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引進、繼承與創新:近代中國工業發展脈絡中的特點

朱蔭貴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33)

從1860年代洋務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機器工業開始興起,到1937年為止,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是在一個長期以小農經濟為中心的、具有幾千年自成一體的文明體系而又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誕生和推進的。在外有先進帝國主義列強欺壓,內有傳統封建頑固勢力阻撓的情況下,歷經艱難困苦的奮斗,到1937年時,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新的生產力誕生,新的生產領域、生產方式相繼出現,并獲得程度不等的發展。

對于近代中國工業發展的評價,有部分日本學者認為,當時的中國工業化發展程度已經達到了“中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1)參見[日]久保亨著、王小嘉譯:《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0—11頁。根據筆者的研究,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在1937年前已經達到的狀況是:法律法規漸成體系,近代大機器制造業已經興起并形成數十個企業集團,鐵路輪船為標志的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已經達到相當規模,郵政電訊業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務和銀行業為首的金融融資結算體系已經建立,證券市場和保險公司等金融工具已有相當的發展。與此同時,經過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改革”,此前中國極為混亂的幣制基本得到統一。經過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為止,中國的關稅主權也基本得以收回。再加上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的發育發展等,都顯示這時的近代中國,一方面已經構建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基礎,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外在表現、構架和標志也逐漸形成。(2)參見朱蔭貴:《試論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體現》,陳慈玉主編:《承先啟后——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學術月刊》2012年7期;《中國的市場經濟始于何時?》,《經濟學家茶座》第6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在此期間雖然歷經多種障礙、戰亂、天災人禍乃至政權更迭,但站在宏觀和更高的視角觀察,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像一條奔騰向前的大江,中間雖有回旋、逆流和低潮,甚至包括支流和岔道,但工業化發展的主流依然向前奔騰難以阻遏。顯然,從這個角度觀察和分析,其中的主體脈絡是存在的。如果拋開主客觀因素和價值評判等尺度,特別是從近代中國工業發展的特點以及生產力發展的角度進行觀察的話,可用開放、引進、繼承和創新這四個關鍵詞對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體脈絡進行概括和總結。以下就以這幾個關鍵詞為中心進行論證。

一、開放與引進

毋庸諱言,在近代中國,開放就是要與外部世界進行聯系交流和往來。處于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開放就是以開港為標志。當然,近代中國的開港包括被動開港和主動開港。被動開港,是西方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方式為開端。主動開港,則是以中國自主開港的方式進行。

被動開港以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為始,戰爭結果是《南京條約》簽訂,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這五個開港城市都成為近代中國的對外開放城市和貿易口岸,以及香港被英國強行租借占據。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進一步開放天津、煙臺、漢口等商埠,加上此前中俄設立的陸路口岸,共開辟 18 處商埠。此后,天津很快成為繼上海、廣州后的第三大港,并成為華北貿易的樞紐, 漢口也成為內地貿易的樞紐。

1895年甲午戰爭之后,中國面臨更加嚴峻的民族危機,在意識到“兵戰”力有未逮難以成功的情況下,鄭觀應等思想家從七十年代提出的“商戰”主張在1898年左右開始訴諸實踐,由此導致了“自開商埠”的出現。截止清末,已有36個自開商埠分布于中國南北東西,到1924年,更增加至52處。到 1930 年廣東中山港開埠,中國大地上已經出現 104 個開放商埠,4 個租借地,加上香港、澳門兩個外國的殖民地,可供外國人貿易的口岸達到 110 個。(3)吳松弟主編:《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頁。

開港,不管是被動開港還是主動開港,都具有兩個明顯的演變趨勢,一是從地域上看,是從沿海沿邊向內港內地延伸,并且彼此之間形成聯系并逐漸構成網絡,影響遍及整個中國廣袤的國土。二是隨著開港,外國大量的機制洋貨進入和中國的國貨流出。近代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最大特點,就是大量外國機制工業制品進入而中國的土特農副產品隨之流出。在此過程中,除了賺取商品的價值增值外,能夠增加稅收也成為此后自開港口的重要考慮之一。這一點,正如時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燾指出:“西洋立國,在廣開口岸,資商賈轉運,因收其稅以濟國用,是以國家大政,商賈無不與聞者?！?4)《福建按察使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一),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頁。

