外傳播一種“以往參訪新疆是受限制的”的誤導性場景。

諸如此類的情報信號與情報場景關聯，在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中層出不窮。比如，訊問場景中犯罪分子的微表情、針對特定事件開展新聞發布場景中的“外交辭令”等，對于理解情報信號的意義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在邊境安全情報工作中，恐怖主義、販賣毒品、難民涌入、敵對勢力滲透、走私槍支彈藥等都是情報工作人員可能要面對的任務情景，需要注意安全事件發生的特殊時空特征，如國內外的政策、形勢變化等，進而判斷特定信息或數據的意義。

情景在意義構建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不同的情報用戶對同一信息在同一環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信息對于同一個情報用戶在不同的環境下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情報分析人員對同一信息行為有不同的解讀和闡釋。

（三）邊境安全情報內容

情報內容是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對象，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礎類邊境安全情報，靜態反映我國及鄰國邊境地區的地理、歷史、經濟、社會、人口、宗教、行業等基本情況，以“事實”的形式存在。在邊境安全情報的意義構建中，“事實”往往起到關鍵的證據作用。清代何秋濤著《朔方備乘》詳細記載了漢、晉至清朝道光時期，蒙古、新疆和東北的疆域、邊防制度沿革、山川形勢及中俄關系、交界考據[9]。諸如此類的事實資源，是新中國成立后進行邊界劃定、制定邊境安全戰略時重要的情報來源。

二是動態類邊境安全情報，主要是敵情、社情、政情的變動情況。如邊境恐怖組織的網站數據、鏈接到頻繁瀏覽恐怖組織的其他網站、涉恐言論密集極端的網絡空間；激進人士的個人網絡空間言論及空間好友數據，尤其是關注針對口岸發動恐怖襲擊的言論等[10]。動態信息與基礎類信息進行比較或關聯，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特定情報對象的變動。

三是苗頭類邊境安全風險情報。如移民數量指標（性別、年齡等）、勞動力指標、非常規移民指標（非常規入境、非常規出境、非常規務工等）、失蹤移民指標、人口走私與奴役指標、移民返回指標等[11]。

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過程中，需要對邊境安全情報內容進行細心查證和研判，并對內容進行解析、闡釋，根據不同類別的情報內容選擇不同的情報研判模式，從情報內容表層看到深層次蘊含的意義。

（四）邊境安全情報用戶需求

用戶自身的情報需求會影響邊境安全情報的意義構建。用戶的情報需求屬于隱性知識的范疇，具有個體性、默會性、情境性、相對性、散在性、穩定性等特征[12]。情報用戶的決策需求、認知偏好、個性等主觀因素會影響邊境安全情報的選題、觀點表述、論據組織、刻畫方式等，影響意義構建的過程。

在邊境安全情報感知過程中，需要考慮情報用戶的角色、所處場景、職責使命，以及風險決策目標、文化因素、宗教因素、認知偏見、知識背景、情報感受和反饋等因素，對情報用戶的知識狀態、情報需求、情報動機、情報差距、情報服務方式、情報載體等影響情報用戶需求的因素進行探索和發現。通過對情報產品進行刻畫，使其對情報用戶的意義能夠快速呈現，減輕情報用戶的心智壓力，為情報用戶提供最大的便利條件。在情報報告中，應該把相對信息轉化為絕對信息，去除冗余信息，盡量把邊境安全情報報告寫得簡單易懂，使報告更易于傳播。[13]這種“以用戶為中心”的情報服務模式，能夠較好地滿足用戶的情報需求，但同時，也會損耗邊境安全情報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削弱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科學性。

四、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流程

流程是使用資源將輸入轉化為輸出的一組活動，是導致特定結果的成體系若干行動，是情報人員為了達成特定輸出結果而按照一定規則有序進行多項作業的組合[14]。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的流程是依據基本規律，結合邊境安全情報的特殊性以及實際工作情況進行規范設計，旨在構建高質量的邊境安全情報。

（一）邊境安全情報問題解讀

對于情報問題結構的理解，是制約決策過程的一個瓶頸問題[15]。定義問題的過程也是定義解決方案的過程。傳統環境下，情報問題通過分類的方法對情報進行定義往往具有結構化很強的特征；而風險環境下，情報問題的結構化較弱，而且經常變動。

1.場景解讀

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的決策過程中，場景構建常用于發現機遇和挑戰，對應的決策行動包括塑造、減輕、對沖和把握行動[15]。邊境安全情報體系需要具備情報解讀的能力，以快速的描述邊境安全情報任務的外部結構、實力對比、影響要素、影響途徑、可能發生的突變等情報。

2.任務描述

情報系統應當根據對風險環境的判斷，和已經具備的風險知識，對情報問題的邊界進行明確，包括制度環境、組織環境、以及情報任務自身的構成，如所涉及的時間、地點、風險要素、風險主體、利益相關者等。此外，由于復雜情報問題的突出特點之一是情報問題之間的嵌套關系[17]，需要對任務的嵌套結構進行系統解構，包括情報問題所包含的層次、不同層次的關聯、低層次情報問題在何種場景下可能導致更壞的后果等。

