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現狀與優化研究

王天昕

【摘? ?要】文化符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當前數字化傳播的背景之下，少數民族的文化符號傳播面臨著新機遇。借助數字傳播手段，可以幫助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煥發出新生機。本文通過選取彝族火把節這一極具代表性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分析當前彝族火把節的受眾認知度和相關內容數字傳播現狀，在此基礎上提出優化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的措施，為做好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提供一些共通的方法論。

【關鍵詞】數字傳播；文化符號；火把節；優化

一、背景

（一）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表現不佳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各個民族共享共有的精神財富。數字傳播時代到來，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在傳播方式上未能及時跟上時代步伐，傳統傳播方式的時效短板愈加凸顯，加之傳播內容較為單一，無法讓少數民族地區之外的受眾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符號進行全方位的了解，導致其民族文化符號的傳承和發展陷入艱難境地[1]。

（二）數字傳播時代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傳播迎來新機遇

數字傳播時代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傳播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但同時蘊含著機遇。數字時代的文化符號傳播不是簡單地對傳統的傳播手段進行復制和重組，而是要結合文化符號的特點和現狀，針對當前不同的受眾群體進行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渠道的全面再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 、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表槕獢底只瘋鞑r代特點，優化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方式方法，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數字傳播效果，可以擴大其認知度和認同感，讓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在新時代煥發出生機。因此，研究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當前的數字傳播現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優化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效果的方法，具有較強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研究

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是少數民族人民實踐成果和精神世界的集中體現和象征。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座談會議上提出“按照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改進民族工作”[2]。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增進各民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新時代背景下民族工作的重要課題。當前，學界已從不同視角對如何突出各民族共享共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進行了諸多研究和探討，整體來看主要分為個案研究和整體研究兩個取向。

個案研究主要針對具體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研究其傳播現狀、文化內涵及時代意義等。如熊曉慶研究了廣西壯族的繡球文化符號，認為其是廣西重要的民族文化資本，在區域民族文化認同構建中具有重要的意義[3]；金姚等人著眼于粵劇這一民族文化符號進行研究，認為其是進一步鑄牢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4]；趙楠等人以拉祜族文化符號以電視、報紙、短視頻等媒介的傳播情況為研究對象，反思了民族文化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的低俗化、娛樂化、同質化問題[5]；楊建軍等人以藏族弓箭文化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研究法和邏輯分析，挖掘藏族弓箭文化價值，認為其能夠加強各個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6]。

對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整體狀況研究方面，杜冰等分析了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符號的審美特征[7]；羅彬彬著眼于現代民族文化符號的淡化與消亡進行研究，并為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提出了多種策略[8]；馬慧蘭等從象征作用、凝聚作用、傳播作用三個方面分析了文化符號的內涵價值，提出要充分發揮文化符號在鑄牢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作用[9]；劉莉則從全球視角出發，指出民族文化符號正受到西方文化符號的強烈沖擊，必須有意識地生成、強化并且傳遞好本民族的文化符號[10]。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針對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整體狀況的研究主要涉及審美內涵、價值效用、發展現狀、未來趨勢等方面，并且近年來由于西方文化符號的沖擊，對于如何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

（二）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研究

回顧傳播的發展史，人類文化的傳播模式經歷了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和數字傳播四大階段的變遷。時至今日，在網絡媒體普及率不斷提高的背景之下，當代人無疑已經全面進入“數字化生存”時代，網絡媒體逐漸成為人們日常開展傳播活動的界面。在這種形勢下，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數字傳播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按照傳播學奠基人之一拉斯韋爾提出的5W模式對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研究進行梳理，可以發現學界目前已經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在傳者角度，李虹等人認為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傳播中，傳者應當承擔起挖掘少數民族文化內涵，努力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適應性，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增值的時代責任[11]；賀明瑤認為在數字化傳播的背景之下，民族文化的傳播者應該積極適應傳受關系的變化，積極和受眾進行互動，增強受眾對于傳播內容的黏性[12]。

