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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江灘型非正式綠地游憩機會譜構建
——以重慶兩江四岸為例

2024-02-26 02:38羅丹邵文怡羅融融
風景園林 2024年2期
關鍵詞:江灘因子環境

羅丹 邵文怡 羅融融

非正式綠地(informal green space, IGS)主要指城市建成環境下未被管理者或土地所有者正式分類的綠地[1-2]。作為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的低成本“補丁”[3],IGS可有效緩解高速城市化進程引發的綠地空間不足、可達性與公平性低、維護成本高等問題。山地城市因多維立體的空間形態和復雜受限的建設條件,廣泛存在IGS,其中部分具有重要的開放潛力與價值,因此對IGS的有效利用是探尋山地城市藍綠空間開放共享的重要途徑。

江灘是一種兼具生態和游憩屬性、地域特征的IGS類型,也是山地城市居民開展濱水活動和增強特色游憩體驗的主要空間載體,近年來成為熱門游憩目的地。面對當前激增的游憩需求,存在部分江灘人滿為患、游憩體驗較差,而其余江灘鮮有問津、游憩潛力未能被充分挖掘的使用矛盾。因此,需要從游憩機會的角度對江灘IGS進行識別和分類優化,使得江灘空間能夠開放共享且被有效合理地利用。但是,已有關于IGS的研究大多僅進行概念解析[1-2,4-7],以及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IGS分布特征與公眾感知狀況[8-13],忽視山城環境下IGS類型的多元性;而關于山地城市江灘的研究多停留在濱江高架橋下空間利用[14-15]和濱江消落帶的生態保護[16-17]等層面,較少關注江灘的游憩屬性。

本研究以重慶兩江四岸為例,旨在明確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的定義和范圍,采用現場調研、問卷調查與因子分析的綜合方法探索構建江灘IGS游憩機會譜,重點解決以下3點問題:1)如何從游憩環境、游憩行為與游憩體驗角度對山地城市江灘型IGS進行分類;2)各類型江灘的環境特征如何支持游憩活動與游憩體驗;3)如何從提升游憩體驗的角度對江灘游憩環境提出優化策略。

1 山地城市江灘型IGS定義及特征

1.1 IGS的定義

關于城市藍綠空間的研究大多聚焦邊界明確、被高度管理和維護的正式綠地(如公園)[7,18-19],而城市建成環境中許多屬性模糊、被遺忘或剩余的綠地空間因不確定性而難以開展定量調查[20]。常有研究者使用“矛盾景觀”和“剩余空間”等各有側重的術語來描述這些空間,因缺乏通用術語導致相關研究缺乏連貫感[1]。而Rupprech等[2]提出了一種臨時性、非排他性的概念來解決這些問題,即“非正式綠地”,強調了此類空間在使用和變化過程中的非正式性。此后的研究[3-13,18-19]大多基于此概念進行擴展,目前缺乏統一定義[5],但公認的IGS基本特征為部分被自生植被覆蓋[1],管理維護松散,用地權屬不明,使用上具有過渡性、靈活性和自發性[8]等。國外關于IGS的研究起步較早,主要集中在識別與評估不同城市的IGS資源[2,11,21]、分析不同人群對IGS的感知和使用情況[8-10],以及探討IGS的多重價值[3,7,18-19]。國內學者則從理論層面對IGS進行概念辨析、價值探尋與規劃策略的研究[5-6],以及提出各類IGS改造策略[12-13,22]。整體而言,IGS相關領域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

根據已有研究,筆者將IGS定義為城市建成環境下在全時段或特定時段具備公共開放性或開放潛力的附屬綠地和非建設用地,并基于Rupprech等[2]的類型學研究,將IGS分為街邊綠地、空置或廢棄地塊、間隙綠地、廢棄鐵路周邊綠地、棕地、濱水綠地、立體綠化和微型綠地8種類型[2,5-6,21]。

