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是脈 融合是魂
——文化潤疆和國家文化公園視域下新疆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

于啟立

（中共克拉瑪依市委員會黨校，新疆 克拉瑪依 834000）

線路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強調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具有的重大價值、重大意義和重大事件的相互關聯性與跨區域性。[1]當下，我國推動建設的國家文化公園（大運河、黃河、長江、長城、長征）皆屬于線路遺產范疇。199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西班牙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以“線路遺產”首次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4 年，我國的“大運河”，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以“絲路遺產”被同時列入世界遺產名錄①。從具體的線路遺產的呈現方式上看，都與線路有關。新疆應借此時機，探索、構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線路遺產，如“玉石-絲綢之路（新疆段）”“張騫鑿空西域之路”“玄奘西行之路”“紅色文化線路”（包括“人民解放軍進疆之路”“屯墾戍邊之路”“兵團建設之路”）等，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新疆經驗，也為“文化潤疆”方略的實施提供新的實踐路徑。

一、國家文化公園作為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模式的理念與實踐

“國家文化公園”是我國首創。2017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首次提出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形成中華文化重要標識。2019 年7 月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7 部門印發了《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程實施方案》，到2025 年，大運河、長城、長征、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基本完成。2022 年1 月，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式啟動。

“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并不統一，學界普遍認為，“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公園的一個分支”[2]。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的概念源自美國，最早由藝術家Geoge Catlin（1832）提出。1872 年，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建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此后許多國家開始效仿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模式進行國家公園的開發與建設。

國際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1969）指出：“一個國家公園，是這樣一片比較廣大的區域。它有一個或多個生態系統，通常沒有或很少受到人類占據及開發的影響，這里的物種具有科學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這里存在著具有高度美學價值的自然景觀；在這里，國家最高管理機構一旦有可能，就采取措施，在整個范圍內阻止或取締人類的占據和開發，并切實尊重這里的生態、地貌或美學實體，以此證明國家公園的設立；到此觀光必須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為目的，并得到批準?！盵2]

“國家公園”的核心是其導入價值。美國國家公園的導入價值是“荒野”（Wilderness）。美國是一個拓荒型國家，“荒野是美國文化的一項基本構成，利用物質荒野的原料，美國人建立了一種文明，并試圖用荒野的觀念賦予他們的文明一種身份和意義?！盵4]相應地，“國家文化公園”中的“文化”也應當要有導入價值?！皣椅幕珗@”區別于“國家公園”的核心是：文化或文化遺產，前者以“文化”或“文化遺產”為核心價值②，后者以“自然”為核心價值。

從中國整體來講，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該實現：1.“知行合一，擔當使命”?！氨Ｗo遺產傳承文化，增強中國文化國際話語權”是國家文化公園的“知”，通過“國家文化公園”打造“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服務于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行”。2.“天人合一”。尊重文化，注重文脈的完整保存，要尊重“人”，將文化傳承人保護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地域文化社會系統的保護。3.“多規合一”。即：規劃先行，多規劃合一。這就涉及國家空間規劃、國家土地使用規劃、城鄉發展協調規劃、環境生態保護規劃，還涉及省市發展規劃、文物、遺產保護規劃等。4.“規建運合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標準高、投資大、影響力大，其中文化蘊含價值高，需要綜合考慮我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現狀。[2]還有學者認為，中國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在理念上要突出“天人合一”，形制上體現中國傳統園林形制，技藝上體現山水相融。[4]

在“中國”這個宏觀概念之下，分布到“地區”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項目，應當依據中國各地區具體的歷史和文化類型進行導入價值的多元選取，以構成“國家文化公園”的核心價值中的“多元一體”。比如，2021 年10 月，《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新疆段）建設保護規劃》出爐，長城新疆段是我國最西端的長城，不僅是中國長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它既體現著共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意義（一體性），還體現出新疆各民族在歷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強調民族團結、民族融合、維護邊疆穩定的本土特色（多元性）。