在傳播內容層面，黃孟卉基于新媒體背景對醉翁亭文化符號的傳播進行了研究，認為可以通過交互設計、場景還原和內涵注入等方式積極重構醉翁亭文化的數字傳播內容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13]。凌宇等人認為可以通過微短視頻創新傳播西柏坡文化，提升西柏坡文化在全國的影響力[14]；米忠美認為移動短視頻的趣味性、強交互性和簡便性等特點對以梁山彝族文化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既有沖擊，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傳播內容創新模式[15]。

在媒介層面，韓東晨針對黑龍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藝術符號數字傳播推廣較為薄弱的狀況，認為要從內容和交互兩個方面建設好數字化傳播平臺[16]；杜曉杰著眼于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為少數民族曲藝融合對接不同媒介的特點提出了對策建議[17]；周鈺彤針對香云紗文化進行研究，認為國家在推動該文化符號的傳承與保護的時候，需要結合現代網絡媒體建立非遺數字化傳播平臺[18]。

在受眾和效果層面，朱羿玲等人基于技術接受和使用統一理論模型構建了青年用戶非遺數字傳播中的采納行為影響因素模型，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績效期望、易用期望等因素會正向影響青年用戶接受和采納非遺數字傳播內容的意愿[19]；郭會娟等人基于徽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傳播的現狀，研究提出用戶體驗是影響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的關鍵因素，并構建出了非遺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用戶體驗的三個維度[20]。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傳者改變、內容創新、媒介搭建、受眾研究、效果評估等各個方面在當下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領域都有深挖的價值。數字化傳播時代為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傳播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諸多影響，同時帶來了新的機遇。對這種變化進行積極地探討和研究，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傳承和創新性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1．彝族火把節認知度以及傳播內容現狀研究

火把節是彝族等民族的傳統節日，被稱為“東方的狂歡節”，在彝族等少數民族的文化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2006年5月20日，彝族火把節就已經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故本文選擇以彝族火把節這一極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號為研究對象，以期得出一些可推廣的研究結論。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從起源、慶祝形式、文化內涵三個方面來度量被調查者對于彝族火把節這一文化符號的認知程度，為后續討論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數字傳播問題打下基礎。

同時，當前數字媒體已經成為人們日常了解信息、傳播內容的主要渠道，因此有必要了解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數字傳播的現狀，以提出針對性的優化措施。本研究通過平臺、內容、頻率等方面對當前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的現狀進行評估，從這幾個角度編制問卷并收集數據對現狀進行分析。

2．提高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效果的對策

基于上述研究的成果，結合不同數字媒體傳播形式的特征，從政策引導、內容優化、平臺搭建等方面提出提高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效果的對策，為提升彝族火把節的影響力和認知度，乃至其他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的效果提升提供借鑒與參考。

（二）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通過對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來描述現實中的現象是什么樣、其發生的原因是什么，并從中探究現象的特殊性或者發現一般規律，來拓展理論或指導實踐。本研究以彝族火把節為典型案例，研究其數字傳播的現狀和優化路徑，以求能從中提煉出通用性的方法論，為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整體數字傳播效果提供有效的對策和建議。

2．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社會調查中被廣泛使用的一種方法，這種調查方法可以通過一定的設計和規劃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量化，然后通過社會調查搜集到可靠的資料。本研究通過編制調查問卷，收集數據，來評估目前受眾對于彝族火把節的認知程度和當前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數字傳播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目前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數字傳播所存在的問題。

四、研究結論

（一）樣本信息

本研究主要通過問卷星平臺進行問卷的制作與發布，發放渠道主要為微信、QQ等即時通訊軟件。在樣本的選擇上覆蓋了青年到老年群體，并且有意向來自云南、四川、貴州等有彝族分布省份的人群發放了問卷。去除填寫時間過短和大部分題項的答案均一樣的無效問卷之后，最終收集到有效問卷222份。樣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二）彝族火把節認知現狀分析

問卷主要從對彝族火把節的起源、慶祝形式與文化內涵三個方面的認知來評估被測者對于彝族火把節的認知程度。樣本對于彝族火把節起源的認知程度處在一點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別為12.78%/39.65%/33.04%/11.89%/2.64%，認知程度均分為2.50（滿分為5分）。

