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與“雜家”的“大智慧”

◎李廣良

一

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中曾言：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 年間所發生的精神過程， 似乎建立了這樣一個軸心。 在這時候， 我們今日生活中的人開始出現。 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充滿了不平常的事件。 ……這個時代的新因素， 是人在到處都感覺到他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 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他的能力的限度。 他經歷過人世的恐怖和他自己的束手無策。 他提出根本性的問題， 為追求解脫和贖罪， 已接近深淵。 而且由于認識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 他為自己安排了最高的目的。在自我深處和超然存在中， 他體會到自己的獨立存在?！?/p>

雅思貝爾斯的 “軸心時代” 是一個世界歷史性概念， 是為 “所有的人”提供的 “一種共同的歷史觀點”。 在這個人類共同的 “軸心時代”， “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老子， 中國哲學的各種派別的興起， 這是墨子、 莊子以及無數其他人的時代”。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 “不同的道路全被試探過” 一樣， 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們也探索了 “所有的思想道路”， 即在中國歷史文化和生存境遇中所蘊含的 “所有的思想可能性”， 道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兵家、 縱橫家、 農家、 陰陽家、 醫家、 詩賦家、 小說家等都各自開辟出了自家的 “思想道路”， 展示了 “中華思想” 乃至 “世界思想” 的一種 “可能性”， 且將其推進到了后世難以企及的高度。 到了 “大秦帝國” 統一前后，似乎再也難以產生新的思想巨人和新的思想流派， “百家爭鳴” 的 “思想盛世” 也將稱為絕響。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有抱負的思想家的最大功業也許就是 “匯通” 各家學說之長而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 “綜合性” 的思想體系， 這類思想家被稱為 “雜家”。

關于 “雜家”， 《漢書·藝文志》 有云： “雜家者流， 蓋出于議官。 兼儒、 墨， 合名、 法， 知國體之有此， 見王治之無不貫， 此其所長也。 及蕩者為之， 則漫羨而無所歸心?！?“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 之說頗為可疑， 因歷史上著名的“雜家” 皆非 “議官”， 而歷史上的 “議官” 中亦并沒有出現過一個 “匯通” 各家思想的一流人物。 至于 “兼儒、 墨， 合名、 法”， “見王治之無不貫”， 則確實表明了 “雜家” “綜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統天下” （李澤厚， 《秦漢思想簡議》） 的思想傾向。 不過， 對于 “雜家” 的“雜” 不能單純從政治動機上進行解讀， 還需從“大智慧” 的 “博通” “融通” “貫通” “通達”上去理解。

“雜家” 的著作 《漢書·藝文志》 載有 《盤盂》 二十六篇， 《大禹》 三十七篇，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 三十五篇， 《由余》 三篇，《尉繚》 二十九篇， 《尸子》 二十篇， 《呂氏春秋》 二十六篇， 《淮南內》 二十一篇， 《淮南外》 三十三篇， 但留存至今的只有 《呂氏春秋》《淮南子》 和 《尸子》 （原書已佚， 今僅有后人輯本） 三書， 其中 《呂氏春秋》 和 《淮南子》 是“雜家” 的代表作。

二

《呂氏春秋》 的主編是大名鼎鼎的秦丞相呂不韋。 關于 《呂氏春秋》 的成書過程， 《史記·呂不韋列傳》 曰： “莊襄王元年， 以呂不韋為丞相， 封為文信侯， 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莊襄王即位三年， 薨， 太子政立為王， 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 ‘仲父’。 ……當是時， 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 趙有平原君， 齊有孟嘗君， 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呂不韋以秦之強， 羞不如， 亦招致士， 厚遇之， 至食客三千人。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 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 集論以為八覽、 六論、 十二紀， 二十余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號曰 ‘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p>

