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西康地區初等教育困境分析

周正龍

(四川民族學院，四川 康定 626001)

晚清趙爾豐治理西康，進行近代化改革時，西康地區(1)西康地區指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涼山彝族自治州一部分和除名山縣(今雅安市名山區)外的雅安市全部。1939年西康建省后，分別稱康區、寧區和雅區。非特別說明，文中的西康即指西康地區。初等教育開始萌芽。當時，雖民眾視讀書為差役，但全康官話及高初等小學已達一百六十多所，其發展之快前所未見。然而“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康區主政者頻繁易人，而在任者也只顧籌措軍餉，無暇顧及教育，小學不足10所?！盵1]1641初等教育一度衰敗的情況直到1927年劉文輝主政西康后才有所改變。特別是西康建省后，初等教育發展良好并取得了不錯的成就?？箲鸾Y束后，國民黨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戰上，教育再次陷入了困境。綜觀民國時期西康初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從低谷到崛起，到再次走向低谷陷入困境，前途十分暗淡。本文以民國時期西康地區初等教育困境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困境及形成原因，并得出今天民族地區教育良性發展的幾點思考。

一、學校分布不均，教育無法惠及普通百姓

在趙爾豐治理西康之前，西康地區并未有所謂的初等教育，民眾主要接受來自寺廟中的教育。民國初年，西康地區學校不多，分布不均，且大多為宗教學校，正如《近代康區檔案資料選編》中提到的“寺廟教育伴隨且為主流教育”[2]388。初等教育只有在比較大的城市如康定、雅安、西昌、瀘定、巴塘等才會有幾所小學。其他偏遠的縣城擁有一所小學就不錯了，甚至有些縣沒有一所小學。在1928年對康區各縣學校教育調查表中，理化縣(今四川省理塘縣)和鹽井縣都沒有開辦小學，雅江、甘孜、瞻化等縣也只有一所小學。此時西康地區初等教育已呈現出學校少且分布不均的困境?？箲鸨l后，這種困境仍然無法改變，如康區19個縣共有小學126所，教員228 人，學生6618人；平均每縣有學校6.6個，學生348.3人，教師12 人。而康定、瀘定、丹巴三縣就有小學55所，占整個康區學校數的43.6%；教師116人，占50.87%；學生3639 人，占54.98%。[3]41

寧區的初等教育分布不均，發展不平衡狀況與康區一樣。據民國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938年—1939年)統計，西昌縣(今四川省西昌市)有小學校數189所，教職員數230人，學生數11824人；會理縣有小學校數169所，教職員數220人，學生有9523人；越西縣有小學校數69所，教職員數85人，學生3621人；冕寧縣有小學校數65所，教職員數82人，學生3500人；鹽源縣有小學校數83所，教職員數110人，學生3752人；鹽邊縣有小學校數49所，教職員數72人，學生2673人；寧南縣有小學校數32所，教職員數40人，學生1134人；寧東縣和昭覺縣各有小學校數2所，教職員和學生數因未予定，又未據報查，故無法確定。[4]可見，西昌、會理、越西等縣份無論是學校數還是學生人數都遠遠高于寧東、喜德、昭覺、布拖、金陽、美姑等縣。

民國時期西康初等教育學校不多，分布不均，與其復雜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條件分不開。西康地處橫斷山區，是邊陲重地，氣候惡劣，地形復雜，交通設施非常落后，加之受經濟貧困的影響，許多地方只能借助寺廟、祠堂及會館等來充當學校。正如《天全縣志》所記載的那樣“校舍多利用寺廟、祠堂和會館，狹窄擁擠，陰暗破敗?！盵5]在這樣惡劣的設施條件下組織教學，必然存在許多隱患，尤其是安全問題無法得到保證。同樣受經費短缺的影響，西康的小學不可能都建立起完全小學，只有退而求其次去建立初級小學、短期小學以及簡易小學。建立完全小學也只有如康定、雅安、西昌、瀘定等縣才會擁有，這是極少數的。加之，西康地域廣闊，僅康區“東西直線約2200里，南北直線約930里，約有總面積2400000方里，寧靜山脈以東(即今甘孜)約有852000方里，寧靜山脈以西約有總面積1548000方里?！盵6]43而人口稀少(康區人口更為稀少?！懊科椒嚼锲骄鶅H得二人弱?！盵6]43)且人口分布稀疏，必然導致學校分布不均，教育無法惠及普通百姓。

