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女性勞動力市場發展演變的規律

王忠玉 王偉

2023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3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哈佛大學教授戈爾?。–. Goldin），以表彰她對美國和其他高收入國家“促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理解”的研究。諾貝爾獎評委會表示，這位現年77歲的哈佛大學教授“首次全面介紹幾個世紀以來女性的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而且“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的原因，以及性別差距的主要來源”。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哈馬松（R. Hjalmarsson）表示：“克勞迪婭·戈爾丁的研究發現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同時“通過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得到了深刻理解并正確地稱呼它，這為我們鋪就了一條更好前行之路?！?/p>

除了諾貝爾獎外，戈爾丁還因為她在經濟史和勞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工作而獲得了許多著名獎項和榮譽，其中包括三次理查德·萊斯特獎（Richard A. Lester Prizes，分別于1990年、2008年和2022年頒發），設立這個獎項的目的是表彰在經濟史上的優秀著作。此外，她還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1989年）和哈佛大學（1995年）教學獎，以及由勞動經濟學家學會頒發的明瑟獎（Mincer Prize），以表彰她在勞動經濟學方面的職業成就（2009年）。另外在2019年，她因在性別差距分析方面的開創性研究貢獻而獲得BBVA基金會經濟學、金融和管理領域的知識前沿獎（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in Knowledge Award）。

戈爾丁的學生時代

戈爾丁1946年5月14日出生于美國紐約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大學就讀于康奈爾大學，1967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69年和1972年分別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學生時代的她曾經受到了三位學者的有益影響。第一位是美國微生物學家克魯伊夫（P. de Kruif，1890—1971），那時她才進入初中學習階段不久，有一次瀏覽閱讀《微生物獵人傳》（The Microbe Hunters），被書中刻畫的微生物學所吸引，進而萌生想要學習和探索微生物的初衷。后來升入高中學習期間，她有機會參加康奈爾大學的微生物學暑期課程。

第二位是美國經濟學家卡恩（A. Kahn， 1917—2010，被譽為航空業放松管制之父）。戈爾丁高中畢業之后，去康奈爾大學學習微生物學，當讀大二年級時，有一次選修卡恩的經濟學課程。她被卡恩的廣博學識所吸引：講課層層深入富有邏輯，同時優雅而風趣。戈爾丁回憶那段經歷時說：“他非常善于利用經濟學來揭示隱藏的真相。就像當年克魯伊夫的故事讓我喜歡上了微生物學一樣，他的故事讓我喜愛上經濟學?！睆拇酥?，她非常喜歡經濟學的產業組織理論，以至于后來她選擇高年級論文題目時，就確定為關于通信衛星的管制問題。

1967年，戈爾丁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全部課程獲得優秀成績，這為她攻讀經濟學博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久，她選擇芝加哥大學讀經濟學博士。受到卡恩影響，博士學習開始，她打算選擇產業組織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從那個年代來看，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學習產業組織理論確實是非常好的選擇，當時芝加哥學派正如日中天，包括奈特（F. Knight， 1885—1972，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斯蒂格勒（G. Stigler， 1911—1991，芝加哥學派在微觀經濟學方面的代表人物）等產業組織領域的重量級學者坐鎮于此。然而，一個偶然機會再次促使她命運的軌跡發生變化。

戈爾丁遇到了第三位影響自己的學者、芝加哥大學的貝克爾（G. Becker， 1930—2014），他于1992年因“將微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拓展到非市場經濟領域的人類行為之中”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貝克爾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到母校經濟系。貝克爾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學者，那時經濟學研究主題基本是和“金錢”有關的，但貝克爾則另擇路徑，將經濟學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婚姻、家庭、成癮、犯罪等社會領域。在當時，有不少年長學者對他的研究方向不以為然，但對于年輕學者來說，他的這種做法十分具有吸引力。正在學習的戈爾丁選擇了貝克爾的經濟學課，很快就迷戀上這個研究方向，并放棄原本計劃將產業組織作為自己探索方向的想法。在貝克爾指導下，她開始研究勞動經濟學。從后來戈爾丁的研究方向上，確實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貝克爾留下的影響。