1.2 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特征

山地城市起伏的地形造就了多樣的生境,藍綠空間相對平原城市有著更加鮮明的豎向特征,形成了眾多難以用綠地率等硬性指標識別的IGS。山地城市的IGS具有3點特征:1)碎片化分布且具有聚落性[22],因地形割裂,許多空間單元之間缺乏有效關聯,同時與山水生境緊密結合;2)立體綠化類型多樣且覆蓋面積大,如堡坎、陡坡、城墻[23]等;3)立體綠化通常與其他類型的IGS多元復合,如濱江高架橋下的IGS可同時具備立體綠化、廢棄地塊和濱水綠地特征。

江灘型IGS是一種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山地城市濱水綠地類型,其定義為城市河道管理范圍線以下,特定季節被淹沒與露出水面、對公眾開放使用或具備開放潛力的非建設用地[24-25],筆者重點研究具有游憩價值的江灘型IGS(圖1)。

圖1 山地城市江灘結構示意Schematic diagram of river beach structure in mountain city

季節性露出水面是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的識別依據,也是它最典型的自然特征。由于季節性降水、人工調蓄及氣候變化等引起江灘水位周期性消漲,水陸交替區域演變出豐富的邊緣生境[18],具有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自然石灘、沙灘、草灘、人工石灘等形態多樣的岸線成為江灘重要的自然視覺資源。

江灘型IGS與城市功能區聯系緊密。雖然江灘本身被禁止開發建設,無法建設永久性公共設施,但其邊緣被城市界面滲透,極大程度地受到來自城市界面的人為因素影響:使用上,管控模糊的江灘觸發了眾多自下而上的自發性空間利用[26]行為;建設上,規劃者通常將江灘與公園、景觀步道等正式綠地直接相連,與江灘直接相連或可見的人工建構筑物既可對江灘游憩功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充,又可成為重要的人文視覺資源。

然而,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由于非正式的性質產生了眾多使用問題,如部分岸線被常年封閉的碼頭占據,高架橋的阻隔導致人進入江灘的路線復雜,步行可達性差;人流量較大的江灘附近缺乏廁所、垃圾桶等配套設施,給游憩者造成不便;各種群體利用江灘謀求不當利益,沖撞警戒線、違規經營等行為嚴重擾亂公共秩序……以上諸多破壞游憩體驗的問題已經引起以重慶市為代表的部分城市管理部門的重視,并出臺了管理草案[24],但適用范圍有限。因此,有必要從游憩角度對山地城市江灘型IGS展開針對性研究,以順應現實之需。

2 研究區域與研究思路

2.1 研究區域

重慶市是中國典型的山地城市,重慶兩江四岸為長江和嘉陵江的4條江岸線,呈明顯的峽谷型地貌特征,水位受三峽水庫蓄水和洪汛雙重影響[27],低水位期大片江灘裸露,存在大量群眾自發利用江灘開展游憩活動的現象。本研究依據實地調研、低水位期衛星地圖與相關政策文件,選取部分重慶兩江四岸近期治理提升范圍,即磁器口片區、彈子石片區與漁秋浩片區圍合區域內的典型江灘型IGS作為研究區域。

然而江灘型IGS由于數量眾多、分布廣泛、尺度彈性大[28]等原因難以進行精準定位,筆者嘗試將形態連續且特征相似的江灘劃分為20個空間單元,岸線總長度約為45.7 km,借助目前中國最大的自媒體內容生產平臺之一小紅書的發帖量確定各江灘空間單元的使用密度,數據截至2023年10月(圖2、3)。這些空間單元穿越了多元文化匯聚、人口密集的重慶中心城區,囊括了游憩資源與游憩行為最為集中的江灘界面,對研究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的游憩資源具有重要價值。

圖2 各空間單元對應的小紅書平臺發帖量Number of posts on Xiaohongshu platform corresponding to each spatial unit

圖3 江灘型IGS空間單元位置與使用密度分布Distribution of spatial units and use density of river beach IGS

