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影響
——基于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滕國鵬, 賈亦真

(大連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4))

網絡空間中的民粹主義勢力正在逐漸擴大化,網絡民粹主義借用話語這一載體實現其在網絡空間的傳播與動員。通過特定的話語內容、話語策略與話語邏輯建構平民與精英的對立,而很多網民受民粹主義話語煽動,時常呈現盲目化、非理性的心理狀態,進而會激發網絡暴力、群體性攻擊等極端行為。當前大學生作為網絡交往形態中的活躍分子,通常借助網絡社交媒體獲取各種信息、表達觀點與利益訴求。網絡民粹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部分大學生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其獨特的話語建構對處于特殊階段的青年人更具感染力。以網絡民粹主義為代表的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不同程度影響著大學生的社會心態,很多青年由此衍生出懷疑和否定的負性心態,焦慮、郁悶等不良情緒也在蔓延,不斷消解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因此,有必要探索網絡民粹主義及其特定話語表達方式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影響的具體機制。

一、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

民粹主義的概念較為復雜,不同界定所指代的現象和場域差異較大,其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政治策略、一種社會思潮或者一種話語風格或框架[1]。Kr?mer[2]將民粹主義看作使用情感和道德主義風格的特定話語模式,呈現出直言不諱,咄咄逼人,但訴諸常識的基本形態。因此,民粹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帶有傾向性的話語邏輯。在網絡場域中,可將網絡民粹主義視作一種可以傳播的話語框架,在媒介賦權的外衣下呈現出一種合法性“正義”,極端強調平民價值,排斥精英。它認為底層民眾是正直的、善良的,其話語表達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聲稱精英群體正在剝削和壓迫底層民眾,以此在網絡空間通過特定方式的話語連接來構建平民與精英群體的對立。民粹主義式的表達頻頻出現在熱點事件相關的評論區、貼吧、論壇及微信轉發文章之中,是當前網絡空間表達的重要組成部分,仇官、仇富、反精英是網絡民粹主義的主要表達特點。而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3]。它作為大多數社會成員心境狀況的集體表征,能夠直接反映特定社會的運行狀態,是社會存在發展的映射。社會心態有積極與消極之分。功利化傾向顯現、負面情緒增多、人際關系冷漠、焦慮感蔓延等成為新媒體時代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突出特征[4]?？傮w而言,在我國社會轉型期,公眾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社會心態,這些心態受到社會心理匯聚、從眾和群體極化多種效應的影響[5]。網絡民粹主義話語有極強的聚集效應,通過挑動假想社會階層對立等表現形式,與階段性社會心態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

從具體機制來看, 充斥著情緒化和非理性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通過話語動員, 強化社會不公意識,加劇了普通網民的相對被剝奪感、急躁的社會情緒和焦慮不安全感[6]。 而現實中為了維護其自身的話語霸權, 排斥、打壓不同意見甚至“社死式的人肉搜索”成為當前網絡場域的常態。 由此,網絡民粹主義通過話語動員培植敏感社會群體, 在網絡空間形成了病態的社會情緒[7]。 段麗等[8]研究發現,以借助熱點公共事件進行輿論造勢為演變特點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 會導致大學生受其蠱惑催生非理性認知, 以及憤怒、怨懟、仇視等負面情緒, 尤其是二元對立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建構很大程度上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產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方面會導致大學生喪失“自覺的個性”, 變得沖動急躁且易受暗示,“不善推理卻急于采取行動”[9], 規則意識淡薄,行為方式更趨向于盲從化。 另一方面會撕裂社會團結,妨礙階層間的理性溝通,“磚家”“叫獸”“社畜”等污名化稱謂的出現,必然會影響當前大學生健全社會心態的養成乃至主流價值觀的認同[10]。 由此提出假設H1: 以仇官、仇富等為主要內容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會加劇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 對負性社會心態的形成有顯著正向影響。

