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金谷園及其園林歷史想象
——人造自然的觀念再造

潘逸煒 張春彥＊

西晉元康六年（296年），新晉的征虜將軍石崇邀請蘇紹、潘岳等一眾文人來到他所構筑的別業金谷園聚會，為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送行。席間“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1]，盛況一如西漢梁孝王的忘憂館集會。然而，僅4年后，石崇、潘岳及他們的家人均被孫秀誅殺[2]，從此金谷園裹挾著故人和往事從現實走進歷史，流傳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評述中。

金谷園是西晉的一處重要園林，為石崇（249—300）在洛陽城郊的河陽金谷澗構筑的別業，在中國園林史的書寫中被廣泛提及。汪菊淵[3]較早地將金谷園納入園林史討論的視野，作為自然山水園在魏晉南北朝萌芽的案例。張家驥[4]將金谷園歸為門閥士族地主“自給自足的莊園”，指出莊園環境特征和石崇的豪富奢靡。周維權[5]將金谷園歸為“郊野別墅園”，通過詩文指出其水景園和莊園化特征，并以《水經注》考證園林位置。陳植[6]進一步指出園林位置及園內有清涼臺。傅晶等[7]將金谷園與東漢梁冀園作比，指出以金谷園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士人園林追求雅致的傾向。

金谷園廣泛出現在園林通史和斷代史著作中，它們勾勒出這座園林的概貌及其所處的園林史發展背景。不過，這些論述基本圍繞所處時代的相關文獻討論金谷園中的景物，將其視為造園風格史或思想史流變中的例證，導致金谷園研究趨于簡單化和扁平化。事實上，作為人造自然，金谷園即便在湮滅以后，其形象仍大量出現在歷代園林文獻、詩詞和繪畫中，呈現出文人對歷史園林的多維想象和多極評價，這些紙上作品成為再造的自然。因此，對金谷園開展園林史個案研究將有助于推動對金谷園的全面理解。本研究收集了西晉時期金谷園相關的7篇一手文獻和少量殘句，以及4世紀初園林湮滅后直至清代詩文逾1 500篇、繪畫作品約20幅，試圖從這些史料中討論園林最初的情況及后世各時期的追憶。對金谷園的個案歷史研究將引導我們思考，過往園林如何通過感知和記憶被重建，作為觀念的自然如何超越時間的限制與評述者所在的當下開展互動，從而進一步探索在線性敘事之外理解園林史的可能。

1 西晉文獻中的石崇金谷園

西晉時期關于金谷園的一手文獻存世較少，文僅存石崇《金谷詩序》《思歸引序》兩篇，詩有石崇《思歸引》、潘岳《金谷集作詩》、曹攄《贈石崇詩（四章）》、棗腆《贈石季倫詩》《贈石崇》5首及其他少量殘句，這些文獻經《世說新語》《昭明文選》《藝文類聚》等輾轉抄錄，并在嚴可均編纂的《全晉文》和逯欽立編纂的《晉詩》中集中輯錄。這些文獻碎片化地展現了金谷園原貌。

石崇在《金谷詩序》《思歸引序》和《思歸引》中記錄了金谷園的位置及景物。金谷園“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1]，也因地名稱為“河陽別業”[8]，據酈道元《水經注》載，有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9]。正如張家驥和周維權所指出的，金谷園是一座結合自然山水和地形營建的水景園[4-5]。園中建筑既有“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的住宅，又有可以游賞遠觀的樓閣[8]，地勢“或高或下”[1]，景觀以水景和植物為勝?！督鸸仍娦颉穼@內農業、漁業和畜牧生產的描述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汪菊淵關注[3]，園中“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必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1]，足以反映園林在山水審美之外所具有的自給自足的田園經濟模式和農業生產景觀?？侣筛瘢–raig Clunas）[10]認為，《金谷詩序》中這段對農業景觀的描寫與歐洲園林15—17世紀農學觀念與美學觀念互滲的現象吻合，而與中國自明代以來的園林純粹審美觀念大相異趣。