3.動態跟蹤

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模糊性環境下[18]，情報學的核心范式是“監測與適應”，這一范式與傳統的“預測與適應”不同。因此，不確定環境下的情報任務結構透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隨著決策需求、風險進展、風險相關要素、利益相關者和情報問題性質的變化，不斷進行學習和調整，不斷更新對情報問題的認知。

在“歷史—現實—我方—對方”的四維框架中不斷認知并更新調整情報任務。一是歷史。諸多邊境安全風險問題，有著深厚而復雜的歷史淵源。比如藏獨問題、疆獨問題、領土爭端問題等。在面對新的情報問題時，更加需要加強對歷史背景、歷史經驗、歷史規律和歷史原因的考察。二是現實。判斷邊境安全風險是否會導致國家安全風險，由局部風險演變成全局風險，由個別風險演變成系統風險。三是我方戰略意圖。邊境安全風險與“一帶一路”建設、沿邊開放戰略、國家安全戰略等具有直接的關聯。需要理解邊境安全風險與國家戰略意圖是否存在決定關系、沖突關系、制約關系、促進關系等。四是對手戰略意圖。包括對手的戰略指向、戰略布局、戰略實現方式、對現在和未來帶來的影響等。

（二）邊境安全信號掃描

信號一詞最早出現在電子通信領域，情報學語境下的信號研究側重于描述和解釋信號在人類主體間（個體或組織）、主體與客體間的發送、傳遞、解讀過程[19]。按照信號影響程度的大小，可以分為弱信號和強信號，弱信號是指那些不太明顯，但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信息或現象。強信號是指比較明顯的，確定性程度高，容易被察覺和理解的信息或現象。在邊境安全情報工作中，既存在強信號，也存在弱信號，它們都可能對事件的發展產生較高的影響，因此，信號掃描在邊境安全情報意義構建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

1.確定掃描范圍

邊境安全風險信號來源多樣，邊境安全信號掃描并不是盲目的、無目的的掃描，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這樣只會白白浪費資源，因此要結合邊境安全情報問題確定掃描范圍，并且根據情報問題的解讀實時調整掃描范圍。邊境安全事件在發展萌芽之初，往往以弱信號的形式存在，弱信號可被視為邊境安全突發事件初期特征的切入點，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分析對象，代表了與強信號不同的數據對象。然而，目前邊境安全情報工作大多著眼于清晰明確的強信號信息，以此把握邊境安全事件的發生發展規律，對弱信號信息的重視明顯不足，弱信號演化過程的持續監測能力不夠，因此可能導致重要邊境安全情報的遺漏，難以真正起到預警的作用。未來的情報工作中應該多重視那些清晰度不高的、不確定的、可能對邊境安全產生破壞性影響的弱信號，并加強對弱信號演變的漸進式響應，以提高邊境安全情報體系的預警能力[20]。

2.開展廣譜掃描

根據掃描計劃確定將要掃描信號的關鍵信息，識別信號源的類型和時間范圍，要保證所掃描信號的針對性、時效性、可靠性，選擇符合要求的信號源。結合邊境安全需要和掃描的目標，信息源首先應包括邊境安全部門已有的我國邊境地區及鄰國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地理、人口等基本情況，這些信息覆蓋面廣，種類多樣，潛藏著待發現的隱形知識。其次還要掃描敵情、社情、政情等動態性信息，比如覆蓋邊境安全領域的中英文網站、小語種網站、自媒體信息等[21]。借助相關的信號采集技術和采集方法進行定期掃描，而后對掃描得到的資料進行鑒別、篩選，按照人、事、物、時空環境等風險信號進行統計分析，將識別到的風險事件主題及相關的人或組織機構列入監視目標，制定監測計劃。

（三）邊境安全情報來源鑒別

1.偽裝度識別

邊境安全風險環境中面臨的信息迷霧更加復雜，“偽裝”成為邊境安全情報來源的常態。利用復雜的信息迷霧偽裝的信息，呈現的觀點和事實界限模糊，將準確的信息與低質量或虛假內容區分開來通常非常困難。在批量信息分析中，單條虛假數據信息可能會對整個數據集造成污染，影響信息分析結果的準確性[22]。信息迷霧下的信息鑒別，面對的是情報對手有組織的信息干擾、誤導，并且鑒別信息數量大，信息棧多，信息過程持續變化，信息被編輯的可能性高，需要依靠人機交互的方式進行，在對單條信息線索識別、評估真偽的基礎上，逐漸明晰對整個“信息集合”的認知[23]。

2.效用識別

情報來源效用識別的內涵是對邊境安全情報源能夠在情報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判斷?；诟哔|量的效用識別，可以厘清現實社會與信息社會的對應關系，能夠避免邊境安全情報系統承擔過多的信息處理壓力，完善情報來源體系，從而減少情報研究的盲目性，增強情報系統的敏捷性。