二、辦學主體多樣化，辦學宗旨不統一

西康地區的小學類別眾多，就辦學主體而言，有寺廟所辦的宗教學校(寺廟教育)、政府興辦的公立小學(包括國立小學、省立小學、縣立小學)和部分私人以及傳教士所設立的私立學校。

在整個西康教育中，宗教學校在民國時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如《道孚縣志》中說道“番民以學喇嘛受教育，不肯讀漢文書?！盵7]客觀上講，宗教教育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民族人才的培養，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宗教教育在教學內容、施教對象及教學方式上畢竟與公立學校教育不同，其服務于宗教的教育宗旨不利于科學技術的傳播與發展，也不利于學生形成愛國主義的主體思想。

當時，公立學校發展相對滯后?！白孕梁ジ锩?，趙氏奉召回川遇害，西康教育，亦有人去政廢之慨，而江河日下矣。辛亥后，內戰不已，政府無暇及此，加以藏康糾紛，于康局時呈不安，因此教育淪于萬丈深淵?！盵8]據民國三年(1914年)統計，康區學校數減少到 30 余所(1911年的200余所)，學生也只有千余人(1911年的數千名)。[9]這些學校學生少者一二十人，多者四五十人，且教育經費異常稀缺。[2]65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川邊藏區有各類學校50余所，其中，小學共有15所?！盵10]“整個康區在校學生僅有 400 人左右?！盵11]寧區的西昌、會東、越西和昭覺都辦有短期小學，數量不多，規模不大?？偟膩砜?，此時西康初等教育同清末相比呈現嚴重倒退?？箲饡r期，國民政府加強了對教育的重視，西康地區初等教育迎來了較好的發展機會，一大批國立、省立、縣立小學在西康興辦起來。當時，僅康區就有各類小學126所，幼稚園1所；學生6618人，教職員工228人。[3]41然而到抗戰后期，西康也面臨通貨膨脹，經濟困難的局面，各縣實行“裁校、減員、增薪”辦法，以解普教之危?？箲鸾Y束后，因來自內地的大多數教師陸續返回原籍，學校師資力量逐步減少，西康公立小學進入到辦學的衰退期，

在西康，私人設立的學校主要是一些民族上層人士和教會創辦的學校?；刈迳蠈尤耸吭诳刀ㄔO立的有私立中阿小學校(1933年)、私立清真小學(1934年)；在寧區設立的吉羊巷清真寺“經書并授”小學(1921年)、馬家祠私人伊斯蘭小學(1940年)，至民國三十年(1941年)，先后成立伊斯蘭小學15所。[11]2500除了回族人士創辦私人小學外，也有當地人士自己出資開辦的小學，如寧區的“私立斯補邊民小學”(甘洛縣彝人嶺光電于1937年開辦)、北山魯居棵邊小(鄧秀廷興辦)、北山李子溝邊小(鄧秀廷興辦)等等；雅區的滎經縣明誠小學(成立于1916年，以蘭氏始祖“明誠”為學校名)、蘆山私立福音堂初小(1933年更名為私立明德初級小學)、天全私立新民小學(天全人高登武于1937年在始陽創辦)、雅安私立明德小學(1941年秋創辦)、漢源私立仁安小學(當地人羊仁安于1944年在富林創辦)等等。

在西康，教會辦的私立學校更多一些。據《西康綜覽》統計，西方教會在康定、丹巴、道孚、巴安、瀘定等康區開辦小學8所，教職員28人，招收小學生和學前兒童494人。[13]寧區的初等教會學校由西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會創辦，其中由西昌天主教創辦的教會學校有：西昌河西天主教堂男子小學、河西天主教堂女子小學、河西診療所、會理木落寨古診療所、德昌露德小學、德昌診療所等19個機構。西昌基督教會也辦有：小高山小學、四開小學(彝族聚居區)、小黑箐小學、昭覺濫壩小學(彝區)。[14]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春，瀘沽永安公開辦教會學校，名報德小學，招收學生74名。在雅區，清末民初，美國基督教浸禮會于雅安城內創辦華西學校(后改為明德男子小學)，1912年又創辦華西女子小學校(后改為明德女子小學)；民國八九年間(1919年、1920年)，天全城廂福音堂、始陽福音堂分別開辦小學；民國十五年(1926年)，天全靈關上街福音堂設小學一所，學生計80余人(到民國二十一年停辦)。

這些私立學校構成了西康教育的一部分，其興辦在客觀上改變了西康教育教學環境落后的狀況，促進了西康初等教育的發展。但是私立學校在教學內容上與國立、省立、縣立等公辦學校不同，尤其是教會學校多為傳授教義知識以及少量的科學文化知識，使得學生的思想意識同國家提倡的愛國主義思想存在著較大的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初等教育的正常發展。