本研究開篇所提及的元康六年的金谷園宴集是西晉文獻中有載的在金谷園中發生的一次重要活動，明項煜稱之為“豪游”，以區別蘭亭之“雅集”[11]。據《金谷詩序》載，共30人參加這次宴集，他們賦詩圍繞“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詩作集結，“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后”[1]。石崇的《金谷詩序》正是總述這次宴集的序文。然而，確信出自這場宴游的作品，僅有《金谷詩序》和潘岳的《金谷集作詩》得以存世。據張金耀[12]推測，曹攄《贈石崇詩》、棗腆《贈石季倫詩》《贈石崇》及石崇的《答棗腆詩》也可能出自這場宴游。

石崇《金谷詩序》從主人的角度出發，講述了宴集的緣起和園中的景物，并介紹了聚會的場景和賦詩規則。文中石崇描述了一幅動態的畫面：“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往，令與鼓吹遞奏?！盵1]金谷宴集也影響了半個多世紀后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的另一場著名的文人聚會——蘭亭雅集，蘭亭主人王羲之也留下了一篇相似的序文《蘭亭集序》，其中“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似乎暗示了與金谷宴集的呼應和差異。

與石崇不同，潘岳《金谷集作詩》從客人的角度，先點出餞別的主旨，再言自己從都城來園的旅途，隨后引向園內景物和宴飲活動，借景抒情，最后表達別離的感慨。潘岳對景物的描寫聚焦于水景和植物特色：“回溪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后園植烏裨。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盵13]水景既有池又有澗，反映園中緩與急兩種水體形式。陳婉玲[14]考知沙棠、烏裨均為當時罕見的樹木，可見植物既有孤植的名木，又不乏成片的果林。另外，詩中以“綠池”和“青柳”指出宴集的時間在春季。雖然不確定曹攄《贈石崇詩（其三）》是否出自這次宴集①，但他也從賓客視角描述了金谷園景致，“峻墉亢閣，層樓辟軒。遠望長州，近察重泉。郁郁繁林，蕩蕩洪源”[13]，與石崇《思歸引序》中“有觀閣池沼”呼應，暗示出樓閣之高及其借景效果。棗腆《贈石季倫詩》云：“朝游清渠側，日夕登高館”[13]，進一步將園林景點與游賞時間的朝暮結合。

總之，西晉存世文獻提供了對金谷園大致的景物印象，園中地形起伏，水流縈繞，既有名木，又有果林，竹樹茂密，樓閣高聳，可借園外之景。作為士人活動的場所，主人石崇常在園中宴飲賓客，尤以元康六年的宴集為盛。這些對金谷園的書寫基于自然山水特征開展園林創作和游憩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描繪以客觀描述為主，并由此引向主體情感的表達。

2 《拾遺記》《世說新語》《晉書》：金谷園景物與人物的補寫

據《世說新語》和《晉書》載，孫秀構陷石崇、歐陽建及潘岳，并將他們誅殺，據《晉書》相關事件考知在永康元年（300年），金谷園也隨之湮滅。西晉以后，關于金谷園的文獻一方面出現在以石崇為中心的人物歷史敘述中，另一方面多見于文人的詩文歌賦?！妒勒f新語》和《晉書》是西晉以后記載關于石崇及金谷園往事的重要文獻，既對西晉遺存文獻的記載做了補充，又直接參與建構了后世文人對金谷園的整體認識和想象。東晉王嘉所撰的《拾遺記》亦是對金谷園人物形象和故事的補充，但影響較有限。

首先，上述三書建構起石崇巨富及愛好炫耀的豪強形象，金谷園則被認為是石崇奢侈生活的背景?！妒斑z記》稱石崇“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15]?！妒勒f新語》中“汰侈”一章主要記錄極度鋪張的故事，其中一半都與石崇相關。與宴集賓客相關的如“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惋嬀撇槐M者，使黃門交斬美人”②，“石崇廁，常有十余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等。石崇與王愷比富之事尤為著名，王愷“作紫絲步障碧綾里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崇“以椒為泥”，王愷“以赤石脂泥壁”；晉武帝“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石崇見后竟將其砸碎，“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干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賠償王愷[16]。元康時期以奢侈為尚，而石崇又被視為豪族奢靡的極端，故而《晉書》將石崇被誅的結局歸咎為其奢侈的生活作風和喜愛夸耀的性格[2]。借由史籍的記載，奢靡成為后世對石崇及金谷園的總體印象，歷史故事中的美人、錦步障、椒泥、珊瑚樹等也成為后世文人想象中的金谷園景物。如宋蘇軾《豆粥詩》云：“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17]；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云：“椒房涂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18]；明譚貞和《社集分賦得金谷》云：“迢迢錦步障，晃晃珊瑚枝”[19]等。

