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型治理：新發展階段鄉村振興中村莊治理的邏輯轉向
——基于關中西部石頭坡村的個案分析

李 博，曹兵妥*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西北鄉村振興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311；2.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311 ）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進行了重要論述，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建設是推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從時間發展的過程來看，中國的鄉村治理呈現出了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這與國家各個階段所推行的針對“三農”的政策有很大關系。隨著我國發展戰略的調整，尤其是脫貧攻堅期間，鄉村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以及獲得性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鄉村治理體系也在不斷加強[1]。近年來，各級政府在農村地區投入了大量資源，這為有效推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在新發展階段，雖然農村的基礎設施、普惠性公共服務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農村的經濟發展仍然相對滯后，具體表現為農村經濟缺乏能人帶動，組織管理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差，集體經濟所依賴的產業發展韌性不足。為此，在實現農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國家始終將農村經濟發展擺在首位，通過產業引領來促進農民增收和實現共同富裕。為了實現農村經濟繁榮和產業振興，各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在推進經濟發展中所形成的治理體系也在重塑鄉村治理的基本樣態。這一重大變革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問題，即村莊的經濟發展如何影響村莊的治理機制。

稅費改革以來，中國的鄉村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各種資源向鄉村的注入為其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近年來，隨著鄉村公共服務的不斷完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村莊主抓的任務，新發展階段以產業振興為主導的鄉村經濟發展逐漸成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的核心。如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2020 年農業農村部印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試行）》都對農村經濟發展提出了相關要求。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新農村發展格局的形成，對鄉村治理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預示著村莊經濟發展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已經逐漸顯現。這種以發展主義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逐漸形塑了發展型政府對于“三農”的支持導向。發展型政府以經濟發展為核心任務,政府按照經濟官僚制定的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實施產業政策,對私人部門進行指導、約束和協調,使得資源配置滿足經濟發展需要[2]。在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鄉村發展過程中，鄉村治理呈現出了新的特征，國家與村莊的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改變。這種特征和變化正是鄉村治理轉型的動力。本文主要通過對陜西關中西部石頭坡村的調查來呈現鄉村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如何實現互嵌，主要聚集于農村經濟發展中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對于鄉村治理的影響，以此建構鄉村公共保障與經濟發展二維分析框架來解釋新發展階段鄉村治理的轉型。

影響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兩個重要變量分別是鄉村社會本身和鄉村管理體制或制度[3]。在目前的鄉村治理中，各主體在鄉村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難以契合當前鄉村振興的國家治理目標[4]。當前我國需要構建的是一種“有限政府、農民主體、依托農協、全社會參與”的多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5]。這在鄉村治理的主體層面有較為突出的表現，如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能人自身的資源稟賦、村社內部的信任資源與鄉村互惠的關系結構構成了能人治村的發展能力、發展動力和發展空間[6]。與此同時以私營業主為代表的經濟能人治理村莊即學界所謂的“富人治村”現象最早出現在20 世紀90 年代的沿海地區，并隨著21 世紀以來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蔓延開來，成為有別于傳統村莊治理結構的普遍現象[7]。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加強調“多元并存”，即基層政府組織、村民自治的村社區組織與農民的跨越社區的組織并存[8]。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以治理主體驅動的研究范式中，如富人治村、能人治村等，這種單向度的鄉村治理研究缺乏從時間維度即鄉村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有效總結鄉村治理模式和背后的驅動因素。鑒于此，本文從鄉村治理的主體層面出發，總結由經濟型能人所形成的經營型治理的基本邏輯和驅動因素，從村莊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建構經營型治理的分析框架，從而為鄉村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視角。