近代中國,與“兵戰”時期相比,“商戰”是更多的常態化時期。與列強進行商戰,重要之點在于減少外貨流入和增加本國商品輸出,其根本點在于 “進口替代”,也就是采用本國自己的生產品取代流入的國外工業制品,但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需要引進外國的制造之器和技術,以此來發展中國自己的工業化,奠定和打下使得中國能夠實現“進口替代”的基礎。因此,“引進”和隨后興起的“進口替代”,就命定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要途徑和脈絡。

“引進”和隨之而來的“進口替代”,主要分軍用和民用兩大領域。

首先在軍用領域開始的“引進”,導致近代中國軍事工業的興起。興辦軍用工業的出發點,正如李鴻章在興辦蘇州洋炮局時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函中所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币虼?他認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5)《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25,第4—10頁,轉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61—262頁。這是李鴻章興辦蘇州洋炮局時的出發點,也是晚清整個軍用工業引進和興辦的出發點,貫穿于蘇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天津、福州、廣州、漢陽等一系列軍用工業之中。

在興辦軍用工業之外,引進行業更多,興辦數量更廣的工業行業則是各種民用工業。1874年李鴻章在向清廷所上的《籌議海防折》中,點出了這一時期引進和興辦外國工業產業的狀況以及引進的目的,他說:“丁日昌擬設廠造耕織機器,曾國藩與臣迭奏請開煤鐵各礦,試辦招商輪船,皆為內地開拓生計起見。蓋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余萬。又銅鐵鉛錫售銀數百萬,于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若亦設機器自為制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但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埒,彼物來自重洋,勢不能與內地自產者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獨有益厘餉也”。(6)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24卷,清末刻本,第20頁。李鴻章在這里說的“蓋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曷若亦設機器自為制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這些話,清楚地點出了處于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和條件下,晚清政府采用“進口替代”戰略的動機和出發點。

此后,近代中國開放和引進的另一個大的轉折點,是中華民國成立后制定頒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導致政權更迭后工業化發展進一步出現了新的面貌。

體現在法律法規方面,辛亥革命后制定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7)南京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公報》第36號,1912年3月11日編印本,第1—2頁。這是中國第一次以近代國家憲法的形式宣布主權在民,中國國民具有保有財產和經營的自由權利。此后,被任命為民國政府農林工商(后改為農商)總長的晚清狀元和實業家張謇,在任期內主持制定了有關全國工商礦業、農林業、漁牧業等的政策法規二十余種。這些政策法規涉及保護民族幼稚工業,招商頂辦官營企業,統一度量衡,統一鑄幣權,改組商會、減免稅厘以及引進外資,興辦實業等多個方面。(8)沈家五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許多法律法規和施行細則填補了此前中國工商法律的空白,初步構筑了近代中國工商實業方面的法律體系,對中國民族工商實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有了法律法規的保護,加上鼓勵和興辦企業的政策支持,中華民國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間,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在民國政府提倡鼓勵和法律法規的保障下,中國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據農商部統計,僅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國新成立的工廠數就分別達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國的工廠數已達16957家,1918年全國工廠資本數達一億五千萬元以上。(9)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14頁。

此后,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經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期間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批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快速崛起。也因此,這段時期被中外研究者稱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同時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些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從事一種行業,取得成效后逐步擴展,最終形成橫跨紡織、燃料、建材、采礦、火柴、運輸、金融等多種行業進行多元生產和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如大生、周學熙、劉鴻生企業集團等;有重點投資于面粉、紡織兩業,并使兩業齊頭并進,最終形成較大規模的資本企業集團,如榮家資本企業集團;有重點投資于某一行業并兼及其它行業的企業集團,如以紡織行業為主的裕大華企業集團、以煙草行業為主的南洋兄弟煙草企業集團、以輪船運輸業為主的民生企業集團和以化工行業為主的范旭東企業集團及吳蘊初企業集團等;還有從經營商業入手,然后投資于工業而發展起來的企業集團,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紡織企業集團等。這些企業集團大多數起步于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發展,到三十年代,大部分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已經形成。

這些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均通過市場獲取和銷售,通過金融市場融資,部分企業在證券市場上市,通過保險系統投保。這些民間資本企業的出現和發展,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標志和最主要的構成部分,體現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發展進程中某些典型的重要特點。