2. 網絡社交媒體中的社會比較及其影響

社會比較指人們通過從他人那里獲取的信息來判斷自己生活狀況的一種心理活動或傾向[11]。通過這種心理活動,個體可以實現對自己社會處境或狀態的評價。社會比較是個體使用社交媒體過程中普遍和自發的現象。個體會通過網絡社交媒體發布的各種文字、圖片及視頻進行自我呈現和表露,同時瀏覽他人發布的信息會更多地誘發個體進行社會比較[12]。依據比較對象的性質,社會比較可分為上行與下行兩個方向[13]。近些年社交媒體中上行社會比較受到更多關注。作為現實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空間中的延伸,上行社會比較是個體通過網絡社交媒體瀏覽其他用戶的線上積極自我呈現,在成就、能力、外貌特征、受歡迎程度等方面與更優秀的人進行比較的過程[14]。一方面,個體瀏覽他人社交媒體動態的實質是個體不斷接觸他人信息的過程,當這些信息具有積極偏向時會提高其與他人進行上行社會比較的頻率[15],增強個體的社會比較傾向,尤其是與成就等方面更優于自己的人進行比較,能夠激發個人自我提升的動機。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中的上行社會比較對個體心理狀態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向上的社會比較會使個體產生“自己不如他人”等消極的自我認知或意識,從而增加抑郁的風險[16]。因為社會比較所帶來的消極評價(如相對剝奪感和低自尊等),會降低個體的發展趨向和適應性,引發社交焦慮,降低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這在對大學生社交媒體使用的追蹤研究上表現尤為明顯,上行社會比較會使大學生沉溺于消極情緒之中,加劇負性情緒的彌漫[15]。

目前國內外關于網絡民粹主義與社會比較關系的直接研究較少,而通過現有網絡政治表達與社會比較的關系可以看出,社會比較作為很多重要心理機制的基礎性原因,是確定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是否得到了公平待遇的重要依托[17]。感知為不公平的社會比較會使個體的政治表達更為激進,也更容易產生消極情緒和負面社會態度。而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內在蘊含著階層對立的價值思想,其所營造出的相對剝奪感氛圍會引發群體思想共鳴和話語的集聚傳播。而大學生群體受到所處特定發展階段的影響,更容易受到網絡民粹主義這種話語煽動從而加劇其社會比較傾向。具體來看,網絡民粹主義二元對立性的話語表達,形成富人與窮人、平民與精英的階層認知錯覺,除了會造成個體的焦慮、不滿等一系列負性社會情緒,更重要的是這種主觀感知的群體劃分自然會衍生出向上社會比較的心理機制。由此可以推測: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會正向影響大學生的上行社會比較傾向,而上行社會比較所產生的不幸福情緒體驗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2: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3. 網絡使用強度及其影響

網絡使用強度是描述個體在社交媒體使用過程中對不同類型社交媒體的投入水平、與不同類型社交媒體的情感聯系強度,以及各類社交媒體融入個體日常生活程度和水平的基本概念與判定指標[18]。頻繁登錄和使用社交媒體是基于其滿足個體建立、發展人際關系及自我呈現的社會心理需求的,在此過程中個體表現出對社交媒體不同的投入水平和使用黏性的差異就產生了網絡使用強度。大學生網絡使用強度的不同水平對其心理發展和適應狀況會產生差異化的作用和影響。但是過往研究對于網絡使用強度具體影響的結論存在差異。Twenge等[19]持負向觀點,認為高水平的網絡使用強度對青少年的健康有害,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也會導致個體抑郁水平的進一步升高[20]。閆景蕾等[21]則認為高網絡使用強度會帶來青少年消極心理狀態的進一步減弱,因為社交媒體為連接不同個體、及時獲取他人的相關信息創造了便利條件,有助于滿足個體在人際關系發展中的歸屬需要,顯示網絡使用強度的正面效應。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認為,網絡使用強度和個體心態之間的聯系更為復雜,整體關聯的方向和強度取決于多理論視角和不同方法選取,包括社交媒體的概念化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Jelenchick等[22]的研究并沒有發現二者之間存有顯著的關聯。由此分析這種不一致的原因,是個體在社交網站使用過程中可能同時伴隨著積極和消極兩種情緒體驗和認知的綜合[23],與個體在網絡使用中關聯個體的比較有關,不同的比較可能獲得情感和物質支持,也有可能導致挫敗感和焦慮等負面情緒。所以廣泛和深入的網絡使用是否與社會比較心理機制共同對大學生的社會心理產生影響值得作進一步探討。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3:網絡使用強度在上行社會比較影響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路徑中起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負性社會心態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并明確其作用在何時更加顯著。因此,進一步引入“網絡使用強度”這一調節變量,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1),對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負性社會心態的關系,以及上行社會比較的中介效應受到網絡使用強度的影響而呈現的差異作進一步探討。