我國推動的“國家文化公園”（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皆屬于線路遺產范疇。雖然長城、黃河、長江并非文化線路，三大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遺產系統是一個復合體，但是，它們仍然以某種“虛實相融”的“線路”將各自內部的文化遺產相互連接。因此，國家文化公園與文化線路相存相依：沒有文化線路，“公園”則會“支離破碎”；沒有“公園”，每一條文化線路也會被孤立，缺乏系統性。人類通過各種線路才能進行交往、交流、交融，“線路”作為重要的媒介，將歷史上形成的文化遺產相互聯通、整合，這里強調的正是“線路”。

二、線路遺產與國家文化戰略

線路遺產是人類對文化遺產在認識上的拓展，強調了對文化遺產的歷史關聯性和事物連續性的保護，體現了文化遺產的整體性和跨區域性。因此，線路遺產這一新的遺產類型便應運而生。

1994 年聯合國專門召開討論有關“文化線路”“世界運河遺產”和“真實性評選標準”的會議，提出了“將線路作為一個世界文化遺產類型的提議”，并形成了線路遺產的評選標準，使得線路遺產成為全球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使得各國開始了宏大的國家文化戰略。此次會議草擬了線路遺產的定義，認為線路遺產定義為：由一些有形的要素組成及文化重要性，來自跨國和跨地區的交換與多維度對話，表明沿線不同時空中的互動。[5]這一定義強調了人類在歷史延續中的文化聯系和互動性。2005 年，聯合國將“線路遺產”作為四種特殊遺產類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當中，至此，線路遺產作為人類文化遺產類型基本定型。早在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文化政策的國際會議就申明，“在文化間的互惠影響中，所有的文化構成了公共繼承遺產的一部分?！盵6]線路遺產已然成為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于2004 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印發《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11 年，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些構成了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頂層設計，不僅建立起較為完備的非遺名錄體系，還建立了強有力的非遺保障體系；更重要的是，從2007年開始，我國在非遺保護領域進行了重大創新，設立首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到2020年，我國共設立了23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197 個特色鮮明的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在建立非遺保護區之外，還將非遺保護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推動“非遺+扶貧”工作?？梢哉f，非遺保護與國家文化戰略緊密相關。

線路遺產的核心是文化，是文化線路，它突出地表現為文化遺產已經從點面的、靜態的、歷史的、有形的、經典的擴大到點線面結合、靜態與動態結合、古代與近現代結合、有形與無形結合、神圣與世俗結合、經典與民間結合的類型范圍。這一特征，與我國多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特征和精神趨于一致，線路遺產是一種非常適合多民族文化聚集區域的文化遺產開發模式。

線路遺產是以“線路”作為媒介的，呈現著歷史、現實和當下的文化交流帶，人類正是通過線性的——線路進行著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而線路遺產所聚集的是其中的文化方面。

由于線路遺產具有跨地域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可以說，線路遺產正是通過具體的線路，將不同時空、地域重新整合，塑造出全新的文化格局。線路遺產不僅可以將遺產名錄中單獨、分立的保護方式進行整合，還可以擴展時空、區域和國家歷史交流的狀態，統疇兼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這也是一個源自國家理念國際化的過程，具有文化戰略意義。在新疆，“文化潤疆”作為黨的治疆方略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與國家文化戰略密切相關，是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一環，是國家文化戰略的新疆表達，在新疆進行線路遺產的開發與建設，不僅有利于“文化潤疆”方略的實施，更具有新時代的國家文化戰略意義。

三、線路遺產對多民族文化的一體構建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區，具有文化多元性，而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在新疆推動線路遺產開發是對多元文化一體構建的另一種重要路徑，不僅可以更好地推動文化區域性融合，還可以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進行更深層次上的一體性整合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線路遺產的開發，可以統籌包括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各類文化資源與自然資源，并進行系統性保護，彰顯中華文化的引領作用，體現多元民族文化特色。