另外,這期間以鐵路輪船為中心的交通運輸業,以銀行為中心的現代金融業和證券、保險、信托業也都得到相應的發展,近代中國的金融業整體形成了初步的體系,與此時期新式機器大工業企業的發展相互呼應,出現了一種新的氣象。與此同時,經過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改革”,此前中國極為混亂的幣制基本得到統一。這時,經過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為止,中國的關稅主權也基本得以收回。這些都為大范圍的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法律法規初成體系,工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快速發展,是開放和引進構筑起來的最主要的骨干行業,這些骨干行業為主構建的近代經濟體系,大大推進了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面貌和發展趨勢,使得近代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大為提高以及市場經濟體系發展并初步成形。

在此進程中,開放和引進起到了關鍵和根本的作用,也是其中最明顯的脈絡主線。從開放的角度看,不管是被動開放還是自主開放,開放的港口都使得此時期的中國人打開了視野,看到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明白了自己的落后。于是,在不甘屈辱奮起直追的愛國強國信念下,承繼幾千年優秀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經商傳統,中國開始了改變過去千百年形成的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轉向工業化道路,形成和走上了向先進學習、融會貫通、并進一步形成自己優勢的工業化發展之路。在此進程中,引進在其中占據了根本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工業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本、技術、設備和管理等各種條件的配合,否則工業化無從談起,而這些條件中特別是技術、設備和管理等方面的東西,都是此前傳統中國所缺乏的東西,因此,引進是這期間中國追趕先進國家,發展工業化的必然前提。

二、繼承:減少社會成本和扎根本土的捷徑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優秀因素有很多,大體可分精神方面和具可操作性方面的傳統兩大類?！熬瘛狈矫娴膫鹘y很多,但首要的是“愛國”。在近代中國走向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愛國強國,與列強進行商戰,努力躋身世界民族之林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也是這個時期具有的鮮明時代特色。這里我們可以舉三個來自于不同階層和地位的人的例子以作說明。

首先是過去奉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讀書人,這時放棄傳統讀書人科舉考試做官的正途而去下海經商辦實業,與外國列強進行“商戰”,發展工業化以圖救國強國。其中,創辦“大生”系列企業集團的南通狀元張謇,可作為傳統士人的典型。他在講述自己走上經商辦實業這條道路時的動機就具有代表性。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正式簽訂,消息傳來,張謇在四月初六日的日記中錄入“和約十款”的主要內容,并特地注明:“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10)張謇:《張謇全集》第6卷《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頁。他對《馬關條約》準許外商在中國內地設廠制造感到極大的憂慮。他在代湖廣總督張之洞擬定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寫道:“向來洋商不準于內地開機器廠,制造土貨,設立行棧,此小民一線生機,歷年總署及各省疆臣所力爭勿予者。今通商新約,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盡沾?！彼钪绱艘粊?小民僅存之“一線生機”也將失去,為此,他在奏疏中強調必須迅速提倡“工政”以進行對抗。他說:“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制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后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蓰之利……但能于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不僅為御侮計,而御侮自在其中矣?！?11)張謇:《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1895年),《張謇全集》第1卷,第30、37、38頁。張謇認為下海經商,發展工商業是一條實在的愛國救國道路,“不僅為御侮計,御侮自在其中矣”一句,道盡了他對此的認識與投身實業的動力。

來自海外華僑郭氏兄弟的上海永安紡織公司的招股簡章弁言,則將興辦實業與愛國強國直接聯系:“我國物產饒富,冠絕瀛寰,夫以己國之物產供己國之需用,本足自給而有余。無如制造不良,工業窳敗,外人乃竟以我之原料加以改造,復輸入我之市場,而棉布市場,為數尤巨。利權喪失,駭目驚心。茍不急起直追,亟謀挽救,則國窮民困,恐未有已也?！苯又撜泄邵脱缘奈淖?則給人興辦實業以刻不容緩的感覺:“年來有志之士,對于紡、織兩業,先后奮起,粹勵經營,生機勃發,實為復蘇之兆。然產額尚少,供不應求,此有心者所應光而大之。且歐美列邦現今方整頓全神,振刷其工商各業,此后競爭攙奪,正方興未艾也。時乎不再,其間不能容發,倘不急起直追,行必愈趨落后。同人等本此微意,爰有本公司之組織”。(12)《永安紡織印染公司》,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7—18頁。