在讀博期間，戈爾丁選擇了福格爾（R. Fogel，1926—2013）的經濟史課程。福格爾與諾斯（D. C.North， 1920—2015）于1993年一起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兩人發展了計量史學，將統計分析應用于經濟史研究。在經濟史學領域，福格爾是一位宗師級的大家。在他之前，盡管經濟史學研究者會援引和運用一些歷史數據支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但對歷史數據的應用基本局限于簡單描述統計內容。然而，福格爾進一步發展并開創了嶄新之路，不僅將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大規模應用于對歷史的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研究觀點——“奴隸制是有效率的”等。福格爾對奴隸制生產效率的經濟史研究成果非常令人震驚，他研究發現，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35%，而黑奴并非傳統觀念認為的那樣懶散、無能和低效，從平均意義上講，黑奴比自由的白人農業工更加勤奮和高效。他認為，評價經濟制度的標準不僅考慮效率，還需要包括道德。奴隸制被終結，不是因為它的體系不能有效率地運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們要求從政治上消除這種不道德的體制。福格爾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解釋，廢除奴隸制本質上是人類在倫理、道德上的進步。

福格爾的研究方法和探索之路又一次深深地吸引了戈爾丁。她最終決定將計量史學和勞動經濟學交叉領域的專題作為自己的探索方向。戈爾丁于1972年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論文主題涉及南北戰爭前美國城市和南方工業奴隸制，指導老師是福格爾，并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梢钥闯?，戈爾丁的博士論文與福格爾的研究一脈相承。

從那時起，戈爾丁和福格爾開始研究奴隸制經濟學。她經常參與芝加哥大學的計量史學會、經濟史協會和美國經濟協會的各種研討會，和探索計量史的經濟研究者相識，以至于后來成為后兩個組織的主席。另外，受邀參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美國經濟發展計劃（DAE）工作，并多次參加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年度會議。

戈爾丁的學術生涯

從取得博士學位前的1971年開始，戈爾丁就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執教。1973年，她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助理教授，1979年離開普林斯頓，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副教授并于1985年晉升為教授。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并成為該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

1975年，戈爾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美國南方城市的奴隸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歷史》[1]，該書是由博士論文加以完善而成，從表面上看該書似乎是從一個小問題開始的，但它具有相當廣泛的意義。通常，美國歷史學家將1850年代城市奴隸人口的減少解釋為該制度在南方城市的弱點所致。福格爾的門生戈爾丁通過對廣泛的原始檔案展開研究，收集奴隸價格和職業的數據，同時巧妙地運用經濟學供求關系，特別是構建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來測量需求，引入需求彈性的概念來解釋流行的勞動制度與勞動力下降之間的矛盾。當奴隸價格在1830年代至1850年代上漲時，城市奴隸主發現將奴隸賣到農村地區是有利可圖的。戈爾丁將城市奴隸制描述為一種充滿活力、靈活的制度，它允許奴隸在選擇就業和居住方面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一些城市奴隸的技能水平相對較高。她的觀點與當時其他關于奴隸制的研究有所不同。書中大量采用歷史數據作為推理佐證。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戈爾丁與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多篇優秀論文，這些論文對經濟學和經濟史依然很重要，它們都是基于出色的理論模型，同時進行原始研究和二次研究定量分析。這里選擇幾個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論文。例如，1975年，她與劉易斯（F. D. Lewis，現為加拿大皇后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合作發表論文《美國內戰的經濟成本：估計和影響》[2]，提出一種新穎的間接估計方法，以此探索假設在沒有沖突下存在特定消費流情況的計算，這種消費流與實際實現的消費流之間的折現差就構成了戰爭代價的間接衡量標準，然后運用這些估計值來解決涉及戰爭的總體和分配影響的各種經濟問題。論文研究成果顯示，內戰的經濟成本以及戰后復蘇所需的人力和物質資本的成本都極為高昂。

1980年，戈爾丁和劉易斯繼續合作發表論文《工業化的相對生產率假設：來自1820—1850年美國案例》[3]，對美國獨立后經濟增長的特殊模式進行重新審視，檢驗了當時一個常見假設——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820年到1850年，美國東北部迅速工業化，而南方則保持農業。論文對早期工業化提出了如下假設：發展首先發生在那些由于各種原因，相對于成年男性而言，農業對女性和兒童的重視程度較低的地區。在工業化前的農業或傳統經濟中，女性和兒童的“相對生產率”越低，制造業發展越早，女性和兒童的相對工資增長就會越大，經濟生產的制成品也相對越多。論文提出了包含兩個經濟體之間“相對生產率”差異的雙部門模型，并應用它發展出與早期工業化過程有關的7個命題。他們還運用來自1832年和1850年兩次早期制造業普查的數據以及其他來源的數據，為假設提供了證據。最后得出結論認為：農業中相對生產率較低的因素在美國最初采用工廠制度和工業化的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認為，論文得出的結果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當代現象。