2.2 游憩機會譜的適用性

游憩機會譜(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ROS)是一種協調游憩資源與游憩需求的有效管理框架[29],強調游憩機會應與游客期望得到的體驗相匹配[30]。游憩機會主要取決于物理、社會和管理條件綜合構成的游憩環境,不同環境提供不同的游憩活動和游憩體驗[31]。ROS最初適用于美國西部大面積公共土地資源的管理,后來大量研究證實在其基礎框架下也可以有效指導其他類型游憩地的資源識別、空間規劃和管理運營[32]。在國內,臺灣地區最早接觸并對森林等自然資源應用ROS理論,吳必虎[33]最早在大陸引入游憩機會理論,隨后ROS的應用不斷本土化,其應用范圍已擴展至濱水[34-35]、公園[36]和社區[37]等多種游憩環境,解決相關游憩資源的管理問題。

利用ROS研究山地城市江灘型IGS游憩資源,可以幫助管理者建立跨行政區界限的江灘游憩機會清單,更加系統地定位不同江灘的吸引力和承載力等,幫助不同管理部門確認應承擔的作用并預估不同管理決策對游憩機會的影響[38];幫助游憩者擁有直觀且公平的場所選擇機會,選擇在他們偏好的江灘環境類型中參與期望的活動,以實現所需的滿意體驗[39],滿足城區高密度人群多樣化的游憩需求。

2.3 研究思路

首先,為了將ROS運用于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的游憩環境研究,需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圍繞江灘環境特點構建ROS框架。在過往ROS相關的研究中,大部分指標體系均保留了美國農業部林務局(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最初提出的物理、社會和管理3類一級指標[30,34-37],且研究者多從濱水環境質量、游憩活動豐富度、服務設施供給和可達性等方面設置濱水ROS指標[30,34-35]。綜合山地城市江灘環境現狀以及社交媒體大數據,本研究將具有山地城市立體多維特色的“山城視覺效果”“山城交通水平”和“山城配套建設”作為重要的二級指標,并將符合江灘環境特征的“地形起伏程度”“步行難易度”“臨時垃圾桶/夜間照明”與“最佳節點被占用程度”納為三級指標,以定性分析的方法初步構建了山地城市江灘型IGS游憩機會指標體系(表1)。

表1 山地城市江灘型IGS游憩機會指標體系[14-15,29]Tab.1 Recreation opportunity index system of river beach IGS in mountain city[14-15,29]

其次,對各空間單元進行調研,再綜合工作日和節假日在現場觀察的結果對江灘的環境條件進行問卷調查[29],同時記錄游憩者的活動類型與強度,以確定城市界面對各江灘的介入程度。在每個空間單元隨機向游憩者發放紙質問卷,或通過社交媒體向已經到訪過研究空間單元的游憩者發放線上問卷,各江灘空間單元發放的問卷數量與實際使用密度相對應。游憩者依據個人游憩體驗作出的環境變量重要性評價反映了游憩者對各類江灘在物理、社會和管理環境3個方面的游憩需求和期望[37]。

最后,對問卷數據進行因子分析來提取最能代表游憩環境特征的關鍵環境因子,同時疊加各空間單元的環境條件、活動信息與使用體驗結果,劃分江灘游憩環境類型并綜合構建游憩機會譜,針對性提出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及其周邊的治理建議。

3 建立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指標體系

3.1 數據來源與指標篩選

為了從游憩者角度驗證所選擇的35項環境變量是否可靠,本研究依據初步構建的游憩機會指標體系設計調查問卷,于2023年4—10月在各江灘空間單元中隨機發放紙質版與線上問卷共402份,其中收回有效問卷391份,有效率為97%。問卷采用李克特5級量表,要求填寫者對35個環境變量按照“完全無關到非常重要(1~5)”的5個重要程度進行選擇,后續筆者利用SPSS 27.0對收集的評分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