再如創辦一系列企業的本土人士“火柴大王”劉鴻生在總結與外國火柴業主進行商戰的經驗時說:“吾國火柴業在瑞商競爭之下, 風雨飄搖,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自弟發起熒昌、中華、鴻生三廠合并為大中華之后,對內漸歸一致,于是對外始有占優勢之希望……足見合并一事,為吾火柴業今日謀自立之要圖,非此即無從對外而維持其生存也……當此對外競爭劇烈之日,自應群策群力,團結一致,厚植我之勢力,以與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敗之地?！?1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頁。

除精神傳統方面的因素之外,在繼承可操作的傳統方面,同樣可以舉出許多事例。如近代中國工商企業在資本籌集運行方面事例尤多。在興辦實業走上工業化道路之前,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立國的傳統國家,當近代中國向工業化轉型時,因為本身沒有經歷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社會資金比較貧乏,機器大工業需要的資本數量巨大,且多采取股份制資本組織方式,這種資本組織方式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尚是一種較陌生的組織形式。因此,如何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創辦這種新型的工業企業,是一個困難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激發社會大眾的投資意愿,籌措興辦企業的資金,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創辦者們繼承了一種傳統中國社會中企業分配方面的制度,就是在企業結算時,保證按照一種固定比例給股東進行分配的被稱為“官利”的制度(14)參見朱蔭貴:《引進與變革:近代中國企業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通過這種保證有固定利潤可分的制度,來吸引社會資金和興辦新式工商企業。

這種制度的特點在于:其一,不論該企業的經營狀況如何,只要購買了企業的股票成為股東,就享有從該企業獲取固定利率——“官利”來分配利潤的權利。其二,這種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計算。利率雖因企業情況和行業領域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厘,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厘。因為必須支付官利,所以企業年終結賬,不是從利潤中提分紅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結算營業利益。不足,即謂之虧損;有余,則再分紅利(紅利在這里被稱為余利或直接稱呼紅利)。其三,只要股東交付股金,官利即開始計算。雖工廠尚未建成開工,鐵路尚未建成開車,官利也需支付。(15)張謇:《大生崇明分廠十年事述》,《張謇全集》第3卷,第209頁。

但是,這種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國股份制企業分配方面的一種制度,并非近代中國企業家的創造,而是早在中國前近代如“合伙”“合股”等經濟組織中就已存在的一種分配方式。日本“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昭和十六年(1941)出版的《中支慣行調查參考資料》第一輯之后,附有晚清及民國時期中國民間經濟往來的借據、分家書和合伙合股契約等文書資料。其中,按原文格式和內容附錄的民間合股合伙經濟組織成立時訂立的契約文書有10件。這些文書的訂立年代從同治四年(1865)一直到民國八年(1919)。每份文書中都有內容幾乎完全一樣的有關官利分配制度的記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部門編撰的《中國朝鮮文書史料研究》中,除收錄了與上引滿鐵調查資料相同的文書外,還收錄了一些其它的文書資料。其中,成立于丁卯年(1867),在上海經營糧食業的同盛號合同文書的分配方式的條文規定中,同樣載有官利制度。(16)根據很多傳統商事習慣文書的記載,都證明了在近代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1872成立之前,“官利”分配制度普遍存在。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部門編:《中國朝鮮文書史料研究》,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版,第42頁。其內容與滿鐵調查資料收錄的文書資料的規定和方式一樣。這些文書證明了“官利”分配制度是早就存在于中國社會中的一種商業習慣(17)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是1872年設立的輪船招商局,這些文書中刊載的 “官利”制度的時間,都比輪船招商局設立的時間早,可證這種制度早就存在于中國傳統社會之中。,是中國社會中成熟、影響廣泛并被普遍接受了的制度。也就是說,當近代中國人興辦新式工商企業時,企業的分配制度中出現官利分配的規定,是股份制企業的創辦者繼承沿用了中國傳統經濟制度中對自己創辦企業有利的傳統,因為“不發官利,則無以動投資者之心”(18)張謇:《向國務院提議獎勵工商業法案》,沈家五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第18頁。之故。因此可以說,近代中國在籌集資金開辦新式企業走上工業化道路時,改變傳統中國社會中資金流向,轉投和興辦新式工商企業時,所繼承的官利制度的積極作用功不可沒。另外有企業直接面向社會吸收儲蓄存款作為企業營運資金的現象。這種現象長期和廣泛地存在于近代中國工商企業之中,構成近代中國企業在資金籌措和企業運行方面的又一個明顯特點。