一、經營型治理：鄉村振興中村莊治理的一種新型分析框架

1.經營型治理的邏輯構建：村莊經濟發展主導下的鄉村治理轉型

在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根據發展側重點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保障性事務和經濟性事務。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都屬于保障性事務；而諸如產業、集體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等都屬于經濟性事務。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和國家資源向農村的不斷輸入，鄉村的公共服務已經得到了明顯提升。相比較來看，鄉村的經濟發展仍然有待進一步提升。從這二者的關系來看，鄉村公共服務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鄉村公共服務只要國家投入資金，項目和人力就能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而鄉村經濟發展則是長期困擾鄉村發展的難點，具體表現為既要選擇發展前景好的產業，還要有技術支撐和人才保障。而這恰恰是目前鄉村發展中最為缺乏的資源，也是當下乃至未來鄉村振興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即鄉村保障性事務與經濟性事務二者之間無法實現均衡發展。這種非均衡發展也在倒逼鄉村經濟發展模式的創新與改良，促使鄉村以經濟帶動的方式來實現保障性事務和經濟性事務的均衡發展。事實上，在目前鄉村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所形成的新形態已經對村莊治理帶來了一定影響，集體經濟的治理績效為實現村莊有效治理提供了資源保障[9]。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治理方式層面的銜接，在宏觀上對二者之間的關系起著主導作用，也對鄉村振興未來的樣態和質量發揮著關鍵作用[10]。有效的理論分析是進行經驗提煉的基礎。本文中的經營型治理是指由村莊的經濟能人擔任村干部，運用現代化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和方式來對村莊的公共事務進行全過程治理的活動，這種治理理念是通過經濟性事務治理向其他所有公共事務治理轉移的結果。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鄉村治理模式是經營型治理的主要理念。概括來說，經營型治理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一是村莊經濟發展在其治理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二是村干部均以企業老板、集體經濟合作組織負責人、個體工商戶等經營型人才為主；三是運用企業管理的理念來治理村莊；四是村莊的經濟發展與公共保障性事務有效分離。經營型治理格局的產生不僅與鄉村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相關，而且與國家的“三農”政策轉型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從公共保障-經濟發展二維視角出發，建構了經營型治理的分析框架，主要分析在經濟影響之下所形塑的鄉村治理形態。在經濟未主導與經濟主導的情況下，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模式均存在相應的差異（表1）。村莊經濟形式的變遷會直接帶來利益結構的重構，進而引發村民政治參與和村莊權威的重塑，并最終導致村莊治理形態的轉換[11]。

2.經營型治理的類型學劃分

如圖1 所示，按照村莊發展階段，可以將其分為強經營型村莊、弱經營型村莊、強保障型村莊、弱保障型村莊四種類型。在第一象限，村莊經濟發展與基本保障實現了有效分離，經濟主導村莊發展，這類村莊稱為強經營型村莊，如東部發達地區的一些村莊，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主導鄉村治理的主要元素；在第二象限，村莊經濟發展與基本保障處于互嵌狀態，但是經濟主導鄉村治理，這類村莊稱為弱保障型村莊，目前在我國占絕大多數，其處于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轉型期，農村經濟發展成為實現轉型的重要動力；在第三象限，村莊經濟與基本保障處于互嵌狀態，經濟發展較弱，村莊發展核心在基本公共服務和保障方面，這類村莊稱為強保障型的村莊，主要分布在欠發達地區；在第四象限，村莊經濟與基本保障分離，但是基本保障仍然是村莊治理的核心，這類村莊稱為弱經營型村莊，主要分布在較發達地區。在圖1的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經濟始終在鄉村治理中處于主導地位，并且經濟主導鄉村治理，這是經營型治理的理想狀態，也是鄉村治理轉向的基本邏輯。在圖1 中，如果按照鄉村治理的階段性來看，鄉村治理將經歷以下轉型軌跡：強保障型村莊——弱保障型村莊——弱經營型村莊——強經營型村莊。在此過程中，村莊經濟與基本保障二者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公共服務主導——經濟主導——公共服務再主導——經濟再主導的循環往復。