對賦值后的35個環境變量進行均值和標準差描述性統計分析,并依據均值大小對變量的重要性進行排名。結果顯示,大部分變量的均值>3.00,表明游憩者認為該變量會對江灘游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即研究思路中筆者對三級指標的選擇比較合理。排名最后的“教育及科普價值”均值<3.00且標準差值較高,因此去除該變量,保留剩余34項環境變量。其中“步行可進入性(4.64)”和“定期垃圾清理(4.51)”是游憩者認為對游憩體驗影響最強的2個環境變量,說明城市建設對江灘進入路線的分割、與水陸交界地帶的衛生狀況是最受游憩者關注的問題,這也與江灘因非正式性而可達性差且缺乏清潔維護的現狀相匹配。

3.2 因子分析

為降低變量間的相互干擾,利用因子分析法將變量信息進行降維,用少數的幾個新變量來綜合反映原始變量的主要信息,使最終建立的指標體系更具科學性和準確性。首先,對余下34項環境變量進行Cronbach’sα系數檢驗,結果為0.870>0.800,表明可信度較高,符合因子分析的前提條件。進而檢驗34項 原 始 變 量 的KMO值 為0.828>0.600,Bartlett球形檢驗的顯著值<0.001,可認為原始變量間顯著相關、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和相關關系,適宜作因子分析[40]。其次,將數據標準化,根據因子分析得到總方差解釋結果,其中有10個成分的初始特征值>1,即這10個主成分因子能夠解釋所有變量的方差(62.481%>60.000%),可以保留為有效因子。確定主成分因子后,進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選取因子載荷值>0.5的變量入游憩環境標識變量集以構建指標體系,因此舍棄“付費社會性活動”和“場地規?!?,最終保留了32個環境變量,擬提取10個主成分因子并進行內部一致性檢驗。其中,因子Z1~Z3、Z5的α值均>0.700,表明這幾個因子具有高度有效性;因子Z4、Z6~Z8的α值均處于0.500~0.700,表明其信度可接受;因子Z9為特殊成分;而因子Z10的α值<0.350,有效性差,應舍去。結合最初擬定的指標體系及各環境變量的特征,將兼具社會環境和管理環境特征的因子Z2的一級指標調整為物理環境,將兼具社會環境和物理環境特征的因子Z3的一級指標調整為社會環境,使指標結構更加貼合江灘環境特征。通過上述分析得到的9個主成分因子是在游憩者視角最能影響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體驗的環境因子。

3.3 指標體系的建立

為使最終指標的命名更加簡潔準確,將因子Z2分解為Z2a和Z2b兩個指標,最終得到10個二級指標因子。通過分析各個因子對應的環境變量及其組合的含義對因子命名,這些因子構成了基于游憩者主觀重要性評價的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指標體系[37](表2)。

表2 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指標體系[37]Tab.2 Recreation opportunity index system of river beach IGS in the two rivers and four banks of Chongqing[37]

4 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譜的構建

4.1 游憩環境類型的劃分

筆者依據游憩者對不同環境因子的重要性評價情況,結合對各空間單元游憩環境、游憩行為與游憩體驗的綜合分析,將江灘型IGS的游憩環境劃分為自然體驗型、日常生活型、人文特色型和城市觀光型,這4種類型在城市界面對江灘型IGS的干擾程度依次升高,形成一條連續的游憩機會序列。

4.2 各游憩環境類型特征分析

環境因子反映了游憩環境的特征。通過分析因子均值,可橫向比較得出游憩者對不同游憩環境類型中各環境因子的主觀重要性分布規律。結合前期現場調研結果,可對各江灘環境類型的特征進行總結概括。

4.2.1 自然體驗型

自然體驗型江灘受城市界面開發建設的介入程度最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綠地的野生狀態,植被覆蓋度最高,生物多樣性最豐富,有突出的自然美學價值和生態調節能力。江灘周邊服務設施數量較少,有少量管理人員巡視。與其他環境類型相比,自然體驗型江灘的游憩者最重視“山城自然體驗”,而對其他環境因子的需求不高,證明該類型江灘的游憩主體對自然資源期望最高。