從近代發達資本主義各國情形看,經濟發展中現代工商企業借入資金的來源,不外是通過商業信用、銀行放款、商業票據、公司債券等數種方式籌集。但是在近代中國,情況卻有很大不同。這時期,吸收社會儲蓄,并非銀行業的專利,而是眾多行業具有的共同權利和特點。其中,普通企業商號和工廠吸收社會儲蓄存款作為營運和周轉資金,從明清以來已經具有幾百年的傳統,并發展成為民間約定俗成的不成文方式。(19)參見劉秋根:《明清高利貸資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頁。

對于這個特色,當時就有學者認為,“我國公司企業之資本構造,與歐美先進國家顯有不同”,其中,“尤以收受存款一項為唯一之特色”。中國近代“普通之公司商號皆自行吸收存款,以為資金之調節”,其歷史悠久基礎厚實者,“存款在運用資金中所占之地位亦更見重要”。(20)王宗培:《中國公司企業資本之構造》,《金融知識》第1卷第3期。轉引自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60、59頁。例如輪船招商局成立之后,“十余年來,統計每年年終結欠莊款及紳商存款,常有百余萬兩之多?！?21)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影印本,第177頁。其中“紳商存款”這句話,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主要不是通過向銀行貸款或其他融資渠道借入資金,而是面向社會大眾直接吸收存款,甚至發展出像銀行一樣的儲蓄部,面向社會發放存折吸收社會零散資金以供企業作為營運資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社會金融特點的繼承和延續,但另一方面,也可說是近代中國民間金融活動極為活躍,工商企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被稱為“面粉大王”“棉紗大王”的上海榮家企業,在吸收民間存款發展自身方面,就是典型案例(見表1):

表1 榮家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及儲蓄部各年底存款余額(1923—1933年) 單位:千元

統計表1中的數字,證明在榮家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各年均有百萬元以上的資金被以儲蓄的方式吸收進入榮家企業,1933年舊式存折和新式儲蓄部吸收的存款合計達到754萬余元以上,占此期榮家企業資本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不言而喻,吸收社會存款這種方式,對于榮家企業集團的快速發展,幫助很大是確定無疑的。

1940年,有學者對1932—1939年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及香港等地的10個行業100家企業的資本構成情況進行了調查統計,其中,借款及個人存款在這些企業中的構成情況及所占百分比如表2:

表2 1932—1940年100家企業自有資本與借款及存款之百分比

從表2可知,借款及存款在各個企業中普遍存在,不僅數量大,接近于企業的自有資本,而且與企業的行業和資本額的多少沒有明顯的關系。這種現象的出現必然是多種原因所造成,其中經濟比較利益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否則,這種現象不可能在廣泛的時空范圍內得以存在。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近代中國新式工商企業相對于此前的中國經濟組織是一種制度創新,但是任何制度創新都有社會成本,任何推進制度創新的行為主體都追求收益最大化。因此,制度創新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對于制度創新本身的成敗起著決定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采用社會中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習慣和制度,即使只是部分采用甚至是借鑒,也必然能減少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社會阻力和交易成本,同時降低社會文化心理在適應新制度時的抗拒和排斥心理。這是近代中國走向工業化道路時繼承傳統獲致發展的因素之一。同時,開放、引進和繼承原有的傳統,也必然會在學習先進的同時推動本身出新,進而推動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

三、創新:推動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十九世紀中葉,自中國向西方學習,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之后,歷經幾代中國人的努力,許多過去未曾有過的產業和行業陸續誕生并有所發展。在此過程中,人員大范圍流動,新的城市興起,中西交流和吸收融合等現象大量出現,進而導致各種新事物不斷出現,各種新的產業和新的品種誕生,社會經濟面貌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貫穿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創新。這里我們以寧波商幫在近代上海的發展為例,進行一些具體的分析。