三、學校生源較少，制約了初等教育學校的發展規模

民國時期，西康民眾對漢文小學教育有著強烈抵制，因而進入學校接受初等教育的學生較少。1934年，西康19縣有小學56所，……學齡兒童入學率為3.9%[15]。此種狀況盡管在抗戰期間有所改變，學齡兒童入學率有所增加，然而增加幅度十分有限。

導致學校生源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宗教的影響?？祬^“人民有子，恒愿其為喇嘛，家有數子，僅留一子承產?！咏詾樗?，女亦為尼，僅留一女贅婿承產者有之”。[16]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康屬金沙江以東藏族人口只有三十余萬，但各地寺廟，在三百座以上，喇嘛不下五六萬人，占康屬藏族人口五分之一”。[17]入寺當扎巴(僧人)或覺母(尼姑)的傳統觀念使得西康地區愿意接受學校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其次是家庭經濟拮據?！啊?，同時亦因家庭生活過于困窘，養護兒童不易，不如送入寺廟，可解決目前生活問題，且冀將來于僧伽中出人頭地，則不僅兒童將來享受崇高之榮位，即其家庭亦膺無限之光榮”。[18]605加之寺院之建筑輝煌，喇嘛之舒適生活，也吸引了大批藏民族子弟。再次便是西康地區地廣人稀，學校多建立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對于稍偏遠地區的學生來說，因路程遙遠想要上學不太可能，學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人數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之當地少數上層人士，他們因家中有能力可以去請私教來教自己的子女，多不會送子女去學校讀書。一般老百姓面臨強制入學時，大都是“視受教為差役，往往價雇人子弟頂替入學，若遇官廳票傳拘勒，則遠逃以避之”。[2]388這樣導致學校生源減少，規模過小，學校教育逐漸萎縮。后雖經主政西康的劉文輝和西康建省委員的種種努力，但收效不明顯。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實施“國民教育”后，康定縣(今四川省康定市)有短期小學12所、縣立小學1所、省立小學1所，學生只有1275人。瀘定的學校是康定的二倍，但其學生數也僅有1423人。從這組數據中可以看見每所小學人數并不多，只有幾十人，生源并沒有增加多少。寧區情況亦是如此。寧區在歸屬西康省后，在省政府的強令整頓下，初等教育有了較快的發展。1939年，寧區各類小學增至588所，學生增至3萬多人。40年代初期，“國民教育”實施后，寧區初等教育達到發展的頂峰。然而，自抗戰進入后期開始，寧屬地區的學生數量不升反降，“至1949年，境內有各類小學498所，學生26785人，但教學基本正常的僅222所，常到學生12495人?！盵12]2459

四、“師資問題：量的缺乏，質的低劣”[19]

(一)“師荒”成為一種常態

就初等教育而言，西康地區除首府康定、雅安、瀘定等少數幾個縣師資來源不感困難之外，其他縣師資都嚴重缺乏。由于師資不足，甘孜縣在整個民國時期的近40年中，絨壩岔小學最高辦到小學四年級；白利、扎科、東谷等小學最高辦到小學三、四年級，進入二十世紀30年代城區完小才有幾名高小畢業生。[20]就寧區來看，也不樂觀。建省當年(1939年)，冕寧縣“師資缺乏，有甚于經費支絀，統計全縣初中畢業者八十九人，各級師范畢業者八人，高中畢業者五人，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者七人，總計僅一百零九人。全縣需要小學老師一百三十二人，上述畢業生如照規定資格數任用，尚差二十三人。況此畢業人數，除升學改業及墮落死亡者外，能得任用者僅三十余人?！盵21]甚至連經濟條件較好的西昌縣(今四川省西昌市)各學校都普遍感到“師資缺乏的恐慌”。[22]

不僅如此，師資隊伍也極為不穩定。下表是西康省邊民實驗學校一年半在校教職員服務時間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該校教師不穩定的工作情況。

表1 一年半來在校教職員服務時間統計[23]

由于教師流失嚴重，到解放前夕，整個康區中小學、師范等學校教師僅118人。[24]171“師荒”的存在，導致教育效率極為低下，教學質量的提高無疑會成為一種奢望，西康地區的初等教育因之進入到了頹廢期。

