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理論后衛的總體性敘事

□朱國華

【導 讀】 作為《文學與權力: 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 英文版的自序, 作者試圖在向英語世界的假設讀者來解釋本書的學術意義時, 也在進行一種自我理解。 作者承認, 本書并未刷新既有文學理論的概念系統, 它不能歸入理論旅行中的創造性誤讀那一類偉大故事的類別下, 甚至有點老派地維護了某種宏大敘事的立場, 但相對于西方文藝理論的日漸艱澀化、 碎片化、 去文學化亦即精英化或非人性化, 這樣的論說策略依然提供了一種另類可能。

《文學與權力: 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 的雛形是2000 年年底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 2006 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初版印行的時候,我添加了附錄二和附錄三; 2014 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的時候, 我添加了附錄四, 其余部分并未進行重大修改。 在20 世紀末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的同時, 我在痛并快樂地學習近世以來的西方文學理論, 尤其是?？?、 布迪厄、 鮑德里亞、 詹明信這些人的論著。 之所以痛, 是因為他們的語言晦澀難懂; 之所以快樂, 是因為他們不斷給我帶來了獲得新知的驚喜。 事實上, 吸收他們的思想養分, 構成了我確立自己的問題意識的基本前提。 但我完全沒有意識到, 20 多年后, 會有這樣的一種幸運, 也就是享有盛名的羅特利奇出版社會出版本書的英文版。我的印象里, 西方主流出版社選擇中文學術著作加以歐洲語言翻譯的似乎以討論中國論域為主, 對中國學者討論中國問題, 可能有一種不言而喻的信任; 但對討論跨文化的普遍性問題的漢語學術著作歐洲語言的翻譯, 則似乎熱情并不太高。 這是可以理解的, 其原因與其說源于文化帝國主義的傲慢與偏見, 倒不如說, 這反映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實際情況是, 我們對解決本土問題尚且有點自顧不暇, 在大的方面來看, 恐怕還騰不出精力來思考諸多普世性的事實或實踐。 我不知道我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 是否存在政治不正確的嫌疑。 不過, 既然西方出版社終于對一名中國學者的西方理論論著產生了興趣, 這似乎便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進入本書之中, 對其進行重讀并對價值進行重新評估。 而這項工作首先可以從我對本書的“自我叩問” 出發。

我這里絲毫無意暗示, 本書獲得的某種殊榮證明了它的重要學術價值, 它有多大程度的價值顯然需要得到英語讀者們的檢驗。 不幸的是, 本書顯然并不太符合薩義德理論旅行理論的某種概括,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并沒有通過對西哲們的創造性誤讀, 構建一個具有結構復雜性的精致理論系統——薩義德腦子原本想的理論旅行, 是從一個理論系統中衍生出另一種多少帶有變異性的理論系統的演化過程, 而本書至多只是通過對諸多精致理論系統的挪用、 折中和改編, 會聚成一個唯物主義或者多少帶點實證主義傾向的視角, 重新回應黑格爾提出的藝術終結論的老問題。 那么, 作為一個西方理論中國化的諸多理論旅行故事中的一個非典型個案, 我必須應對的解釋壓力是, 要闡述它有何必要譯為英文出版。 我可能需要做個自問自答: 這個似乎老套的學術工作在英語世界還有意義嗎?

我的回答方式可能同樣老套,也就是既否又是。 “否”, 是指試圖通過閱讀本書, 刷新對文學理論的看法, 或者發現某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批評方法, 可能是徒勞的。 本書的基本內容, 其實在附錄四的第三部分有一個較為詳細的交代, 概言之, 黑格爾藝術終結論凸顯了文學合法性的命題, 而文學合法性依賴于對真理的辯護, 這就涉及到權力:權力一方面是文學的一興盛的原因,因為文學構成了一種符號資本或話語權力、 意識形態權力; 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終結或失去合法性的結果, 因為伴隨著它在表征領域里位置的急劇下降, 文學被擠壓到權力的邊緣。 當然, 附錄四旨在以歷史化、 語境化和本土化的立場反思和批判本書主要部分的宏大敘事和本質主義傾向, 這是多年后我對自己的批判。 但毋庸置疑, 它只能構成某種糾偏的效果, 不能影響全書的基本架構。 實際上, 從后結構主義在20 世紀下半葉興起之后, 這樣的寫作風格早已經被宣判過時了。 因此, 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偏離西方人文學科的傳統學術軌道, 盡管它采用了許多來自中國的經驗材料, 而且在敘事風格上, 它也許甚至比大部分西方文學理論著作更加清通明晰, 雖然其實對一些中國讀者而言, 它運用的范疇和概念太多,讀起來讓人氣悶——我們中國人更喜歡明快通透、 言近旨遠可以訴諸直接的自然理解的語言, 對抽象術語在文章中的狂轟濫炸常常會感到無法耐受。 我必須無奈地承認, 如果再過50 年, 羅特利奇出版社再編一本 《五十位主要文學理論家》(Fiftykeyliterarytheorists), 我會不會因為本書的表現而能成功入選該書, 我缺乏信心。

