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能力視角下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研究
——以江西銅業為例

張子健,王思力

(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長沙 410081)

0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經濟高速增長所衍生的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開始顯現,對如何提升發展質量、實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國提出要力爭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也要“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綠色發展已成為實現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而要實現這一愿景,作為污染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雙重活躍主體——企業,責無旁貸。2022年4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工作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并首次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信息納入投資者溝通內容中。未來需要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明確政府和企業在環境治理中分別發揮的重要作用。

企業加強綠色管理決策,不僅是宏觀規制環境的要求,還具有其邏輯合理性。自然資源基礎觀指出,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現實背景下,企業要想獲得難以被模仿的、可持續的資源和能力,就需要在生產經營時注重環境治理,通過技術創新等手段形成綠色競爭優勢[1]。而當企業在動態情境中面臨環境問題困擾時,首先應當推進的戰略目標便是環境戰略轉型[2]。但實踐中,企業選擇的環境戰略、環境戰略轉型的時機、驅動因素和最終效果等都不盡相同。那么在新發展情境下,企業的環境戰略決策受到哪些因素的驅動作用? 不同的環境戰略會給企業發展帶來什么差異化影響? 企業最終又該如何決策以更好地適應高質量發展需要? 現有文獻尚未能較好地回答這些問題。因此,本文采用縱向案例研究方法,以江西銅業為研究對象,基于動態能力視角探究在內外部雙重因素驅動下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過程機制,并進一步揭示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1 文獻回顧和研究框架

1.1 動態能力理論

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是指企業為適應環境的變化,對其潛在能力進行整合、建立和重構的能力[3]。動態能力是助力企業進行戰略轉型和變革的基本動力,企業提升動態能力的過程,也是實現內部發展與外部環境變化相匹配的過程[4]。近年來有文獻將動態能力應用到了環境管理領域,并提出了“綠色動態能力”(Green Dynamic Capability)這一概念,以研究動態能力對企業環境治理的影響[5]。綠色動態能力理論指出,企業環境戰略的轉型依賴于具體的、可辨識的運作過程,這一實現過程中包括知識獲取、復雜的持續創新、組織學習和利益相關者關系管理等內容[5]。而企業所擁有的污染防治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協調管理能力等可支配的資源或能力,是影響企業環境戰略效果的關鍵所在[6]。由于企業日常經營中所接收信息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其要想在市場中搶占先機,就需要準確把握戰略轉型的時機和重點。而綠色動態能力通過對企業內外部資源和能力的整合、重構,能夠在厘清動態環境中的復雜信息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新的“行為慣例”,幫助企業完成環境戰略轉型[7]。

1.2 企業環境戰略轉型

1.2.1 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基本內涵

環境戰略是指企業為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而采取的諸如遵守環境規制等一系列的行動措施及其產生的結果[6]。通常將其劃分為反應型環境戰略、防御型環境戰略、適應型環境戰略和主動型環境戰略四種類型[8]。企業環境戰略轉型正是其從反應型環境戰略等較低層次的被動型戰略向主動型環境戰略等較高層次的前瞻型戰略的轉型[9]。戰略轉型內涵還可以從戰略內容變化和戰略路徑變化兩方面進一步明晰[10]。在戰略內容變化方面,企業環境戰略轉型體現在領導者對待環境問題態度的轉變[6]、內部員工親環境行為參與度的提高[11]以及在組織層面更主動地進行知識學習、綠色生產和綠色技術創新等活動[12]。在戰略路徑變化方面,企業最初制定環境戰略是對外部環境規制做出反應的一種被動行為[13],隨著自然環境對其發展的約束加強,企業逐漸意識到應實施更為主動的環境戰略。而由于企業間資源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不同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歷程和結果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企業會按照“反應型環境戰略—防御型環境戰略—適應型環境戰略—主動型環境戰略”的路徑完成環境戰略轉型[10],但實踐中不少企業出于時間、成本等考慮,會試圖直接實現從反應型環境戰略到主動型環境戰略的跨越來獲得競爭優勢。

1.2.2 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驅動因素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指出,企業環境戰略的轉型過程會受到環境規制[14]、利益相關者壓力[15]、動態能力[3]、組織文化環境[16]和管理者認知觀念[17]等多種不同要素的驅動作用。具體來說,首先,隨著環境規制主體、手段、強度和實施情況等方面的變化,企業選擇的環境戰略會相應進行調整[18],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對企業制定環境戰略的影響作用大小也有差異[19]。一般而言,根據其內涵的不同,環境規制可分為命令型環境規制、激勵型環境規制和自愿型環境規制三類[20]。其次,企業為了處理好與利益相關者間的關系以維持良好的社會形象,會主動調整其實施的環境戰略[21]。再次,綠色動態能力通過在把握恰當的轉型時機、為轉型提供戰略支撐和明確轉型的具體路徑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來驅動企業環境戰略的轉型[9]。最后,從組織行為學角度,組織內部倡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會顯著影響員工個人的親環境行為,進而影響領導者對環境戰略轉型的價值判斷[22]。

1.2.3 企業環境戰略轉型對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1)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在頂層設計層面,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落實到具體層面,主要從狀態視角對企業高質量發展進行了界定,認為其是一種動靜結合的企業狀態,刻畫了企業的發展狀態、發展過程和發展結果。企業高質量發展是相對于低水平、低層次和低質量發展而言的,是企業發展追求的目標狀態,在實現過程中需要一定的資源基礎、能力稟賦和戰略使命的支撐[23]。綜合企業發展系統、價值實現層次和價值對象范圍三個維度,企業高質量發展可提煉出資源能力突出、產品服務一流、管理機制有效、綜合績效卓越和社會聲譽良好等典型特質[24]。

