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OFDI 的影響研究
——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

鄢雨濛

（杭州師范大學，浙江 杭州 310035）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全球經濟下行，再加上中美貿易戰、三年疫情等原因，一些國家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很大，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 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和貿易日益增長，盡管2019 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沖擊， 中國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仍然呈現逆勢增長趨勢。 由此可見，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文獻研究可以分為宏微觀兩個方面： 宏觀上， 學者主要研究了2001 年中國加入WTO 后， 國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的影響。 陸志遠等認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使出口企業產品種類減少,趨于單一化，促進中國企業生產專業化。 在微觀上，對企業創新、產品定價、企業利潤等方面具有影響。 劉晴等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會使企業降低創新意愿、減少創新投入。 林玲等認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能有效促進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另外政府扶持和補貼能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正向效應。

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構建，有關稅法和資料分析法兩種方法（馬野青和阮永嘉）。 關稅法是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近似于關稅的不確定性，以行業層面關稅上限和實際適用關稅之間的差額來衡量，這種方法的缺點在于衡量指標太單一，僅將關稅作為唯一衡量指標，忽視了國內外宏觀政治經濟環境變動導致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 資料分析法是由國外學者Baker 等從媒體新聞報道、 大型報社文章、專家預測報告等資料中選取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相關的關鍵詞，如uncertainty、economy、policy、tax、spending、regulation 等詞匯，通過文本數據挖掘來構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方法。Davis、Liu and Sheng 運用類似的做法，以相關文章報道的有關貿易、 政策和不確定性的關鍵詞進行分類和篩選，并進行統計和標準化處理來測算TPU 指數。這種測度方法相對于關稅測量法來說，不再局限于關稅這一指標，而是更加全面地包含了國內外政治經濟宏觀環境波動等多種變化因素，能夠更加綜合全面地反映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波動情況。 本文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數據來源于此。

對不確定性背景下OFDI 的研究， 學者更多地傾向于從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角度并從微觀企業出發來展開研究，研究結論還存在爭議；而對貿易不確定性背景下企業OFDI 的研究較少。 Handley and limao 認為，在國際貿易背景下，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會顯著受到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企業的對外投資和出口意愿會降低。 如中國-東盟貿易區的建立減少了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促進了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經貿往來由出口更多的轉向直接投資。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已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貿易不確定性指標的測算以及宏微觀經濟效應方面；現有文獻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OFDI 的影響研究較少。 因此，本文進一步探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OFDI 的影響，豐富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中國OFDI 的關系研究。

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中國OFDI 的機制分析

（一）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OFDI 的關系

冀志斌等認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導致內外部需求降低，最終會造成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能力降低。 Dario Caldara et al.(2020)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提高關稅，增加未來關稅的不確定性，阻礙和減少企業投資。 Pierce 和Schott(2018)研究了貿易自由化對美國制造業企業國內投資的影響， 美國2000 年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這一貿易自由化降低了關稅的不確定性，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增加了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促使美國生產商對中國投資，將生產從美國轉移到中國。 Bloom et al 的研究表明， 不確定性越高，需求對投資的影響越小。 在高不確定性時期，企業對任何既定政策刺激的反應會低很多。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抑制企業投資。 而努爾蘭別克·哈巴斯和楊夢微認為，國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惡化營商環境，擴大企業的經營風險，企業為了規避風險會去尋找更穩定的經營環境。 楊棟旭、徐碩正、魏泊寧、認為，企業為了規避不確定性，尋求對外投資的意愿會更高。 因此，在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國內企業為了規避國內投資風險，傾向于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更穩定的經營環境。

假設1：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越高，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 規模越大。

（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OFDI 影響的國家間差異

“一帶一路”沿線以中等收入國家為主，中國對沿線中等收入國家投資較多，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更加看重的是當地的市場前景、獨特的資源等。

假設2：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中等收入國家直接投資受其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化的影響最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為了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OFDI 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基本回歸模型：

1被解釋變量OFDIit 表示中國在東道國i 第t 年的OFDI 存量，核心解釋變量CTPUt 為中國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其系數β1 代表該指數對中國OFDI 的影響。 Xit 為隨著時間變化的國家層面的控制變量，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CTPUt 為時間序列數據，無法控制時間固定效應，這里只加入國家固定效應αi，μit 為隨機誤差項，β0 為截距項。

被解釋變量OFDIit表示中國在東道國i 第t 年的OFDI 存量， 核心解釋變量CTPUt為中國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其系數β1代表該指數對中國OFDI 的影響。 Xit為隨著時間變化的國家層面的控制變量，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CTPUt為時間序列數據，無法控制時間固定效應，這里只加入國家固定效應αi，μit為隨機誤差項，β0為截距項。

（二）樣本及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OFDIit，單位為萬美元，時間為2003—2020， 為了減弱數據異方差這里取對數處理。 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核心解釋變量：CTPU。CTPU 代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數據來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網站。Baker、Bloom 和Davis 通過提取報紙中的相關信息構建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 指數)， 并將信息進行量化。 該指數是月度指數，本文參考大多數學者的做法通過算術平均法轉化為年度指數。

