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控制、研發投入與上市企業創新績效

詹良統，張二華

（寧波大學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一、引言

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創新關系到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是中國邁向發達國家的核心機制之一[1]。一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出臺扶持企業創新的政策，為企業創新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另一方面，當前全球需求下降，企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許多企業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這促使企業不得不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創新。因此，如何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強化內部控制成為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提升企業治理水平的重要措施[2]。比如，美國在2002年出臺了薩班斯法案，簡稱SOX；我國在考慮實際國情的基礎上，也出臺了被稱為C-SOX 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規定上市企業對本企業內部控制的效果進行自我評價，并披露相應的報告，另外聘請合格的中介機構審計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經過近些年的發展，內部控制在會計、審計、股票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內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股票市場操縱（李志輝等，2023）[3]；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有助于提高我國上市企業信息披露的質量（徐子堯等，2023）[4]；高水平的內部控制可以提高審計效率，降低年報審計延遲（李瑛玫等，2016；David，2017）[5-6]。然而，關于內部控制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以及內部控制與創先績效之間是如何傳導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以2012—2020 年上市企業的數據為樣本，探討了高水平的內部控制能否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并進一步分析了內部控制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傳導機制以及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內部控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創新績效與內部控制

奧地利經濟學家Joseph A.Schumpeter 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提出“創新理論”，并把創新的概念引入到經濟學的研究中，為后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Crossan 和Apaydin（2010）[7]在梳理和研究學界已有的關于創新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即創新既是一個產出，同時創新也是一個過程，是經濟社會中可以創造價值的生產行為，包括產品、服務及市場的進步與擴展，也包括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生產方法。

內部控制是企業一系列管理活動的總和，是一項需要不斷發展變化的動態管理活動。一家企業內部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會對企業的創新績效產生不利影響，內外部信息的有效溝通有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資源共享（Zhong，2018）[8]。此外，內部控制也能夠有效抑制舞弊造假等行為，確保用于研發的資金不會被挪用或者貪污，從而可以保證企業研發活動正常有序地進行。劉浩等（2015）[9]認為內部控制可以降低信息傳遞的成本從而提高創新活動的運行效率。此外，風險評估作為內部控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的作用。馬永強和路媛媛（2019）[10]認為內部控制可以對科研的立項進行風險評估及保證可行性，追蹤后續的資源投入和成本核算來抑制違規操作，確保創新活動的順利進行。另外，創新是一項高風險的活動，然而內部控制會抑制企業的冒險行為[11]，在創新的立項和投入上有著更為嚴格的管理，這會使得企業放棄那些綜合水平較差的創新項目的投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的創新投入。綜上所述，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和代理等問題的存在，不利于企業的研發活動，而內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這些問題，從而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另一方面，內部控制會減少企業的冒險決策和冒險行為，從而抑制企業的研發投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高水平的內部控制可以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研發投入在內部控制和創新績效之間發揮遮掩效應。

（二）創新績效與產權異質性

我國企業在總體上可以分為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對于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內部控制會對一家上市企業的創新績效產生什么程度的影響，不同學者之間的觀點存在差異。一是國有企業促進論。國有企業有著較為雄厚的外部資源，這可以把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且可以通過政府或者自身直接干預來緩解市場失靈問題（曾鋮和郭兵，2014）[12]。李政和陸寅宏（2014）[13]認為制造業中國有企業的創新績效高于私營企業。李春濤和宋敏（2010）[14]指出國有企業有較高的政治關聯度，它不僅僅有經濟目標，而且還承擔著社會責任和一定的政治責任，這會使國有企業不斷進行創新活動和提高創新的效益。二是國有企業抑制論。張曉紅等（2017）[15]認為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大多數是由政府官員兼任，創新是一項長期的活動，而他們往往比較重視短期的利益，這不利于企業創新。另外，國有企業中存在復雜的委托代理問題，受各種政策和信息不對稱的影響較大，因此創新的不確定性較大，使得國有企業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也會較非國有企業差（吳延兵，2014；韓少真等，2015）[16-17]。