(2)企業環境戰略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

目前較少有研究直接探討企業環境戰略轉型與其高質量發展的關系這一問題,更多的是關注轉型后的效果,即環境戰略轉型將會如何影響企業績效。而事實上,企業高質量發展在多個方面都與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表現有著共性:其一,在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過程中,不論是資源、能力的提升,還是產品服務、管理機制的完善……都實質上體現了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特質。如隨著轉型的推進,企業將更加注重技術創新,提供綠色產品和服務[15],而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樣要求其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產品功能,為社會提供經濟、環保的產品與服務[24]。其二,從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結果來看,環境戰略的選擇將影響企業的創新、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績效表現[25-26]。而企業高質量發展作為集約型、內涵式和可持續發展范式的集成,也強調企業除了關注自身的財務績效,還要努力實現包括利益相關者、社會等更全面的綜合績效的提升[24]。綜上所述,通過資源、能力等因素驅動,在逐步完成環境戰略轉型的過程中,企業發展水平也逐漸達到目標狀態,最終實現卓越的綜合績效。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實施更具前瞻性的環境戰略會對企業高質量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1.3 文獻述評

現有文獻已對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基本內涵、驅動因素和轉型效果等問題進行了較豐富的研究,但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在研究內容上,已有研究僅探討了不同要素對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驅動作用,而對具體實踐中這一轉型的過程機制與內在邏輯提及甚少。同時在探討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效果這一問題時,尚未有研究基于我國新發展情境,將環境戰略轉型的效果與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聯系起來,并對此進行綜合性評價。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研究多采用實證量化的方法,關注其靜態特征,而難以較好地將環境戰略轉型對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機理進行清晰闡釋,對現實的指導意義較弱。因此,本文基于動態能力視角,采用縱向案例研究方法,刻畫內外部雙重因素驅動下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過程機制,并探究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

1.4 研究框架

外部環境規制的變化和內部綠色動態能力的提升,共同促成了江西銅業由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到主動型環境戰略的轉型[9],在轉型過程中,不同階段企業實施的環境戰略會對其發展質量產生差異化影響?；诖?本文遵循“驅動因素—環境戰略—實施效果”這一路線:首先,厘清企業發展不同階段外部環境規制的具體內容及其變化;其次,分析動態情境下企業的綠色動態能力對其資源和能力進行整合、建立和重構的過程并指出其階段性特征,由此明確在內外部雙重因素驅動下企業選擇的環境戰略;最后,構建企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從多維度評價不同階段實施的環境戰略給企業發展帶來的差異化效果,進一步揭示出環境戰略轉型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圖1)。

圖1 研究框架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選取與階段劃分

本文以江西銅業為案例研究對象,主要有3個理由:①企業應對環境問題敏感,即外部環境規制變化會顯著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江西銅業既是國有企業,也是我國銅冶煉行業的龍頭企業,產權性質和所處行業的特殊性使其受到的環保約束較多。公司在發展早期曾出現過環境污染問題,跟蹤其在后續期間是否調整了環境戰略,具有較強的研究價值。②企業的環境戰略階段性變化較為明顯,并具有可持續性。在中國神華、洛陽鉬業和廈門鎢業等備選案例中,江西銅業不同時期環保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等的變化情況更符合案例選取要求。③企業數據資料豐富且易于獲得。江西銅業成立于1997年,2002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長期的發展歷程為縱向深度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料。

開展縱向案例研究的前提是進行階段劃分。從本文的研究思路出發:外部環境規制的變化和內部綠色動態能力的提升分別作為直接外因和內源動力,共同影響著企業的環境戰略選擇,推動其完成環境戰略的轉型。由此可以認為,對這兩個驅動因素的動態識別和分析,是劃分企業環境戰略轉型不同階段的關鍵?；谏鲜龇治?通過整理江西銅業自成立以來與其面臨的規制環境、動態能力有關的數據資料,歸納分析其在發展歷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戰略調整、關鍵事件以及重要節點,并結合對其不同時期綠色動態能力的編碼分析結果,最終綜合起來形成判斷,將江西銅業環境戰略轉型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表1)。

表1 江西銅業環境戰略轉型過程的階段劃分Tab.1 The stage division of Jiangxi Copper’s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process

2.2 數據收集

本文主要以二手資料為數據來源,包括:①權威媒體對企業的專題報道、評論文章;②江西銅業多位公司高管的公開演說、訪談對話與相關言論;③企業在巨潮資訊網、上海證券交易所官網等渠道公開披露的信息;④中國知網(CNKI)、Wind等數據庫的有關資料。雖然受到研究條件的制約,缺少當面訪談企業的一手資料,但基于已有的案例研究經驗,本文借助二手資料展開質性研究也是可以接受的[27-29]。其一,二手資料來源廣、時間跨度大且細節豐富[30],適合對企業環境戰略轉型這一長期過程展開研究,且相較訪談而言公開數據還能避免由印象管理和回溯性釋義帶來的誤差[31]。其二,從本文的邏輯思路出發,外部環境規制和內部綠色動態能力的變化共同促成了企業環境戰略轉型。一方面,環境規制政策這一因素通過環保部門網站等官方渠道獲取更為準確、可信;另一方面,作為一家行業地位較高的國有上市公司,公司高管公開接受媒體訪談的內容及其言論可以代表他們真實的觀點,同時從年報、社會責任報告等可提煉出與企業環境戰略決策相關的關鍵事件并進行編碼分析,也可以把握企業動態能力的變化。同時,本文在數據收集時,重視方法的科學規范性以及數據來源的多樣性,利用三角驗證來保證所收集數據的信度和效度。

2.3 數據分析

本文以江西銅業環境戰略轉型過程中的各個階段為案例分析單位,運用Corrbin 和Strauss[32]提出的編碼技術和程序,對收集的數據資料進行編碼分析,通過開放式編碼和主軸式編碼提煉出企業綠色動態能力的維度,并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

2.3.1 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指對收集的來源廣泛、內容雜亂的原始資料進行揉碎、重組和歸納的過程,目的是實現原始資料的逐步概念化和范疇化[33]。其編碼過程主要包括(表2):①對收集的原始資料進行仔細梳理,找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語句并貼上標簽,形成關鍵語句。通過初步分析,從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分別提取了27、51、85和126條關鍵語句。②通過對得到的關鍵語句進行重復者合并、無效者剔除以及歸納整理,提煉出更為精簡、契合的概念。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分別提煉出11、25、54和62個概念。③根據合理的邏輯關系對概念進行進一步聚類,最終在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分別抽象出6、11、20和23個范疇。

