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研究
——基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

鄭鎮航

(湖北大學 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逐漸駛入“新常態”,產業結構不合理、創新動力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凸顯,且傳統的發展方式也觸碰到了動力不足的瓶頸。如何有效轉變發展方式、探尋發展新動能,助推我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增長成為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要論題。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致力于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進行深度融合,以數字經濟自身的發展潛力賦能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不斷催生和孕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新動能。這不僅為我國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我國數字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必要且可行的路徑。與此同時,新時代經濟社會建設應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一方面我國正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節約戰略,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引導企業著重綠色技術創新及綠色技術、綠色工藝的推廣應用。另一方面我國積極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政策實施,立足我國的能源稟賦,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并規劃新型能源體系建設,高度謀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藍圖。而目前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是貫徹黨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展重大論斷的關鍵一環。盡管當下的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正加速調整優化我國傳統產業結構,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并為國內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但其背后的傳導機制是怎樣的,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處于什么位置?數字經濟能否借助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更大的驅動作用,其中的規律和機理又是如何?解決以上問題有利于進一步了解與分析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并探究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發揮的效應,對我國經濟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一)關于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定義與發展意義

近年來,“數字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已然成為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雖已有眾多的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進行了研究和解釋,但如今卻尚未出現統一性的成果。其中,Rouse(2016)將數字經濟初步定義為基于數字技術的經濟,并著重強調了信息和通訊技術在數字經濟活動網絡中的重要作用[1]。Dahlman(2016)則將數字技術進行進一步的拓展,認為數字經濟是在結合了多種通用技術的基礎上開展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活動[2]。而發展數字經濟則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數字化水平,催生新業態的同時不斷優化我國的經濟形態。中國信通院(CAICT)于2021年8月出版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中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盵3]

提及綠色技術創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內涵和發展意義進行了研究。楊東和柴慧敏(2015)通過將綠色技術創新與傳統的技術創新相對比,得出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兩個突出特點:一方面是綠色技術創新主要是基于對創新知識及路徑的探索的創新,另一方面是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企業,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得單一的環境效益,還想要借此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4]。而發展綠色技術創新則有助于推動我國產業鏈和產業結構的綠色升級,降低資源使用成本并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助力我國雙碳政策的有效實施。劉仁厚等人(2022)基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認為綠色技術創新是我國未來經濟社會實現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且在雙碳政策的背景下,預測綠色技術創新將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上演關鍵角色[5]。

(二)關于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

如今現有的文獻已經證實了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等主體以及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例如郭豐等人(2022)發現在產學研合作上,數字化技術增強了信息的流動性,增強了企業間的創新協作能力,從而加強企業間的產學研合作水平,進一步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并且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使得人力資本結構不斷得到優化,為城市綠色技術的創新發展奠定了良好的要素基礎和發展助力[6]。同時在具體的影響成效上,王鋒正等人(2022)以 2016-2019年中國滬深A股資源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數字經濟水平對資源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呈現“∩型”影響[7]。

(三)關于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

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國內外學者重點關注的話題。其中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從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中的一個單一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對于數字產業化,典型的例子便是信息通信技術通過產業化成功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通過產業聯動和技術擴散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例如Heo和Lee(2019)便通過研究發現信息通信技術產業(ICT)的發展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原因是信息通信技術產業(ICT)獨有的聯動、溢出與擴散效應能夠給產業結構升級帶來正向驅動作用[8]。另一方面,從產業數字化角度出發,產業的數字化水平提升能夠對產業結構升級形成直接的正面影響。例如Sungjoo(2009)發現獲得數字技術的加持通常會使得主體的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而她通過進一步研究確認信息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具有催化作用[9]。但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是循序漸進的,并且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發揮的效力并不相同。陳曉東和楊曉霞(2021)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層層遞進、逐步實現的,同時數字產業化在兩者的關系傳導中起到了基礎性作用,而產業數字化起到的作用則更為顯著[10]。