樣本對于彝族火把節慶祝形式的認知程度處在一點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別為10.57%/ 33.92%/ 36.21% /15.86% /3.52%，認知程度均分為2.66（滿分為5分）。

樣本對于彝族火把節文化內涵的認知程度處在一點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別為13.22%/40.53%/30.84%/12.78%/2.64%，認知程度均分為2.49（滿分為5分）。

位于彝族主要分布省份（云南、四川、貴州、廣西）的人群和不位于彝族主要分布省份的人群對于彝族火把節認知程度的均分如表2所示。

從整體來看，目前受眾對于彝族火把節的認知水平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對彝族火把節的起源、慶祝形式、文化內涵不太了解以及完全不了解的人占到一半以上，了解程度較高的人不到20%。而從地域來看，由于處于彝族主要分布地區的受眾可以更為便捷地接觸到火把節的相關活動和信息，因此這些人群對于火把節的認知水平比不位于彝族分布主要地區的人群要高，尤其在對火把節慶祝形式的認知程度上，均分差距達到了1.09分，可見彝族火把節這一文化符號的跨地域傳播仍然做得不夠，需要結合數字媒體的連接性、便利性和快速性，建設能夠覆蓋更大范圍的數字傳播體系，彌合不同地域人群對于該文化符號的認知鴻溝。

（三）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數字傳播現狀分析

根據問卷結果，74.01%的人都沒有線下體驗過火把節，因此需要更為有效的傳播方式讓火把節這一文化符號走出當地。

對于火把節的了解渠道情況如圖1所示，主要的三個了解渠道為社交媒體、視頻軟件、報紙雜志，數字媒體在了解渠道中占了大部分。

受眾在數字媒體平臺看到彝族火把節相關內容的頻次統計如圖2所示?？梢钥闯?，受眾在線上數字媒體平臺看到火把節相關的數字傳播內容的頻次較低，即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內容的受眾觸達度較低。

受眾對于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相關內容數量充分程度的看法如圖3所示。近60%的受眾認為彝族火把節相關數字傳播的內容是不夠的。

通過以上問卷結果可以看出，目前受眾了解彝族火把節最為主要的形式還是通過數字媒體，但是目前彝族火把節相關的數字傳播內容數量明顯不足，受眾觸達率較低，難以達到讓受眾了解火把節的目的。彝族火把節這一重要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數字傳播亟待優化。

五、優化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的措施

彝族火把節這一在民族之林中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其存在的問題和挑戰同樣具有代表性。因此根據前文問卷分析得出的結果，對彝族火把節數字傳播提出的一些優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優化有借鑒意義。

（一）挖掘文化內涵，重構內容編排

根據表2的結果可知，彝族聚居地區人群對于火把節起源和文化內涵的認知程度明顯低于慶祝形式認知程度，而非彝族聚居地區人群對于三個要素的認知程度都比較低?？梢酝浦?，其一，彝族火把節這一文化符號在跨地域傳播上存在較大問題；其二，在傳播的過程中，相關傳播內容對文化內涵發掘不夠，受眾對于這一文化符號的深層價值理解不夠。在民族文化的傳播過程中，如果突出各民族共知共享的文化符號，傳播內容就不能只局限于“慶祝形式”這類信息，要發掘出文化符號最深處的精神內核。因此在火把節數字傳播內容的策劃上，除去直接展示節日氛圍、介紹慶祝方式之外，也應當融入對于節日起源和節日文化內涵的介紹，展示彝族人民的精神風貌，引發受眾的精神共鳴，提高對于民族文化符號的認同感。在內容運營策略上，要構建有效的內容搭配，可以長短視頻結合。短視頻抓人眼球，呈現火把節最吸引人的部分；而長視頻可以娓娓道來，注入人文價值，介紹火把節背后的文化內核和民族形象，以此將文化符號立體化，加深受眾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認同。

（二）搭建媒體矩陣，形成多屏共振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不同媒介形式的火把節數字傳播內容對于受眾的吸引程度如圖4所示。