表2 開放式編碼示例(第四階段)Tab.2 Part examples of the open coding(in the fourth stage)

2.3.2 主軸式編碼

主軸式編碼的主要任務是,探討發現開放式編碼所得到的范疇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情境關系或過程關系等潛在的聯系,并以此將每個相對獨立的范疇進一步展開歸納分類,從而最終形成若干個主范疇[34-35]。在主軸式編碼過程中,將江西銅業環境戰略轉型中各個階段的范疇進行分析歸納,并參考其他的綠色動態能力維度測量題項[36-37],提煉出核心范疇,最終獲得了環境感知能力、學習吸收能力、整合協調能力、綠色創新能力4個主范疇(表3)。

(續表)

表3 主軸式編碼示例(第四階段)Tab.3 Part examples of the spindle coding(in the fourth stage)

2.3.3 理論飽和度檢驗

在對新收集的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時,如果不再產生新的概念和范疇,則表明達到了理論飽和[34]。在已有資料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補充了江西銅業2023年上半年相關的網絡二手資料做理論飽和度檢驗,所得結果基本與前文分析一致,在編碼過程中并未得到新的概念和范疇。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的數據資料收集和編碼分析在理論上已達到飽和。通過編碼分析,統計出江西銅業綠色動態能力各維度在企業環境戰略轉型不同階段的企業編碼條目數(表4)。

表4 江西銅業綠色動態能力的編碼條目統計結果Tab.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ding items for each dimension of Jiangxi Copper’s green dynamic capability

2.4 構念測度

為測度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現有文獻主要采用單一指標法和多維度指標法。單一指標法以全要素生產率為唯一評價指標,在實證研究中應用較為普遍;多維度指標法則基于不同視角,綜合各個維度來構建分總指標?；诖?為更好地體現出企業環境戰略轉型對其發展質量的綜合性影響,闡明高質量發展這一概念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本文采用多維度指標法,構建了適用于江西銅業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及評價指標體系(表5)。

表5 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及評價指標Tab.5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3 案例分析

3.1 第一階段(1998—2006年):反應型環境戰略

3.1.1 環境規制整體較弱:以法律法規出臺為主的探索階段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在發展早期,由于國民經濟的初始規模較小而區域生態環境的容量大,我國企業大多秉持“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理念,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態度,實質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為典型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經濟粗放式發展背后的生態破壞問題初顯;另一方面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使得國家在政策制定時更多地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并依照國際準則進行相應調整。我國開始從戰略高度上重新審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關系:1998年6月,為加強對環境保護的統一規劃和監督管理,國家環境保護的主管機構被升格為正部級單位;2002年1月,第五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首次將環境保護列為政府的五項重要職能之一;2002年11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重要論斷,環境保護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在此基礎上,我國政府探索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將環境問題正式引入社會公眾的視線。如:2003年1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指出,應發展循環經濟,督促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清潔能源和原料,改進工藝技術,從源頭上減少污染;2003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施行,強調要對各類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實現從“先污染后治理”到“先評價后建設”的轉變;2006年6月,國家發改委頒布《銅冶煉行業準入條件》,從工藝設備、資源綜合利用和環境保護等多方面明確了銅冶煉行業的準入條件。

總體而言,在此階段我國的環境規制體系建設已具雛形。但仍存在著規制主體單一、工具簡單、政策定量化要求較少和強制性不足等缺陷,使得企業事實上受到的外部環境規制的約束力度較為有限。對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來說,繼續憑借資源優勢快速擴張,才是發展的主要選擇。

3.1.2 第一階段綠色動態能力的特征

由編碼統計結果可知,第一階段江西銅業的綠色動態能力整體較弱,環境感知能力和學習吸收能力維度特征明顯。其中環境感知能力對企業戰略決策起主導作用,占編碼條目總數的55.56%。這主要由于:一方面,江西銅業在這一階段正處于成功掛牌上市后的快速發展時期,公司秉持著“快速發展”的戰略方針,以“提高生產能力,增強資源儲備,鞏固行業地位”為戰略重點,需要充分了解行業環境、把握市場動態變化,同時借助國內外先進設備和技術,擴大生產規模,以實現快速擴張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江西銅業作為我國的綜合性銅生產企業,由于所在行業和所有制性質的特殊性,使得其具有更高的政策敏感性并感受到了更大的環保約束力,由此在其他維度的動態能力尚且缺乏完備的成長環境時,有力促成了環境感知能力這一維度的優勢地位。

而受企業戰略的影響,這一階段公司的相關投入主要表現為通過設備引進、技術模仿以提高生產能力進而鞏固行業地位,而很少涉及自主技術創新,專門的綠色項目或綠色技術創新也稀缺。在應對生產經營壓力時,首先考慮的也是調整生產計劃、完善產品銷售網絡運行機制和提高資源儲備等非創新性手段。同時,盡管江西銅業在此階段延伸了自身的產業鏈,但大多局限于銅加工產業的行業上、下游,尚未涉足高技術領域,產品的增值空間較小。再加上此時很少與高校、科研院所等展開合作,因此造成了這一階段企業整合協調能力、綠色創新能力較弱的特征。

3.1.3 反應型環境戰略下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在效益發展維度,得益于這一階段保持的粗放式發展模式,江西銅業依靠豐富的礦產資源儲備和大型資產積累,專注于擴大生產和銷售規模,營業收入維持了近40%的年平均增長率,實現了銷售收入和凈利潤的穩步提升(圖2)?？傮w而言,這一時期企業盈利能力和增長能力的提升,主要受產品銷售價格上漲、銷售結構調整、外購礦生產比例減小以及自有礦山生產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響。

圖2 反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銷售收入與凈利潤Fig.2 Sales revenue and net profit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綠色發展維度,如前所述,環境治理并非江西銅業這一階段的發展重心,公司對這方面的內容提及甚少,相關表述也較為不明確,如“通過引進技術對德興銅礦酸性水進行治理,初步實現了礦區污水變清水的環保治理”,缺乏持續性的客觀數據支撐。由此可知在此階段江西銅業并未取得較多可量化的綠色發展成果。