邊境安全情報來源效用識別需要對個體的情報源載體、產生時間、產生地點、產生方式、完整度，與風險環境的關聯度、質量穩定性、可持續獲得、可取代性、獲得成本，以及作為體系的情報源的類型比例、情報來源之間的耦合程度、魯棒性、情報來源可被大規?？焖儆嬎愕某潭鹊纫剡M行綜合判斷，以分析如何在情報研究過程中高效地發揮作用。智能化和人機交互是未來邊境安全情報體系的建設發展方向。（見圖1）

圖1 邊境安全情報源的效用識別

（四）邊境安全情報證據考察

假設是情報分析人員對問題進行初步分析后得出的初步預期，是形成分析流程的基本要素。情報證據是指與提出的假設相關聯的資料、素材和信息，能夠對初步形成的假設提供依據。邊境安全情報人員要根據證據的類型和特點對收集到的情報信息進行綜合考察，具體為對情報證據的來源和內容質量進行評估，并且要將得到的情報信息放在所處的時空背景中進行研判分析，結合決策者的需求，確定其可信度、可靠性。通過驗證信息來源、核實相關信息、比對其他信息等方法，辯認情報證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五）邊境安全情報推理分析

歸納推理、演繹推理和溯因推理是情報分析常用的推理方法。在邊境安全情報工作中，邊境安全情報分析人員作為情報意義構建的主體，在這一階段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對獲得的信息進行歸納、分類、關聯、推理，從而理解信息的意義，形成可靠的情報產品。在這一環節中，要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并且要摒棄傳統的定性分析方法，在情報分析過程中，引入批判性思維[24]，將批判性思維貫穿邊境安全情報推理分析的全過程。比如在推理分析過程中，情報分析人員扮演邊境對抗敵方角色，站在敵方的角度和所處形勢進行思考，分析敵方的下一步行動可能并提出多種假設，再逐一進行質疑分析，篩選出最有可能的幾種假設，以此來確保推理分析的科學性。這樣就能夠使整個推理分析過程更加穩妥，提升情報分析水準，使情報分析人員準確分析信息的含義，理解其中內在的和隱含的屬性關系，逐步獲得對邊境安全情報的意義構建。

（六）邊境安全情報的假設驗證

在對各種關于情報問題的證據、素材、資料進行推理分析之后，就可以對情報問題做出初步的回答，即開始進行情報的假設驗證。在這一階段中要對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進行有效和深入的探索，進一步整合多源異構數據，借助于專家團隊為情報分析工作提供專業支撐。同時還要揭示隱藏的本質誘因，讓情報分析人員更好地發現邊境安全態勢的相關知識，形成對其特征的洞察，以及對內外因素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礎上提出合理假設，邊境安全情報人員可以通過假設驗證更加透徹地解讀、理解和分析邊境安全風險態勢。

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競爭性假設分析法[25]。競爭假設分析是幫助分析員作判斷時小心考慮其他的解釋或評估的一種方法。競爭假設分析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避免過早拋棄一些假設。太早拒絕一個可能的、未經證實的假設往往導致之后分析出現偏差。邊境安全情報分析人員應該對所做出的每一個假設都要提出質疑。

（七）邊境安全情報內容解析

邊境安全情報的內容解析是對情報內容在特定產生背景下的具體含義的解讀和分析。邊境安全風險信號高度隱蔽離散，其演進過程難以把握，需要基于情報手段，發現邊境安全風險事實，透視邊境安全風險的意義。這些特征要求邊境安全情報體系具備識別片段信息真偽的判斷能力，透過表象發現風險信號被偽裝和被編輯的程度，對其表達的情報內容進行理解和判斷，同時評估數據或信息產生的背景。其主要任務包括邊境安全風險信號的噪聲和附加內容的去除。

邊境地區宗教關系、民族矛盾、對外交往等都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很多現實中比較突出的風險，在歷史中都能找到根源。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邊境（疆）地區發生了“三區革命”、邊民外逃、達賴逃亡國外等重大事件。八九十年代，邊境（疆）地區先后發生了重大騷亂事件和武裝暴亂。21 世紀以來，邊境地區發生的暴恐活動、民族分裂活動，都與歷史中的特定事件關聯。在情報感知中，將風險源的現實表現與歷史淵源結合起來，往往能夠得出更加深刻的結論。

在證據鏈中建構邊境安全情報的關鍵環節。邊境安全風險往往與領土和主權完整等根本性、原則性問題緊密相關，邊境安全風險信號是證據鏈條形成的關鍵。需要在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背景中建構其意義，將其作為周邊國家損害我國領土完整的具體證據來理解。需要關注邊境安全風險信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連貫表達證據、考察邊境安全風險信號在整個證據鏈中的關鍵程度，以及輔助解讀證據的證明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