其次，如果說崇尚豪奢是西晉中期士人的時代風尚的話，那么《晉書》還對石崇的諂媚性格做出了負面評價。賈謐得勢時，石崇、歐陽建、潘岳等24人“傅會于謐”，稱為“二十四友”，其中多人到訪過金谷園。在《晉書》的編纂者看來，這個團體的目的在于諂媚賈謐，尤以石崇、潘岳為最。正如后世所言“園以人傳”，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將對石崇的負面評價移情到了對金谷園奢靡而早亡的評價中。唐韋應物《金谷園歌》云：“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為步障四十里……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追游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盵20]宋劉辰翁借石崇嫌惡顏回之貧而感慨：“有石季倫者見其畫，猶惡其窮也，曰‘士當身名俱泰’，不知金谷滿盈，俄而為墟，身名謂何？亦悔焉而知愧否？千載之下有畫季倫者否？”[21]

最后，《拾遺記》和《晉書》分別補充了石崇與翔風和綠珠兩名女性的故事?！妒斑z記》記載了石崇的愛婢翔風（一名翾風），稱其不僅美貌，善于文辭，還能辨別玉器的產地。翔風答應石崇將來為他殉葬，但在她30歲時因受到其他妙齡者的嫉妒毀謗而被石崇所棄，留下了一首《怨詩》[15]。與綠珠相比，翔風的故事流傳頗為有限，這可能與文人對《拾遺記》的批評相關③?！稌x書》比較完整地補充了石崇與綠珠的故事，且將故事背景明確在金谷園中，擴充了園林的歷史事件和主題。在《晉書》之前，南北朝詩人庾信在其詩賦中就已提及綠珠，《世說新語》和臧榮緒《（舊）晉書》亦將孫秀恨石崇不愿讓出綠珠視為其誅殺石崇的原因之一[16,22]，但都未詳細展開人物故事。據《晉書》載：“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盵2]當使者說明索要綠珠時，“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盵2]使者再三勸說無果后，孫秀怒而設計誅殺石崇。武士上門時，“崇正宴于樓上”，當綠珠得知石崇是因自己而獲罪，隨即“自投于樓下而死”[2]。后世流傳有綠珠所作《懊儂歌》一首，故而后世詩文中也認為綠珠擅長歌舞?！稌x書》中綠珠的故事補充了金谷園的空間想象，園中有涼臺和高樓，是石崇與家伎的主要活動場所，高樓又進一步將石崇與綠珠的深情及美艷忠貞的形象相聯系。于是，后世不少詩文也將綠珠所墜的高樓作為金谷園想象的核心。如唐徐凝《金谷攬古》云：“金谷園中數尺土，問人知是綠珠臺”[23]；宋李龍高直接以“綠珠樓”為題展開對金谷園的想象：“危甍連綺百千株，人去鶯飛半朵無。太白莫嗟金谷樹，絳霄樓外亦平蕪”[24]；明嘉靖《河南通志》對金谷園內景物描述為“內有清涼臺，即其妾綠珠墜樓處”[25]等。

西晉一手文獻和《世說新語》《晉書》的后世補寫使金谷園面貌呈現出多面和層疊的特征，自然景物在這里并不單獨出現，而是寓于與之相關的人物、故事及評價中。這些書寫為后世文人關于往昔自然的想象提供資源，隨著歷史材料的流傳和普及，后世文人逐漸編織起對這座遙遠園林的集體想象。

3 文學中的金谷園：多維想象與流變

西晉以后，文人寫作逐漸將石崇及金谷園作為歷史意象，或懷古并展開歷史評價，或將金谷園視為私家園林極盛的典范，其中不少討論試圖將金谷園與現實中的園林聯系。陳婉玲[14]、沈雅文[26]、馬吉照等[27]分別圍繞不同時代古典詩歌中的金谷園意象開展詩學評述，本研究則以園林為中心觀察不同時代對它的認識和想象。文人寫作雖有個人化的特征，不過如果按時序梳理南北朝以后詩文中對金谷園景物及園中活動的描述，可以發現對這座園林的認識和評價也具有集體特征，且認識也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生流變。