從1843年開港之后,上海逐漸成為四方薈萃中外雜處的中心地,吸引了各方人員和資源的匯聚發展。寧波商人也大量進入上海,并在近代上海工商企業的投資中占比逐漸加大。從寧波到上海,從晚清到民國,寧波商幫一直都處于中西交匯的中心地帶。甲午戰爭后,實業救國的浪潮經久不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寧波商幫以上海為根據地,從引進外國商品、技術到逐漸自己吸收技術設廠制造,走上進口替代的道路,進而在與外商激烈的商戰競爭中發揮中國本土優勢,走出創新之路,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到20世紀20年代,一大批寧波商人企業“在工業制造、輪船航運、內外貿易、金融服務、文化產業、建筑房地產、公用事業和新式服務業等領域脫穎而出,其中一批工業制造企業的成功創辦尤為引人注目。寧波人在近代棉紡織工業、火柴工業、日用化學工業、制藥工業、電器工業、造紙工業、電力工業以及橡膠工業等領域,創辦了一系列規模龐大的工業企業,有的還發展為企業集團”。(22)寧波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申報寧波幫企業史料》,寧波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航運界的虞洽卿、西藥和娛樂業的黃楚九、錢莊業的秦潤卿、銀行界的宋漢章等,都是業中翹楚,且不少人都橫跨多個領域進行經營,稱得上一時之盛。五洲大藥房在項松茂的主持下,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醫藥、醫療器械、醫療用品、日用化工生產銷售集團;大中華橡膠廠則是一個能生產膠鞋、汽車與腳踏車胎等系列產品的國內首屈一指的民族橡膠工業企業集團;鮑咸昌、鮑國昌等參與發起創辦的商務印書館則是近代中國最大的文化出版機構。

興辦這些產業的中國工商業者,因為大多是這些產業在中國最初的拓荒者,在他們的創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學習、引進,并且克服許多技術、知識、管理、資本和其他方面的困難,同時還要面對外資激烈的競爭,因此,必然在開放吸收和融合外來技術及管理經營等方面知識的基礎上進行消化吸收進而改革、創新,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之路。他們倡導“國貨”、主張“商戰”、抵制外貨的傾銷和壟斷,開創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產業,其中,特別是“創新”無可避免地成為推動他們產業發展和應對各種挑戰的最重要武器。他們在制度、行業和產品等多個方面進行的創新,是他們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手段。

面對強大的外資壓迫和本國封建政府掠奪的不利環境,這些創業者采取各種打破常規的創新手段,以獲取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盡快擴展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就是其中之一。劉鴻生在上海創辦的企業資本集團,是包括鴻生火柴廠、上海水泥廠、章華毛絨紡織廠、中華煤球公司、華豐搪瓷公司、大華保險公司、華東煤礦公司、中國企業銀行在內的跨行業經營的企業集團。其中,火柴工業是支柱產業。1920年,劉鴻生企業集團的第一家火柴廠鴻生火柴廠設立,此后經過十年發展,到1930年時,劉鴻生主持將鴻生火柴廠與上海浦東熒昌火柴公司、 南匯中華火柴公司合并為大中華火柴公司。1931年大中華火柴公司又合并九江裕生廠、漢口燮昌廠, 后又收買揚州耀揚火柴廠,承租了蕪湖大昌火柴廠,合并杭州光華火柴廠,規模不斷擴大。1936年又成立以大中華火柴公司為中心的“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這一銷售聯合體,劉鴻生也成為近代中國的“火柴大王”。(23)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第143—144頁。

但是要在激烈的中外商戰和同行間的競爭中勝出,根本的一點,還在于要創制出名牌產品和樹立起品牌意識,最好是能夠創出獨家優質品牌。因為只有產品過硬,才是企業發展的根本之道。這里以五洲固本皂藥廠為例進行觀察:五洲大藥房最初只有人造自來血等不多的產品,“自1921年盤進固本皂廠后,才增制肥皂,嗣后陸續添制新品?！薄暗?0世紀20年代,該廠的皂類產品計達三十余種,分家用塊皂、家用條皂及各種香皂、藥皂等,以‘五洲固本’‘荷葉荷花’等為商標;藥類有補益及內外科各種藥劑,其中家庭成藥220種,藥典制劑527種,化妝品23種,原料藥品10種,共計780種,以地球牌為主要商標。各廠的產量,藥類及衛生化學等用品,每年約值200余萬元;皂類以家用皂為大宗,平均每天可出3000箱(30年代中期),年銷約值300余萬元。皂類專銷國內,藥類廣銷暹羅、吉隆坡、三寶壟、紐約、小呂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白?904—1935年,五洲皂藥廠及附屬廠所產藥品、皂品共獲美國舊金山巴拿馬運河紀念會、農林部、美國費城展覽會、首都流動展覽會、浙江省政府、上海五國貨團體展覽會等國內外各種機構頒發的優等、最優等獎項48次”。(24)李瑊:《上海的寧波人》,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34、155頁。