之所以會出現“師荒”，一方面是由于惡劣的氣候、交通等條件，導致教師生計十分艱難。在西康一些高寒地區，“吃菜難”(較多的“蘿卜、白菜和土豆”三大“名菜”)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另一方面是因為教育經費的短缺導致教師生活水平下降。由于西康自然條件較差，經濟發展不足，導致當地政府能夠為教育撥付的經費是極其少的。西康的教育經費只有少部分是來自中央財政補貼，大部分是由私人出資建立私立小學或者自籌經費。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八年，軍閥混戰，教育經費來源中斷，西康初等教育處于停滯不前時期，據統計，“康區全區僅有小學9所，初小18所，共27所，縣立26所，私立2所，學生736人，經費共計大洋七千余元?！盵2]399康區除鎮守使殷承瓛在任職期間能夠為教育從預算中拿出一部分錢外，其他的鎮守使“借口軍費不足，將教育經費全部提走?！盵1]1704學校被迫停止辦學。劉文輝入康以來，對教育事業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然而抗戰爆發后，中央對教育經費補助減少，加之法幣貶值、物價上漲，教育經費舉步維艱?！懊駠四?，其支出719300元；民國三十年，其支出2488350元；民國三十一年，其支出3026920；民國三十二年，其支出5595704元；民國三十三年，其支出7180426元?！盵24]185但因通貨膨脹，其經費實際價值不升反降?！笆〗逃幕M在省預算的百分數，二十八年占14%，嗣后各年約減10%，此為其他省無有的現象”。[24]185教育經費支出增多，一方面反映了教育經費撥款的增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抗戰進入中期階段后物價上漲的結果。即便如此，每年的預算中，對于教育經費的預算本是可觀的，但因各種因素，財政預算教育經費不能夠如數兌現。西康地區的教育經費的另一途徑就是來自自籌，有時是各縣自籌，有時是有能力的人進行捐贈。雖然能夠解燃眉之急，但并不是長久之計。

不僅如此，教師經濟地位也不斷降低?？谷諔馉幈l前，教師收入與公務員相當，如民國十六年(1927年)，教師薪水多在12—30元?？箲鸨l后，教師的經濟地位下降。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雅江縣立小學校長月薪40元，各小學的教員月薪25元，其時縣府秘書月薪84元，科長72元，科員40元，辦事員32元，教員的薪津明顯低于政府公職人員?！盵25]西昌各學校老師待遇，“月薪六七元者占最大多數，平均每日報酬，不過二角(火食在內)，比之農田勞工，尚且不如，比之土木工匠，更不如遠甚?！盵26]再加上教師收入受通脹政策影響，實際購買力下降嚴重?！瓣P外老師，因其地勢高寒，物價又貴，終年辛苦之所得曾不足以供兩餐粗糲之所需?！盵27]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因物價之上漲，教師薪資不得不再次提高。初等教育教師月薪平均達20—30元，比兩年前的兩倍還多。然而物價較抗戰初期已上漲數倍，教師實際收入嚴重下降?？箲鸾Y束后，通貨膨脹有增無減，教師待遇每況愈下，“一般小學教師月收入僅2—3塊銀元?！盵1]1693況且銀元版面眾多，質量、價值各有差異。民國后期，部分縣城學校還用出“尊師米”(教師稱為“吊命米”)的做法來補貼教師的生計。學校教師待遇差，致使教師流失愈發嚴重，使得本就不多的西康的教師數量越來越少，“師荒”成為阻礙這一時期西康初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師資質量堪憂

民國時期，西康地區師資的總體情況是，教師一般“未曾經過長期正式的訓練，……這些教師缺乏專業的訓練，教育知識不充分，教學技能不嫻熟，訓育及管理的方法，也不能合乎教育理論，可以說完全是濫竽充數”。[28]抗戰前的1934年，西康未受過師范教育學習者占本省教師總數的百分之75.52%，遠遠高于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平均數，占倒數第二。

抗戰期間，雖然國民政府和西康地方政府加大對師范教育的整改力度，培養了大量師資，但是由于教育經費的缺乏，教師改行或兼職情況甚為普遍，師資缺乏嚴重，濫竽充數者比比皆是。試以民國三十年(1941年)來西康國民學校教師數量及檢定情況為例：

表2 民國三十年來西康地區國民學校教師數量及檢定情況[29]