南北朝至初唐，詩文關于金谷園空間想象的對象主要是水、樹、花、果，延續了西晉文獻中對金谷園的自然描述。南朝梁王臺卿詩云“穿渠引金谷”[28]，南朝陳張正見詩云“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28]等都聚焦于金谷園的水景；庾信詩云“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29]，《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志銘》云“河陽古樹，金谷殘花”[30]，南朝陳江總《梅花落》云“金谷萬株連綺甍，梅花密處藏嬌鶯”[28]等均關注金谷園的林木和花果。這一時期對金谷園的印象總體呈現為對繁華自然景物的追憶，對園中活動的想象多聚焦于宴游聚會，如初唐高氏園林宴集上有高嶠、崔知賢、陳嘉言等的《晦日宴高氏林亭》，劉洎《安德山池宴集》都以金谷宴集比附自己所參加的宴集。這些詩文中雖不乏對美人家伎的書寫，但極少出現對樓臺這一建筑特征的描寫。

從盛唐至宋代，金谷園相關的詩文懷古傷今的基調逐漸濃厚，樓臺與春花成為對金谷園景物的核心想象，同時管弦的聲景也多見于對這座園林的追憶中。樓臺與綠珠的聯系屢見于這一時期，很可能與《晉書》的出版傳播及唐以后詩歌創作題材的擴大相關。唐徐凝《金谷覽古》云“金谷園中數尺土，問人知是綠珠臺”[23]，李白詩云“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沈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31]，辛棄疾詞云“瞥向綠珠樓下見，墜殘紅”[32]等都提及綠珠臺或綠珠樓。金谷園的一手文獻中并沒有明確指出滿園春花之景，而詩人們以花喻人，昔日綠珠在則“花滿園”，綠珠去則“墜殘紅”“半朵無”，進一步渲染了金谷園古今的盛衰。司空曙詩云“金谷箏中傳不似”[33]，盧綸詩云“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箏”[34]，劉禹錫詩云“兔園賓客至，金谷管弦聲”[35]等都關注于園中的樂音，與蘭亭相比，絲竹管弦是金谷園獨有的特色，詩人們試圖以箏作為金谷園聲景的想象，或許因為箏的意象在唐代既能表達歡樂，又能寄托傷感。司空曙、盧綸、劉禹錫都為中唐詩人，這種懷古之思或與他們處于安史之亂前后的社會現實相關。

元明清時期，對金谷園的想象逐漸由景轉向特殊的物，如珊瑚、錦步障等，這些物品出現在石崇比富的故事中，但并未指出它們與金谷園的直接關系，可見這一時期對金谷園的想象與對石崇個人的認識趨于混同。如元胡奎詩云“洛陽二月百花紅，金谷春閑步障空”[36]；明秦云《三衢山》云“渾如石家金谷園中，橫搴云錦步障五十里”[37]；清沈荃《春月過河陽金谷園懷古》云“墮樓人去，繁華空逐。步障千圍何處錦，珊瑚七尺誰家玉？”[38]；清程鑣《綠珠祠記》云“銅臺既廢，金谷初開……如意以珊瑚作屑，步障以錦繡成圍”[39]等。這時金谷園內景物已經成為比較固定的文學典故。

就南北朝至明清對金谷園的整體想象而言，唐及之前的文獻多見將金谷園視為私家園林鼎盛的代表，不僅以金谷作為夸贊他人園林的意象，也常將金谷園與王羲之的蘭亭、竹林七賢聚居的竹林等而觀之，如顧友澤等[40]就觀察到，唐高宗朝后蘭亭雅集和金谷宴集被文人效法且并舉。據《世說新語》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16]，可見王羲之欣于將蘭亭與金谷并論作比。虞世南《琵琶賦》將金谷與竹林并提：“季倫歡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41]；白居易則將蘭亭與金谷視為互補：“逸少集蘭亭，季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闕絲竹”[42]。到了宋代，一些文人從蘭亭和金谷的對比中提出褒貶，認為金谷宴集的參與者皆為勢利之徒，故而金谷不值得夸耀。如蘇軾就提出嘲諷：“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于逸少，如鴟鳶之于鴻鵠，尚不堪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43]，南宋劉度《過蘭亭書堂》亦云：“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44]。到了明清時期，一些文人以金谷的奢靡速朽為反例，在園記和詩文中表達園林不愿追求金谷富麗之趣，自身不愿同流世俗之志。如明王穉登《蘭墅記》云：“石季倫之金谷新聲，李贊皇之平泉花木，莫不殫智力，竭神巧，糜金錢，淹歲月而后成；顧不如幼元此墅不雕不斫，自然靈境之為饒也”[45]；文震亨《王文恪公怡老園記》云：“銅池金谷，絲障錢埒，如梁、竇、崇、愷，轉盼銷沈者，不足道已”[45]；王世貞《靈洞山房記》云：“且夫袁廣漢之‘北邙’、石季倫之‘金谷’，皆因圃于山，竭其財力而飾之，其壯麗幾與‘上林’埒，然不及身而沒之縣官，其山之飾亦不保，而蕩為樵人牧豎之場，季倫差有文章矣”[46]；清沈德潛《遂初園記》云：“然則林園景物，亦寄意而已，而人世之侈靡相高，徒有羨于‘金谷’‘銅池’之華者，為足陋也”[45]等。