圖1 不同類型村莊發展方式

在鄉村發展中，村莊公共保障和經濟發展的有效分離為村莊的經營型治理奠定了基礎。本文主要通過個案研究來呈現這種二元分析框架。從鄉村發展的基本特征來看，鄉村治理主要分為兩個治理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資源注入和以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任務的發展階段，可以稱之為保障型治理階段。從國家所實施的政策來看，諸如農村的水電路、網絡、村莊環境整治、廁所改造、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完善都是此階段實施的重點。第二階段是以集體經濟發展、鄉村產業發展為主的經營型治理階段。隨著村莊階段性發展特征的變化，在實現保障型治理任務滿足之后眾多村莊已經進入了經營型治理階段。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國家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工作的開展，使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而這之后困擾鄉村發展最大的難題就是鄉村的經濟發展。尤其是以村莊集體經濟為依托的鄉村經濟的發展成為提升鄉村發展內生動力與促進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這也是在鄉村振興階段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這種關系也可以用“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來形容。

農村經濟主要依靠的是鄉村產業的發展，產業發展始終是農村發展中的首要內容[12]。從不同階段的發展動力來看，基礎設施建設等保障性服務主要依靠國家扶持與資金的支持，而產業發展和集體經濟除了國家的政策扶持之外，從長遠來看，需要村莊內部通過協商和能人帶動來實現發展，后者更具有挑戰性。以產業發展為依托的村莊集體經濟發展是目前鄉村振興中需要強化的主要方面。

經營型治理的提出對于研究當下鄉村治理的轉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分析視角。在脫貧攻堅之后，鄉村發展的短板集中表現為經濟發展的短板，經濟發展方面的缺陷長久以往會影響到鄉村治理的效能。在鄉村振興中，鄉村經濟的繁榮、發展是村莊發展由外向式治理向內源式治理轉型的有效路徑。通過鄉村經濟的發展為鄉村治理注入經營型理念，從而使村莊發展轉向了一種具有經濟理性和現代化管理理念的治理樣態，這種治理樣態的形成使得村莊兼具治理功能和發展功能。發展功能逐漸成為村莊治理中所遵循的基本邏輯，這也使村一級組織逐漸演化成為了以發展經濟為主，同時兼具公共事務治理的自治組織是鄉村振興中村一級未來轉型的方向。

二、田野呈現：基于陜西關中鳳翔區的調研

鳳翔區位于關中西部，既是人口大縣、農業大縣也是經濟強縣。為了對鳳翔區鄉村發展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解，筆者所帶領的鄉村振興研究團隊于2021 年7 月在該地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主要通過對不同村莊的調研來分析在脫貧攻堅之后，即鄉村振興階段，以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為主導所形塑的經營型治理的運行邏輯以及對于鄉村治理的影響。

石頭坡村位于鳳翔區西部，有23 個村民小組，1697 戶6234 人，2018 年石頭坡村與附近的貧困村合并，石頭坡村也成為了貧困村。作為鳳翔區最大的村莊，村民主要收入以種植業和務工為主。在石頭坡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成為石頭坡村在繼脫貧攻堅之后所探索的一項成功經驗。2019年石頭坡村在縣鎮兩級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了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在上級扶貧項目的支持之下，村里投資了260萬元購買了70余臺農機設備，投資了131萬元修建了光伏發電站，投資了200萬元流轉土地700畝，種植大蔥500畝。到目前為止，村集體經濟組織從蔬菜種植到大棚設施育苗，從機械化操作到冷庫貯存，基本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2020年石頭坡村集體經濟收入達120萬元，貧困戶共分紅28萬元，成為了當地集體經濟發展的示范村。石頭坡村的集體經濟為什么能夠成功發展并由一個貧困村轉變為當地的示范村？通過調查發現，石頭坡村經濟的發展中所形塑的經營型治理模式成為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這種經營型治理機制的形成有諸多驅動因素，本文將以個案的形式呈現經營型治理的特征。

1.人才引領：經營型治理的智力驅動

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靠人的帶動，而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什么樣的鄉村能人帶動一直是未解之謎。在所調研的石頭坡村，村黨支部書記潘某就是帶領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帶頭人，通過對于帶頭人自身特質的提煉可以對村莊經營型治理中能人的作用機制進行有效的分析。