探索女性勞動力參與、性別差異等問題

進入1980年代之后，戈爾丁研究勞動經濟學和經濟史的范圍不斷擴大，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嫻熟的計量史學方法，諸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性別差異等問題。她先后發表一系列論文，既有獨立研究的成果，又有與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的探索，比如，《單身女性的工作和工資：1870年至1920年》[4]，《已婚婦女生命周期勞動力參與：歷史證據與啟示》[5]等。前一篇論文研究了美國從1870年到1920年單身女性的工作情況，利用1888年和1907年單身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數據，估計出單身女性的收入函數。這些女性在制造業的工作是以任務為導向，報酬經常采用按件計酬。隨著工作經驗不斷增加，收入急劇上升，并在早期達到頂峰。論文研究發現，單身女性在美國女性勞動力中處于主導地位，她們的職業需要許多在職培訓，但很少具有長期發展。估計的收入函數與這些婦女的生命周期勞動力參與是一致的。但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認為，這種和諧并不一定是普遍的，也不一定是長久的。而后一篇論文揭示和闡述了自1920年以來，已婚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增加了7倍，不過已婚就業婦女的平均工作經驗卻沒有大幅增加。論文對從1880年代到1910年代出生的女性群體的生命周期勞動力歷史的兩個數據集進行研究后發現，勞動力參與方面存在相當大的無條件異質性。有工作的已婚婦女對工作具有很大的依戀，而參與率的提高帶動了之前幾乎沒有工作經驗的女性。在1930—1950年期間，已婚就業婦女的平均工作經驗從9.1年增加到10.5年。此外，還討論了“工資歧視”的含義。

1990年，戈爾丁出版著作《理解性別差距：美國婦女的經濟史》[6]，探討美國歷史上女性勞動力的增長進程，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她的主要觀點，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入方面的性別差距已經縮小。在書中，戈爾丁將經濟學家的定量分析技巧與歷史學家的調查技巧結合在一起，對早期公布的數據進行重新解釋和調整，并創造性地運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前未被分析過的數據。該書的大部分內容分析了隨著時間推移，女性勞動力參與模式的變化。戈爾丁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發現，特別是關于已婚婦女的角色。對189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重新分析表明，1890年白人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與1940年一樣高。但是在二戰之后，白人女性就業率明顯上升之前的最初幾十年里，盡管白人年輕單身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有所上升，可是白人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實際上是下降的。白人已婚女性的參與呈U型曲線的說法，與人們普遍認為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加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同時還討論了其他的主題，包括男女工資差距、性別職業隔離、“工資歧視”。

1993年，戈爾丁發表論文《百年回首：大學對美國女性生活的意義》[7]，論文研究三組女大學畢業生，每組都按不同時代劃分，第一組是1890年前后出生、1910年前后畢業的女大學生，大學往往在家庭和事業之間提供了一套明確的選擇。對于這組群體的大多數女性來說，她們選擇職業時，幾乎總是與教學有關。第二組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1950年前后畢業的女大學生，大學為女性提供家庭和有償工作的機會。不過，這兩件事是按順序安排的——就時間和優先級而言，家庭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就業。大學為女大學生群體提供了嫁給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的機會。第三組人是1960年后出生、1980年后畢業的女大學生，大學似乎為女性提供與男性真正平等的機會。這組女大學生，不再像第一組女大學生所面臨的“家庭還是事業”的選擇，也不同于第二組女大學生的選擇“家庭還是工作”，而是通過自身努力想要兼顧家庭和事業。

1994年，她發表論文《女性在經濟發展和經濟史中的U型勞動力函數》[8]，以往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先下降后上升。這種U型曲線在經濟發展過程和當前發達經濟體的歷史中都有所體現。為什么是U型曲線呢？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論文利用100多個國家的數據和美國的歷史數據加以分析，探索女性勞動力U型函數的假設。當婦女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時，她們在家庭和家庭農場之外的唯一工資勞動是體力勞動，但當女性接受教育，特別是在中學階段，她們進入白領工作，這是不存在社會歧視的。

經濟學研究者認為，在許多職業中都存在性別偏見，但是很難證明這一點。關于這領域探索的先驅是貝克爾，他在1971年出版《歧視經濟學》[9]，幾乎同時，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阿羅（K. Arrow， 1921—2017）于1973年發表《歧視的理論》（《勞動力市場的歧視》[10]中的一章），這兩項研究是開創性貢獻。關于歧視的實證文獻主要關注群體（比如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收入差異，考慮到可觀測的生產率改變特征的差異。除了各種審計研究和其他研究外，極少有研究者能夠直接解決招聘實踐中的偏見問題。