根據上述的理論觀點，國有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國有企業擁有豐富的資金、人才、政策等資源，這是大多數非國有企業不可能擁有的優勢。此外，國有企業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也會推動國有企業攻堅克難，提升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研發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且風險較大，大多數非國有企業有著較大的資金壓力且承擔不起創新失敗的結果，這會使得非國有企業減少研發活動，從而抑制非國有企業創新績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創新績效會高于非國有企業（即國有企業促進論）。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2010 年，證監會發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 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細化了企業披露研究開發費用的項目內容。另外，財政部也于同年發布《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該指引有利于提升我國企業財務報告的質量，減少商業欺詐風險。該指引于2012 年全面實施，我國所有上市公司從自愿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轉向強制披露并聘請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其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審計，并出具審計報告。因此，本文選用2012—2020 年的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并對所選樣本進行如下處理：（1）由于金融保險行業與一般上市公司在報表上存在較大差異，數據不具有代表性，本文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2）由于ST 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等出現異常，存在退市風險，股票波動較大，因此剔除ST 公司；（3）剔除研究期間缺少專利申請數量和幾乎沒有研發投入的樣本公司；（4）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的首尾各進行1%的Winsorize 處理。本文最終得到7 146 個觀測值，本文數據來源：內部控制數據來自深圳迪博公司的“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研發投入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其他財務上的數據及指標都來自WIND 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與研究模型

1.變量的定義。被解釋變量—企業的創新績效。關于怎樣有效地衡量和評判我國上市企業的創新績效，國內外學者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流程。目前，主流的衡量方法為研發投入（r&d）（王運陳等，2015；李瑛玫和史琦，2019；王德應和劉漸和，2011）[18-20]和企業的專利申請數（patent）（王亞男和戴文濤，2019；嚴焰和池仁勇，2013）[21-22]。企業進行創新活動，得到的直接結果為專利申請數量和專利授權數量，但相關部門的人為因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專利授權數量而具有時滯性。因此，本文以專利申請數量（patent）作為衡量創新績效的指標。

核心解釋變量—內部控制。

借鑒其他學者的研究，本文采用迪博內控指數（icq）來衡量企業的內部控制。該指數是根據內部控制合規、報告、資產安全、經營、戰略五大維度得出的，可以綜合體現出我國上市企業的內部控制水平。

中介變量—研發投入。

研發投入在企業創新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不同規模企業的研發投入存在較大的差異，為消除絕對值的影響，本文采用研發投入強度（r&d）來衡量企業的研發投入情況，即企業研發投入總額和企業營業收入的比值。

控制變量。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研究，股東持股比例（top10）、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dual）、高管薪酬（salary）、政府補助（subsidy）等會對企業的創新績效產生影響（李萬福等，2011；方紅星和金玉娜，2013；許瑜等，2017）[2][23-24]。因此，本文控制上述變量。另外，參考王亞男和戴文濤（2019）[21]的做法，選取了負債水平（lev）、公司成長性（growth）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具體的變量定義以及度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含義及其衡量的方式

2.研究模型。為驗證上述假設，本文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設計如下模型：

再利用逐步回歸法對中介變量進行機制性檢驗：

其中，patent為企業創新績效，以創新產出數量來衡量。企業的創新活動會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創新成功，表現為專利申請、創新產品以及創新產品收入等增加；二是企業創新失敗，沒有產生創新成果?？紤]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專利申請數量對企業的創新績效進行衡量。medi為中介變量，本文的中介變量為研發投入r&d。control為控制變量，具體如表1 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以發現：各上市公司專利申請數（patent）的最小值為0.693，最大值為10.87 且標準差較大，這意味著我國上市公司之間的創新能力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中位數為4.369，小于均值4.397，表明大多數上市公司創新能力仍處在較低的水平；內部控制（icq）的中位數大于均值且方差較小，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內控水平總體上較好；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表3 列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從表中可知，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之間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與張娟和黃志忠（2016）[25]的研究結果相同，說明良好的內部控制可以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這初步驗證了假設H1。內部控制與研發投入呈現出負相關關系，研發投入與企業創新績效呈現出正相關關系，這初步驗證了假設H2。另外，其他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較小，說明各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3 相關性分析結果

（三）多元回歸分析

表4 為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列（1）為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icq的系數為1.141，且在0.001 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企業加強內部控制可以促進企業的創新能力，這一結果驗證了假設H1。列（2）為內部控制（icq）對研發投入（r&d）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發現內部控制（icq）的回歸系數在0.001 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加強內部控制會減少企業研發的投入。列（3）顯示的是逐步回歸法的二階段結果，結果顯示，中介變量研發投入（r&d）的回歸系數為2.481 且在0.001 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研發投入的增加對企業的創新具有促進作用，這與國內外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另外，我們可以看出，列（2）中icq的系數與列（3）中r&d系數的乘積與列（3）中icq的乘積異號，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26]的判別方法，研發投入在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之間發揮遮掩效應，假設H2 得到證實。