在創新發展維度,首先,在創新人才方面,在此階段江西銅業并未對外公布其研發人員具體數量,從員工受教育程度來看,盡管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員工占總員工數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但公司絕大部分人員的學歷仍然較低(圖3),創新人才儲備不足。其次,在創新資本方面,在當時較為寬松的外部監管環境下,江西銅業追求的是簡單擴張式的發展,由此與每年的營業收入相比,公司的研發投入額顯得不足,尤其缺少與環保相關的創新投入,且江西銅業甚少對外披露當期研發投入的具體金額,研發創新意識較薄弱。最后,在創新成果方面,應驗了“投入少、產出少”這一規律。從公布的財報來看,在此階段江西銅業的無形資產賬面價值絕大部分來源于采礦權、土地使用權,而非通過自主研發形成的資產。且盡管其在年報中強調“公司長期堅持科學技術攻關”,但后續所列舉的科學技術成果卻均為“引進應用”他人的技術所得,難以體現出真實創新能力的增強。

圖3 反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員工受教育程度分布情況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education level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發展維度,首先,在員工權益方面,在此階段江西銅業的應付職工薪酬總額逐年增加,2006年更是增長上千倍(圖4),契合了企業加速擴張時期的龐大用人需求。其次,在社會公益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社會責任履行主要體現在銷售規模迅速擴張下企業經濟效益的實現為國家帶來的利稅貢獻。最后,在安全合規方面,由于當時政策環境和監管力度尚且不嚴,公司并未因違規行為而受到較多處罰。

圖4 反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應付職工薪酬Fig.4 Employee remuneration payabl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開放發展維度,與國內銷售收入總額的快速增長保持一致,這一時期江西銅業海外地區收入總額同樣逐年增加,由6 997.00萬元上升至229 267.60萬元,并在2002年公司實現了230.19%的增長率,但此時公司海外營收的產品業務構成、地區來源等均較為單一,整體海外業務能力不強。

3.2 第二階段(2007—2011年):防御型環境戰略

3.2.1 環境規制逐漸加強:以政府績效考核為主的落實階段

進入2007年,國內能源供應矛盾總體趨于緩解,一些地區的高耗能行業又呈盲目擴張之勢。當時我國經濟總量持續擴大,GDP增長率多年維持在10%左右。但這一高速發展仍是以資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破壞為代價?；诖?政府逐步提高了對環保工作的重視程度并進一步明確相關政策要求,推動了我國環境規制體系建設。

2007年10月,國家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這一重要命題,指出要基本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江西省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加強對企業環境問題的監管和引導:2010 年2 月《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實施方案》發布,對有色金屬冶煉業重點防控,嚴格上市公司環保核查。同年12月出臺《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實施方案》,進一步提出要加強對有色金屬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的監管,著重解決其可能造成的酸雨等污染問題。2011 年4月發布《關于支持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工作的意見》,意識到德興等銅礦資源重點城鎮環境問題突出、資源日益枯竭,鼓勵引導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轉型。此外,在此階段我國環境規制力度加強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將環境目標的實現情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之中。2007年11月國務院發布《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考核辦法》,增加環?？己藛栘熤坪汀耙黄狈駴Q”制,突出了地方干部的污染物減排績效這一考核項目。由此一方面環保責任分解至各省市區,降低了地方政府為經濟發展而“包庇”污染企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加大了規制政策的落實力度,推動我國環境規制由“軟約束”向“硬約束”轉變。

縱觀來看,這一時期我國的環境規制體系仍是以命令型環境規制為主,行政強制力雖加強,市場激勵卻不足。企業進行環境治理依然更多是政策要求下的被動行為,而在權衡違法違規行為、加強環境保護的成本與效益后,很少會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開展環保工作和綠色創新活動。

3.2.2 第二階段綠色動態能力的特征

與第一階段相比,江西銅業第二階段企業綠色動態能力各維度的條目數均有所增加,條目總數從27條增加至51條。首先,環境感知能力、學習吸收能力是這一階段的兩個關鍵維度,二者總占比達到了68.63%,這是因為:一方面出于感知市場形勢變化、環保政策調整和尋求發展機會等需要,環境感知能力對企業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從以引進設備、技術為主的單方面獲取外部先進知識,到完善職工培訓體系并提倡知識共享,知識學習和吸收由第一階段的個體學習轉化為以群體學習為主,并經過不同階段的積累,在未來企業創新和整合能力提升上發揮關鍵作用。其次,整合協調能力的提升幅度較大,相較上一階段,條目數增長了很多。以收購國際國內地區銅礦等金屬礦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資源整合增多,與企業快速發展戰略相契合的整合協調能力顯著提升。最后,相較其他維度而言,綠色創新能力特征仍不明顯:一方面,創新投入、環保領域的自主創新成果等尚有不足;另一方面,諸如“2011年上市公司十大環境污染事件之一”等多起環保事故的發生也對公司環保設施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環境治理能力提出了疑問。

3.2.3 防御型環境戰略下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在效益發展維度,從總體來看,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產銷規模繼續擴大,銷售能力進一步提升,2011年全年銷售收入總額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江西銅業在此階段的銷售收入總額逐年增加,其收益水平卻呈現出整體下降的態勢(表6)。2010年收益率雖較上年度有較大增長,但究其原因是依靠宏觀經濟環境回暖帶動了陰極銅等產品的工業需求、使得其市場價格和銷售量攀升,同時進口銅精礦補貼等政府補助收入增加也帶來短期影響。這一態勢的形成主要由于:一方面,在江西銅業的產銷結構中,高附加值的產品占比仍較為有限,而陰極銅、銅桿線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貢獻了一半以上的營業收入,核心競爭力不足;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銅、金、銀等生產原料的外購數量增幅顯著,而公司本身采取的是以自主加工為主的生產經營模式。選擇提高委托加工占比,在當時我國環境規制約束加強的特定背景下,起到了向外轉移自身環境污染成本的作用,也帶來了毛利空間被擠占、利潤水平波動的結果。