圖1 理論假設模型

二、 研究設計

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在遼寧省三所高校選取784名在校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707份,有效率為90.2%。樣本總體覆蓋范圍廣,其中男生407人(57.6%),女生300人(42.4%);大一183人(25.9%),大二141人(19.9%),大三205人(29.0%),大四130人(18.4%),研究生48人(6.8%);理工科類269人(38.0%),人文社科類225人(31.8%),醫學類161人(22.8%),體育藝術類27人(3.8%),其他25人(3.6%)。

2. 研究工具

(1) 大學生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問卷

采用自編大學生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問卷,包括仇官、仇富話語(“政府對基層群眾漠不關心”“很多富人都以不正當方式牟利”等)、反精英話語(“專家都是虛偽的,為了個人利益不惜說假話”“我常使用‘磚家’‘叫獸’稱呼所謂‘精英’”等)、輿論審批話語(“在網上把事情鬧大了才會得到解決”“不符合民意的判決都是不公正的”等)、標榜愛國話語(“中國還缺少和西方叫板的實力”“新疆棉事件后我認為還穿耐克阿迪的都是不愛國”等)四個維度,共有17個題目。采用Likert五級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傾向越強,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23,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χ2/df=4.24,CFI=0.94,TLI=0.925,RMSEA=0.068,說明問卷具有較好的信效度。

(2) 上行社會比較量表

采用Gibbons等[24]制定的社會比較傾向量表中的上行社會比較量表, 國內由白學軍等[25]對其進行修訂, 并在過往很多研究中得到廣泛使用。 量表共包括6個題目, 采用Likert五級計分, 分數越高, 則代表個體越頻繁地進行上行社會比較。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697。

(3) 網絡使用強度量表

采用Ellison等[26]編制的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問卷對大學生互聯網使用強度進行評估。 國內由孫曉軍等[20]在其基礎上修訂, 采用Likert五級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對個體與社交媒體的情感聯系強度,以及社交媒體融入個體生活的程度進行了測量, 得分越高表明網絡使用強度越大。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663。

(4) 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問卷

依據王俊秀[27]提出的社會心態四個方面的一級測量指標體系,結合本研究主題需要和大學生實際,借鑒王益富等[28]的中國人社會心態量表和孫燕超[29]的大學生社會心態問卷題目,形成包含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意向四個維度的問卷。其中社會認知指的是個體對社會性客體和社會現象及其關系的感知和理解[30],主要考察大學生對社會公平感、社會信任感、生活滿意感的判斷;社會價值觀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從通常意義理解是一定的社會成員對某些方面的社會性肯定,主要考察大學生的擇業觀和整體社會觀;社會情緒分為正向情緒和負性情緒,結合大學生階段性心理特質,在社會情緒下選取樂觀、自豪、焦慮、冷漠四個測量指標;由于社會心態問題最終要落腳在社會行為的控制上,也是其他具體因素的表現。因此,社會行為主要包括矛盾化解行為、利他行為傾向、生活動力傾向、歧視與排斥等,對部分交叉與重疊的維度進行修正與合并,形成親社會傾向和反社會傾向兩個方面,包括社會參與和社會排斥兩項指標。由于總體社會心態一般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個層面,因此對其中正向情緒、親社會行為及其他正向社會心態的部分題目作反向計分處理,以反映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整體態勢。最終形成17個題項的問卷,采用Likert五級計分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進行測量,得分越高代表大學生的負性社會心態越明顯。問卷具有較好的信效度指標。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2。

3. 數據處理

問卷回收后剔除無效數據,再對有效問卷進行統一編碼,錄入數據庫,對有效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問卷所得數據采用SPSS 23.0及其宏程序Process分析,并且采用Bootstrap法,考察參數估計的穩健標準誤和在95%置信區間的估值,綜合對數據作出統計處理和模型判斷。

三、 數據結果與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所有量表包含的條目進行未旋轉因子分析,結果顯示,9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第一個因子解釋的累計變異量為19.25%,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同源偏差問題。

2. 各變量的相關分析

各變量間的描述性分析和相關分析見表1。從表1可見,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負性社會心態呈顯著正相關,與上行社會比較和網絡使用強度呈顯著正相關;上行社會比較與網絡使用強度呈顯著正相關,與負性社會心態呈顯著正相關。

