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沙利鉑聯合腹腔熱灌注化療在進展期胃癌根治術后早期應用的安全性和療效評估

蔡高平，余 陽

（江漢大學 a.醫學部，湖北 武漢 430056；b.附屬醫院胃腸外科，湖北 武漢 430015）

胃癌（GC）是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侵襲性能力較強，在亞洲地區發病率較高［1］。我國早期胃癌的診斷率較低，僅10%左右，大部分胃癌病例確診時已為進展期。進展期胃癌即使行腫瘤根治術，腹膜復發轉移率仍較高。大量臨床研究表明，10%～20%的進展期胃癌病人在擬行手術時已存在腹膜種植轉移［2］。此外，治療性手術后的復發也比較常見，有研究［3-5］表明46%的患者出現術后腹膜復發，60%的患者因腹膜復發死亡。腹膜復發轉移預后較差，中位生存期為3～6 個月，5 年生存率為0［4，6］。胃癌是所有胃腸道惡性腫瘤中腹膜轉移最高的疾?。?］。如果胃壁發生全層侵犯，腫瘤細胞則通過直接接觸擴散到腹膜腔。Roviello 等［6］的研究顯示，伴有漿膜浸潤的胃癌腹膜復發的幾率更高。在手術操作中腫瘤細胞也可能脫離并形成腹腔轉移。同時切除腫瘤周圍淋巴管及血管時腫瘤細胞也可能會溢出而形成腹膜轉移［8-9］。因此如何預防和治療進展期胃癌腹膜復發轉移，提高患者生存非常重要。近年來腹腔熱灌注化療技術被越來越多的醫學中心應用在消化道惡性腫瘤并腹膜轉移的患者中，且多數報道能明顯降低腹膜復發轉移、改善患者預后。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是通過熱灌注化療機將化療藥物加熱到41～43 ℃后持續作用于腹腔，一般時間為1 h，以清除游離腫瘤細胞，熱療可以增強化療藥物的效能，更有效地殺滅腫瘤細胞，熱量通過破壞腫瘤細胞中的DNA 修復機制，并通過蛋白質變性誘導細胞凋亡，從而增加對藥物的攝?。?0-12］。通過持續的灌洗能讓腫瘤細胞與化療藥物充分接觸，最好地發揮化療藥物的效能，同時因為“腹膜-血漿屏障”，化療藥物能夠在腹腔內形成高濃度，而血液濃度相較于全身化療時的藥物濃度低，沒有明顯的全身副作用。

臨床上關于奧沙利鉑聯合腹腔熱灌注化療在進展期胃癌根治術后早期預防性應用中的報道較少，本研究主要探討奧沙利鉑聯合腹腔熱灌注化療在有腹膜轉移高風險的進展期胃癌患者行根治性手術后早期應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為以后臨床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江漢大學附屬醫院2018 年1 月-2020 年1 月收治的100 例局部進展期胃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55 例于胃癌根治術后行腹腔熱灌注化療（HIPEC）治療定義為觀察組，同時收集患者灌注前后腹腔灌洗液，并行脫落細胞學檢測；45 例行胃癌根治手術后未行HIPEC 治療定義為對照組。所有患者術后均按替吉奧+奧沙利鉑方案行6～8 周期的全身化療。

1.2 入組標準

1.2.1 納入標準 ①病理學確診為結胃腺癌；②T分期為T2～T4a 期，依據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AJCC）第七版分期標準；③外周血檢查、心、肺、肝腎功能檢查結果經評估能耐受手術，術中探查無腹膜復發轉移且所有手術患者手術均達到R0 切除；④年齡18～80 歲，病歷資料完整。