(四)關于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

早期眾多學者的研究主要是放眼于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這兩者的關系。Romer和Lucas將技術進步要素內生化,于經濟內生增長理論中表明技術增長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11,12]。而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一個延伸的新概念,所得到的關注度亦在不斷攀升?；诋斚隆皠撔?、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新發展理念,綠色科技創新革命正加速構造一個全新的產業生態,通過利用綠色技術創新打破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壁壘,著力將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發展狀態,讓綠色技術創新成為經濟新常態下助力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支撐力量。對此,劉在洲等人(2021)研究發現綠色技術創新可以優化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投入結構和產出效率,提高產業附加值,使產業從資源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13]。

(五)關于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

目前將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納入同一個研究框架的文獻并不多?；趯σ延形墨I的分析,可以發現的是:一方面,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并伴隨著顯著的空間溢出性與區域異質性[14];另一方面,雖然現有研究已嘗試將綠色技術創新納入同一傳導機制,且同樣推測其在數字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存在中介效應[15],但對于實際發揮的傳導作用分析尚不完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完善與補充。因此本文將在已有的少數研究基礎上,著重探究綠色技術創新在發揮其中介作用時可能存在的機理機制。

(六)文獻述評

通過對相關已有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已經有許多學者對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以及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過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為后續探究三者之間進一步的內在關系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但可以發現的是,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大多都是集中于其中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僅有少數文獻將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及產業結構升級三者納入同一框架進行研究。并且更多是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關于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發揮傳導作用的說明篇幅較少,多數僅為研究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將依托已有相關文獻的研究方向,深入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并將綠色技術創新納入同一框架,研究能否通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并且更加完善三者之間的傳導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直接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而且能夠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分析思路如下。

(一)數字經濟和產業結構創新

數字經濟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物,與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密切聯系,具有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數字資源為關鍵要素、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動力的特點[16],同時擁有更新迅速、創新空間大、優化資源配置、打破時空壁壘、破除要素供需矛盾等重要功能。

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數據顯示:“截止至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9.8%;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 8.4萬億元,占GDP比重為7.3%;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 37.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2.5%?！盵17]這表明數字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整體中的地位不斷攀升,影響力不斷擴大。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可分為“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及“數據價值化”四大部分,對于當前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1.數字產業化。數字產業化是指以信息為加工對象,以意識產品為成果,以介入全社會各領域為市場,對本身無明顯利潤但是可以提升其他產業利潤的公共產業。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源泉。在數字產業化方面,要按照國家“新發展模式”,著力提高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與競爭力。如今隨著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以及其在產業經濟領域的滲透擴散與融合應用,數字化轉型已然成為中國產業賣相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新動能。而根據技術生命周期理論可知,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我國國內譬如軟件服務業、信息通信業、電子信息制造業等產業已經逐漸進入成熟期階段,而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及人工智能等產業正快速發展為數字經濟的潮頭。當數字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一方面其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會產生倒逼效應,倒逼傳統產業在保護自身市場份額時積極進行轉型升級以保證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同時數字產業在與傳統實體經濟產業進行協作時,可通過產業關聯、技術擴散等效應促進產業間的技術融合,并逐步削弱產業間的技術壁壘[18],帶動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從而使產業結構向更高水平發展。另一方面,當市場中具有高新技術和高產出效率的數字產業占比上升時,正面促進的效用便會使得整體的產業結構得到高級化。同時,由于資本的逐利性,數字產業化的影響還包括以高額的利潤空間和發展潛力吸引傳統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的轉移和進入,具體表現為各類要素不斷向數字產業聚集,使得整體數字產業規模發展更為迅速,三大產業各自占比愈發趨向利于總體經濟平穩發展的局面,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2.產業數字化。產業數字化就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即傳統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取得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近年來,由于數字技術在不同產業進行廣泛的滲透和應用,催生出車聯網、智慧物流、無人超市、兩化融合、智能制造及平臺經濟等融合型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使數字產業鏈得到延伸,使整體的產業結構得以升級。而面對數字經濟時代下市場涌現出來的大量新需求,數字化產業可以憑借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以及正不斷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進行精準定位及分析,把握需求端的同時改善信息不對稱問題并提升信息的流通速度,以此提高資源配置和流通的效率,在降低產業生產成本的同時提升生產效率,從而做到供需適配,使產業的總效益和附加值增加,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3.數字化治理。數字化治理是一項將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及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進行融合,在重塑政府治理流程、提升治理的精準化與高效化水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最后構建出一套合理有效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的重大變革[19]。隨著數字化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政府管理采取簡政放權,降低數字經濟準入門檻,例如“電信業務申請材料縮減50%以上”“材料審批用時縮短25%”等,有效激發了數字經濟市場活力。同時做到放管結合與技管結合,不斷完善數字經濟法律法規,有效規范數字經濟發展秩序,從而提升數字產業整體質量,亦保障了其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效果,為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提供便利。最后數字化治理正加速推動數字政府的建設,使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得到更加便捷和快速的解決,而人民群眾的問題得以解決,幸福感與購買力的提升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大助力。