自然體驗型江灘的游憩活動強調親近野境,人流量大的區域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較高,而人流量小的區域對自然環境影響程度較低。該類型包括5處空間單元,其中忠恕沱江灘和銅濱公園江灘因規模有限且受到濱江路阻隔而人流量較小,以觀景、野餐、釣魚等安靜的自發性活動為主;珊瑚壩江灘、九龍灘和雅巴洞江灘分別因之曾作為抗戰機場的歷史記憶、人工美學和特色石刻而受到主城范圍內居民的青睞,節假日人流量相對較大,以露營野餐和自然教育等自發性活動為主。游憩者在該類型江灘中可以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釋放快節奏城市生活帶來的壓力。

4.2.2 日常生活型

日常生活型江灘與城市界面的交界地帶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開發建設,形式多為碼頭廣場式駁岸、階梯式駁岸、濱水棧道等,是城市界面與江灘交匯的媒介。日常生活型江灘的游客較少,主要為居民就近提供親水場所,少有管理人員巡視。游憩者相對重視“活動難易度”,而對其他因子的需求僅略高于自然體驗型,證明游憩者認為該類型江灘最應滿足便捷舒適的日?;顒有枨?。

日常生活型江灘的游憩活動強調便利性與即時性,對環境影響程度較高。該類型包括6處空間單元,其中漁人灣江灘和創客港江灘由于位于濱江高架橋下,可達性低且空間吸引力不足,人流量小,以釣魚、冥想等安靜的自發性活動為主,活動類型單一;化龍橋江灘、相國寺江灘、大溪溝江灘和大魚海棠江灘周邊的正式綠地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建設,進入江灘的路線更加合理暢通,人流量居中,以健身和飯后散步等自發性活動為主,同時具有開展社會性活動的潛力。游憩者在該類型江灘中可以獲得臨時性休閑娛樂體驗。

4.2.3 人文特色型

人文特色型江灘受城市界面開發建設的影響程度較高,與江灘接壤的正式綠地形式與日常生活型江灘接近。部分當地文化愛好者長期聚集于人文特色型江灘,同時吸引了部分本地游客專程前來體驗特色文化。游憩者相對重視“山城人文體驗”和“臨時設施供給”,認為該類型江灘中的特色文化最具吸引力,同時對照明和衛生設施的便利性要求更高。

該類型包括4處空間單元,中渡口江灘、牛角沱江灘、九渡口江灘和漁秋浩江灘分別對應跳水文化、橋下公園文化、工業遺址文化和江灘火鍋文化等極具重慶特色的人文資源,活動類型豐富,人流量較大,自發性活動和社會性活動并存且強度較高,存在商業經營行為。游憩者在該類型江灘中可以沉浸式體驗地道山城文化,融入當地生活氛圍。

4.2.4 城市觀光型

城市觀光型江灘受城市界面開發建設的影響程度最高,周邊區域配套設施相對健全,管理維護頻繁,交通便利。游憩者除“山城自然體驗”外,對其他所有環境因子都高度重視,證明公眾對城市觀光型江灘的綜合游憩環境期望最高,治理意向最強。游客密度過大的情況下可以適當忽視江灘本身的自然資源,而把關注點放在可視的旅游地與豐富的游憩活動上。

該類型包括磁器口江灘和江北嘴大劇院江灘等5處空間單元,受重慶市中心地標性旅游地的集聚效應影響,活動類型最為豐富,人流量最大,觀光打卡、集市購物等自發性活動和社會性活動并存且強度最高,存在相對成熟且高強度的商業經營行為。游憩者在該類型江灘中可以欣賞山城核心景觀資源,感受最熱鬧的江灘文化。

4.3 游憩機會譜與游憩機會地圖

游憩的本質為游憩者的主觀期望與游憩環境、游憩活動共同作用產生游憩體驗[41],游憩環境是游憩活動的物質基礎,游憩者基于游憩體驗做出了對環境因子重要性的主觀評價。本研究綜合考慮江灘自身游憩環境、游憩活動與游憩體驗的關系,得出基于4個環境類型、10個環境因子的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譜和游憩機會地圖(表3,圖4)。