1.2.2 排除標準 ①未進行胃癌根治術，僅應用HIPEC 行姑息性治療的患者；②選擇姑息性手術；③既往存在其他腫瘤病史者。

1.3 研究對象一般特征

根據納入、排除標準，2018 年1 月-2020 年1 月共有100 例胃癌患者符合要求。55 例胃癌患者行胃癌根治術加腹腔熱灌注化療治療定義為觀察組（HIPEC 組），觀察組（HIPEC 組）55 例患者中男性30 例，女性25 例，平均年齡為（64.89±10.23）歲；45 例胃癌患者只行胃癌根治術定義為對照組：45 例患者中男25 例，女20 例，平均年齡為（66.57±8.05）歲。術前均充分告知手術風險，患者在術前簽署手術同意書，同時腹腔熱灌注化療組需簽署腹腔熱灌注化療手術同意書，本研究經過江漢大學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4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腹腔鏡下胃癌根治術，手術均由同一組手術經驗豐富的手術醫師團隊嚴格按照腹腔鏡胃癌根治術手術操作流程及標準完成，遵照日本胃癌協會（JGCA）的手術治療指南，標準化進行腹腔鏡胃切除術和D2 淋巴結清掃術，術中均達到R0 切除。行HIPEC 治療的患者手術結束后在其脾窩、肝臟膈面及膀胱直腸陷凹（女性為子宮直腸陷凹）各放置一根有多個側孔的引流管作引流，分別于左上腹、右上腹及右下腹壁引出并縫合固定。關閉腹腔后即刻行首次HIPEC，一般手術結束后1～2 d 可行第2 次，術后3 d 至一周內完成第3 次。將體外循環管道連接熱化療灌注機，設定熱灌注化療灌注溫度為43 ℃，灌注流量200～500 mL/min，灌注時間一般為60～90 min，灌注袋內加入奧沙利鉑100 mg+5%葡萄糖3 000～4 000 mL。將灌注液預熱到38 ℃后打開進水閥開關開始進入治療過程，逐步將溫度升至43 ℃并控制溫度在（43 ±0.5）℃，治療結束后關閉循環管道并解除與引流管的連接，引流管接引流袋裝置。

腹腔灌洗液收集及脫落細胞學檢測：手術操作前用250 mL 生理鹽水沖洗腹腔，并收集腹腔沖洗液200 mL 裝入無菌標本袋并標記為熱灌注化療前腹腔灌洗液，手術及腹腔熱灌注化療結束后收集腹腔灌注液200 mL 裝入無菌標本袋并標記為熱灌注化療后腹腔灌注液，將標本送病理科檢測，離心沉淀后行細胞蠟片包埋制片。

熱灌注組與對照組患者均于術后3～4 周內按替吉奧+奧沙利鉑方案行全身化療，所有病例術后均完成6～8 化療周期。

1.5 觀察指標資料收集

收集兩組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包括如性別、年齡、BMI、腫瘤T 分期、腫瘤切除范圍、淋巴結轉移情況，收集兩組圍手術期嚴重并發癥及不良反應包括吻合口瘺、感染、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出血、骨髓抑制等，收集腹腔熱灌注化療組患者前后腹腔脫落細胞學檢測情況，同時收集兩組患者1 年、3 年的腹膜復發轉移情況及遠處轉移情況。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4.0 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部分單元格T＜5 的計數資料則采用Fisher 精確概率法。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2018 年8 月-2020 年1 月共有100 例胃癌患者符合要求，腹腔熱灌注化療組即觀察組55 例，平均年齡為（64.89±10.23）歲，男性30 例，女性25 例；觀察組BMI 為（21.49±2.57）；T 分期為T2 期8 例，T3 期21 例，T4 期26 例；手術行近端胃切除患者9 例，遠端胃切除39 例，全胃切除7 例；術后手術標本淋巴結轉移陽性病例30 例。對照組45 例，平均年齡為（66.57±8.05）歲，男25 例，女20 例；BMI 為（21.76±2.01）；T 分期為T2 期3 例，T3 期18 例，T4 期24 例；手術行近端胃切除患者7 例，遠端胃切除30 例，全胃切除8 例；術后手術標本淋巴結轉移陽性病例21 例。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腫瘤部位、T 分期、淋巴結轉移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情況Tab.1 Clinical data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2.2 兩組患者并發癥及不良反應比較

腹腔熱灌注化療組中吻合口瘺1 例（1.81%，1/55）、腹腔內出血1 例（1.81%，1/55）、切口感染1 例（1.81%，1/55）、腸梗阻1 例（1.81%，1/55）、肺部感染2 例（3.63%，2/55）、下肢靜脈血栓形成1 例（1.81%，1/55）、骨髓抑制10 例（18.18%，10/55）；對照組：吻合口瘺1 例（2.22%，1/45）、切口感染2 例（4.44%，2/45）、肺部感染3 例（6.66%，3/45）、腹腔出血1 例（2.22%，1/45）、腸梗阻1 例（2.22%，1/45）、下肢靜脈血栓形成1 例（2.22%，1/45）、骨髓抑制1 例（2.22%，1/45）。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及不良反應中吻合口瘺、腹腔出血、腸梗阻、切口感染、肺部感染以及下肢靜脈血栓發生率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HIPEC 治療會增加骨髓抑制發生率（P=0.02）。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并發癥及不良反應情況Tab.2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n（%）