目前，技術對調查的影響力還停留在第一現代性階段，即技術之于調查工作更多體現為嵌入性而非控制性。調查人員對于技術的依賴性尚未達到諸如智能手機對人的控制程度。在多數時候，由于技術運用的諸多阻礙，調查人員并未真正和技術進行親密接觸，依然保持著技術的意識理性。但從長遠來看，在完成技術嵌入后，不可避免地將進入自反性階段。這就推導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圖景：科技自反性該如何克服？在自反性現代階段，不是人控制技術，而是人受技術的束縛與支配。人一刻也不能離開技術，否則思維就要重置?？梢韵胂蟮膱鼍笆?，當調查人員的思維起點已然不是集體決策而是如何通過技術獲取信息時，自反性就已經形成。

表6 防御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銷售收入和凈資產收益率Tab.6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綠色發展維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指出,自2007年以來江西銅業每年投入2～3億元用于環保治理設施建設,并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表7)。但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07 年、2008年公司通過發行可轉債等方式共募集資金1 063 650萬元,其中僅有27 261萬元專用于環保領域,且這一時期企業環境污染事件屢有發生。江西銅業作為一家排污體量較大的上市公司,環保達標并不意味著造成的污染小,僅在監管壓力下追求環保治理的合規性而缺少足夠的環保投入、規范化的運行管理,難以實現真正的綠色發展。

表7 防御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三廢”綜合利用情況Tab.7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three wastes”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創新發展維度,首先,在創新資本方面,在法律法規約束和環保違規成本加大的壓力下,江西銅業加快了自主研發創新的步伐,2007—2009年公司的科研經費投入分別為1 808萬元、2 136萬元和1 380萬元。其次,在創新人才方面,公司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員工所占比例不斷提高,初中及以下較低學歷者比重逐漸下降,員工整體學歷水平提升。最后,在創新成果方面,截至2009 年,江西銅業共有376項技術成果獲得專利授權,2010年、2011年分別獲得專利授權54項、113項?？梢姽救〉昧艘恍﹦撔鲁晒?但相較于收入水平和發展規模,其在研發創新領域的投入和產出仍顯得不足,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在共享發展維度,首先,在安全合規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發生了尾礦泄漏、污水排放超標和廢水違規排放等多起事故,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同時也加重了公司的經營額外負擔(表8)。其次,在社會公益方面,銷售收入的增長推動了江西銅業利稅貢獻總額的逐年增加,2011年社會貢獻總額達134 億元,2008 年至2011年公司的每股社會貢獻值分別為2.39元、2.15元、3.03元和3.87元。最后,在員工權益方面,應付職工薪酬總額仍保持穩定增長的趨勢,從2007 年的20 632.30 萬元上升至89 517.95萬元,進一步迎合了公司生產銷售規模持續擴張的用人需要。

表8 防御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違法違規行為情況Tab.8 The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開放發展維度,這一階段公司海外地區收入總額繼續逐年增長,2009年江西銅業被批準成為七家允許開展進口銅精礦、出口銅及銅產品加工貿易業務的銅冶煉企業之一,海外業務收入增長率232.58%,業務發展邁向了新高度。

3.3 第三階段(2012—2015年):適應型環境戰略

3.3.1 環境規制日趨嚴格:多元化環境規制體系的形成階段

隨著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持續推進,我國能源、資源需求呈剛性增長,廢棄物產生量不斷增加,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要求更為迫切。2012年11 月國家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被列入其中,我國綠色治理體系建設邁入嶄新階段。

2015年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新《環保法》)經修訂后實施,其中強制要求重點排污單位向社會如實公開環境信息,并創新性地推出了“企業違法排污行為按日計罰、上不封頂”“企業環境違法信息計入社會誠信檔案并向社會公布”等舉措,加強了對環保違規行為的監管力度。這一時期還出臺了許多專門適用于銅冶煉行業的政策文件,如2014 年5月發布《銅冶煉行業規范條件(修訂)》,從污染物排放總量、污染物處理工藝技術等多個方面對銅冶煉企業提出了要求。同時我國還摸索出了推進綠色治理體系建設的新模式——區分不同污染類型,開展專項污染防治行動。2013年12月江西省也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此外,除了命令型規制的強化,這一時期市場激勵、公眾參與等規制主體在環境問題上的影響力也得到提升。市場激勵方面,2013年2月,工信部發布《關于有色金屬工業節能減排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強化財政稅收政策對有色金屬行業節能減排工作的支持引導作用;2013年8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將“建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作為我國環境資源領域一項重大的、基礎性的機制創新和制度改革來推進。公眾參與方面,新《環保法》中明確了“公眾參與”原則,并提出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依法受理環保公益組織的訴訟請求;2015年7月發布的《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進一步對社會公眾該如何參與環保工作作出了具體說明。

由上述可知,在此階段我國的環境規制體系在監管模式、手段和強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從“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的出臺,到凸顯市場激勵優勢的排污權交易、獎勵稅費機制的實施,再到鼓勵社會公眾有序參與環保工作,共同推動了我國多元化環境規制體系的初步形成。而對企業而言,這一體系意味著可能面對更大的環保違規處罰力度、更強的綠色治理激勵機制。

3.3.2 第三階段綠色動態能力的特征

通過統計發現,江西銅業在第三階段的企業綠色動態能力整體得到較大的提升,環境感知能力、整合協調能力和綠色創新能力為該階段的三個關鍵維度。首先,環境感知能力依然是關鍵維度。諸如在2015年底帶頭多家銅冶煉行業骨干企業宣布聯合減產35萬噸、將企業使命由“共創、共享”變更為“致力于持續發掘資源價值,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全新修訂的《事業宣言》中將“成長為廣受尊敬、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資源型企業”確立為企業愿景等一系列舉措,體現了江西銅業作為行業領先的國有企業敏銳感知外部環境形勢變化的突出能力。其次,與之前階段不同,第三階段的整合協調能力、綠色創新能力由較弱維度變為關鍵維度,增強幅度明顯。這主要得益于企業發展基調的調整。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發展基調由“穩中求進”變更為“穩中求進,改革創新”,其外部業務發展重心從兼并擴張轉變為了積極與競爭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展開戰略合作。最后,在監管壓力、經濟下行壓力和經營業績壓力等多重壓力下,江西銅業堅定了綠色創新的發展道路,通過加強科研人才引進、組建技術研究院等多種手段來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并取得了一定階段性成果。