表3 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譜[35]Tab.3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of river beach IGS in the two rivers and four banks of Chongqing[35]

5 基于游憩機會譜的江灘型IGS優化策略

本研究依據以游憩者使用體驗角度構建的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譜,從整體與分類2個維度提出江灘游憩環境品質提升對策。由于江灘特殊的用地性質而無法對其內部物理環境進行過多建設,所以其優化重點落實在對江灘的管理維護以及周邊城市界面的規劃設計層面。

5.1 整體優化策略

5.1.1 統籌游憩機會

為了更加有效地分配江灘游憩資源,首先應識別江灘與周邊現有游憩資源,發掘具備開放潛力的江灘資源并減少岸線占用;同時與時俱進地精準定位公眾游憩需求并與現有江灘游憩環境相匹配,差異化定位不同江灘空間單元,使不同江灘之間的游憩體驗協同互補[6]。其次,廣泛宣傳游憩機會譜,使潛在游憩者知曉不同江灘環境可以提供的游憩機會,從而選擇符合自身游憩需求的特定江灘,以獲得滿意的游憩體驗。最后,當江灘有過載的風險時,給游憩者提供具有相似游憩機會或其他特色游憩機會的別處江灘,以擴大區域游憩機會的供給[38],或分時段控制游憩者流量,緩解局部壓力。

5.1.2 協同周邊配套建設

優化江灘與城市界面交界地帶的過渡關系。首先,串聯城市垂直交通體系:設置斑馬線、地下通道、過街天橋或棧道,增加達江入口并輔以醒目的路牌引導,提升代步工具與步行銜接的安全性與便利性,增加江灘可達性。其次,優化城市平行交通體系:將連續的岸線連通,打造有機串聯的江灘步行系統;打通江灘與城市高密度人群節點之間的步行走廊,減輕城市正式交通道路的疏散壓力。最后,在河岸過渡帶因地制宜地設置固定垃圾桶、座椅和燈具等游憩配套設施,在沿岸城市功能性空間適當布置商超和餐飲等零售業態,以輔助提升江灘游憩體驗;控制江灘沿線人工建構筑物高度、色彩與布局形式,與自然景觀相互穿插,保證可見的山城景觀有較強視覺效果。

5.1.3 構建完備的游憩管理制度

在管理措施執行前,充分調查游憩使用區域的游憩影響程度,包括游客的使用特征、環境忍耐力與影響模式等,厘清環境承載力和游客行為的相互作用,確定可接受的沖擊量[42]。建立包括安全管理、清潔維護、經營管控、信息導覽等多維度的規章制度,適度管理游憩活動,并依據江灘實際游憩情況差異化應用管理措施:建立“安全警告標識—治安管理巡視—強制封閉江灘”的三層次安全管控等級,依據各江灘游憩者密度與水位變動情況差異進行不同等級的安全管理;在江灘上設置臨時垃圾桶、河道管理線以上設置固定垃圾桶以鼓勵游客自行處理垃圾,依據各江灘游憩者密度派遣專人以不同頻率清理垃圾;在集市區域設置適當的商家準入門檻,劃定經營區域,禁止私搭亂建、垃圾排放、噪聲污染、搶占最佳觀景點等損害游憩者利益的不當經營行為;增強包括安全提醒、交通指引、使用提示和環境信息展示等的導覽系統識別性,幫助游客安全、合理且高效地開展江灘游憩活動。

5.2 各類型江灘優化策略

5.2.1 自然體驗型

自然體驗型江灘以消落帶生境為主要游憩資源,應制定合理的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策略。調查環境的耐久力以及生態恢復力,采取對應的游客管理和場地管理措施。游客管理方面,包括使用時間限制、游客規模限制和低影響教育[42]等措施,鼓勵游憩者自覺處理訪問痕跡,同時派專人進行垃圾清理,避免持續且高強度的人為活動造成不可逆的自然資源破壞。場地管理方面,分時、分區控制訪問密度,如將草灘分批封閉養護,促進原生生境的正常自我修復進程,或輔以適當人為手段進行修復;加強對環境污染與破壞行為的監測,保證自然灘涂、岸線、生物等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