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根據溫忠麟等[31]的觀點,首先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檢驗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負性社會心態之間的中介效應。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發生,對所有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具體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有顯著正向影響(β=0.168,SE=0.020),因此假設H1成立。加入中介變量上行社會比較后,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直接效應依然顯著,且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通過上行社會比較影響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中介效應顯著(β=0.015,SE=0.006)。進一步依據Hayes[32]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由于中介效應、直接效應及總效應Bootstrap 95%的置信區間上下限均不包含0,說明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通過上行社會比較影響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中介模型成立,因此假設H2成立。

采用層級回歸分析法對有調節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如表3所示。 模型(1)中,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有顯著正向影響(β=0.168,p<0.001); 模型(2)中,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上行社會比較的正向影響效應顯著(β=0.210,p<0.001); 模型(3)顯示了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與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上行社會比較、網絡使用強度及上行社會比較與網絡使用強度交互項的關系。 研究結果發現, 當放入中介變量上行社會比較后, 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正向影響依然顯著(β=0.173,p<0.001), 上行社會比較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正向影響作用顯著(β=0.084,p<0.001), 且上行社會比較與網絡使用強度交互項效應顯著。 因此,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存在, 網絡使用強度調節了上行社會比較這一中介效應的后半段路徑, 假設H3得到驗證。

表3 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更清楚地解釋網絡使用強度、上行社會比較與負性社會心態的關系,將網絡使用強度按得分的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形成高分組與低分組,進行簡單斜率檢驗,見圖2。圖2顯示:對于網絡使用強度較低的大學生,上行社會比較對負性社會心態的正向影響作用顯著;對于網絡使用強度較高的大學生,上行社會比較對社會心態的負性影響作用不顯著。因此,越低的網絡使用強度越會強化網絡民粹主義話語通過上行社會比較影響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作用。

圖2 網絡使用強度的調節作用圖

四、 結論與討論

本文構建了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探索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之間的關系及其內在機制,提出了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當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形成的具體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能顯著正向影響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導致大學生網民群體釋放負面情緒,弱化積極情感;上行社會比較傾向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強化了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作用效果;網絡使用強度調節了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上行社會比較—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中介機制的后半路徑,具體來看,大學生網絡使用強度越低,上行社會比較對負性社會心態的影響作用越顯著,更高的網絡使用強度會緩沖上行社會比較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負性影響。

1. 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一定程度上催生負性社會心態

負性社會心態反映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中,時常呈現出國家—社會對立、貧—富對立、主流—邊緣對立、中央—地方對立、價值觀對立和階層間對立等一系列尖銳社會矛盾[33]。當前,大學生借助網絡媒介保持著對社會熱點事件的高度關注,其內在往往秉持基本的公平感和樸素的愛國情感。然而,青年學生這種初始的政治熱情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近些年出現了“未民主先民粹”的傾向[34]。如上所述,網絡民粹主義在話語動員過程中夸大社會問題,通過宣揚和渲染“二代特權”“潛規則”等扭曲價值觀,消解大學生的奮斗意志與奉獻精神,難以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并且互聯網時代的網絡民粹主義還具有政治參與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敵對權威、非友即敵的邏輯與群體極化現象的出現都造成了民眾的道德焦慮心態[35]。從這個意義上看,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裹挾著輿論審判、人肉搜索、謠言等非理性話語,并借助抖音、微博等平臺,炒作突發事件、熱點新聞等,隱晦推銷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也容易使情緒兩極化特點明顯的大學生掉入網絡民粹主義制造的話語陷阱,通過社交媒體盲目跟風表達不滿情緒,且以“二次元”、“飯圈文化”等亞文化形式稀釋主流話語的權威和影響力。反過來看,這樣長期的網絡攻擊、戲謔和泛娛樂化傾向也容易形成抵制權威、對立偏向的偏激思維方式,并由此在社會心態中呈現出較為強烈的批判和懷疑色彩。因此,在貧富差距、官員腐敗等網絡熱點事件中滋生的民粹主義話語,經過網民與社交媒體的醞釀、發酵與傳播,尤其當大學生現實處境不利時,這種疊加效應會產生更大的影響,阻礙社會信任感的建立,造成其消極社會心態的蔓延。對此,主流新媒體應提升責任意識,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引導功能,力求在信息發布中占據主動地位,及時提供官方主流的價值判斷與解讀,拉近底層民眾與精英階層之間的心理距離,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出現和發酵之前進行有效預警,防止其借助相關事件傳播極端言論。此外,注重提升大學生對新媒體的合理認知、正確運用和自我管理能力。大學生面對社會熱點要不盲目跟風,要注重信息核實與理性思考,增強對于網絡失范行為的成本意識和代價評估,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避免成為被所謂“輿論”和“民意”牽制的不明真相者。