從圖4中可以看出，短視頻內容在當下數字傳播中吸引力最強。但是短視頻內容碎片化和淺薄化的特質不利于民族文化符號深層內核的展示。在少數民族文化符號數字傳播實踐當中，應當結合不同媒介的特點，進行定制化的內容策劃，并形成有體系的媒體矩陣，提高數字傳播內容觸達率的同時，也能夠提高內容的接近性和受眾的接受度。如在短視頻平臺，可以邀請如“墊底辣孩”這類KOL進行相關拍攝和視頻制作，吸引初步流量；在綜藝節目方面，可以與《奔跑吧兄弟》《向往的生活》這類節目合作，拍攝火把節主題節目，進一步加強受眾對于火把節的認知和接受度；同時通過電視紀錄片、小紅書等圖文宣傳平臺對火把節這一文化符號進行立體化展示，加深受眾對火把節這一民族文化符號更深層的理解，提高受眾的認同度。除了傳統的數字傳播方式之外，還可以積極引入VR、AR等新興的數字傳播技術，為無法實地體驗火把節的受眾提供沉浸式感受節日氛圍的機會，強化視聽感受，將扁平的文化符號在受眾心目中立體化、生動化。通過各個媒介形式的多屏共振，可以加強受眾對于民族文化符號的理解與認同。

（三）細化頂層設計，給予政策支持

我國向來重視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頒布和出臺了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法律。但高位階的法律的措施不夠細化，具體落實到地方還需要相應的部門規章和政府政策進行細化。相關部門應該積極了解當地民族文化符號的發展現狀，明晰當前民族文化符號保護和傳承的問題與困境，并遵循高位階法的精神，制定一定的細化政策，結合數字時代的背景，將數字時代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傳播納入制度的軌道，對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數字傳播給予政策上的引導和支持。

注釋：

[1]潘春艷.大數據時代中華民族文化傳播研究[N].中國文化報，2022-12-02（003）.

[2]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N].人民日報，2021-08-29（01）.

[3]熊曉慶.繡球：廣西壯族文化符號的表征[J].柳州師專學報，2010，25（06）：24-27+54.

[4]金姚，林發欽.粵劇文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J].文化遺產，2022（01）：1-8.

[5]趙楠，許媛萍.拉祜族文化符號媒介景觀的建構反思——基于《快樂拉祜》的傳播實踐[J].民族學刊，2021，12（07）：75-84+110.

[6]楊建軍，彭婷.藏族弓箭文化符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22，45（03）：47-57.

[7]杜冰.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符號的審美特征[J].學習與探索，2018（06）：155-159.

[8][9]馬惠蘭，王超輝.中華文化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作用和運用[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1（13）：46-48.

[10]劉莉.全球場域中民族文化符號的傳承與創新[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12）：51-54.

[11]李虹，劉志軍.傳播心理學視野下中華民族文化傳播傳者與受者關系新思辨[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1（05）：118-121.

[12]賀明瑤.傳受交互：“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語境下民族品牌傳受機制的后現代嬗變[J].中國市場，2021（16）：110-112.

[13]黃孟卉.基于新媒體的醉翁亭文化傳播推廣研究[J].普洱學院學報，2017，33（04）：51-52.

[14]凌宇，蘭穎松.利用微短視頻傳播西柏坡紅色文化研究[J].石家莊學院學報，2023，25（01）：27-31.

[15]米忠美.新媒體背景下短視頻傳播涼山彝族文化研究[J].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4（04）：91-95.

[16]韓東晨.黑龍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藝術數字傳播平臺研究[J].黑龍江民族叢刊，2020（02）：124-128+133.

[17]杜曉杰.融媒時代中華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探析[J].曲藝，2019（09）：20-23.

[18]周鈺彤.香云紗文化數字傳播平臺構建研究[D].武漢紡織大學，2021.

[19]朱羿玲，王昊.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傳播青年用戶采納行為影響因素研究[J].新聞傳播，2021（23）：16-18.

[20]郭會娟，莊德紅.徽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傳播的用戶體驗研究[J].藝術百家，2017，33（06）：239-240.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

責編：劉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