綜合司馬遷的敘述和 《呂氏春秋》 中的相關文字， 我們大體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 《呂氏春秋》 成書的具體時間當在前241 至前239 年之間。 《呂氏春秋·序意》 曰：“維秦八年， 歲在涒灘， 秋， 甲子朔。 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處明確指出成書之年在“秦八年”， 對此后人主要有兩種解讀： 一是指秦王政八年 （前239 年）， 此年， 秦王嬴政年滿二十周歲， 開始親政； 一是指秦滅東周后第八年，即秦王政六年（前241）， “歲在涒灘” 是 “太歲在申” 的另一種說法， 即為 “庚申年”。 前241年到前239 年， 前后相差僅僅兩年， 考慮到策劃、 寫作、 編輯、 成書的整個過程， 故定為前241 至前239 之間。 司馬遷 《報任安書》 說 “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 意在說明呂不韋乃 “倜儻非常之人”， 突出其 “遷蜀” 之遭遇不能磨滅其編書之功業， 并非是說 《呂氏春秋》 之編成是在“遷蜀” 之后。

第二， 《呂氏春秋》 的形成與戰國時代之“游士” 現象與 “養士” 制度有關， 而 “士” 的作用既體現在政治上， 也體現在思想學術上。 呂不韋 “招致” 各家之 “士” 并給予優厚待遇的做法， 既是對著名的 “戰國四君” 的效仿， 也是出于鞏固自身權勢和發展自己事業的內在需要。 而呂不韋之主編 《呂氏春秋》， 可能還有作為秦王嬴政的 “成人禮”， 以便為大秦的未來發展 “指明方向” 之意。

第三， 《呂氏春秋》 “在思想與知識上也呈現出一種一統天下的姿態” （葛兆光）， “它在秦國國力日益強大， 統一六國的前景在望的情況下出現， 有著總結先秦諸子學說， 為大一統的國家制定一部 ‘欽天授時立政之典’ 的企圖”?！秴问洗呵铩?的 “大綜合” 體現在典籍引用和思想綜合兩方面。 從典籍引用方面看， 據不完全統計， 《呂氏春秋》 一書引用情況如下： 明確指明是引述經典及諸子的， 有 《易》 （3 次）、 《詩》（12 次）、 《書》 （12 次）、 《孝經》 （1 次）、《黃帝書》 （7 次）、 曾子 （5 次）、 子華子 （5次）、 莊子 （1 次）、 慎到 （1 次）、 詹何 （1 次）、孔子（4 次）； 不指明而實際上是引用典籍及諸子的， 有 《論語》 （3 次）、 《墨子》 （1 次）、《左傳》 （1 次）、 《老子》 （7 次）、 《莊子》（16 次）； 化用經典及諸子之語者， 則很多無法細細統計， 有 《論語》 《老子》 《莊子》 等。 從思想綜合方面看， 此書兼容先秦諸家之說而取其所長， 如老聃之 “柔”、 孔子之 “仁”、 墨翟之“廉”、 關尹之 “清”、 列子之 “虛”、 陳駢之“齊”、 陽生之“己”、 孫臏之 “勢”、 王廖之“先”、 兒良之 “后” 等。 “它并不是對各家都一視同仁， 簡單地陳述羅列各家的學說而已。 相反， 它有著鮮明的傾向性， 對各家的學說有不同的態度， 在取舍上也有自己的原則。 總的來說，它的主導思想是儒家， 在符合儒家基本思想這一前提下， 吸取墨家和道家中那些能為儒家所接受的合理的東西， 對于兵家、 農家也給予了重要的地位。 至于對法家、 名家、 縱橫家， 則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態度?！?（李澤厚、 劉綱紀， 《中國美學史》）

三

《呂氏春秋》 以 “春秋” 命名， 既有效法孔子作 《春秋》 “當新王” 之意， 更有依照天道循環變化的 “四時” 之意。 其中前一意是內隱的，后一意是外顯的； 前者是政治追求， 后者是學術理據； 前者宣示其人生的 “隱秘渴望”， 后者則表明其義理的結構原則。 有人把 《呂氏春秋》 看作是一部先秦時代關于中國人思想、 學術、 哲學、 倫理的 “百科全書”， 此說不然， 因為 《呂氏春秋》 并不是一個可以把一切一股腦兒全裝進去的無所不包的大口袋， “百科全書” 中的 “知識” 也并不具有 《呂氏春秋》 的義理結構和 “隱秘渴望”。