作為中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有強調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義務，還要有體現新疆區域特色的責任。具體而言，如何將新疆與內地的文化歷史淵源、新疆本地的文化特色、自然資源以整體的方式相融合，這應當是國家文化公園“中國范式”的重要體現，也是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新疆智慧的途徑之一。

（一）“玉石—絲綢之路”線路遺產

“絲綢之路”是人類活動、世界文明交流中最重要的線路之一。對新疆而言，“絲綢之路”是連接新疆與內地間重要的政治、文化、商貿之路，不僅在古代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今天同樣重要，且在中國的文化話語和國際文化系統中具有極強的符號性特征和實踐性特征。

《穆天子傳》中記載了周穆王駕八駿馬車西巡游獵，在昆侖山與西王母相會，并在歸返中獲采玉石的故事。古代先民從昆侖山和田一帶，由近及遠地向東西兩翼延伸，向東經甘肅、寧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經烏茲別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歐亞各國。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敖z綢之路”和“玉石之路”相疊，在新疆線路遺產的開發中，可將“絲綢之路”擴展到“玉石之路”，形成“玉石-絲綢之路”，此將涵蓋更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和跨地區的文化遺產。

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的《伏羲女媧圖》，漢風與胡風相映成趣，說明新疆地區各族先民在祖先認同上與中原地區達到了深刻統一。此類考古還很多、很豐富。這正是通過絲綢之路，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已經在文化上互鑒融通。

“玉石-絲綢之路”線路遺產是最著名的、范圍最大、涵蓋文明類型最全的（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多樣性線路遺產，是極龐大、復雜的文化復合體，包含著陸路、海路，中原、西北、南方，歷史、神話。因此，“絲綢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統攝整個歐亞地區、民族、族群、文化，又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密切相連，可以和“海上絲綢之路”相聯通，應當成為新疆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的核心。

（二）跨文化線路遺產

除了“玉石-絲綢之路”之外，還有一些典型的跨文化線路遺產，如“玄奘之路”“鳩摩羅什東學之路”線路遺產?！靶手贰笔怯芍袊l起，又回到中國，與中亞、印度文化進行跨文化交流的證明，形成了獨特的跨文化交流線路?！靶手贰辈粌H是真實的歷史，它還包含著非常豐富的神話傳說與故事，借助經典《西游記》廣泛流傳，歷史與神話傳說在這條線路中相粘合，超越了一般意義的歷史，是少有的將歷史、現實與神話傳說相互交疊的立體展現的跨文化線路遺產。

“鳩摩羅什東學之路”線路遺產也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線路遺產。鳩摩羅什原為天竺皇族后裔，出生在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是比玄奘還早約260多年的思想者，他的人生包含著新疆佛教發展的歷史，由他翻譯的佛教經典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內容之一?！傍F摩羅什東學”線路遺產是以印度為起點，中國新疆為重心，中原為文化歸宿的跨文化線路遺產。

跨文化線路穿越不同的文化圈，將不同的文化連接、融合，也是新疆與中原“一體構建”的生動寫照。

“玄奘之路”“鳩摩羅什東學”文化遺產只是零星地存在于新疆旅游線路中，如在吐魯番有展現《西游記》中唐僧四人途徑火焰山時的形象刻畫，庫車境內有蘇巴什等佛教遺址，但是都沒有做整體性的開發與建設。新疆可以通過跨文化線路的開發、建設，將“玄奘之路”“鳩摩羅什東學之路”納入其中，雙向、歷時性地展現不同歷史時空的交疊與融通。

（三）文化認同線路遺產

“土爾扈特東歸”在新疆地方史中體現了國家認同、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內容。以“土爾扈特東歸”為主題的旅游，只在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境內有相關旅游資源的開發，并建設有博物館、東歸廣場以及相應的文化旅游景點。這是新疆線路遺產中最能體現國家認同、中華文化認同的線路遺產，應當在與其它線路遺產相統一、整合之下，才能更加全面地體現。