2.3 兩組患者的腹膜復發轉移及遠處轉移情況比較

表3 為患者隨訪情況，患者平均隨訪22 個月（5～36 個月），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術后1 年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1 例，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率為1.81%（1/55）；對照組6 例，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率為13.33%（6/45），兩組術后1 年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3 年腹腔熱灌注化療組為3 例，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率為5.45%（3/55），對照組為12 例，腹腔內腹膜復發轉移率為26.66%（12/45）；兩組術后3 年腹腔內腹膜復發情況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05）。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術后1 年有2 例出現遠處轉移，1 例為肝轉移、1 例為肺轉移，對照組有3 例遠處轉移，1 例肝轉移、1 例肺轉移、1 例胸椎骨轉移；術后3 年腹腔熱灌注化療組有7 例出現遠處轉移，肝轉移3 例、肺轉移2 例、腦轉移1 例、骨轉移1 例，對照組有9 例出現遠處轉移，肝臟轉移4 例、肺轉移3 例、腦轉移1 例、胸壁轉移1 例；兩組患者1 年、3 年遠處復發轉移情況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兩組患者術后1 年、3 年腹膜復發轉移及遠處轉移情況Tab.3 Peritoneal recurrence,metastasis,and distant metastasis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t 1 and 3 years after operation/n

2.4 腹腔熱灌注化療組熱灌注前后腹腔脫落細胞學檢測情況

行熱灌注化療前所收集的腹腔灌洗液中共有11 例患者腹腔脫落細胞學檢測出癌細胞，脫落細胞陽性率為20%（11/55），腹腔熱灌注化療后腹腔脫落細胞檢測均未檢測出癌細胞。

3 討論

胃癌在我國屬于高發的惡性腫瘤，病死率較高。腹膜復發轉移被認為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腹膜復發轉移被認為是惡性腫瘤的終末期表現，往往采取姑息性治療，隨著人們對腫瘤生物學的不斷認識，腹膜復發被認為是腫瘤的局部復發，有的患者經過積極的治療后生存期明顯改善，部分患者可以治愈，因此國際腹膜腫瘤學會（PSOGI）已經提出使用細胞減瘤手術（CRS）聯合腹腔內化療作為一種新的治療手段治療胃癌腹膜轉移［13］。關于使用細胞減瘤手術（CRS）和熱腹腔內化療（HIPEC）來改善腹膜轉移方面預后報道一直在增加［1，14-15］。Allievi等［15］報道了一項單中心的回顧性研究，將患者分為兩組：有腹膜轉移高危風險的胃癌患者（輔助HIPEC 組）和胃癌并腹膜轉移或腹腔腫瘤細胞學陽性患者（治療性CRS 和HIPEC 組）。以總生存期（OS）和無病生存期（DFS）結果為研究終點指標。共41 例原發性胃癌患者接受了手術和HIPEC：輔助HIPEC 組14 例（34.1%），治療性CRS 和HIPEC 組27 例（65.9%）。輔助HIPEC 組的1 年和3 年的OS 分別為85.7%和71.4%，而1 年和3 年的DFS 分別為71.4%和64.3%。在治療性CRS 組和HIPEC 組中，1 年和3 年的OS 分別為60.3%和35.1%，而1 年和3 年的DFS 分別為38%和32.6%。治療性CRS 組和HIPEC 組患者的單因素生存分析顯示，淋巴結轉移和組織學為印戒細胞癌是影響患者OS 的危險因素，而PCI ＞12 和淋巴結轉移與DFS 的降低相關。因此CRS+HIPEC 治療能明顯提高有腹膜轉移高危風險的胃癌患者和胃癌并腹膜轉移患者的OS 和DFS，從而改善患者預后。Glehen 等［16］在法國進行了一項大型、多中心、回顧性研究，評估了159 例接受CRS 并在術中或術后腹腔熱化療的PC 患者。完成完整細胞減瘤切除術（CC-0）的患者生存期為15 個月，1 年和5 年生存率分別為61%和23%。CYTO-CHIP 研究比較了胃癌PC 患者的CRS 和CRS+HIPEC，發現與單獨使用CRS 相比，CRS+HIPEC 的1 年（67.9% vs 48.5%）、3 年（27.1% vs 13.1%）和5 年（20.2% vs 7.4%）生存率更高，有研究［17-18］提示CRS+HIPEC 可以使PCI 評分在12～15 的胃癌患者生存獲益。關于胃癌患者腹膜轉移學說大部分學者現在普遍接受的Paget 的“種子和土壤”理論，最初，癌癥細胞與原發腫瘤斷開連接，遷移到腹膜，并附著在間皮細胞上。隨后的階段是它們通過基底膜侵入腹膜下組織，并隨著血管生成而增殖［19］。大致過程為胃癌原發腫瘤細胞中黏附蛋白表達減少，引起腫瘤細胞脫離，脫離的腫瘤細胞與腹膜結合，由于表面上的CD44 黏附顆粒，細胞骨架發生變化并遷移到腹膜下間隙，細胞與暴露的腹膜上皮基底膜緊密結合。隨后，它們分泌降解腹膜血屏障的蛋白酶，并深入腹膜下組織。侵襲的進一步階段是新血管的形成，新血管給腹腔轉移病癥提供營養［20］。有研究［21］顯示腹部手術后腹腔內會出現多種類型的免疫細胞，對于因腫瘤行腹腔手術的患者，在手術前后進行腹腔灌洗離心后從中間層回收細胞，并分析其表型和功能，與術前灌洗相比術后具有成熟表型的CD66b（+）腫瘤細胞患者的低密度中性粒細胞的數量顯著增加，純化LDN 的短期培養產生了許多SYTOX、核酸染色以及組蛋白和髓過氧化物酶陽性的線狀結構，表明NETs 的形成。人胃癌癌癥細胞MKN45、OCUM-1 和NUGC-4 選擇性地附著在NETs 上，這被DNAse I 預處理完全消除。裸鼠腹膜內（IP）LDN 與MKN45-共轉移強烈增加腹膜轉移形成，而隨后的IP 給藥DNAseⅠ強烈抑制了腹膜轉移的形成。在胃切除的大網膜組織表面發現許多NETs 樣結構。腹膜表面的NETs 有助于腹腔內游離腫瘤細胞的聚集和生長。