潘某2018 年擔任石頭坡村的支部書記，在1985-2000 年期間是石頭坡村小學的民辦教師。20世紀90 年代，潘某的愛人在石頭坡村開了一家打字復印店，潘某在工作之余也幫助愛人來打理打字復印店的生意。正如潘某所言“當時村子里面只有我們一家打字復印店，我們經常承接村委會的一些業務，那時村干部基本都不會電腦，有什么業務全部拿到我們這里來給他做，通過這樣經常的來往我對村委會的業務也了解了很多”。2000 年潘某辭去了小學民辦教師的工作，成為了當地保險公司的一名員工，由于業績突出，潘某成為了石頭坡村所在長青鎮保險站的站長和講師，擔任保險公司職員的培訓以及保險產品的一些宣講工作。正如潘某所言“我在保險公司干了17 年，這17 年的工作過程使我積累了大量的經營管理知識，現在我將這些管理經驗和知識都用在了村莊集體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了，現在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理念與我原來在保險公司從事管理工作有很大的關系”。2017 年潘某又換了工作，到長青鎮商會工作，商會集中了該鎮所有做生意的人，這些人大多以從事房地產、裝修、建筑、運輸為主。2018年在周圍村民與朋友以及村干部的大力推薦之下，潘某擔任了石頭坡村的黨支部書記。潘某擔任石頭坡村黨支部書記之后，組建了新的村干部隊伍，而且針對村莊的治理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尤其是針對村集體經濟發展，成立了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村莊從一個貧困村變為了富裕村，連續兩年村集體經濟收入超過了100萬元。

2.公司化運作：經營型治理的組織驅動

在鄉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公司化的運作模式成為石頭坡村的一大特征。2018年潘某擔任村支書之后組建了新的村委會領導班子，在五人組成的村委會領導班子中，四人原來都擁有自己的產業，而且現在都還在繼續經營，這些人有的是開運輸公司的，有的是開裝修公司的，具備一定的經營能力。另外，在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完全按照公司化的運行模式來進行。正如石頭坡村潘支書所言“我把村上集體經濟當作一個企業去經營它，原來我做生意，在企業獲得的經驗現在都用上了”。石頭坡村從2019 年5 月成立村集體經濟組織以來，鼓勵村民以入股的形式參與集體經濟發展，每個普通村民每股20元，共計籌資538000元，2020 年分紅時按照10000元分800元，20元分6元的標準執行，依靠村莊的集體經濟組織來實現村民變股民。

從鄉村治理的視角來看，這種模式有效的提升了村民參與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以入股的形式參與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使村民參與到村莊的治理過程中。從整個鄉村發展的實踐來看，集體經濟組織已經成為村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織，通過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有效的實現村民收入的增加，從而提升整個村民的幸福感。而在村莊的發展過程中公司化經營的模式成為村莊經營型治理的重要體現。通過這種經營型治理可以將現代公司化管理、運行的一些理念注入到鄉村治理過程中，從而促進鄉村治理效率的提升。在具體的實踐中，村集體在經營村莊中的地位更加凸顯，在村莊發展中起著溝通協調的關鍵作用，是聯系企業與村民、企業與政府、村民與政府、企業與企業的樞紐[13]。

3.公共保障與經濟發展分離：經營型治理的任務驅動

經營型治理的形成需要對村級組織人員進行重新的分配。從鄉村治理的基本形態來看，大部分村莊的公共事務與經濟性事務基本沒有進行嚴格的分離，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莊經濟能力的提升。而在石頭坡村的鄉村治理中，公共性事務與經濟性事務的分離是該村鄉村治理的一項重要經驗，為村莊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鄉村經濟發展的邏輯主要是以利益驅動，與村莊其他公共事務的治理存在很大的區別。正如石頭坡潘書記所言“農村的經濟發展說白了就是讓你做生意賺錢，而這也是目前最難辦的事情，搞不好就會賠錢，現在很多村干部既要忙于村莊日常公共事務，還要去發展經濟，根本沒有那么多精力去干這么多的事情”。所以，這也成為目前村莊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一項難題。為了破解此難題，石頭坡村對村莊的事務進行了有效分工，村支書潘某主要是對接外面的市場和跑項目，爭取資源。產業發展的技術、日常管理由副支書張某來管理，而其他一名副主任和村會計主要負責村里面日常公共事務。所以，在石頭坡村形成了公共事務與經濟發展有效分離的治理模式，這成為鄉村治理中村莊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創新，正如村副支書張某所言“這樣一分工，我主要的任務就是負責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日常管理，可以一門心思地搞這個，原來還沒有推行這項政策之前，我剛早上到大棚里來就有村民打電話說要我來蓋章，成天都是一會在村委會一會在大棚里面，太分散精力了”。