（四）政治認同線路遺產

張騫鑿空西域線路遺產。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張騫通西域，“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惫?26 年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原與西域文化交往頻繁，中華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向四周傳播。張騫出使西域，第一次比較詳實地記錄了西域的政治、軍事形勢、民族構成、文化樣貌等，為漢朝中央政府提供了第一手的西域資料，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歷史等意義，是重要的政治認同線路遺產。此外，具有以上意義的政治認同線路遺產還有“班超出使西域文化線路遺產”“左宗棠收復新疆文化線路遺產”等。

但是目前，這些歷史更多是處于口頭宣傳或文本宣傳，還只停留在旅游介紹中，缺少“由點及面”的開發，缺少重要的整體性、連通性、遍及性的實物遺產的當代展示。

（五）紅色文化線路遺產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疆線路遺產。1949 年10 月10 日，遵照黨中央、毛主席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率第二、六軍向新疆展開氣勢磅礴的大進軍，到最邊遠最艱苦的地方去，肩負起解放勞苦大眾、為各族群眾謀幸福的崇高使命。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疆線路遺產，不僅是進疆歷史，還涉及屯墾戍邊的歷史，其中還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設歷史、“八千湘女上天山”等歷史，這些豐富而感人的人物故事，是講好新疆故事的重要精神源泉。如今，除了個別人物、故事之外，整體性的文化歷史資源開發還很欠缺。

目前，新疆伊犁屯墾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正在積極籌備中。伊犁河流域具有豐富的屯田戍邊文化，其歷史悠久、形式多樣（興修水利、發展農商業、軍耕、貿易、生態等）、涉及的民族最多（哈薩克、維吾爾、漢、錫伯、蒙古、回等民族），創建“伊犁屯墾國家文化公園”，為后續大規模、寬領域創建“新疆屯墾國家文化公園”提供示范和借鑒，將促進新疆在全國文化強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7]屯墾戍邊的歷史涉及新中國成立后新疆現代化發展的歷史，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戰略意義。伊犁屯墾國家文化公園應當納入“紅色文化線路遺產”的開發與建設框架中，這樣能更加全面、完整地展現新疆屯墾戍邊的全貌。

新疆石油等礦產開發歷史的線路遺產，不僅包括新疆北疆克拉瑪依油田的開發史，還包括新疆南疆的開發史和現代新疆大發展的歷史?？梢詫⑿陆鞯氐募t色文化資源進行整合。以上兩個線路遺產，還是新疆大發展、經濟大繁榮的證明。

紅色線路遺產也是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初期就被列入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創舉，和紅色線路具有的特殊價值有關。在新疆，紅色文化遺產遍及新疆南北疆，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設有很深的關系。在新疆進行紅色線路遺產的開發與建設，可以打破當下點狀開發、建設的局限，可以進行點線面的整體布局。還要突出中國共產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和新疆人民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雙向性。

紅色線路是一種“中國式”線路，以遺產方式回饋新疆，是“國家反哺”的一種行為。③可將趨向國際性的“玉石-絲綢之路線路遺產”與新疆紅色線路遺產相結合，體現出線路遺產的新疆特色，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新疆范式。

（六）河流流域文化線路遺產

河流是文明的發源地，對整個中華文明來講，黃河流域是其核心，然后由黃河流域擴展到其它河流流域，如長江、珠江流域等。新疆的河流流域文明是新疆區域文化的滋生地和中原文化的流轉地，新疆河流流域文化是中國河流流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等一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多元起源”[8]。