腹腔熱灌注化療在剛開始應用時并發癥發生率高，關于腹腔熱灌注化療的安全性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本研究結果表明：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與對照組在圍手術期并發癥如吻合口瘺、腹腔出血、腸梗阻、切口感染、肺部感染以及下肢靜脈血栓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腹腔熱灌注化療組有10 例出現骨髓抑制不良反應，對照組有1 例，兩組在骨髓抑制不良反應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 ＜0.05）。腹腔熱灌注化療一定程度上會增加骨髓抑制不良反應的發生率，但骨髓抑制情況較輕，多無需特殊處理，可自行恢復。本研究認為腹腔熱灌注化療技術在規范的操作下應用是安全的，但仍需要做好術前評估、選擇合適的病例、術中注意密切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術后定期復查血、生化相關指標。Yang 等［22］將患者隨機分為CRS+HIPEC 與單獨CRS 組，注意到HIPEC 組的中位生存期更長（11.0 個月vs 6.5 個月，P=0.046），而兩組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相似。在一項單一機構的研究中，Kim 等［23］報道了CRS+HIPEC 治療胃癌合并PM（腹膜轉移）患者的CRS 沒有改善。一篇關于通過隨機對照試驗（rct）評價熱腹腔化療（HIPEC）患者進展期胃癌（AGC）的短期和長期生存期研究［24］，1 091 例患者被隨機分為HIPEC 組和對照組。結果顯示，在1 年、2 年和3 年隨訪時，HIPEC 組與對照組之間的生存率無顯著差異，而在5 年隨訪時，總生存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腸吻合口瘺、骨髓抑制、惡心嘔吐的風險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對照組相比，HIPEC 可改善AGC 伴/無腹膜癌的患者的長期OS，而不增加不良反應的風險，但短期OS 無獲益。