2. 上行社會比較的中介作用

本文發現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與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這表明,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既可以直接影響社會心態, 也可以通過上行社會比較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形成產生影響, 同時進一步驗證了社交媒體中上行社會比較會更容易引發大學生負性社會心態的產生。 具體而言,網絡民粹主義慣用語義轉換渲染平民與參照群體之間存在的貧富差距、階層不平等, 這種在比較中產生的消極認知和情緒體驗的話語策略是上行社會比較產生的重要誘發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可以確認,社會比較會削弱個體的總體幸福感, 作為嵌入社會之中的一部分,人們會不自覺地進行各種橫縱向比較[36], 進而降低幸福感。白紅敏等[37]的研究發現, 大學生社會比較傾向越高,焦慮水平越高,總體幸福感越低,越易于產生消極的社會心態。 原因在于高社會比較傾向的大學生容易察覺因對比而帶來的一些不良信息, 從而會影響自己的情緒狀態及自我評價。 進一步說,社會比較取向會導致呈現給他人的理想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差異[38], 從而引發青年的抑郁、匱乏感和低自我價值感,并加劇其消極心理狀態。大學生在使用社交媒體的過程中,受到網絡民粹主義制造的對立話語煽動和上行比較的影響, 易產生“不如他人”的負面認知, 也愈易誘發個體的倦怠情緒和消極社會認知,影響其良性社會心態的塑造。 因此,教育者可引導學生采取積極務實的比較策略, 從多角度分析自身境遇,避免片面比較, 減輕學生在個別維度比較上的心理壓力。 同時大學生應樹立正確的社會比較觀, 理性看待和評價自己與他人境遇的差異, 不斷增強自我效能感和認同感, 通過適當合理的比較促進自我價值的提升。

3. 網絡使用強度的調節作用

本文還探討了這一關系中網絡使用強度的調節作用。上行社會比較在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影響社會心態的路徑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受到網絡使用強度的調節。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在低網絡使用強度的大學生群體中,上行社會比較對社會心態的消極影響作用更顯著。相對比來看,對于高網絡使用強度的大學生群體而言,上行社會比較傾向作用于負性社會心態的中介效應較弱,由此衍生的消極心態較少。究其原因,可從大學生較高強度的網絡使用對其積極社會心態的塑造角度解釋。根據李普曼[39]的觀點,大眾媒體傳播對信息環境具有再建構功能,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塑造了全新的話語平臺,依靠信息流與話語表達增強意識形態控制權,為大學生提供了更為自由表達觀點的網絡社會化空間與輿論場域。以往研究發現,上行社會比較傾向較強的個體往往使用社交媒體的頻率更高、強度更大、更復雜[40]。而頻繁借助互聯網平臺的交流溝通可以減輕參與者孤獨失落等情緒癥狀[41],同時根據積極情緒的拓展理論,高心理彈性的個體具有較高適應力,感知到較低的壓力,焦慮感和抑郁癥狀也較少,這些特質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意識和認知能力以應對壓力和困難,以使個體保持較好的心理健康狀態[42]。由此可以推斷,大學生上行社會比較傾向會由于較高網絡使用強度下主動接觸積極內容頻率的增加而消解和中和其對社會心態的消極影響。此外,積極社會價值觀培育的具體研究也證實,社交媒體的使用能夠增強青年社會凝聚力和歸屬感的感知與國家認同,有利于青年群體塑造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大學生基于社交媒體平臺的交往互動行為越積極,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程度就越顯著[43],并且網絡使用程度對青年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44],因此現有研究均證明了更多網絡使用對大學生社會心態引導所具有的積極效應。這一研究結果的啟發在于全社會應鼓勵網絡媒體生產、傳播正向內容,增加優質網絡資源的有效供給以幫助大學生塑造正確的社會價值評判標準,增強個體網絡使用的社會融入感和獲得感。此外,學校和教育者應引導大學生適度使用社交網絡,通過與他人積極的線上互動形成更為理性的自我認同,促進大學生社會心態的健康發展。要有效利用大學生網絡使用強度的差異化影響,規避網絡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對其負性社會心態的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