綜觀西晉到明清時期，金谷園景物從寫實到想象的書寫過程中，從對園林自然的鋪陳式展現轉向對個別物品的描述，這一過程反映了文人對園林意象的不斷濃縮。西晉的一手文獻致力于提供全景式的描述，景觀要素力求全面，包括整體環境、地形、植物、建筑等；西晉以后的歷史文獻中還補入了人物刻畫；南北朝至宋代，對金谷園的描述逐漸從自然景物向樓閣建筑聚焦，以其作為往事發生的容器而引起追憶；到了明清時期，描述對象進一步轉為更小型的陳設物。在意象微縮和固化的過程中，金谷園并未失去活力，而是從自然進入觀念，成為文化意象和共識，這與園林審美小型化和精致化的趣味異曲同工。對金谷園景物的想象變化與對這座園林整體認識的流變密切相關，從最初對園林自然風景美的想象和向往，到對園中人物故事及相關樓臺的想象以表達懷古傷今，到后期轉向對園中名貴植物的想象并引發對主人豪奢和園林速朽的批評，從中可見由對自然對象的描轉向對的歷史反思。金谷園的意義已經溢出了西晉河陽的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原型，而使園林具有創造性和再生產的特征。

4 金谷園繪畫的創作與模仿

在文學作品之外，繪畫歷來也是表達對往昔自然想象的媒介。金谷園的繪畫作品存世不多，可見北宋王詵、南宋錢選、明仇英、清華喦、清徐遠等的《金谷園圖》，以及若干對仇英、華喦圖的模仿，均為手卷或立軸。另外，從文獻中還可以找到若干關于金谷園繪畫的記載。

考察史籍中有載的金谷園圖，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東晉史道碩繪有《金谷圖》，是目前有載最早的金谷園繪畫。雖然無從得知繪畫內容，但張彥遠轉引孫暢之言稱“道碩工人馬”[47]，且潘天壽亦將此畫歸為以人物為主題的東晉山水名作[48]。唐張南本亦傳有《金谷園圖》，宋黃休復稱張“攻畫佛像、人物、龍王、神鬼”，故推測此圖亦可能以人物為主題[49]。另據明汪砢玉載，南宋畫家李嵩有《金谷園并樓閣圖（三軸）》[50]，從題名推斷，李嵩的繪畫可能以園林和樓閣建筑為主題。

存世的金谷園繪畫雖數量不多，但多被認為由名家所繪，且時代分布自宋至晚清，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和代表性。但由于這些畫作多為民間收藏，故對它們的討論較少。

北宋王詵的《金谷園圖》手卷歷代被趙孟頫、王安石等收藏，畫作極具特色，繪制了大片水面和水中的長堤和島嶼，園林建筑散置水上，樓臺、廳堂、連廊在植物間隱約可見（圖1）。民國時期鑒賞家裴景福曾購得此畫，并做了詳細描述：“此卷向稱為‘荷香消夏’，余細審之，珊瑚紛陳，榻上一白衣人手，執鐵如意，殆石衛尉，即《金谷園圖》也。茂林修竹，樓閣掩映，窈窕如云?，幣_上一女子坐而遠望，豈墜樓人歟？”[51]王詵以山水為底景，營造出一座以水景為主的自然山水園，又結合文獻中“卻阻長堤，前臨清渠”“峻墉亢閣，層樓辟軒”的描寫，構想園林景物布局并置入人物活動，氣勢遼闊宏大。