本研究提示兩組患者術后1 年、3 年遠處復發轉移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術后1 年、3 年腹膜復發轉移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術后1 年、3 年腹膜復發轉移率較對照組低，且差異比較有統計學意義，腹腔熱灌注化療能明顯降低患者術后腹膜復發轉移。筆者認為腹腔熱灌注化療主要清除的是腹腔內游離的腫瘤細胞和腹腔內微小轉移病灶，遠處轉移不屬于腹腔熱灌注化療的治療范疇。胃癌發生腹膜轉移的初始階段多屬于區域性轉移，較少同時發生其他遠處轉移［2］。

Sugarbaker 等［25］發表的一篇對胃癌患者使用HIPEC 聯合順鉑和阿霉素的隨機對照試驗沒有顯示出總體生存獲益（P=0.2），治療組和對照組早期的腹膜復發轉移分別為19.6%和47.1%，HIPEC（P＜0.001）治療組能降低腹膜復發轉移。本研究結果與之相似。Granieri 等［26］對關于胃癌腹膜轉移的12 項研究進行薈萃分析，CRS+HIPEC 治療的患者可以使患者術后1 年、2 年、3 年和5 年的生存收益。接受CRS+HIPEC 的患者的1 年、2 年、3 年和5 年生存率分別為86.9%、70.5%、63.7%和55.7%。CRS+HIPEC 在預防和治療兩方面均可改善局部進展期胃癌患者的預后。然而，由于術后并發癥和病死率遠不可忽略不計，嚴格的患者選擇對獲得最佳結果至關重要。若合并有遠處轉移則CRS+HIPEC 應用受限制。Brandl 等［27］通過對1994 年至2014 年接受治療的448 例胃癌并腹膜轉移患者進行隊列研究分析，共納入28 例患者，平均年齡為53.0 歲，平均PCI 值為3.3?？傊形簧嫫跒?1.0 年（最小5.0 年，最大27.9 年）。細胞減瘤手術（CC-0）和PCI ＜6 為影響預后的重要因素。12/28 例患者的腫瘤復發時間中位數為9.6 年，與無復發的患者相比，其中位總生存期較低（P=0.002）。采用CRS 和HIPEC 治療的胃癌PM患者可長期生存甚至治愈?；颊哳A后與完整的細胞減瘤手術和低PCI 有關。

Rosa 等［28］對85 例進展期胃癌患者行回顧性分析，分別為單純手術組、CRS+治療性HIPEC 組和手術+預防性HIPEC 組，三組5 年OS 分別為9%、27%和33%。預防性HIPEC 組與單純手術組（P=0.05）、治療性HIPEC 組與單純手術組（P=0.03）、治療性HIPEC 組與預防性HIPEC 組（P=0.04）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單純手術組、CRS+治療性HIPEC 組和手術+預防性HIPEC 組的5 年DFS 分別為9%、20% 和30%。預防性HIPEC 組與單獨手術組（P＜0.000 1）、治療性HIPEC 組與單獨手術組（P=0.008）、治療性HIPEC 組與預防性HIPEC組（P=0.05）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AGC 接受手術加HIPEC 的患者比單純手術治療的患者有更好的OS 和DFS。Yonemura 等［29］報道，PCI ≤6 以及完成的細胞減瘤手術與較高的生存率相關，但確切的PCI 臨界值尚未確定。Yang 等［30］使用了PCI ≤20，而有的人認為PCI ≤12 是CRS+HIPEC 治療更好預后的指標［31-32］。Chia 等［33］報道了81 例接受CRS+HIPEC 的胃癌患者中，PCI ≤7 的這部分患者被證實5 年OS 最高。這一結論也得到了其他多項研究的支持［34-35］。雖然尚未確定PCI 的臨界值，但對于在該患者群體中使用PCI ≤7 來考慮CRS+HIPEC 已達成共識。

