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域數字貿易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思路

魏小丹 張光鋒 葉永輝 賈亞東

【摘要】本文通過文獻梳理，借鑒國內外公認的評價指標，從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角度構建省域數字貿易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建議選擇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三種測評方法來總結結論，最后從構建基礎設施、加強法治化建設、提供數字政府服務三方面給出優化數字貿易營商環境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貿易|營商環境|評價指標|測評

數字貿易的發展，需要良好的營商環境來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因此，研究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對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文獻綜述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首次提出了數字營商環境的概念。傳統營商環境正在向數字營商環境轉變，但目前國內對營商環境評價的實踐和研究大多還是沿用世界銀行DB項目的評價體系[1]。本文從數字貿易營商環境的概念界定，評價指標體系、測算方法三方面對國內外有關營商環境的研究進行梳理。數字貿易營商環境的概念界定方面，國際上主要從數據收集和獲取角度提出數字營商環境的概念；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7年發表的《信息經濟報告》中指出，數字營商環境應當是市場主體或國家在數據的收集與獲取的便利性環境；我國學者張道涵等認為數字營商環境是進行數字貿易所依附的數字經濟環境，包括數字技術賦能改造后的傳統市場環境與適應數字經濟市場主體的新型營商環境雙重內涵，并從數字設施技術環境、數字市場運營環境、數字政策政務環境和數字司法治理環境四部分對數字營商環境的外延進行分析[2]。營商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和選擇方面，Tan[3]研究印度的營商環境測度從投資者的吸引力、商業友好度和競爭政策三個維度進行；李曉鐘等人從數字基礎設施、物流服務、金融服務、創新環境、人力資本、對外開放、政務環境、市場環境8個維度構建我國總體數字貿易營商環境指數；涂正革基于開放化水平、企業市場環境、企業法治環境、市場主體保護力度和公共服務水平五個指標構建中國營商環境指標評價體系。測算方法方面，學者王智新從國家層面使用灰色聚類方法進行實證分析；趙紅梅[4]等從省級層面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數、fsQCA組態分析法分析我國省份數字營商環境的水平與差異；黃雄從城市層面運用層次分析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法）進行差異分析。

二、數字貿易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一）評價指標體系與選擇

本文基于全面性、科學性、可行性、可比性等原則，在數字貿易的前提下，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提出的營造自貿港一流營商環境的要求，借鑒國內外公認的評價指標，參考我國《大數據藍皮書：中國大數據發展報告No.6》、中國司法文明指數報告、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政府網績效評估報告等的相關指標設計，總結出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3個一級指標。結合我國數字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構建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如表1，該體系包括3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38項評估內容。

1.國際化評估指標。營商環境國際化指標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營商環境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它直接影響著外商投資的規模和質量。本文在國際化營商環境維度下設立了對外開放二級指標，并在該二級指標下設立了外商投資企業數占企業總數比重、對外經濟合作合同額、全球供應鏈參與規模、外貿依存度、外貿企業注冊額度、外資利用規模、外籍高層次人才認定、跨境數據流動規模、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程度、跨境金融開放度10個三級指標。

2.法治化評估指標。法治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能夠為市場主體營造公平公正、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而營商環境法治化的關鍵是政策的穩定性。為此，本文對法治化營商環境從立法、執法、司法三個評價指標分析。第一個指標立法用于評估數字貿易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健全程度，是營商環境法治化水平的重要體現。該指標包括數據立法指數、評估數據隱私與安全性的個人（數據保護）權利和跨境數據流動3項指標。第二個指標執法評估法律的執行情況，該指標最能直接反映營商環境法治化的程度，包括數據安全法、數字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評估數字市場監管的消費者保護、中介責任和電子簽名、稅收征管透明度、破產債權保護7項指標。第三個指標司法，評估司法的公正、效率和有效性，從而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包括數據司法指數、司法文明指數和智慧法院3項指標。

3.便利化評估指標。數字貿易的便利化是指市場主體從事數字貿易活動的難易程度，一般是從市場主體將貨物通過海關或港口的物流及相關的海關單據的流動等有關事項的手續、時間、成本等維度進行衡量評價。本文設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環境、支付環境、通關環境、政務環境四個指標。其一是數字基礎設施環境，該指標評估網絡設施的便利性及貿易平臺的便利性，包括5G建設、IPV6綜合發展指數、計算機應用、互聯網寬帶覆蓋率、移動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7項指標。其二是支付環境，該指標用以評估電子支付的普及程度和安全性，以電子支付比率作為評價指標，其內容涉及在線支付、移動支付和數字貨幣等。其三是通關環境，該指標評估貿易流程的簡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口岸申報效率、通關效率和降低監管成本，包括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和智慧口岸2項指標。其四是政務環境，包括電子政務指數、在線服務指數、電子政務水平、政府市場準入、破產程序服務的協同性和信息公開性5項指標。