4.數據價值化。數據價值化是指以數據資源化為起點,經歷數據資產化、數據資本化階段,實現數據價值化的經濟過程,包括但不限于數據采集、數據確權、數據定價及數據交易等一系列價值活動[20]。近年來,隨著數據價值化發展,我國數據要素市場格局逐漸明晰,數據要素市場體系正加速構建。作為這一系列活動的主角,數據資源要素正快速流通于國內外市場的各個產業、各個部門以及各個環節。一方面,數據資源要素的快速流動和優化配置能夠推動傳統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和高級化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數據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潛力價值足以吸引眾多資本的投資,推動新商業模式產生的同時促使新產業得以孕育和發展,不但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乘數倍增效應。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數字經濟能夠驅動產業結構升級。

(二)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

一方面,本文認為數字經濟能夠通過產學研融合、人力資本優化、投資吸引、政策扶持、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水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完善基礎設施、信息流通共享及綠色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促進傳統產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1.數字經濟帶來的數字技術手段能夠很好地促進產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產學研融合,信息的交互以及緊密的聯系與協同能夠顯著激勵傳統產業提升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水平。

2.數字經濟的發展孕育了大批的新興技術產業,其對于高技術人才的需求和引進會優化人力資本結構,為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創新人才要素基礎。

3.數字經濟產業自身所具有的資本可獲得性以及國家政策的優惠扶持使得其在推動傳統產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4.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為傳統產業綠色技術創新提供良好且有效的生產要素和基礎設施,優化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所需要素的配置水平,在降低其研發生產成本的同時使效率大幅提升。

5.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流通速度加快,信息獲取變得更為容易,同時由于數字技術的外溢性和共享性,因此傳統產業中的先進綠色創新技術在剛出現時便會迅速外溢,受到其他企業的爭相模仿和學習以保證自身的競爭力,進而使得整個產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水漲船高。

6.數字經濟所依托的數字技術植入城市建設和管理中,加快了智慧城市的建設,提升了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運營水平,優化了各個運行環節的效率,可體現在能源高效利用、轉化率提高等,而綠色智慧城市的建設離不開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加持,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成為社會建設發展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傳統產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1.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不僅能夠優化資源的合理配置,顯著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還對于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資源節約有著重要作用。

2.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較高的傳統產業會更具有競爭力,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生產要素和資源會因生產效率的高低而發生流向變化,故此機制會倒逼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或者淘汰末端落后產業,使得整體產業結構得到升級。

3.綠色技術創新將會催生一大批具有綠色生產技術工藝的新型環保技術產業,對于相關產業會產生關聯效應,使得整條產業鏈得到延伸和綠色升級,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4.綠色技術創新的累積效應會使得相關產業的規模報酬遞增及生產成本遞減,推動新型綠色產業不斷發展壯大,而在此期間的剩余勞動力則會逐漸向第三產業轉移,使產業結構得以升級。

5.在國際上,隨著世界各國對于環境保護的呼聲愈發強烈以及環境規制的不斷完善,中國傳統產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將會在國際市場上增強競爭優勢[15],進而推動中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邁進,驅動產業結構升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數字經濟能夠通過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升級。

三、實證分析與檢驗

(一)模型設定

為了更為系統地分析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以及驗證上述兩個假說,本文提出了以下三個計量模型:

lnisi,t=β0+β1lndeli,t+ρlnXi,t+ui+εi,t

(1)

lngtii,t=β0+β1+lndeli,t+ρlnXi,t+ui+εi,t

(2)

lnisi,t=β0+β1lndeli,t+β2lngtii,t+ρlnXi,t+ui+εi,t

(3)

