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

袁桂亭 宋玉浩 袁永久

(1.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2.黑龍江工程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50)

一、引言

隨著中國進入數字快車軌道,社會中的各領域各行業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他們借用數字化手段進行業務調整或重組,并通過大數據技術不斷拓寬自己業務傳播渠道,諸如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文化產業借助數字化技術場景模擬再現的方式將古歷史搬上熒幕,提高了自己的受眾度,從而煥發新的生機,而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所形成寶貴精神財富,由于時代的變革以及各地方挖掘、傳播、保護等工作不到位,部分紅色文化資源已經被掩埋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紅色文化資源被固封在博物館中,國民幾乎觀望不到他們的身影,更加享受不到這種紅色文化資源的精神饋贈,何談精神的傳承,但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為紅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帶來了新的曙光,借用大數據、云空間、人工智能等技術進行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成為學者們的研究聚焦點。為更加系統性地了解有關我國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現狀的整體發展情況,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可視化分析,通過梳理發展脈絡,總結熱點主題,較為準確地把握未來研究趨勢,為今后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提供參考。

二、數據獲取及處理

以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數據庫,檢索時間段為2009年8月至2022年10月,檢索主題為“紅色文化”AND“數字”、“紅色文化”AND“信息化”、“紅色文化”AND“網絡”,共獲得1134條檢索記錄,通過對數據進行合并,去重,并剔除與研究內容不相關的數據,得到有效文獻數據365篇,數據內容包括主題、期刊、作者、關鍵詞、摘要、年份、被引量及下載量。主要采用文獻計量與文本挖掘方法,分析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的時間脈絡、核心研究力量、主題分布等,通過CiteSpace構建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熱點主題以及發展趨勢。

三、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概況

(一)演進歷程分析

圖1 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趨勢

國內有關紅色文化數字化資源建設的研究大致起步于2009年,受數字化技術的影響以及紅色文化資源發展的需要等背景,用數字去驅動紅色文化資源這一時代課題逐漸走入學者們的視野。2009—2017年為這一主題的研究起步期,該時期內研究方向主要為網絡時代下紅色文化資源傳播的意義及傳播途徑,研究方式也主要為意義闡述及假構設想,缺少實踐案例及數據等的支撐,研究力度較小,但為今后對于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2018年至今為這一主題的快速發展期,基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所提出的建立文物革命數據的背景,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該年相關研究文獻突破20篇,研究方向也更加多元,其中,信息化語境下把紅色文化資源建設與高校思政教育相融合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將紅色文化資源有機融入大學生“網絡媒體”新課堂[1],除此之外,通過網絡空間構建紅色文化資源傳播矩陣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并提出建設紅色文化資源數據庫,并利用QQ、微信、微博等平臺推送紅色文化作品等新的觀點[2]。

縱觀整體研究脈絡,發現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呈直線上升趨勢,并在2021年首次突破100篇,這說明數字化技術的縱深發展以及國家政策的深度照拂,是這一研究主題不斷上漲的原因。

(二)學術團體分析

發文量可以反映出研究者或研究機構在某一研究領域內的學術活躍度,文獻總被引和總下載以及期刊質量則可以反映研究者的學術影響力和領域推動力。利用CiteSpace軟件可以實現研究者共現網絡分析、研究者或研究機構的發文頻次統計。表1為發文頻次排在前十的研究者發文量、被引等信息。

由表1可以得出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領域學術活躍度最高的為遵義醫學院人文社科學院的陳俊,發文量有10篇,其中最高被引頻次在100次,文章主要探討在網絡時代之下,如何將紅色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徑中[3];學術活躍度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圖書館夏翠娟,發文量有3篇,均為核心期刊、CSSCI來源期刊,其成果多聚集于紅色文化信息資源開發與平臺搭建;通過調研對比,應用GIS技術、可視化技術等將多源異構數據進行整合,搭建初步紅色文獻服務平臺[4]。其余研究者的發文頻次均在3次以下,學術活躍度較低,研究領域力量不足。