3.控制變量：GDP，代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為了避免各國之間GDP 數值差距過大，對該變量取對數。 Trade 代表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 的比重，反映東道國對世界經濟的貿易依存度。 Resources 表示自然資源租金總額占GDP的百分比，體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 Labor 代表東道國總勞動力，反映勞動力的充裕程度。Patent 是東道國居民專利申請數量，反映東道國技術水平的高低。 上述控制變量數據均來源于世界銀行WDI 數據庫。 Btral 代表雙邊貿易聯系，用雙邊年度進出口貿易總額表示， 數據來源于UN COMTRADE 數據庫。

（三）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文章還對Trade 和Resources 外的其他變量進行了對數處理，以避免數據的共線性和異方差。 由表1 可知，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2 個國家對外投資存量的對數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5.62，均值為8.932，說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投資具有較大差異性。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 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 影響的實證分析結果。第（1）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情況下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 的影響顯著為正。 第（2）列為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后的結果，也可以看出為正。 原因是當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時，企業為了規避國內投資風險，將投資轉向國外市場。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以第二列為例，lnGDP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 說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東道國的GDP 對數每增加1%， 對該國的直接投資的對數增長0.612%，說明東道國的經濟水平與OFDI 正相關， 經濟水平越發達的國家，市場規模越大，越能緩解輸出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對企業的吸引力越大。因此， 企業對該國家的OFDI 越多。Trade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東道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越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Resources 的回歸系數為正， 說明東道國的自然資源越豐富越能促進國外企業直接投資。lnLabor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 說明勞動力越豐富的國家勞動成本越低越容易吸引國外直接投資。 lnBtral 顯著正相關說明兩個國家雙邊貿易聯系越緊密， 進出口來往越頻繁， 兩國更容易建立投資關系，說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是一種相互促進、 互補的關系。lnPatent 的系數不顯著說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技術水平對直接投資影響較小，原因可能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 技術水平沒有明顯優勢， 而且對外直接投資因素中技術并不是主要推動力。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文章使用了兩種方法檢驗上述實證結果是否可靠和穩健。 一是由于聚類穩健標準誤可以使結果更加貼近現實，這里使用穩健標準誤進行回歸。 二是在基準回歸中使用了算術平均法將月度數據轉化為年度數據。 從表2 的3、4 列可以看出，結果顯著為正，說明替換后的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通過穩健性檢驗。

（三）內生性檢驗

首先，當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升高時，表明貿易不穩定性加劇。 “一帶一路”區域有著更好的投資環境和政策偏向，國內貿易政策的波動可能會促進企業對該區域投資。 然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受到一國政府政策變動、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動以及宏觀、微觀經濟波動影響，屬于國家層面的宏觀政策。 對外投資活動只是企業的投資行為，對國家貿易政策的改變幾乎沒有影響。 由于當年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已經產生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更小， 本文將核心解釋變量lnCTPU 滯后一期以解決回歸中的內生性問題。同時，對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以消除被解釋變量前后期相關可能產生的影響。 根據表2 第(6)列回歸結果顯示，回歸結果符號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通過檢驗。

（四）異質性檢驗

鑒于國家間可能存在的異質性， 為了進一步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國家的差異化影響，這里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按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分樣本回歸。

世界銀行將世界經濟體劃分為四組。 分別為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 以世界經濟體上一年美元現值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 為劃分標準。 本文根據世界銀行2020—2021 的劃分，將“一帶一路”62 個國家劃分為三個組別，即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和低收入。其中，高收入組有19 個國家、中高收入組20 個國家、 中低收入以及低收入組有23 個國家。根據表3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分組之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分別對“一帶一路” 沿線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以及低收入國家OFDI 均具有正向顯著性影響。 其中中高收入國家的系數最大，顯著性最高，說明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中高收入國家投資受中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最大。 原因可能在于沿線中高收入國家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因此當地投資受國內貿易政策波動的影響比較大。 高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相對來說更好一些，因此企業對沿線高收入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相對穩定，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波動的影響也更小一些。

表3 按經濟發展水平分樣本回歸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2003—2020 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數據，考察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具有異質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分別對“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中高收入、 中低以及低收入國家OFDI 具有正向顯著性影響。 其中中高收入國家的系數最大，顯著性最高，說明中國企業對沿線中高收入國家直接投資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最大。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本文有如下啟示：第一，“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伙伴國家具有重要意義，是構建多邊貿易投資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實踐。 基于上述研究， 國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會刺激國內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因此各國政府要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落實，為出海企業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第二，各國政府應該為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提供更多的優惠幫扶政策。 支持企業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規模。 第三，政府要完善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活動的風險預警機制， 建立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的專門機構，提高信息透明度，如境外投資咨詢機構，為企業提供信息、知識產權、法律、財務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構建高效的政府-企業協調溝通配合通道。 幫助企業搭建信息管理平臺， 降低因為國內外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投資成本。第四，企業應提高對外投資的質量，做出專業的投資戰略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