3.3.3 適應型環境戰略下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在效益發展維度,盡管因業務規模擴大、產品銷量增加和貿易收入的增加,2012—2014年江西銅業的銷售收入總額仍在增加,但其營業收入增長率卻持續下降,凈資產收益率的同比增長率一直為負值,2015年更是較上年度下降78.01%(表9)。同時公司的凈利潤也逐年減少,凈利潤率不斷下降。且在收益率增長水平慢于收入增長的情況下,收益率下降速度卻要快于收入的下跌速度。由此可知,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盈利能力和增長能力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表9 適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銷售收入和凈資產收益率Tab.9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綠色發展維度,在內外部緊張的經營形勢下,江西銅業在節能減排、污染控制和循環經濟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步。如2012年公司萬元產值可比價能耗同比下降2.2%,節約標煤1.74萬噸;通過“三廢”綜合利用回收銅金屬55 750噸,生產三氧化二砷2 283噸,利用余熱發電2.04萬千瓦時,生產硫酸燒渣24.3萬噸,循環經濟帶來的收入超46 億元。截至2015年,江西銅業累計投入節能減排資金20多億元,淘汰落后工藝、更新補充設備6.2萬臺套,建成投產了16個循環經濟項目。

在創新發展維度,首先,創新資本方面,在適應型環境戰略下,江西銅業的研發投入明顯增加,企業更重視產品與技術的創新,但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仍然不高(圖5)。其次,在創新人才方面,公司大專及以上學歷員工占全體員工的比重首次超過了初中及以下學歷者,但從研發人員數量來看,2015年江西銅業在年報中首次公布了公司研發人員數量為653人,僅占公司總人數的3.1%,還難以完全支撐起公司的自主創新活動。最后,在創新成果方面,2012—2015年江西銅業共有367項技術成果獲得專利授權(表10),整體來看技術創新成果較為豐富,但仍存在獲得的發明專利數量較少、綠色技術成果不足和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率較低等可完善之處。此外江西銅業還參與了多項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修訂工作,如2013年參加了《粗銀化學分析方法》等七項行業標準的修訂工作。

表10 適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有效專利數量Tab.10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ten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圖5 適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研發投入及其占營業收入比例Fig.5 The amount of R&D investment and ratio of R&D investment to operating revenu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發展維度,首先,在安全合規方面,環保監管日趨嚴格,2013年江西銅業先后因重金屬污染、建設項目違反環保規定等問題遭到了有關部門的處罰。2015年的罰款支出中也包含了為尾氣顆粒物濃度超標、雨水溝廢水排放超標等事項支付的罰款(表11)。環保成本的上升讓江西銅業深刻意識到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性。其次,在社會貢獻方面,2012—2014 年江西銅業的每股社會貢獻值分別為3.50 元、3.40元和2.69元,即利稅總額的減少使得企業縮減了對外捐贈等非經營支出。最后,在員工權益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的應付職工薪酬總額逐年減少,2012—2015年應付職工薪酬增長率分別為-11.25%、2.98%、-15.24%和-9.46%。經濟效益的下滑使公司縮減了員工薪酬福利費用等支出,并控制了用人規模。

表11 適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違法違規行為情況Tab.11 The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開放發展維度,與公司銷售收入變化情況保持一致,2012—2015年江西銅業海外業務收入總額也呈先增后減的趨勢。海外業務收入增長率逐年下降,由2012 年的107.48%下降至2015年的-19.33%。

3.4 第四階段(2016 年至今):主動型環境戰略

3.4.1 環境規制呈多元化:多元化環境規制體系的完善階段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生態環境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被擺在了國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環保事宜也越來越關注。我國多元化環境規制體系的建設正全方位推進。

其一,在命令型環境規制方面,2018年5月《銅鋁等有色行業規范及準入條件》修訂,從技術、能耗和環保等多方面提高了行業準入門檻。同年又陸續發布了多項環保標準,進一步規范了企業污染防治工程建設和運行管理。此外這些年來我國不斷完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的披露標準,如2022年4月公布《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工作指引》,證監會首次將環境保護等信息披露納入其中。其二,在市場型環境規制方面,2016—2018年我國首部專門體現“綠色稅制”的單行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及其《實施條例》頒布并施行,環?！百M改稅”的完成,有效發揮了稅收杠桿的綠色調節作用。2018年4月江西省發布《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實施細則》,指出將探索引入第三方支付機制,推進能效貸款、節能減排收益權和排污權質押融資等治理新模式,提升排污單位污染治理的積極性。2021年12 月,江西省排污權上線交易啟動儀式在南昌舉行。此外,隨著2016年《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發布、2020年“雙碳”目標正式提出、2021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開市,我國綠色金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其三,在自愿型環境規制方面,2018年4月《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印發,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環保公眾參與制度的規范化。同時環保認證、環境審計等社會化環境治理手段逐漸完善,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開始主動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環境相關報告。

綜上所述,近年來我國涵蓋“命令型+激勵型+自愿型”的多元化環境規制體系逐漸完善,綠色經濟正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在環境規制監管趨向常態化、多元化下,企業既感知了來自外部的環保壓力,也增添了其綠色創新的內在動力,綠色發展成為了其實現自身穩定增長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3.4.2 第四階段綠色動態能力的特征