表1 發文頻次排在前十位的研究者相關信息

依據研究者共現網絡圖可以進一步分析該領域內的核心學術力量。時間跨度為“2009—2022”,years per slice=1年,分別對“Author”和“Institution”節點類型進行分析,Top N選擇50(即選擇呈現每年50個高頻作者或機構),防止網絡密集,網絡裁剪功能選擇“Pathfinder”,進行研究者共現網絡圖譜繪制。圖譜中節點大多呈獨立分布狀態,節點與節點之間聯系甚少,這表明研究者之間合著現象分布稀疏。其中較大的節點有陳俊、夏翠娟等,而陳俊教授主要為獨立研究作者,很少有其他學術關聯。從整體來看,圖譜中的合作梯隊較少,且并不成系統,研究并不深入,發文量較少,該領域內學術活躍度和學術影響力較高的研究者為陳俊、夏翠娟;領域內學術力量較為薄弱,合作團體少,幾乎不存在研究者之間跨地區或跨機構的合作現象;領域內不存在已具規模的研究,學術網絡亟待構建,系統性研究也應得到重視。

(三)關鍵詞內容分析

為探究我國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領域熱點主題和研究現狀,對數據源中的關鍵詞和摘要進行合并、提取等操作,并以高頻關鍵詞詞表(見表2)呈現。

表2 出現頻次前二十的關鍵詞

表2表明,出現頻次最高的是紅色文化,有179次,其次是數字化30次,其余出現頻次較高的還有新媒體28次、網絡傳播22次、高校19次、紅色旅游19次、傳播18次、數字人文15次、互聯網14次、傳播策略11次等。通過語義合并,可將以下高頻詞劃為4大類: 新媒體、紅色文化、傳播等關鍵詞可歸納為新媒體環境下紅色文化傳播研究; 二是高校、紅色文化、思政教育、網絡時代、互聯網+、大學生、信息化等關鍵詞可歸納為信息化語境下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三是數字化、紅色文化、紅色資源、傳承、傳播策略、傳播路徑等關鍵詞可合并為紅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傳播研究; 四是紅色旅游、數字人文、紅色文化、文化傳播、網絡時代等關鍵詞可以歸納為網絡時代下的紅色旅游研究。

(四)熱點主題分析

通過CiteSpace繪制的主題聚類視圖,可以進一步明確我國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領域的研究熱點。根據圖譜所呈現的內容可以得知,其中,共有258個節點、329條連線,平均一個關鍵詞就有1.28個共現詞與其匹配,Silhouette=0.96,網絡同質性高,聚類效果好,可信度高。為了獲得更為準確的共現圖譜,選擇“Clusters”之下的“Filter out small clusters”,過濾掉較小的聚類,最終得到八個聚類,分別為#0紅色文化、#1紅色文獻、#2網絡傳播、#3價值、#4高校、#5傳承、#6思政教育、#7信息化、#8意義拓展。結合聚類視圖和高頻關鍵詞分析情況,確定我國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領域,并形成了新媒體環境下紅色文化傳播研究、信息化語境下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紅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傳播和傳承研究、網絡時代下的紅色旅游研究等四大主題模塊。

1.新媒體環境下紅色文化傳播研究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縱深發展,傳播媒介變得更為多樣且新穎,傳播受限的問題在新媒體環境下已變得不復存在,眾多學者紛紛考慮如何在新媒體環境下進行紅色文化傳播,拓展紅色文化資源的傳播渠道,提高受眾度。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在新媒體環境下將紅色文化資源傳播與高校教育相結合。在新媒體環境下,思政師資的信息素質較低,與線下紅色教育基地的實地授課以及對新媒介的使用存在一定的距離,應當整合網絡紅色教育資源,打造“新媒體平臺”+“紅色文化”教育模式,提高思政教師隊伍的紅色文化信息素質[5]。除了教師群體發力以外,還應當加強大學生紅色文化教育,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構建新的媒介生態,促進高校學生進行“紅色文化”的實踐;二是要運用互聯網技術發展紅色文化多元化教學平臺;三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輿論監督體系[6]。第二個方向是將某地區的紅色文化與新媒體環境進行融合的案例研究。李嘉嘉等人指出在新媒體視域下,桂北地區紅色旅游品牌建設存在社會知名度低、數字化傳播不充分等問題,通過搭建新媒體傳播平臺,借助數字化技術,擴大桂北紅色旅游資源傳播渠道,推動產業特色化發展[7];劉小花則是以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為例,探討新媒體背景下館藏革命文物的數字化建設[8];徐紅蕾和劉卓昕探討了新媒體視域下,通過借助數字化技術提煉紅色文旅符號,以此研究陜西紅色文旅符號及其數字化傳播[9]。