河流及其流域包含著新疆自古以來的考古和歷史遺址、神話與傳統經濟的連續性和變遷性，比如塔里木河、伊犁河、博爾塔拉河等具體河流，其中就涉及樓蘭考古、人種融合、原始祭祀和傳統小麥種植文化（在古樓蘭遺址中發現了與中原小麥種植業交流的證據）[9]。新疆的河流流域文化線路遺產和黃河、長江所形成的農業文化遺產、運河文化遺產有所不同。黃河、長江形成的農業文化遺產是連綿千里的，是連續的、由點到面的、一年四季不間斷的，新疆的河流流域文化是一種綠洲農業文化，是局部的、點狀分布的，有些河流會在冬季斷流。運河是人工水道，歷史上運河的主干線屬于“官道”，主要用于貢物、運糧等，同時，還起到農業、手工業發展，財富生產等作用。新疆的河流及流域在交通運輸、財富生產方面的實用性總體不強（除了坎爾井），主要是以歷史考古、文化的歷史性交疊展現，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器。如天山南北、昆侖山北麓的河流流域等，涉及到古絲綢之路上的眾多行國在文化和商貿方面與中原交流的印證，都承載著新疆厚重的歷史人文、遺跡考古、風土人情等，這些內容串聯起來可以說是整個新疆的歷史，而且具體細微、可觸可感，又容易以具體的場景、實物展現，是最好的教科書和現場課堂。如塔里木河及其整個流域包括歷史（樓蘭古城，古代新疆的民族關系、綠洲農業、經濟貿易、原始宗教，等等）、現代城市（庫爾勒市）、當代新的文化開發（城市河流的重建、羅布人村寨建設）等。

坎爾井是新疆河流流域文化線路遺產中最具獨特性的文化線路?！妒酚洝分袑Υ艘延杏涊d，稱其為“井渠”，維吾爾語稱之為“坎兒孜”，在吐魯番地區比較集中?？矁壕c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并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矁壕鳛槲幕€路的獨特性在于，它是存在于荒漠中的一條人工灌溉系統，滋養四方，容易形成延續而不中斷的綠洲文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由游牧、游獵轉為定居農業有促進作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又極大地促使新疆綠洲農業生態的延續和文化的延續。游牧歷史多由口頭傳誦的方式傳遞，容易流散，定居綠洲可使文化成果積累、固定下來，不易流散，有助于延續。

以上列舉的線路遺產都具有多樣性、復合性特征，比如“張騫鑿空西域”是政治認同線路遺產，也是跨文化交流線路遺產，而且很多線路遺產已經在旅游線路中初具規模，有的還可以再細化；“玉石-絲綢之路”線路遺產更是宏大而具多樣性和復合性的線路，不僅可以成為新疆文化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的核心，而且可以統領其他線路遺產的開發與建設。從目前情況來看，新疆文化遺產是以各地區或城市的角度來進行開發的，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理念之下，新疆線路遺產的開發能將新疆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遺產在跨空間、跨文化、跨地區的基礎上進行整體性整合與交流，它幾乎涵蓋了新疆的整個歷史，地區（或城市）發展史，民族文化融合史，宗教、藝術演變史等。

以上所簡述的線路遺產，就目前開發和建設情況來看，除了旅游線路的打造比較完整之外，就文化遺產方面，還是以點狀分布為主，沒有進行帶狀的、整體的協作開發；或者，它還只是單一性地開發，沒有進行混合性空間的開拓?；旌闲钥臻g的開拓意味著兩個及兩個以上的民族文化系統的疊加，這種疊加可以很好地體現出新疆歷史上各民族文化的歷史性接觸與深入交流，這種疊加還可以刺激產生新的文化交流帶，進而推動線路遺產的進一步整合。

從全國線路遺產的建設情況來看，線路遺產具有將國家層面、地區層面結合的多層次特點，還可以為經濟與文化互動、融合搭建文化平臺。除此之外，在新疆進行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還要凸顯以下特征：第一，要體現出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精神，是對“文化潤疆”理念落實的巨大推動力；第二，是類型最多樣的線路，包括經濟、文化、政治、民族、商貿、風景；第三，是一種混合性線路，包括物流、能流、信息流；第四，跨文化圈的線路，具有國際性；第五，是農耕文明為核心，包括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多元文化線路；第六，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最緊密，并且具有“外向型”和“內向型”的線路，向外是一種國家倡議；向內是一種國家工程。