在第四階段,江西銅業的綠色動態能力整體提升顯著,編碼條目總數為126條,達到較高水平。環境感知能力、整合協調能力和綠色創新能力成為三個關鍵維度。值得注意的是,整合協調能力、綠色創新能力的總條目數為69條,兩個維度的總占比為54.76%,其中綠色創新能力單一維度占總體比例達到了34.13%,為各維度中最高。究其原因,這一統計結果與公司在該階段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實施的發展戰略相契合。近年來,江西銅業正式提出并實施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產業鏈與創新鏈的“雙鏈協同”賦能企業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貫徹落實以“三年創新倍增”“技術創新戰略規劃”等為代表的企業發展計劃,對其綠色創新能力進行針對性提高。如通過與中南大學、中國科學院沈陽金屬研究所等合作創立產學研合作平臺,聯合江西省科學院及省內重點銅業企業等組建“銅產業創新聯盟”,集聚原始創新和集成突破的強大勢能。并構建和完善“成果+平臺+股權+運營”的轉化機制,促進技術創新與市場應用精準銜接,保障公司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另一方面,以綠色礦山、工廠建設為抓手,培育綠色新型產業,發展綠色項目,并逐漸形成了主輔結合、虛實互補和產貿融協同共進的江西銅業產業“共振帶”。江西銅業高質量發展銅、金冶煉等傳統產業,也培育新材料、裝備制造等新興產業,不斷優化產業布局。同時堅持“全產業鏈”思維,參股或并購了江西華贛、鑫銅置地、江西萬銅和廣東桃林等生態環保企業,成立環境資源科技公司,進一步優化環保資源配置,在全產業鏈尋求機會和增值空間。

3.4.3 主動型環境戰略下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在效益發展維度,從總體來看,隨著這一時期企業環保創新的持續投入,環境戰略轉型對經營業績帶來的積極影響逐漸顯現出來。自2016年起江西銅業的績效呈現出逐漸回升的態勢,銷售收入和凈資產收益率都大體保持著穩定增長的趨勢,顯現出業績增長快于收入總額增加的創新內源效應(表12)。在2021年“三年創新倍增”計劃的收官之年,江西銅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更是躍升至8.69%,其他效益指標也實現了增長。此外,由于前期環保治理設施的投入和加大自主研發創新力度等原因造成了短期內成本的增加,導致江西銅業2015年、2019年的經營績效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圖6)。

表12 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銷售收入和凈資產收益率Tab.12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圖6 2012—2022年江西銅業的凈資產收益率Fig.6 Return on net assets of Jiangxi Copper from 2012 to 2022

在綠色發展維度,江西銅業開始積極響應國家綠色發展戰略,2019—2022年間分別投入3.00億元、3.29億元、7.86億元、12.20億元專用于環保領域,環保投入占資產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截至2022年,報告期末共有4家礦山入選國家級綠色礦山、8家工廠入選國家級綠色工廠。在合規排放、節能降耗和生態復墾等方面均取得了較好成績(表13),公司對環境的不良影響逐漸降低,環境績效提升顯著。

表13 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環境績效Tab.13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創新發展維度,首先,在創新資本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增強了創新的內在動力,公司的研發投入總額逐年穩步增長,2016—2022年間年均研發支出超過35 億元(圖7)。同時江西銅業抓住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機會,圍繞節能環保、清潔生產和超低排放等領域布局了一系列的綠色項目,僅在2020—2021年公司已結項或取得階段性成果的產研項目中,便有26個與綠色相關的研發創新項目。

圖7 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研發投入及其占營業收入比例Fig.7 The amount of R&D investment and ratio of R&D investment to operating revenu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其次,在創新人才方面,2016—2022年間,江西銅業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進了許多創新人才,公司的研發人員數量由2 473人增加到5 347人(其中博士101人、碩士438人),增長了116.22%(圖8)。并通過開辟晉升崗位通道、給予產業化成果科研激勵和建立知識產權分享機制等方式,不斷激發其創新動能。

圖8 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研發人員數量及其占總人數比例Fig.8 The number of R&D staff and ratio of R&D staff to total headcount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最后,在創新成果方面,一方面,2016—2022年間江西銅業獲得授權專利的數量持續增加,且其中發明專利數量較多,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幅度提升(表14),公司研發了有競爭力的新產品,并在銅加工、新材料等領域取得了關鍵突破;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江西銅業積極推進行業標準規范化工作,為引導行業綠色升級貢獻力量。2022年主持、主導或參與標準的修訂與制定共39項,其中國際標準2項、國家標準18項、行業標準12項、團體標準7項。

表14 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的有效專利數量Tab.14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ten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發展維度,隨著環境戰略的轉型,企業的環保意識逐漸提升,2016—2022年間江西銅業與安全環保相關的罰款支出以及實際繳納的環保排污費用均顯著減少,下屬銅礦還因污染物排放濃度低于排放限值50%以上被減免了環保稅。同時近年來江西銅業積極以自身優勢推動社區發展,帶動當地經濟文化建設。2021年在《大國品牌》等聯合發起的“中國ESG優秀企業500強”評級中名列第159位。

在開放發展維度,在新發展格局的指引下,近年來江西銅業努力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構建國際化發展版圖。海外業務收入總額較上一階段實現了增長,國際化發展水平顯著提升。

3.5 動態能力視角下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

環境戰略的實施和企業經營發展緊密聯系,體現在企業三大基礎活動開展的多個方面。由此,基于前述案例分析的內容,按照“驅動因素—環境戰略—實施效果”的邏輯,刻畫江西銅業環境戰略轉型進程中,不同階段實施的環境戰略對其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路徑,進而揭示動態能力視角下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

首先,在反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江西銅業依靠擁有的優質資產以及豐富的礦產資源,快速擴大產銷規模,實現了銷售收入的穩定增長。但與此同時,僅追求產銷絕對數量的增加以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既忽視了對產品技藝的自主優化提升,也逃避了許多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應當承擔的環保責任,從長遠來看不利于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圖9)。

圖9 動態能力視角下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Fig.9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其次,在防御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盡管宏觀環境規制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壓力,但江西銅業仍憑借著豐富的資源儲備及行業龍頭的規模優勢,繼續維持了國內外銷售收入的快速增長,并試圖以此來覆蓋應承擔的環保成本。然而不論是外部逐漸加強的環保約束,還是企業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都表明環保責任是無法被完全覆蓋或轉嫁的。只有加強綠色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優勢,才能避免企業陷入持續經營危機(圖10)。