1970年代，美國著名交響樂團的招人試鏡程序開始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增加參加試鏡的候選人數量，以及在試鏡過程中運用物理屏幕隱藏候選人的身份，以此確保招聘的公正性。這為研究和檢驗招聘是否存在性別偏見提供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方法。

2000年，戈爾丁和勞斯（C. Rouse）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論文《組織公正：“盲選”試鏡對女性音樂家的影響》[11]。論文運用從管弦樂隊管理文件和檔案中收集到的9個主要樂團的試鏡樣本。這些記錄包含所有候選人的名字，并確定那些進入下一輪的人，包括比賽的最終獲勝者。這些數據提供一種獨特方法來檢驗在招聘過程各個回合中是否存在歧視，甚至允許在面試中將個人聯系起來。論文提出一種假設認為，歧視限制了女性音樂家的就業，尤其是在偉大的交響樂團。

在1970年代之前，女性演奏者的數量非常少，而且許多負責招聘新音樂家的音樂總監公開表示，他們認為女性演奏者的音樂天賦較低。戈爾丁運用計量模型并采用雙差分方法分析盲選試鏡對女性音樂家的影響，利用真實數據，在個體固定效應框架下，研究發現屏幕增加了女性晉升和被聘用的可能性。雖然論文研究中某些估計值有很大的標準誤差，并有一個持續相反方向的影響，但確有充足證據表明，盲試程序促進了招聘的公正性，增加了交響樂團中女性的比例。

回顧戈爾丁的學術研究經歷，可以發現，戈爾丁作為一名經濟歷史學家（計量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其研究范圍涵蓋了廣泛主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中性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她最有影響力的論文涉及勞動經濟學中關于女性的問題，特別是女性對事業和家庭的追求、高等教育和技術對勞動力的影響、作為社會指標的女性婚后姓氏，以及避孕對女性事業和婚姻決定的影響。

2021年，戈爾丁出版了著作《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12]（中文版2023年7月出版），詳細闡述了美國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奮斗之路，是以前研究成果的融合和系統化。

戈爾丁尤其關注女性主題，她是這個領域的先驅。她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第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教授，哈佛大學之前一共聘用過五位女性經濟學家，在她之前沒有一位被授予終身教職。因此，戈爾丁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她作為一個女性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好的經濟系榮獲終身教職，這件事情給后人非常大的激勵。實際上，她曾經教過的學生當中，許多人在她的鼓勵下投身于經濟學研究。直到現在，女性經濟學家在整個經濟學家群體中已經占據著不可忽視的比例。

戈爾丁的丈夫卡茨（L. F. Katz）也是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系伊麗莎白·阿莉森（Elisabeth Allison）教授。2008年，戈爾丁和丈夫合作出版《教育和技術的競賽》[13]，這是關于20世紀美國教育發展史方面的一本書，研究教育史以及教育和技術變革對經濟不平等加劇的影響，在稱之為“人力資本”和“美國世紀”里，技術變革和教育密切合作，其原因在于美國向更廣泛的社會群體提供高中、大學和研究生教育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作者巧妙地結合各種各樣的歷史和經濟方法來講述這個故事。全書的理論框架建立在一個簡單的需求供給模型基礎上，運用恒定替代彈性生產函數（CES production function）進行定量化分析，對教育及其如何影響美國經濟發展主題的內容，給出綜合分析，對許多重要問題提供了回答，這些問題在作者將一些數據系列綜合在一起之前是無法回答的。

《教育和技術的競賽》的研究和寫作，是戈爾丁和丈夫在事業上互相支持合作的成果。事業本身讓家庭更加和睦，這個故事真的堪稱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的現實標桿，夫妻雙方互助家庭的楷模。

[1]Goldin C. 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1820—1860： A Quantitative Hist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Goldin C， Lewis F.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5， 35（6）： 299– 326.

[3]Goldin C， Lewis F.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99（3）： 461-487.

[4]Goldin C. The Work and Wages of Single Women 1870 to 192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0 （3）： 81-88.

[5]Goldin C. Life-Cyc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9， 7 （1）： 20-47.

[6]Goldin C.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Goldin C. The Meaning of College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Women： The Past One-Hundred Years. Queen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ingston （Ontario）， 1993.

[8]Goldin C. The U 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Schultz T. P. ed.，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61-90.

[9]Becker G.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0]Arrow K. “The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In： Ashenfelter O and Rees A， eds. Discrimination in labor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33.

[11]Goldin C， Rouse C. 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Effect of“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4）： 715–741.

[12]Goldin C. 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3]Goldin C， Katz L.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 計量史學 收入性別差距 教育和技術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