圖1 王詵《金谷園圖》手卷Handscroll of Jingu Garden, drawn by Wang Shen

南宋錢選的《金谷園圖》（圖2）構思獨特，以一道園墻分隔內外，圖畫自左向右可以被分為3個部分。畫面右側園墻之外有4名男性，正自山路來訪，畫面左側為園內的高臺和樓閣，臺上石崇與他的家伎憑欄遠眺，似在等待著友人到來，石崇身旁一位女子衣飾華美，站立一側撫琴，很可能是綠珠。畫面中部園內有山和植物，建筑被云霧遮擋而只露出一角，但足見其體量宏大，同時云霧也襯托樓臺之高。與王詵圖相比，錢選并未意圖全景式展現，而是選擇將樓臺、綠珠和會友作為金谷園想象的中心。

圖2 錢選《金谷園圖》手卷Handscroll of Jingu Garden, drawn by Qian Xuan

傳明仇英有多幅《金谷園圖》，其中藏于日本知恩院的《金谷園圖》立軸被后世模仿、收錄、轉載較多（圖3-1）。這幅作品以園林中的一段折廊為中心，石崇與一位友人位于畫面近處，石崇身后有眾多家伎奏樂，折廊遠處有幾名女性手托飲食而來。畫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崇背后的兩盆紅珊瑚。折廊之外還繪有孔雀、古樹、盆景、花卉、怪石等景物，折廊后的遠景繪有園門及生產性林地。這幅作品意在截取園林中的片段展開想象，著墨于園林中的珍稀之物，并以人物渲染熱鬧場景。繪畫巧妙地選取折廊這一園林建筑，意在描繪動態的人物活動并暗示空間的深遠連續。傳仇英的另外兩幅《金谷園圖》為手卷，均被私人收藏，其中一幅有鈐印，另一幅在題跋中李廷貴稱其為仇英所作。前一幅繪制了亭、臺、堂3個場景，建筑均在水面之上。石崇坐于堂上，家伎或舞蹈或吹笛撥弦，樓臺下亦有家伎劃船而過（圖3-2、3-3）。后一幅表現的是宴集場景，自右向左從園門繪制園內，最后收于高臺?？坑野敕先宋镆阅行詾橹?，是參與聚會的友人；靠左半幅多為女性家伎，似有意以人物區分園中的公共和私密空間（圖3-4、3-5）。然而，仇英畫多有偽作傳世，故難以判斷手卷的真跡。

圖3 傳仇英《金谷園圖》3 種Three scrolls of Jingu Garden,drawn in the style of Qiu Ying3-1 傳仇英《金谷園圖》立軸Hanging scroll of Jingu Garden, drawn in the style of Qiu Ying3-2、3-3 傳仇英《金谷園圖》手卷（其一）Handscroll of Jingu Garden,( I), drawn in the style of Qiu Ying3-4、3-5 傳仇英《金谷園圖》手卷（其二）Handscroll of of Jingu Garden,(II), drawn in the style of Qiu Ying

華喦《金谷園圖》立軸繪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作品以人物為中心，想象石崇與綠珠在園林中一處由山石、樹木圍合的空地上，近景設色繪制花叢，遠景隱約有橋梁（圖4）。同時代的畫家徐遠則利用立軸展開構圖，想象一處隱于山間的高臺和樓閣，園林的行旅是自下而上的攀登（圖5）。

圖5 徐遠《金谷園圖》立軸Hanging scroll of Jingu Garden,drawn by Xu Yuan

仇英的《金谷園圖》立軸（圖3）和華喦的《金谷園圖》立軸（圖4）在明清兩代成為金谷園繪畫的粉本，出現了多幅模仿畫作，足見兩圖有較強的影響力。這些模仿畫基本遵循了原圖的構圖和主題，同時融入作者對園林的理解展開創作（圖6）。例如，晚清任頤的《金谷園圖》自題“新羅山人以沒骨寫之，是擬其意”，但與華喦圖相比，僅繪制石崇與綠珠兩人，深入刻畫兩人表情特征，進一步突出主題，同時在前景增加巨型紅珊瑚，頗具視覺沖擊力和象征意味（圖6-2）。這些看似重復的作品使仇英和華喦所構建的兩種記憶得到重現和傳遞，形成相對穩定的場景想象。