在以上三式中,isi,t表示i省第t年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本文通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ris)與高級化(ais)兩個方面共同測量。deli,t代表i省第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gtii,t代表i省第t年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Xi,t則表示可能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一系列控制變量;ui表示存在不可預測的個體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干擾項。

其中(1)式是為了直接驗證數字經濟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實證結果用以分析本文提出的假說1;(2)與(3)式則是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作用以及綠色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所起到的中介效應,所得到的實證結果則用以佐證本文所提出的假說2。具體的步驟是先通過模型(1)式中得到的β1系數的正負性及顯著性驗證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繼而通過模型(2)式的系數進一步判斷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水平提升是否存在正向影響,在此成立的基礎上將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納入同一模型(3)式,最終通過檢驗(3)式所得出的系數的正負性與顯著性來驗證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

(二)變量選取、測度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is)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實際反映為資源要素在各個產業間的流動配置與利用效率。本文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ris)與產業結構高級化(ais)兩個維度,兩者共同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本文借鑒郭炳南等學者的做法進行測度,其具體公式如下:

(4)

產業結構高級化(ais)則是通過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進行測度,其公式如下:

(5)

2.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l):本文基于現已有的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在汪曉文[14]和尹相森[21]等學者的測度指標構建基礎上加以創新,在其原先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經濟應用程度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程度”這三個一級指標的構建基礎上,又新增添了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兩個一級指標以及其相對應的“R&D經費支出情況和專利申請授權數”與“工業企業R&D項目(課題)數和技術合同成交量”這四個用以衡量的二級指標。

最終構建出以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以及數據價值化這五個維度進行分析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其中,以互聯網普及率和移動電話普及率測度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水平;以軟件業務收入和電信業務量測度數字產業化水平;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數字金融數字化測度產業數字化水平;以R&D經費支出情況和專利申請授權數測度數字化治理水平;以工業企業R&D項目(課題)數和技術合同成交量測度數字價值化水平。具體詳細的指標說明見表1。最后利用熵權法構建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dig)。通過省級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出發,并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要求、人才需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數字金融發展現狀,體系構建結果能夠較好的反映出我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的水平。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

3.中介變量

綠色技術創新(gti):基于目前現有的研究上看,大部分學者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是綠色專利的申請數和授權數。本文認為相較于綠色專利的申請數,綠色專利授權數更能反映出一個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實際提升,因此本文選擇采用綠色專利授權數這一指標來衡量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4.控制變量

為了使得本文的模型估計更為合理,減少因變量遺漏等原因導致的估計結果偏誤,本文還加入了若干個也可能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的控制因素,進一步分析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數字經濟發揮的重要作用:(1)經濟發展水平(gdp)用地區人均gdp水平來衡量;(2)科學發展(sd)用實際科學支出費用來衡量;(3)政府干預(gov)用政府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4)對外開放水平(open)用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5)人口規模(pop)用各地區年末人口總數來衡量;(6)基礎設施(inf)用人均道路里程數來衡量。最后,為了減少異方差,控制變量均采取自然對數形式。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2011-2020年31個省級地區為研究對象,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的計算指標數據、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體系的部分二級指標數據以及控制變量數據均來自各省統計局官方最新發布的統計年鑒,一些缺失值采用線性插補的方法加以處理。數字經濟中大部分二級指標的省級數據來自eps數據庫與國泰安數據庫,而各省的綠色專利授權數則是通過國際綠色專利分類編碼(IPC)以及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專利申請信息采集整理所得。所有參與實證分析的變量統計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基準回歸分析

由于考慮到一些不可預測的要素變量也會對產業結構升級造成影響,因此本文在實證分析過程中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減輕未預測變量所帶來的影響,最終樣本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通過模型(1)與模型(3)可知,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del)與產業結構合理化(ris)及產業結構高級化(ais)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81與0.333,而在加入控制變量后,兩者的回歸系數結果雖然有所降低但仍為正數,并且均在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均有正向影響,即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存在正向驅動作用,這一實證結果佐證了本文的假設1。而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回歸系數明顯高于產業結構合理化,這一結果說明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作用會強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結合當下的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一方面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數字技術手段提高了產業的生產運作效率,產學研的融合為產業發展提供人才儲備,進而優化了產業的人力資本結構,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了資源配置的水平,推動了新興產業的孕育和發展。同時,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也推動著我國的產業結構進一步朝著中高端水準不斷邁進。因此,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于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作用成效更快,更為明顯,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水平不斷提升,亦會拉動我國整體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