《呂氏春秋》 全書總體框架為十二紀、 八覽、 六論， 這種框架本身就是 “雜家” 的 “大智慧” 的體現。 十二紀每紀五篇共六十篇， 八覽每覽八篇 （《有始覽》 少一篇） 共六十三篇， 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 另有 《序意》 一篇， 共一百六十篇。 在這種框架安排中， “十二紀” 指四季十二個月， 此無可置疑， 但關于 “八覽”、“六論” 及其與 “十二紀” 的關系， 則學者們頗有爭議。 徐復觀認為 “八覽” 暗指八方， “六論” 象征六合。 葛兆光認為， 《呂氏春秋》 的主干部分是 “十二紀”， “十二紀” 構成了一個整齊的體系或完全的結構， 至于 “八覽” “六論”，似乎與 “十二紀” 重復相當多， 結構也比較亂，其中 “八覽” 中的 《有始覽》 又仿佛是經文， 每篇末尾的 “解在” 則似乎在提示人們注意， 后七篇是解釋經文的 “傳文”； 至于 “六論”， 有 《開春論》 而沒有其他提及季節的文字， 似乎也不太容易理解， 仿佛并沒有什么明顯的結構。 田秉鍔則認為， “十二紀” 是以 “時間軸” 展開的，“八覽” 是以 “空間面” （含自然地理空間和精神空間） 展開的， “六論” 是以 “思維態” 展開的。 依我之見， 《呂氏春秋》 既以 “春秋” 為名， 故只要有 “十二紀” 其 “大義” 就已具備，人之存在的 “時間性” 本質就已被揭示出來。 然而， “十二紀” 所蘊涵的存在義理， 只是一種宏大的時間性 “義理”， 此種 “義理” 對個人的開示仍需借助于 “觀覽” 和 “論究” 才能實現，而所有的 “觀覽” 和 “論究” 都是不可能在一本書中 “完備化”， 而只能在人的歷史中無限進行下去。 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仍在 “呂氏春秋”之中。

四

《呂氏春秋·序意》 曰： “朔之日， 良人請問十二紀。 文信侯曰：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 ‘爰有大圜在上， 大矩在下， 汝能法之， 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 是法天地。 凡十二紀者， 所以紀治亂存亡也， 所以知壽夭吉兇也。 上揆之天， 下驗之地， 中審之人， 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據此， “十二紀” 就是一個涵蓋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 它按照 “春生、夏長、 秋殺、 冬藏” 的自然節律， 將天象、 物候、 農事、 政事、 人事等統統聯系起來， “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 參之于古， 考之于今”（董仲舒）， 綜合各種思想、 知識與技術， 從而構建了一個宏大的“春秋” 系統。

“春秋” 系統是四季系統， 又是十二月系統。 一年分四季， 每季分孟、 仲、 季三個月， 合之為十二紀， 從孟春始至仲冬終。 《呂氏春秋》在每月之始， 不僅描述此月的天象 （太陽與星辰的視位置， 如 “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 昏參中，旦尾中”）、 神祗、 動物、 音律、 數字、 味臭、 祭祀、 物候， 還安排天子居處、 車乘、 服色、 食物， 規定政府的事務、 儀式以及軍事、 農事的禁忌等， 將天時變遷與人世規劃作統一打理， 以構建一個 “無變天之道， 無絕地之理， 無亂人之紀” （《呂氏春秋·孟春紀》） 的日常觀念與行為的秩序。

而有意思的是， 《呂氏春秋》 的編寫雖然出于 “政治動機”， 但書中處處體現了自然的關切和生命的意趣， 充滿了音樂的情調和藝術化的人生趣味， 《仲夏紀》 中 “音樂美學” 就是證明。 更重要的是， 《呂氏春秋》 的整體思想似乎并不符合 “大秦帝國” 的 “意識形態” 導向， 因為它 “令人驚異地顯示的是個人優先于社會的價值觀念”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所謂 “帝王之功， 圣人之余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貴生》） 明顯是以 “完身養生” 以 “尊生”、 “全生” 為人生的根本價值之所在。 “成其身而天下成， 治其身而天下治” （《呂氏春秋·仲春紀·先己》），這是 《呂氏春秋》 的思想， 也是儒家、 道家的共同思想， 這種 “身體政治學” 思想也許是“中國智慧” 最為深刻同時又最具現代性的 “洞見” 之一。 呂不韋及其 《呂氏春秋》 表明： 只有以廣闊的胸懷向百家 “開放” 并能保持其自身之 “自由” 的思想家， 方可稱得上真正的“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