圖6 對仇英、華喦金谷園繪畫的模仿Imitation paintings of Jingu Garden drawn by Qiu Ying and Hua Yan6-1 佚名《金谷園圖》立軸Hanging scroll of Jingu Garden,drawn by an anonymous painter6-2 任頤《金谷園圖》立軸Hanging scroll of Jingu Garden,drawn by Ren Yi6-3 霍鳳茹、竹軒《金谷園圖》立軸Hanging scroll of Jingu Garden,drawn by Huo Fengru and Zhu Xuan

總體來說，金谷園繪畫明顯具有從宏大場景和構圖逐漸聚焦到微觀人物和事件的變化，金谷園的整體園林自然環境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淡出畫家的想象，而凝聚為特殊的典故和意象集群，自然景物逐漸從全景呈現轉為人物故事的背景，這一趨勢基本與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對金谷園想象和認識觀念的流變一致。從南宋以后的繪畫作品中可以發現，高臺、宴集、石崇與綠珠是金谷園圖所圍繞的3個想象主題，紅珊瑚則是最具代表性的物件，自然逐漸被人造物所取代。

5 園林自然的追憶與認知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他的重要著作《追憶》中指出了對往事的文學書寫與歷史書寫的區別，文學表現為對往事的再現，強調的是作品與其所在世界的延續性[52]。正如宇文所安的啟示，首先，作為園林的金谷園是對自然的再造；其次，對金谷園的記憶通過文人詩、文、畫的不斷重現和更新為人們所認識。盡管上文分別敘述了文字與繪畫兩種載體對金谷園的想象及其變化，但在傳統語境中它們并沒有明確的隔閡，畫家們想象中的金谷園是基于文字記錄的再創作，在諸多《金谷園圖》后也可以看到文人的題跋。正如程抱一（Fran?ois Cheng）所指出的，繪畫作為“無聲詩”，是“內在世界的投射”，而“不是通過復制或描繪世界”[53]。

歷代文人追憶金谷園場景時，他們試圖從前代的諸多片段中收集信息，與史學家的考察不同，他們往往不意欲分辨這些信息的來源、真實性和客觀性，而是直接將其作為素材，并結合自我的經驗和情感構建往昔已逝的場景。比如，對于宋代文人而言，在寫作中將來自《晉書》的敘述和石崇所作的散文等而觀之并無不妥。正如顧彬（Wolfgang Kubin）在討論中國古代文人自然觀時所說的，“詩人都無心去考察歷史，他們是要用他們的歷史觀來表現自己的生活意識”，他們并不照搬歷史，而是認為“對歷史事件可以用想象加以改造”[54]。

誠然，詩文和繪畫的作者依靠想象填補了歷史場景的信息空白，如果作品獲得了足夠的影響力，那么它們也會成為后世文人追憶金谷園的寶貴資源。在很長時間里，樓臺是重構金谷園場景的重要中介，樓臺能夠引發多種關聯性的場景，如宴集、遠眺、綠珠墜樓等，進而聯想到絲竹管弦或園內外遠景，同時作為建筑要素，樓臺也可以與園林中的游廊、水面等發生位置關聯。因此無論是詩人還是畫家，如果將樓臺作為作品的背景，就容易通過關聯性敘述重構金谷園場景。讓我們再把目光轉向明清以后文人們所關注的“物”，無論是紅珊瑚還是錦步障，它們都是來自《世說新語》中關于金谷園的“碎片”，經過歷代文學和繪畫的傳續，逐漸穩定為金谷園獨享的意象并受到廣泛認可，一旦被提及，讀者就能精準地回溯至相關場景。從這個意義上說，由于歷代作品的傳遞和熏染，園林自然與特定的物品已經相互重疊，即使不提“金谷”二字，也能讓讀者想到金谷園的本來事跡。也正是因此，在明清時期“金谷園”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典故，常常出現在討論現實園林的語境中而被引申，又因歷代理解的多面性而擁有討論的空間?？傊?，當我們閱讀文人作品時，所得到的信息不等同于客觀的歷史，而是金谷園在文人印象中的映射和再造，即使是石崇和潘岳的詩文同樣如此。