表3 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基準回歸結果

而在控制變量中,經濟發展水平毋庸置疑地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影響顯著為正,很明顯,正如我國如今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并探究經濟發展新動能則成為當下的重點話題,因此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于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的需求也隨之增長。同時,我國的對外開放水平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是顯著為正,對外貿易的發展一方面能夠通過出口增加我國的外匯儲備,另一方面對外貿易的發展加之數字經濟對營商環境的改善以及政策的扶持,有助于吸引外商的投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促進作用。對于科學發展指標本文使用的是各省實際科學支出費用度量,實證結果顯示它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存在阻礙。這表明科學發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強產業的生產效率和技術研發水平,同時能夠拉動高技術產業的孕育發展并推進現有產業的技術升級,從而助力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然而,由于三大產業各自的實際科學費用支出水平并不均勻且經費使用的質量也不一致,因此會導致最終的發展狀況參差不齊,雖然能夠促進特定產業向更高端水準邁進,但對于整體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提升不利。而人口規模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不顯著,原因在于即使一個地區的年末人口總數規模很大,但是由于其中的高等知識與技術人才的占比小且較為穩定,因此對于整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并不顯著。最后,政府干預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顯著影響,而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不盡人意,原因在于近十年來相對于第一、第二產業,政府對于第三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更大,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傾斜一方面使得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促進了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另一方面卻使得地區三大產業的均衡發展收到影響,并不利于地區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五)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將綠色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納入同一框架進行分析,研究綠色技術創新在我國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過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前文已經通過理論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在整體傳導機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現使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該傳導機制是否存在。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是研究數字經濟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檢驗結果是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843,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模型(2)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反映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創新是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分別為0.061與0.166。模型(3)與模型(5)則是將綠色技術創新指標納入了檢驗模型,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相較于基準回歸模型,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有所下降,但仍處于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同時,納入了綠色技術創新指標的檢驗模型在模型整體擬合優度上均有所上升,說明綠色技術創新指標的納入提升了數字經濟會對產業結構升級形成驅動作用的解釋力度。據此,本文認為綠色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過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佐證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設2。

表4 分步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六)異質性分析

由于我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狀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情況存在差異,因此有理由認為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也會存在顯著差異。而前文已有的分析均是基于全國31個省整體層面的研究,因此現將31個省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兩個部分,各自探究其中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回歸系數均高于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此結果的原因已在基準回歸檢驗中進行了分析。相較之下,在產業結構合理化層面,中西部的回歸系數略高,原因是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狀況相對于東部地區較為落后,即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更大,潛力更足。因此在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驅動作用所帶來的邊際效益更強,而東部地區由于發展時間更早且發展更為迅速,可能已經步入了邊際效益遞減階段。而在產業結構高級化層面,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會高于中西部地區,原因在于東部地區本身的經濟發展狀況較好,基礎設施更為完善且人才資本基礎更為雄厚,同時數字經濟起初最先發展于東部地區。因此在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中,東部地區的影響程度與發展進程會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同時本身東部地區的第三產業占比高,再加之數字經濟的驅動以及產業間的優勝劣汰,使得原先的第三產業進一步向高級化、高端化水準邁進,由此表現為數字經濟對東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效果更強。

表5 地區區域異質性分析結果

(七)穩健性分析

1.分階段回歸

本文為了驗證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的穩健性,首先采用分階段回歸分析方法,將樣本總體分為2011-2015年與2016-2020年兩個部分,并分別對其進行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影響回歸檢驗,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1)(2)(4)(5)的結果顯示,在兩個時間段內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與前文實證分析的結果相一致,故驗證了前文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表6 分階段回歸與變量替換分析結果