表4 基準回歸檢驗結果

（四）進一步分析

在之前的分析中，不同性質企業內部控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并沒有被區分出來。為得到這一結果，本文進行產權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從表5 可知，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內部控制（icq）對創新績效（patent）的影響都顯著為正。這表明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良好的內部控制（icq）可以促進企業創新，這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1。另外，國有企業核心解釋變量（icq）的系數大于非國有企業核心解釋變量（icq）的系數，這說明內部控制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更為顯著，假設H3 得到驗證。

表5 產權異質性回歸分析

（五）穩健性檢驗

1.Sobel-Goodman 檢驗和Bootstrap 法。參考已有文獻做法（尉曉亮等，2023）[27]，本文采用Sobel-Goodman 檢驗和Bootstrap 法重復抽樣1 000 次對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表7 所示。表6 為Sobel-Goodman 檢驗的結果，結果表明，Sobel 統計量的p值小于0.001，說明結果是顯著的，研發投入（r&d）的中介效應存在。表中a coefficient表示的是內部控制（icq）對研發投入（r&d）的系數為負值且表現出較強的顯著性，b coefficient表示的是中介變量研發投入（r&d）對創新績效（patent）的影響，結果顯著為正值。此外，我們可以發現總效應為正值，間接效應為負值，直接效應為正值且大于間接效應，表明遮掩效應存在。Sobel-Goodman 檢驗的結果與前文一致。表7 為Bootstrap 的檢驗結果。表中第一行_bs_1表示的是間接效應得到回歸結果，第二行_bs_2 為直接效應得到的回歸結果?？梢园l現，間接效應系數和直接效應系數的置信度為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并且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為負值，直接效應的置信區間為正值。Bootstrap 的檢驗結果與前文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這一結果是穩健的。

表6 Sobel-Goodman 檢驗結果

表7 Bootstrap 檢驗結果

2.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由于企業的創新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的活動，因此企業的創新活動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創新成果，專利申請數量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故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進行回歸，即用t-1 年的內部控制（icq）來對t年的創新績效（patent）做回歸，回歸結果如表8 所示。通過對表8 的分析，可以發現，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直接呈現出顯著的正向關系，列（2）中內部控制（icq）對研發投入（r&d）的系數與列（3）中研發投入（r&d）對創新績效（patent）的系數的乘積顯著為負值，這仍然與前文的實證結果一致，表明結果是穩健的。

表8 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回歸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12—2020 年我國上市企業的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企業內部控制和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并探討了作為中介變量的研發投入在這兩者之間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并進一步探討了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實證結果表明：（1）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企業加強內部控制可以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2）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且在內部控制和創新績效之間發揮遮掩效應。（3）對于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高水平的內部控制均能提升創新績效，進一步分析得出，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提升程度更為明顯。本文基于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重視內部控制，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的體系和規范

內部控制作為現代企業治理的重要手段，對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然而，我國企業目前的內部控制體系仍然不夠成熟，缺乏一些標準和控制機制，需要更好地發揮內部控制的作用，才能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此外，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美元加息、俄烏沖突、全球需求下降等外部環境的沖擊下，許多企業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都會面臨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企業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增強自身的內部管理和成功創新上來，以增強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完善內部控制作為內部管理的重要目標和手段，應當被企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個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不斷完善內部控制體系，防范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及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

（二）增加研發資金的投入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企業的研發活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國有企業有著雄厚的外部資源，但可能存在較為嚴重的貪污腐敗問題，從而使得實際投入研發活動的資金不足。許多非國有企業有著較大的資金壓力，從而導致研發投入不足。對于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加強內部監督和管理來抑制貪污和腐敗問題，保證研發資金能夠真正投入到實際研發活動中，從而提高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而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加強內部控制可以有效促進企業內外部信息的交流與溝通，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行投資，以此來獲得更多的融資機會和更低成本的資金，從而保證企業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來支撐企業的研發活動，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產出。

（三）加強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推動其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創新驅動力有所差異，非國有企業創新的核心驅動力來自對超額利潤的追求和競爭生產壓力；然而國有企業的驅動力來自國家任務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的創新更注重于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的需求。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載體，應更加注重自身的創新能力。為此，要通過加強自主創新的必要性教育和競爭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增強我國國有企業和其高層領導的危機感、使命感、責任感，進而增強其社會責任感來提升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