當意識到從文獻中并不能組織起線性歷史敘事，企圖從往事想象性再現的記載中了解真實而全面的歷史面貌必然是徒勞的，那么應當如何展開金谷園的史學討論呢？或許可以從約翰·埃利斯·麥克塔格特（John Ellis McTaggart）關于時間非真實性的著名哲學討論中獲得啟發，他敏銳地發現對時間認識的兩種立場，從而提出A系列（A series）和B系列（B series）兩種認識，A系列以過去、現在和未來區分事件，是基于現在的時間位置來感知的時間；而B系列則是根據時間發生的先后順序所串聯起的時間線。在A系列中的過去和未來，“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描述它們，但無法定義它們。我們只能通過例子來顯示它們的意義”[55]。由于時間的變化特征，B系列無法脫離A系列而存在。同時，麥克塔格特隨即也指出了A系列本身的矛盾，并得出時間非真實性的結論。他進一步提出，“當把事件作為現在來體驗時，它可能是過去的；當把它作為過去來體驗時，它可能是現在的”[55]。麥克塔格特似乎更關注A系列，而作為“溫和的”B系列的支持者，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吉爾（Alfred Gell）認為，時間底層的基礎符合B系列的特征，“我們必須區分對（真實）時間的事實與人類主體的認知和交往之物”，應當“知道如何通過掌握B系列的事實來增進我們的興趣，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應對A系列的認知資源”[56]。在關于金谷園的討論中，盡管多次采用了“想象”一詞，但不可否認，金谷園是歷史的真實存在物，而不是虛構或烏有，園林及事件本身確實具有客觀事實，分辨史學材料的目的在于以B系列的立場竭力揭示園林發展的歷史脈絡。然而，由于可信材料的諸多空白，歷史事實及事件的關系雖然客觀存在但卻難以被完整觀察。這時我們試圖轉向A系列中后世文人的“認知資源”，審視在他們的“現在”如何感知和體驗“過去”。園林史研究的工作是在我們的“現在”觀察“過去”，并通過過去的材料體驗“過去的過去”，進而理解并延續這種史學認識。

6 結語

文獻和圖像是園林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對于金谷園這座魏晉時期重要的私家園林，相關文獻更是不勝枚舉，然而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無法幫助還原這座園林的歷史原貌。詩文作者和畫家們將他們所知的景物和活動重新組合，創造出金谷園的歷史想象。同時，他們也試圖尋找金谷園與他們所在當下的聯系，并將眼前的景象與金谷園的想象比較，從而將當下的體驗投射到想象的歷史時空中，仿佛他們自己也曾徜徉在金谷園中。當我們今天閱讀歷代留存的詩文和繪畫時，文人們追憶金谷園的行為凝固成了被觀察的對象，它們同時具有三重意義：第一，它們是我們管窺金谷園碎片的視窗；第二，物質的金谷園隕滅后，它的“幽魂”以圖文重構的方式綿延；第三，不同時代對金谷園評價的變化折射了創作者所處時代對人造自然的認識特征。從中古到近古，金谷園自然景物的意義經歷變動而趨于穩定，與其中人物和事件的關系愈加緊密并成為熟典。隨著金谷園的意義濃縮為具有豐富內涵的語詞，自然景物也被構想為表達情感和評價歷史的背景和載體，不斷賦予文化深意。因此，金谷園的園林史研究不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拾取不同時代的想象碎片拼湊客觀的真相，而應當探索金谷園得以傳遞至今的內因和機制，并以參與者的姿態投入從當下向未來的傳遞中，從而使人造自然在持續再造中得以延續。

致謝(Acknowledgments):

蒙香港中文大學劉暢相助掃描文獻，閆愛賓、單嘉宸、周其力審讀并指謬，敬致謝忱。

圖片來源(Sources of Figures)：

圖1見于保利香港2016年春季拍賣會（Lot.0773）；圖2見于2012年北京翰海四季第79期拍賣會；圖3-1為日本知恩院藏，圖3-2見于2013年天津文物秋季競買會，圖3-3見于2010年嘉德四季第21期拍賣會；圖4為上海博物館藏；圖5見于2012年中國嘉德四季第31期拍賣會；圖6-1見于2019年中國嘉德四季第55期金秋拍賣會、圖6-2見于2005年上海敬華春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圖6-3見于2015年上海新華迎春古玩藝術品拍賣會、圖6-4見于2004年中國嘉德第82期周末拍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