2.變量替換

其次,本文采用變量替換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測度方法借鑒了干春暉[22]等使用的泰爾系數進行替換,其公式如下:

(6)

而產業結構高級化則是借鑒了郭炳南等的變量替換方法,使用i省第三產業第t年的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測度,公式如下所示:

(7)

TH是一個正向指標即TH的值越大說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越高。變量替換方法的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3)和模型(6)的回歸結果皆表明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呈顯著的正向影響,檢驗結果與前文所得到的結論相一致,因此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因此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早已成為我國當下發展的重要議題。[23]而近年來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一大重要契機,如何正確且有效地利用數字經濟助力我國經濟突破發展瓶頸亦是眾多學者關注與研究的重點話題。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研究數字經濟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并利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綠色技術創新在此過程中產生的中介效應。研究結果得出:第一:本文運用熵權法以十個數字經濟相關指標構建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體系,并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兩個角度衡量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最終利用基準回歸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發現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并且通過分階段回歸以及變量替換兩種方式驗證了該研究結論的穩健性。第二,本文將綠色技術創新與數字經濟及產業結構升級納入統一框架進行研究,理論分析出了數字經濟能夠經過提升產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傳導機制,并通過分步中介效應檢驗發現綠色技術創新能夠提升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解釋力度,且回歸結果顯示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的確發揮了中介效應。第三,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存在空間異質性,通過將全國31個省份分為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分別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驗證了這一說法,即在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驅動作用強于東部地區,而在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作用上明顯弱于東部地區。第四,研究發現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水平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由于不均勻的實際科學費用支出水平和較低的高技術尖端人才占比以及政府政策資金扶持的傾斜等原因使得這些要素在當下發展現況中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根據以上研究結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推動數字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持續賦能。近年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潛力與其所帶來的巨大效用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要積極推動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讓數字技術的創新枝芽長在粗壯堅挺的傳統產業樹干上,以尖端技術加持傳統產業,達到降低成本而提高效率的目的[24]。同時要不斷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將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轉化為生產要素,通過技術和管理創新及商業模式融合,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最終形成數字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另一方面,要加強數字化治理與數據價值化,政府治理工作的準確與高效可為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提供巨大便利,并且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秩序的規范有助于提升數字經濟整體的發展質量。同時要加速構建數據要素市場體系,讓數據要素在規范地快速流通中發揮其最大的價值,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倍增效應。

2.提升產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發揮其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效用。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政策鼓勵產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例如對采用綠色工藝和綠色創新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產業提供政策性優惠,讓產業實現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25]。并且要不斷催生新型綠色技術產業,對產業鏈進行延長與綠色升級,促進綠色產業集群形成,產生關聯效應的同時提高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要將綠色創新思維運用到我國的現代化經濟建設之中,努力構建一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3.著力推進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東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協同并進。本文通過空間異質性檢驗可知,由于資源配置順序的先后以及自身數字化發展水平的差異,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整體利好,但區域間的水平差距較大,總體呈現出“東強西弱”的局面,但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卻不容小覷。因此,我國在推進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應將發展經驗和成果同步分享給中西部地區,同時要在硬件投資建設上給予支持。一方面可以推進中西部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多開展線上線下數字經濟發展研討會與交流分享會議,多進行數字人才交流、引進與培養活動。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要挖掘自身的區位優勢,揚長補短奮起直追,爭做數字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4.注重數字創新技術的研發,提高科學研發人員待遇,培養數字創新人才。本文的基準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不均勻的實際科學費用支出水平以及較低水平的高技術尖端人才占比是限制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原因之一[26]。歸根到底,尖端人才與創新技術才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要保證科技研發經費的投入水平與使用質量,要保證科研經費的實際使用情況,設立激勵機制鼓勵數字創新技術的研發。同時可以在高校設立數字經濟相關的專業課程,不定期開展研討活動與講座講演,培養真正有興趣、有能力的高等技術人才。要進一步推進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促進產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與聯系,解決高校人才就業問題的同時優化產業的人力資源結構,達到互利共贏的效果。

總而言之,現代化經濟建設不是一個人的負擔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使命,當下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正處于關鍵時期,無論是數字經濟還是綠色技術創新都是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重要要素之一。因此,要積極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為助力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增添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