由上表可知：西康地區教師人數在民國三十年至民國三十四年(1941年—1945年)間由1696人增至5008人，上漲了3倍多，但也有近1/3的教師是不合格教師。

直至 1946 年檢定工作仍在舉行，檢定結束后，“發現本省教師合格者不過占全部教師百分之十，可資代用者不過百分之十五，其余悉為不合格之教師”。[18]580其嚴重性可見一斑。由于教員質量不過關，使得小學升中學的幾率十分低，作為完全小學的西康省立甘孜小學從開辦到解放前夕，學生最多才119名，而畢業生的情況就是“每年小學畢業生4至6名”。[30]可見其教學質量問題何其嚴重。

五、學校校舍及設備極為簡陋，正常教學活動開展困難

就校舍而言，在清末民國時期，康定縣(今四川省康定市)境內的各級學校校舍絕大多數都是利用漢族寺廟或會館的破敗房屋，改建為學校教學用房，雖經修修補補，仍是一座座到處是危房的陋舍。西昌縣(今四川省西昌市)“至民國36年(1947年)，全縣利用祠堂、廟宇、倉房為校舍的學校共有120所，新修的學校只有4所，破舊待修的有92所，有運動場地的學校只有12所?！盵31]民國三十年(1941年)西康地區教育廳指出：“本省成立省府，甫經歷年，百端草緒，雖劃撥寧、雅兩區，亦系鄰縣邊壤，學校校舍大都朽壞不堪?！盵12]2444

就設備而論，西康地區邊民小學等寄宿制學校因為有經費上的傾斜和保障，各項教學設備明顯要好于一般的中心學校，如省屬西昌師范學校附小有腳踏風琴和自然教具數件，其余縣立、區立小學一無所有。民國三十年(1941年)西康省教育廳經費概算說明稱：“本省各級小學，頗多設備未充，縣小設備尤其簡陋，其于教育效率甚鉅?！盵32]72另據《西康地區通志教育志》稿載：“各小學設備極不完善，鄉村小學乃至鄉鎮小學有課桌凳亦由學生自備者，鐘鈴無論矣……”。[32]72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冕寧小學發展到91所，達到“每一鄉(鎮)應設立中心校一所，每保設立國民學校1所”的規定。但經費不足，師資缺乏，生源少，設備差，規模較大的小學有“毛算盤”和腳踏風琴，絕大部分小學設備簡陋，除破爛桌凳外，幾乎一無所有。

六、教學內容不切合民眾生活需要，學生普遍存在厭學情緒

西康地區是以藏族、彝族為主的多民族共存地區，“人民的生活，以及風俗習慣，不但與工商社會迿異，即與農業社會也覺大不相同”。[33]這就需要施教者在選擇教材和教授教學內容時應該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對學生產生吸引力。然而寧區小學設置的課程和選用的教材“完全是采用內地漢區的”[34]，出現“學不能致用”的情況；康區學生采用的課本多數是趙爾豐時期編寫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材，其內容多是描寫漢族民眾的生活習慣，而康區民眾“其日間嚼青稞，喝邊茶，披皮毛，拜寺廟，真不知棉花、汽車、汽船、馬路為何物?！盵35]后雖經西康建省委員會進行藏文課本的編譯工作，然經教育部審查，認為不符合要求而停止使用。[1]1642內地小學教材對于漢化程度較低的民族學生而言，無異于看天書，加大了學生閱讀教材的難度。

在教學內容上，所教內容應以“生產教育”為主，以民眾實際生活為中心，幫助民眾獲得實用技能，“如何改畜牧飼養畜牧，品種及毛革之改良，使他們生產品日益增多，這個關系非常之重要……”。[36]然而，在西康忽視“生產教育”的教學活動比比皆是，不僅不能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不能提高西康邊民生產能力和改善日常生活，還會制約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最終導致學生普遍出現厭學情緒。如九龍縣“對學生民族、年齡無限制，規定只授漢文課，少數民族學生中途退學者多，結業者多為漢族或漢藏后裔”。[37]

七、結語

民國前期，西康雖繼承了趙爾豐時期的初等教育成果，然因軍閥混戰沒有使其有大的發展，甚至是出現了退步的局面。劉文輝執政期間，初等教育有所發展，并一度取得良好的成績。綜觀民國時期初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從低谷到崛起，到再次走向低谷陷入困境，可謂歷經磨難，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它啟示我們：民族地區初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要立足實際，學校布局要合理，教育才能惠及普通百姓；辦學主體多樣化，要統一辦學宗旨；實行普遍義務制教育，確保學校生源的穩定；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確保教師工資、教學條件的改善；開發本土教材，使用雙語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唯有如此，民族地區的教育落后面貌才會有根本的改觀，教育事業才能不斷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