表2 石頭坡村村干部基本情況

4.政策的事中支持：經營型治理的制度驅動

村莊經濟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政策支持。而在此過程中國家的支持開始偏向于一種事中支持，①本文所講的政策的事中支持是指政策對于項目實施中期的支持，而非項目實施前期和后期的支持。而非事前支持。這種政策支持的導向是隨著村莊一系列事務的開展而變化的。正如石頭坡村潘書記所言“2015年國家開始搞脫貧攻堅的時候，我就發現國家開始對鄉村產業的發展大力扶持，提倡集體經濟，那么標桿誰來扶持，政策怎么來試點？在這之后，國家很快就把資金投進來了，你有想法，這種事情就成功率高一點?！惫P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在國家剛剛出臺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相關政策的時候，石頭坡村已經開始布局發展村莊集體經濟了，起步發展較早，而且這幾年已經有了規模。在當下，石頭坡村已經成為了鳳翔區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樣本村，區上一有什么好政策，就會首先考慮石頭坡村。正如石頭坡村潘書記所言“幫扶我們村的區上領導相信我，因為我們村的集體經濟發展起步早，現在已經有了成效，區上有啥好政策就會首先考慮我們，不至于讓國家投資的錢到村上打水漂”。

從政府對于村莊集體經濟的支持來看，為了促進國家扶持資金的有效利用，地方政府一般都傾向于支持當前村莊集體經濟發展有基礎，有成績的村莊，這些村莊通常具有一定的發展基礎，而且村干部有想法，有思維，會管理，政策支持很快就會看到效果。而一些剛剛開始發展集體經濟的村莊普遍缺乏能人帶動和經驗，一般獲得資金較為困難。在村莊的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村莊的經營型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誘致了國家制度的變遷。這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促使目前村莊集體經濟發展中形成自下而上的倒逼機制。在集體經濟發展中所催生的這種治理形態，進一步有效的激發了國家資源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傾斜。因為這些村莊已經有了良好的發展基礎，無論從國家的資金使用效率還是地方的領導政績來看都是較為科學的選擇，這也成為石頭坡村集體經濟能夠不斷發展的重要引擎。

三、經營型治理對于鄉村治理的重塑

從石頭坡村的個案可以看出，隨著新發展階段鄉村重心的轉移以及村莊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雙重因素的誘導，經營型治理逐漸形塑了鄉村治理的基本樣態。以經濟為主導的鄉村治理路徑的形成，將對中國鄉村治理產生變革性的影響，并將隨著鄉村振興的開展而不斷實現突破。經營型治理的不斷推進將對鄉村治理產生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1.治理主體：老板治村，經濟型能人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

經營型治理倒逼鄉村治理主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村莊治理的主體來看，尤其是村莊政治精英向企業老板、公司經理以及個體工商戶逐漸過渡。和傳統治理主體不同的是這些經濟型能人的加入使得鄉村治理的主體發生了較大改變。經濟型能人成為引領鄉村治理的引擎。這些人通常掌握一定的經營管理能力，而從鄉村振興階段鄉村發展的現實來看，這種經營型能力也成為了引領鄉村發展的重要動力。與傳統鄉村治理不同的是在經營型村莊的發展中，依靠宗族、熟人社會、威望所建立起來的村莊治理格局將被打破。懂經營、會管理將成為鄉村治理中對于治理主體的主要考量。隨著村莊經濟發展所形成的治理格局的演化，對于村莊治理主體，尤其是村干部選拔上，經濟思維和管理成為鄉村治理中需要考量的重要內容。但是，隨著這種治理主體的變化，也可能導致經營型能人對于村莊資源的壟斷，形成新的精英俘獲。