本研究對腹腔熱灌注化療組行了術前、術后腹腔脫離癌細胞學檢測，HIPEC 組中共有11 例患者腹腔脫落細胞學檢測出癌細胞，脫落細胞陽性率為20%（11/55），腹腔熱灌注化療后腹腔脫落細胞檢測均未檢測出癌細胞，證實腹腔熱灌注化療對腹腔內游離癌細胞有較好的清除作用。腹膜內播散是胃癌轉移形成的典型機制，根據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第8 版TNM 分類，腹腔內游離癌癥細胞（IFCC）的診斷與M（轉移）分類同等對待。IFCC 是通過剝離進入腹腔而從原發腫瘤脫離的細胞。IFCC 的來源可能是醫源性的，因為在腫瘤切除過程中手術技術不當，可能導致腹腔內播散。腹腔灌洗的細胞學檢查被認為是確認IFCC存在的金標準；然而，它的靈敏度普遍很低。為了提高檢查的靈敏度和可靠性，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在GC 患者中檢測到IFCC 的情況下，患者應具備化療資格，或者可能應考慮使用溫熱腹腔化療。不同國家對胃癌腹腔內腹膜轉移的分期也有區別，美國癌癥委員會把從腹腔穿刺細胞學制劑中檢測到的癌癥細胞將此特征歸類為M1，而《日本胃癌分類》第13 版中，腹腔內游離的癌癥細胞被歸類為IV 期疾?。?0］。臨床工作中應充分認識進展期胃癌發生腹膜轉移的高危因素，有研究［36-39］認為一般與T 分期、淋巴結轉移、Borrmann 分型相關，T3、T4 胃癌病人發生腹膜轉移的風險較T1、T2 病人高6 倍以上；有淋巴結轉移病人較無淋巴結轉移者高3.8 倍；Borrmann Ⅲ型和Ⅳ型較Ⅰ型和Ⅱ型高2 倍以上；淋巴結外浸潤病人腹膜轉移風險上升18 倍之多。Cotte 等［40］觀察到GC 分期與腹腔灌洗液細胞學檢查陽性率之間的相關性。該研究納入了1 334 名胃腸道癌癥患者，包括200 名GC 患者。細胞學檢查的材料是用200 mL 鹽水腹腔灌洗獲得的。等待2 分鐘后，從Douglas 袋中吸出50 mL 腹腔液；癌癥患者pT3/T4 期細胞學檢查陽性率為95.8%，提示癌癥細胞直接從原發腫瘤脫落。La Torre 等［41］還強調，IFCC 細胞學檢查的陽性結果取決于癌癥的分期。該研究包括64 名GC 患者。打開腹腔后，將200 mL 生理鹽水沖洗腹腔；將液體均勻分散到Douglas 袋、結腸旁溝以及右側和左側腹膜下區域。隨后，從腹腔的各個部位收集50 mL 灌洗液用于細胞學檢查。在研究中，11%的患者IFCC 的細胞學檢查結果為陽性；86%的患者分期為pT3/T4 期。此外，71%的患者觀察到GC G3/G4 的分化程度。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在腹膜細胞學檢查結果為陽性的患者中，癌癥進展更快，預后更差。早期腹膜轉移的診斷較困難，CT 檢查對微小的轉移病灶診斷價值有限，一般對高度可疑的病人可考慮行腹腔內取腹水取樣，檢測有無游離的腫瘤細胞，對可疑病灶行組織病理學檢查，還可以行腹腔鏡探查。2019 年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發布的胃癌診療指南推薦術前檢查懷疑腹膜轉移，則應行診斷性腹腔鏡檢查與腹腔灌洗液細胞 學檢測［42］。Wong 等［43］的研究 證實，RT-PCR 檢測提高了GC 患者腹腔內IFCC 檢測的敏感性。156 名患者在腹腔鏡手術期間進行了腹腔灌洗。所獲得的灌洗液被設計用于細胞學檢查和使用RT-PCR 檢測癌胚抗原（CEA）。31 名（19.9%）患者在細胞學檢查中觀察到IFCC 的存在，而使用RT-PCR 的58 名（37.2%）患者獲得了陽性結果。與經典細胞學檢查相比，CEA 的RT-PCR 檢查具有更高的亞臨床腹腔內播散檢測能力和更高的敏感性。Takebayashi 等［44］評估了IFCC 的生存能力及其在體內形成轉移的能力，從102 例GC 患者的腹腔灌洗中獲得IFCC，隨后癌癥細胞在細胞培養物上增殖；研究的后續階段是將癌癥細胞注射到小鼠的腹腔。在研究中，使用了24 只裸鼠，在注射IFCC 后，將其培育6 周，然后用戊巴比妥安樂死。剖腹術后，收集腹膜結節進行組織病理學檢查。在4 只小鼠中發現了組織學上與低分化腺癌相當的腹膜結節。這項研究證實IFCC 能夠形成腹腔內轉移。本研究認為在具有腹膜轉移高危因素的胃癌患者中早期使用腹腔熱灌注化療是安全的，并且預防腹膜復發轉移療效顯著，值得臨床推廣和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