2.信息化語境下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紅色文化”是當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可以使大學生在信息化時代下形成一種自覺的思想,并融入新的社會思潮中去[3]。從信息化語境下思考將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政教育進行融合是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陳海燕通過對高校紅色教育機理進行分析,指出當前高校紅色教育存在教育內容、途徑、力量等三個方面的困境,并從傳承創新、融入網絡平臺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10];趙聃指出通過創新教學方法來搭建線上和線下混合教學模式,并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寬紅色文化傳播渠道,依靠多種媒介推動紅色文化在校園內的傳播[11];王志玲和李又云從優化思政課教學模式、充分利用第二課堂的輔助力量、構建多媒介紅色文化傳播矩陣等方面深入探討了信息化語境下,將紅色文化資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12];陳雪珍等人則是以溫州市為例,以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教育宣傳和實踐體驗是影響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因素,應當拓寬傳播渠道,依靠多媒介實現線上和線下的聯動傳播[13];郭曉莉則是以西安郵電大學為例,探索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思政課為主陣地、以黨員工作站為依托、面向校園活動、以微信平臺為號召的“四位一體”新傳播模式[14]。

3.紅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傳播和傳承研究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為紅色文化的傳播和傳承提供了新的契機。在紅色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過程中,紅色文化的數字化傳播為重中之重,對此,學者們提出了多種傳播策略。吳果中和聶素麗提出了三方紅色文化傳播網絡,即國家級媒介與地方媒介的協同合作、新傳播媒介與傳統媒介的交融、建構多元符號立體傳播[15]。付小穎和王志立提出以可視化技術進行紅色文化的再現以及多方共同建構新媒體傳播矩陣等方式推動紅色文化數字化傳播[16]。梁軍和陳麗嬌基于視覺重構理論,提出了三種紅色文化數字化傳播策略:一是要深度挖掘紅色文化資源背后所隱藏的視覺元素,并通過視覺元素打造紅色品牌;二是要依靠人工智能等技術打造紅色文化沉浸式數字館;三是要依托微博、微信、微視頻、移動客戶端平臺打造“三微一端”新媒體傳播網絡矩陣,實現紅色文化的移動式共享[17]。蔣迎春則指出在大數據環境下,通過公共圖書館來進行紅色文化的數字化傳播是一種有效的傳播策略,具體方式為:第一,通過技術整合紅色文化資源數據庫;第二,打造紅色文化資源平臺,拓寬傳播渠道;第三,組織有關紅色文化的線上閱讀推廣服務,并建立閱讀推廣長效機制[18]。

4.網絡時代下的紅色旅游研究

紅色旅游是傳播紅色文化的一種重要方式,多媒體技術的成熟與發展更是為紅色旅游的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進一步推動了紅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建設。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鄭華偉采用網絡文本研究方法,收集12個旅游景區的數據資料進行情感分析及高頻關鍵詞等的研究,結果表明,紅色旅游對旅游者正向價值觀的塑造和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19]。王鵬飛等人以嘉興南湖景區為研究個例,運用內容分析和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提出完善紅色旅游產品體系、塑造紅色旅游品牌形象等舉措[20]。王雪梅和李依溪以西柏坡為研究對象,提出依托AR、人工智能等技術打造西柏坡全景式虛擬場景,并將西柏坡文化融入網絡游戲和動漫中,提高青少年的認知度,同時也要依托各大網絡平臺打造專屬紅色旅游資源的傳播渠道[21]。高玥和段美琦以文旅融合為探討背景,提出要將紅色旅游與網紅旅游相融合,依托網絡平臺來擴大紅色文化資源的傳播力度,具體策略為:一是深度挖掘紅色景區的文化底蘊,塑造自身品牌形象;二是建立網紅打卡地,依托媒體平臺吸引全國各地的游客;三是借助短視頻平臺進行線上高效推廣;四是采用“文旅+”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和旅游相結合的產業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