能人帶動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的重要保障[14]。在石頭坡村經濟發展中，鄉村能人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與之前鄉村能人概念不同的是在鄉村振興中，對于村莊能人的素質和技能要求更高。在鄉村經濟發展中需要懂經營會管理的人才參與，而潘某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潘某既擔任過村小教師，而且還做過生意，也干過保險，積累了大量的經營管理方面的經驗和知識，而這些恰恰是村莊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經營型治理所需要的關鍵技能。由此可以看出，在村莊的經營型治理過程中，對于經營型人才的吸納是推進村莊實現經營型治理的重要驅動力。在鳳翔區諸如潘某一樣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村莊，集體經濟發展普遍較好。而從這些人物的特征來看，大多都做過生意或者自己從事過經營管理工作。在鄉村振興中，人才的作用在石頭坡村的案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對于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經營型人才的帶動，這些經營型人才所掌握的經營管理知識以及所具備的企業家精神是村莊經濟發展中最稀缺的資源，而這也是催生村莊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是否有效，關鍵在于能否挖掘和產生 “強帶動—強道德”型的能人[15]。

2.治理方式：經營型治理手段驅使不斷職業化

隨著經營型治理在鄉村的不斷推進，鄉村治理的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種經營型治理格局的形成使鄉村治理不斷向職業化轉型。其主要體現在對于村莊的治理上，即村莊的治理和經營不斷具有現代公司和企業的組織理念和經營理念，這也是經營型治理對于鄉村治理的重大影響。這種職業化和規則化主要表現在村莊治理的規則和制度越來越精細化，科學化、規范化，而這也是鄉村治理走向現代化的具體表現。在鄉村治理中，隨著經營型治理方式的滲入，這種職業化、現代化管理理念、方法向鄉村的不斷滲入逐漸使不規則的鄉村社會變得越來越規則。這種治理方式的演進也逐漸形塑了鄉村未來治理的基本樣態，即依靠職業化、規則化、高效化的管理理念來對傳統鄉村治理格局進行重塑。

中國以經營企業的方式來發展鄉村，可以追溯到 1958 年“公社工業化”過程中的“社隊企業”(或稱“社辦企業”)[16]。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公司化治理的基本形態逐漸嵌入到了鄉村治理的各個環節。這種公司化的治理形態主要體現在鄉村治理中的公司化治理理念的滲入，出身老板群體的村干部將公司化治理的相關經驗和做法作為村莊治理創新的來源。從實踐邏輯來看，公司化治理中的高效、嚴格的管理、嚴明的紀律、精細的分工這種邏輯逐漸被村莊所接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村莊治理的現代化。筆者在石頭坡村調研中發現，公司化運作是該村集體經濟成功發展的重要保障。這種公司化運作的邏輯逐漸使村莊的治理轉向了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治理形態，成為主導村莊其他事務發展的重要引擎。隨著公司化運作模式的有效嵌入，村莊事務的治理也不斷向較為規則化的治理邏輯轉變。這成為當前階段村莊發展的一大亮點，也成為引領農村一切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動力。從表1可以看出，公司化運作的治理模式其主要動力來源于村干部。從村干部原來所從事的職業來看基本都屬于管理層面的人才，這些人才在前期工作中所積累的經驗正是鄉村治理中最為需要的能力。隨著鄉村振興的不斷推進，村莊的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吸引懂經營會管理的村干部隊伍，這些人員所具備的企業家精神和管理才能是激活村莊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另外，這些人員在鄉村治理中將原來的工作經驗和管理知識運用到目前的村莊發展中，實現了村莊由傳統式治理向以公司化為主導的經營型治理的過渡。