5.2.2 日常生活型

日常生活型江灘的主要游憩體驗為吸引周邊居民就近進行親水活動。首先,重點提升步行可達性,打通城市界面與江灘之間的完整行走路線,保證居民可以便捷地抵達江灘;提升江灘可進入性,清理沿途障礙物,因地制宜建設濱江步道和平臺,保證步行進入江灘的路線合理暢通。其次,提高人工空間吸引力:美化濱江路高架橋橋墩、碼頭、堡坎等周邊人工構筑物外觀,適度補植適宜于消落帶生長的植物,避免岸線過度硬化,同時設置射燈等為江灘提供夜間照明,減少不安全因素。最后,結合穿行路徑設置小型停留節點,滿足差異化游憩需求,鼓勵多樣化的活動以提升江灘活力。

5.2.3 人文體驗型

人文體驗型江灘的游憩活動具有鮮明地域性。首先,重點挖掘場地文化內涵,協調周邊城市區域的風貌建設以塑造整體的地域文化氛圍;利用視覺導覽系統對場地文化進行科普解說,強化本地游憩者的文化認同感與外來游憩者的人文認知;對自發性活動進行合理引導,鼓勵社會大眾做出積極的游憩影響,并作為區域特色進行適當宣傳。其次,完善江灘與城市界面銜接區域步道、座椅、燈具等配套休憩設施,適當布局商超、餐飲等便民商業服務設施,為提高游憩活力創造條件。

5.2.4 山城觀光型

山城觀光型江灘的活動密度最高,游憩者的公共秩序治理意愿最為集中。設施上,在江灘上設置多個臨時垃圾桶與臨時廁所,為游憩者在場地長期停留創造條件;在周邊建設管理與休息驛站,為巡查者和游客提供充電、飲水、清潔和急救設施。視覺上,提升夜景品質,避免美感不足的游船與建筑外墻燈光破壞風貌整體藝術性。維護上,設置標語或設立巡查小組,派專人高強度巡視場地以保證治安良好;日常組織交通疏導、撿拾垃圾等志愿活動;鼓勵游憩者集中使用熱門區域的指定步道,以限制影響的區域范圍[43]。交通上,夜間加開公共交通班次,在停運時段劃定多處網約車臨時上車點以促進高效清場。

6 總結與展望

在城市藍綠空間開放共享背景下,面對游憩者對山地城市江灘這一特殊環境日益增長的游憩需求,IGS與ROS的應用為江灘游憩環境與游憩體驗的提升創建了切實有效的路徑。

本研究探討了山地城市江灘型IGS的定義,確定了4種游憩環境類型并構建出重慶兩江四岸江灘型IGS游憩機會譜,從提升游憩體驗的角度為山地城市江灘型IGS及其周邊的規劃、建設與管理提出可行建議,對于完善以正式綠地為主導、非正式綠地為補充的山地城市藍綠空間體系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同時也擴展了IGS與ROS相關研究的應用范圍。

作為山地城市江灘型IGS類型識別的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有許多局限性,如初步構建的指標體系不夠準確、收集問卷樣本量較少導致結果存在誤差等,期待今后通過對江灘使用狀況的長期監測與更多樣本數據的收集,闡明江灘生態—游憩功能的耦合關系以及江灘游憩環境與需求、行為、體驗的互動影響機制,并建立更加科學量化的游憩機會分類體系。

致謝(Acknowledgments):

感謝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應文欣和鄭琬蕾為本研究中問卷分發做出的基礎工作。

圖表來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文中圖表均由作者繪制,其中圖1的照片源自720云(www.720yun.com/t/9evkthil02h?scene_id=76 352 247);圖2、3底圖源自2023年高德地圖;表1~3由作者根據參考文獻[14][15][29][35][37]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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