我必須要花費更多的筆墨談“是”。 首先, 我猜想羅特利奇選擇本書加以英譯, 很可能是因為它在中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 本書分成13 篇獨立論文, 曾經在一些學術雜志中刊出, 在知網所收錄的文章中獲得了廣泛引用。 截至2022 年6 月21 日, 引用總數為321 次。 作為一本獨立的著作, 在讀秀所收錄的著作中被引用67 次, 在知網所收錄論文中被引用64 次。 考慮到中國人文學科的著作總體上的引用率比較低, 這應該算是一個較好的成績。當然, 數據不能說明一切。 本書也得到了一些學者更顯性的關注。 在一些重要雜志上, 刊發了4 篇針對本書的長篇書評。 本書也算獲得過一些榮譽。 本書的一個章節曾經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后來整本書又獲得上海市二等獎。 本書在許多大學的中文系被指定為參考讀物, 也曾經出現過一些讀書會, 來討論本書的內容。就以上情形而言,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不謙虛地說, 本書在中國文學理論或文學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可見性。假如這個說法成立, 那么, 對關心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現狀的西方讀者來說, 本書就提供了一個具有參考意義的樣本。 窺一斑而知全豹,他們可以通過對本書的閱讀而初步認識到, 在中國得到某種認可的文學社會學的著作, 大概呈現為什么樣的狀貌。 其次, 如前所述, 本書可以理解為西方理論中國化的一個產物, 它顯然經歷了一個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或文化傳統與當代中國社會語境雙重壓力下加以塑形的過程,就此而言, 它不僅同樣配得上采用薩義德理論旅行的分析技術, 當然也許需要對該技術進行某些調整;而且, 對本書的理解, 還可以連接20 世紀文學共和國視域下中國與西方人文學科的對話關系。 最后, 本書盡管挪用了后結構主義或晚近媒介理論家的理論資源, 但是它主要遵循了看上去已經落伍的總體性的敘事原則。 不過, 正如現實主義文學似乎相對于各種現代主義或者后現代主義寫作已經屬于明日黃花,但是依然是一種吸引著許多讀者的文學風格一樣, 某種對文學的宏大敘事也可能還是一種值得留意或者尊重的觀察文學的方法。 漢朝史學家司馬遷的志向是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盡管他的后繼者們大部分謹慎地采取了斷代史的寫作策略, 但是他貫通古今的雄心, 即便在今天來看, 也具有振奮人心的崇高風格和表征力量。在今天, 西方文學理論進入了更新的演化階段, 實際上, 我主編了多卷本的一套書, 幾百萬余言, 期待對最近幾十年來涌現的各種流行的、前沿的、 新穎的西方文論有一個較為系統的介紹, 它已然出版。 我對它們的學習在感到收益頗豐的同時,感到存在若干流弊。 例如, 實證主義路線的理論往往對文學進行支離破碎的理解, 分析得過于瑣屑而忘記了自己的最終目的; 批判理論往往只把文學視為實現政治目標的一個趁手工具, 對文學經驗本身有所遺忘; 各種主義所附加的文學解說,采用艱深晦澀的詞語和跳躍的邏輯,讓人迷失在語言的迷宮之中無法自拔, 如此等等。 就此而言, 本書的結構與表達也許顯出了某種時代的滯后, 但畢竟還是提供了一種另類選擇的可能性。

綜合否與是, 正如我在題目中所說的, 本書只能作為一個“理論后衛”, 而無法作為足球場上沖鋒在前破門得分的“前鋒”。 我不敢肯定這本書能否獲得英文讀者的青睞。重復我在一本書自序中的一段話:在學術著作數量越來越大的同時,它得到閱讀的概率也越來越小。 我必須沮喪地承認, 這本小書也可能會死在它印行的那一刻, 所謂方生方死。 所以我要在最后把我的感謝贈送給本書每一位未來的讀者——謝謝你, 正如王子之吻喚醒了睡美人一樣, 正是你的閱讀, 小書的生命之燦爛, 才為你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