（二）數據說明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公報、《大數據藍皮書：中國大數據發展報告No.6》《中國司法文明指數報告2020-2021》《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2022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報》、中國政府網政府效率下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各省市政府網站、國家IPV6發展監測平臺、中國裁判文書網、各城市司法局或人民法院官網或者手工在網頁中進行搜索整理，使用的數據為2021-2022年各省份。對于省份缺失的數據，查閱省會城市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進行補充；如果無法核實，異常值視為缺失值，采用均值填充法進行計算代替。

（三）測評方法

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屬于多指標多因素的綜合評價，各指標性質不同，數量較多，指標數據不確定性較大。因此，指標處理時，本文借鑒趙紅梅等學者的研究方法。首先采用效用值法對不同性質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效用值值域為[0，100]。接著對指標數據進行賦權。在賦權時，由于指標體系數量較多，且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為了避免研究者主觀因素的判斷，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因此采用客觀性強的主成分分析法進行賦權，熵值法進行檢驗。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各維度和其二級指標進行賦權后算出綜合評分，得到數字貿易營商環境總體空間特征的結論，接著用熵值法重新計算權重進行檢驗，從而保證該結論的穩健性。最后運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算出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得到全國總體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內部差異、自由貿易試驗區與非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區域內空間差異特征和區域間差異特征；通過超變密度的貢獻的計算，總結出實現自由貿易試驗區與非自由貿易試驗區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均衡發展的重要舉措。

三、數字營商環境優化建議

（一）夯實數字基礎設施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貿易發展的基礎，也是安全開展數字貿易的重要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數字貿易活動中信息傳輸的效率和質量。第一，目前我國IPV4地址的枯竭問題將日益突出，而IPV6能提供了更大的地址空間。我國應當加速建成領先的IPV6技術、產業、設施、應用和安全體系，促進IPV6規?；渴?，增強網絡信息技術自主創新能力。第二，傳統的5G網絡建設模式，導致投資大、能耗高、資源利用率差等問題。我國應當全面開展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工作，大力開創國內運營商共建共享的5G網絡基站，推動跨行業與全球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加強信息通信領域國際合作，推動全球化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及網絡互聯互通；建設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服務、跨境電子商務、跨境物流、跨國制造、國際文化交流等領域的通信服務能力，促進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

（二）加強法治化建設

法治是數字貿易的內在要求，也是其良性運行的根本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促進數字貿易規范發展。第一，我國國家層面數據立法側重于數據安全與保護，而地方數據立法中所涉領域廣泛但可執行性不強。因此，我國應在《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立法實踐基礎上，完善在國家層面對平臺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數據確權、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產權保護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加緊出臺地方數據條例。第二，數字貿易快速發展背景下，我國貿易犯罪案件呈現糾紛形態網絡化、系爭內容數據化特征。構建一體化智慧法院和數字司法，在數字服務、數字審判、數字執行、數字監管四方面進行信息化變革，促進行業規范有序發展。第三，健全數字實體法之間的執法協調機制，促進數字領域法律的有效實施；靈活運用數字貿易“朋友圈”融入全球數字治理合作網絡，提升我國數字執法領域話語權。

（三）提供數字政府服務

數字政府建設是一種治理結構的重構，優化營商環境是一種功能目標的調整，兩者有一種“結構-功能”的關聯。首先，通過政府門戶網站、APP、小程序等平臺，打破地域限制，市場主體可以隨時隨地獲取所需的政府服務，避免了排隊等待和繁瑣的紙質手續；其次，政府內部部門之間可以通過電子數據交換進行快速溝通，實現信息資源共享，簡化工作流程，降低人力成本，避免了信息割裂和重復辦事的現象。最后，政府的決策、執行和管理過程都可以通過電子渠道向公眾開放，市場主體可以實時了解政府工作進展，監督政府行為，提出意見和建議，增強政府透明度與公信力。中國軍轉民

參考文獻

[1]孫源，章昌平，商容軒等.數字營商環境：從世界銀行評價標準到中國方案[J].學海，2021（04）：151-159.

[2]張道涵，馬述忠.從傳統營商環境到數字營商環境：內涵、評估與影響[J/OL].上海商學院學報，2022（05）：3-16.

[3]Tan KG，Gopalan S， Nguyen W. Measuring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India’s sub-national . economies： a novel index[J]. South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Studies， 2018.

[4]趙紅梅，王文華.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測評[J].統計與決策，2022，38（23）：28-33.

【基金項目：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HNSK（ZX）21-91）；海南省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22RC724）】

（作者簡介：魏小丹，海南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貿易經濟和財務管理）

（作者單位：海南經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