要創制出名牌產品,需要有相應的人才。五洲固本皂藥廠能夠做出這樣的成績,是因為他們延聘了一批專家,精心研制和創新技術,才能夠制作出精品來的。這些專家中,包括畢業于德國柏林大學的化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葉漢丞被聘為五洲固本皂藥廠廠長,全面主持該廠制藥制皂兩部;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化學專家,一直在政界盤桓難以酬志的徐佩璜被聘為該廠制造部主任兼總技師;此外,還有張玉麟等一批專業技術人才也相繼被聘任要職,同時留用了兩位在德商經營時經驗豐富的技術工人,此二人貢獻所長,協助技術人員攻克了不少生產技術難關?！拔逯迯S的技術人員在掌握了制造技術要領以后,把原來并無生產基礎的國貨肥皂推上精品水平,一舉打垮不可一世的英國‘祥茂皂’,在中國工業史上創造了光輝的業績”。(25)李瑊:《上海的寧波人》,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34、155頁。

以創新思維經營和發展企業,并不僅僅限于寧波商人,而是在全國各地和各個行業均有。正是這些中國人的努力,使得近代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給近代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脈絡打下了特色鮮明的印記。

結 語

如上所述,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近代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取得明顯的成效,這種成效的外在表現,首先體現在商品市場的擴展上。據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國內市場的發展還很慢,九十年代起開始顯著,迅速擴大是在二十世紀,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韓啟桐先生根據海關原始貨運單編制的《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一書的數字支持了吳承明先生的論斷。根據韓啟桐先生的統計,1936年不包括東北在內的四十個海關輸出總值(指輸往國內各關者,故等于各關輸入總值),“為十一億八千四百七十余萬元”(26)韓啟桐:《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1951年版,轉引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頁。,但這僅僅是通過輪船運輸的貿易值。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沒有統計,在三十年代,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大約是輪船運輸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計,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際貿易額約達四十七億余元,比之鴉片戰爭前的長距離貿易約增長四十三倍”。(27)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7,269—270、281—282頁。

其次體現在市場的商品結構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工業制品的明顯增加。鴉片戰爭前國內商品流通額中,糧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為鹽、茶、絲織品等。鴉片戰爭后,開始發生變化,“到1936年,在埠際貿易統計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業品,糧食退居第四位,鹽、絲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 “若就全部埠際貿易流通額論,工業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業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農產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業品從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內地;農產品和農副業加工品由內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業商品到達內地城市后,大部分還要分運下鄉;而農產品則要從農村運來。在此過程中,主要的都市成為商品的中轉地。例如1936年上海運出機制“棉布九十六萬八千余公擔,分走二十三個商埠”;運出棉紗“九十六萬余公擔”,“直接運往三十一個關埠”。(28)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7,269—270、281—282頁。

需要強調和指出的是,進入二十世紀后,經濟領域中出現的這些變化,并非僅僅體現在一般商品的種類和數量上的變化,而是在性質上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說,這時期的經濟,已經不是此前完整意義上的傳統經濟,不再是以維護封建皇朝為主的以農業結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而是改變為以“市場”為中心、以進口替代為主,以工業產品為主力進行的商品流通和交換。很明顯,這期間通過市場進行交換和配置資源的經濟成分大大增長,并在不斷推進和完善中。此時,經濟法律法規為工業生產的推進擴大提供了法律法規的框架和邊界;交通運輸業的演進和發展為工業產品的流通提供了運量大范圍廣時間短的運輸工具;電訊郵政等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產品市場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體系和傳統金融體系相配合,共同為工業產品的資金結算和資金融通匯兌提供了便利?？梢哉f這些變化,已經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并已初步形成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