3.治理機制：經濟與政治的有效分離

在鄉村治理中，經營型治理的格局逐漸使得村莊的政治與經濟有效分離，主要表現在鄉村治理中經濟性事務與政治性事務的分離。在目前鄉村治理中，大部分村莊經濟與政治仍然沒有實現有效分離，而是交織在一起，從長遠來看這并不符合未來鄉村治理的要求。經濟與政治的分離主要表現在村莊政治性事務與村莊經濟性事務的互相剝離。在新發展階段的鄉村治理中，村莊政治與經濟的有效分離是村莊提升發展效率、促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從目前來看，隨著國家鄉村振興的有效實施與推進，尤其是以產業發展為主導的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要求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有必要實現政治和經濟的有效分離，這將對實現村級治理的規范化、高效化、職業化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是，這種經濟和政治的分離也會使村莊治理人員數量增多，加大村莊的治理成本。

在村莊的治理中，隨著日常公共事務與經濟性事務的分離，村莊的經濟發展有了相應的組織保障。在新發展階段，鄉村振興的推進為公共事務與經濟發展的分離提供了條件。隨著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不斷壯大，達到一定階段之后必然需要村莊公共事務和經濟性事務的有效分離來實現鄉村治理的高效化。石頭坡村在村莊治理中所推行的公共事務與經濟發展的分離為經營型治理的有效推進提供了組織保障。隨著村莊經濟發展的壯大，這種組織方面的轉型逐步使村莊的經濟發展與村莊的政治發展相分離，在這種分離的過程中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即村莊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規模。在未來鄉村治理中公共事務與經濟發展的分離有利于進一步規范村級管理，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為村莊經濟發展提供組織保障。

四、結論和討論

本文中，筆者通過個案方式呈現了經營型治理在基層的具體表現。研究發現，隨著鄉村階段性發展特征的變化以及國家政策導向的改變，經營型治理逐漸成為鄉村振興階段村莊治理的基本形態。這種治理形態主要是由人才帶動、公司化運作、國家政策支持的變化以及轉型期的特征所決定的。而這種經營型治理也對鄉村治理產生了相應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機制和治理目標等方面。隨著鄉村振興階段國家政策的改變以及鄉村發展重心的變化，這種經營型治理將逐漸成為村莊治理的一種基本樣態。經營型治理的形成是對鄉村治理格局的重塑，將對村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隨著這種治理方式的不斷發展，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極易產生新的精英俘獲和治理主體的階層固化。所以，在經營型治理的過程中加強有效監督，促進公共事務治理的公開化和公平性將是需要強化的重要方面。

從鄉村治理的階段性特征來看，經營型治理是在中國鄉村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所探索的重要經驗，經營型治理所形塑的現代化的治理樣板將會對整個村莊的治理帶來巨大的影響，這也是鄉村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選擇。經營型治理所體現出來的治理特征與村莊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隨著村莊經濟的發展，這種經營型治理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將會更加顯現，而通過這種間接作用所形成的鄉村治理的新樣板將會成為驅動村莊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也是村莊治理不斷走向規則化、科學化、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本文對經營型治理的基本特征進行了闡述，并對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有效分析。經營型治理作為鄉村振興階段的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將會對不同類型村莊的鄉村治理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對于發達地區的村莊，即強經營型村莊來說，經營型治理的特征已經較為明顯，并且已經形成了政經分離的格局，這種類型的村莊需要進一步完善經營型治理的規范化建設，使其發展質量不斷提升；對于一般性地區的村莊，即弱保障性村莊來說，村莊的經濟和政治處于互嵌狀態，在經營型治理過程中需要通過村莊經濟的發展實現政經分離，在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的銜接中實現向經營型治理的過渡；在欠發達地區，即強保障型的村莊中，經營型治理將倒逼村莊通過產業發展和集體經濟的改造來實現，目前這些地區的村莊經濟發展仍然是鄉村振興的重點，亟須在治理方式上進行創新和探索；對于較發達地區的村莊，即弱經營型村莊，雖然在村莊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經營型治理的特征，但是需要進一步通過村莊的經濟發展的制度引領來推進經營型治理的不斷強化。

雖然這種經營型治理只是筆者所闡述的一種治理樣態，但是從治理機制層面對其進行有效的分析，并對適用性進行探析是進一步研究的重要領域，如對不同類型的村莊圍繞經營型治理的特征進行研究，對經營型治理所形成的村莊治理的格局以及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再次進行深入研究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