新疆線路遺產開發有利于推動國家文化公園為新疆的建設提供新疆經驗，也為新疆各地、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提供一種整體思路，為“文化潤疆”提供新的實踐方案。

四、民族融合與多元一體

在新疆進行線路遺產的開發和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其中必然包含新疆與中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系與融合。新疆區域性文化融合、紅色路線，等等，在具體設計中必須能體現實踐和實驗性的功能，并在公共空間注入具有重要歷史和當代意義的連續性價值。線路遺產以線路為根基，但又不止于線路，它是起始于歷史性的接觸，并可以產生新的文化空間的交流帶，因此，文化公園的建設也將歷史線路與現實語境相結合，使得“傳統”得以在特定的語境中（尤其是當代語境，如文化潤疆、現代化等理念）延續性地發揮多維作用。

“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是國內首創，其核心為“文化”。參考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新疆打造國家文化公園就具有可借鑒的經驗了，無論案例如何，在新疆，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應當結合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將“文化潤疆”作為母題，體現中華民族獨特的價值觀、新疆的地域性。民族團結是生命線，因此，在新疆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可為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提供新疆范式——線路遺產是脈絡、文化融合是靈魂。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中，更多強調的是新疆民族大團結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由交流、交往，達到交融），文化也成為黨的治疆方略中的重要內容（文化潤疆）。在新疆，線路遺產是在的漫長歷史中由生活在中國新疆的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一步步形成的，因此，線路遺產的開發和建設在形式上是尋找線路，而推動文化融合是其中最深之意，即為靈魂。

在“文化潤疆”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視域下，在新疆的線路遺產開發就需要做到：第一，要體現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同時（一體），還要展現多元民族文化的優勢（多元），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第二，體現新疆與內地之間的源生、原生、緣生關系，這三重關系也能清晰地表現“融合”；第三，新疆文化遺產類型多樣，具有復合性特點，特別是民間的、民俗的、民族的非文字、非物質的傳承，要強調對遺產主體的充分尊重和利益分享，因為，新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簇；第四，要注意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理念相配合、統一；第五，要能體現國家文化戰略的新疆的范式。

五、結語

“文化潤疆”是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內容，也是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的遺產是國家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疆進行文化線路遺產的開發與建設，并不只是簡單的修建“公園”，而是其中包含著一系列重要價值：體現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疆智慧和新疆方案，是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程中繁榮文化、落實黨的“文化潤疆”方略的重要途徑。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講到：“加大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建設用好國家文化公園?！盵10]“十四五”期間，新疆應將繼續文化線路遺產的開發和建設，提高非遺保護傳承水平，構建新疆現代傳播的新格局，實施“一帶一路”非遺傳播工程。在大力推動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基礎上，更好的將新疆線路遺產開發好、利用好，從整體上整合新疆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資源，推動非遺和文化資源、自然資源、旅游資源在“文化潤疆”工程中的作用，推動新疆文化遺產與現代生活相融相通，更好地服務新疆社會發展，在增進中華文化認同和民族團結中充分發揮作用；同時，在國家大力開發和建設國家文化公園背景下，新疆應借此時機，探索、構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線路遺產，為國家文化公園提供“線性是脈，融合是魂”的新疆線路遺產開發與建設的經驗，也可為黨的“文化潤疆”方略的實施提供更好、更新的實踐路徑。

注釋：

①2014 年6 月22 日，第38 屆世界遺產大會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此次大會上中國的大運河和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作為“線路遺產”同時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②柏貴喜認為國家文化公園的內核是“文化”或“文化遺產”，但其結構體系則超越了，是以文化遺產為基底的復合體。參見：柏貴喜.系統論視域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結構、功能、機制[J].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1）：101.

③“國家反哺”意為：國家強大的今天，用特別的方式回饋人民。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反饋模式”“反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