圖10 動態能力視角下實施防御型環境戰略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Fig.10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再次,在適應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環境規制體系調整、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等因素給企業帶來了較大的生產經營壓力,江西銅業的銷售收入及收益水平都大不如前。江西銅業痛定思痛,一方面變更企業使命,提出綠色發展宣言,指出要抓住“綠色經濟”這一發展機會,并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變更發展基調,強調要用創新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兩方面協同并進,從根本上有助于企業擺脫發展困境(圖11)。

圖11 動態能力視角下實施適應型環境戰略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Fig.11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最后,在主動型環境戰略實施階段,江西銅業前瞻性地以綠色發展為目標,一方面以“綠色”為基礎,努力供應綠色產品、打造綠色標桿、培育綠色動能,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以“創新”賦能,從傳統礦山開采到新材料研發,從引進全套冶煉裝備到自主研發對外輸出,逐步實現由技術應用型企業向技術創新驅動型企業的轉變。最終提質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用綠色引領、以創新驅動,實現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圖12)。

圖12 動態能力視角下實施主動型環境戰略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Fig.12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4 結論與啟示

4.1 研究結論

當前,企業違反環保政策將面臨巨大經營風險,而綠色企業會獲得政策保障、市場競爭力會相對提升,在這樣的形勢下,環境戰略轉型已是企業提升發展質量的必由之路。通過對江西銅業的縱向案例研究,得出3個結論:①外部環境規制的變化直接驅動了企業環境戰略的轉型,且各類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環境戰略決策的影響作用不同。一方面,環境戰略作為企業適應外部環境的行為導向模式,其決策必然會受到環境規制的重要影響,如本研究發現命令型環境規制和激勵型環境規制分別對反應型環境戰略、主動型環境戰略的促進效果更為顯著;另一方面,環境規制通過組織學習這一中介橋梁,推動了企業內部綠色動態能力的演進。②企業綠色動態能力的演進是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關鍵動力。隨著企業的成長和進步,其組織知識不斷積累,對環境保護的認識不斷深化,不同維度的綠色動態能力逐漸提升,有力助推了企業環境戰略的轉型。同時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主導作用的綠色動態能力維度不同,不同維度綠色動態能力的強弱特征與企業環境戰略的內容調整和變化呈現出一致性。③在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階段實施的環境戰略會對企業的發展質量帶來差異化的影響。且隨著環境戰略的更新優化,企業對應維度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將大致保持同趨勢提升。如在實施主動型環境戰略時,企業環保創新投入的大幅度增加,顯著提升了其綠色發展、創新發展和效益發展水平。綜上所述,本文構建出動態能力視角下企業環境戰略轉型對其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理論框架(圖13)。

圖13 動態能力視角下企業環境戰略轉型對其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理論框架Fig.13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4.2 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有3點:①本文選取了環境規制、綠色動態能力這兩個因素,綜合考慮內外部因素的驅動作用,從一個更新穎的角度解釋了影響企業環境戰略轉型的因素這一問題。②本文基于動態能力的視角,詳細刻畫了企業環境戰略轉型這一大跨度事件的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出這一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轉型得以完成并發揮效果的作用機制,彌補了現有案例研究中對于此研究主題的缺失。③在中國特定情境下,本文探索性地將環境戰略轉型與企業高質量發展聯系了起來,在闡明二者之間關系的基礎上,選取典型案例對其進行驗證與解釋,并依照“驅動因素—環境戰略—實施效果”的邏輯,搭建了理論框架模型,分析出環境戰略轉型影響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填補了對二者之間潛在聯系的研究空缺。

4.3 實踐啟示

本文在“雙碳”目標、高質量發展等現實背景下,從企業外部監管與內部能力雙重視角切入問題展開案例研究,并最終分別從監管層面、企業層面得出2個實踐啟示。

從監管層面來看,倡導多元的環境規制形式,在政策端落實并運用環保理念。具體而言,一方面,發揮環境規制對企業的規范作用。①加強監管和處罰力度。當前企業的環保違規成本仍然較低,應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可將重大環保違規事件納入上市公司預警和退市機制中,倒逼企業主動承擔環保責任。②完善環保信息披露制度。以往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已難以滿足當前投資者需要和監管需求,應構建統一的環保行業信息披露標準,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環保報告,降低其風險。③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因材施教”。企業環境戰略選擇表現出明顯的所有制異質性,因此在政策制定時還應注意分類管理。對政策響應度較高的國有企業,以引導其應用推廣標準化環保技術、優秀管理實踐經驗等為主,對經濟效益優先的民營企業,則在強化監管的同時還要給予足夠的經濟激勵。另一方面,發揮環境規制對企業的支持作用。①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完善綠色金融激勵機制,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發展領域傾斜,幫助企業解決資金問題。②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構建完備的激勵政策體系,以分擔企業環境治理的成本和風險,激發其綠色創新動能。

從企業層面來看,企業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自身的綠色動態能力。具體而言,一方面,調整企業戰略規劃。①將環保理念融入企業發展戰略。在制訂企業戰略規劃時從環境、經濟、社會等多角度出發,以實現多維度發展績效的提升。②合理做出環境戰略選擇。本文表明從利潤最大化目標出發,反應型和主動型環境戰略均能給企業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而實施主動型環境戰略時高額的環保投入會造成短期內企業成本的增加和經營績效的下滑,對于中小企業風險較高。因此,經營者在選擇環境戰略時,可以靈活運用“反應型+主動型”雙元主導的環境戰略,以及時調整資源投入。另一方面,改善企業運營活動。①做好環保信息披露工作。當前環保投資在中國方興未艾,在聲譽機制的作用下,準確、真實的信息披露將更有助于企業獲得投資市場的青睞。②加強綠色技術研發和產品創新。創新是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源泉,可通過建立科研難題公開發布等制度來加大科研攻關力度;并構建“成果+平臺+股權+運營”的科研轉化機制,加速科研成果轉化;此外,應積極與高校、科研院所及行業領軍企業等展開戰略合作,及時跟蹤行業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