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

張士博,趙雪鍵,岳松森,李連偉

(山東工商學院 a.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b.資產管理處;c.金融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一、研究背景

持久的創新能力是關系國家核心競爭力和未來發展的保證,通常認為更多的研發(R&D)投入能夠更有效地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然而,由于研發活動存在風險性、外溢效應等特點,企業R&D投入水平可能會低于社會最優值[1],這就要求政府進行引導和干預。政府采購不僅是宏觀調控的有力手段,也是從需求層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及企業創新的重要政策工具[2]?！秶抑虚L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政府采購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管理暫行辦法》等國家重大戰略規劃中,都將政府采購列為推動自主創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梢园l現,政府采購政策已經成為國家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政策之一,隨之而來的便是評價政府采購政策有效性的問題。在中國這一轉型經濟背景下,政府采購能否促進我國企業的R&D投入?這種促進效應是否因治理結構的不同所有差異?上述問題的解答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與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政府采購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備受學者的關注。早在1988年,Lichtenberg就研究了美國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發現政府采購不僅能夠促進企業進行R&D投資,而且拉動效應大于私人合同[3]。在行業層面,Geroski通過案例分析,對計算機、民用飛機及半導體產業的深入研究后發現政府采購比公共R&D補貼更有助于鼓勵企業增加R&D投入,也更有助于創新活動的成功[4]。Slavtchev和Wiederhold實證研究了美國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政府采購不僅提高了產業創新的回報率,更增加了產業創新的機會[5]。在區域層面,Lember等人對波羅的海城市的政府采購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政府采購不僅激勵了創新,并且能夠產生市場影響[6]。在企業層面,Aschoff運用德國企業調研數據,實證檢驗了政府采購對創新產出的作用,結果表明政府采購能夠促進企業創新[7]。Guerzoni以歐盟成員國家企業為樣本的研究認為政府采購不僅激勵了企業R&D投入,同時也拉動了創新產出[8]。

也有部分學者質疑政府采購對創新的激勵效果。Geroski認為政府采購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只體現在國防領域這一小部分案例中。Cave和Frinking進一步研究發現,公共市場與私人市場可能相互矛盾[9],被采購的企業認為政府比私人客戶更可靠,可能專注于公共市場,因此降低創新動力,減少R&D投入[10]。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現有關于政府采購與企業創新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以發達國家企業為樣本,缺乏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研究。中國企業無論在制度環境還是行業及區域發展程度上均與發達經濟體存在明顯差異,而制度環境會影響公司的投資行為,因此,在政府采購與企業R&D投入的關系上,針對中國企業的研究是否能夠得到和發達經濟體相同的結論仍有待探討。另外,國內關于政府采購激勵效應的研究多以理論分析和政策闡述為主,少數學者在國家或區域層面上進行了實證研究[11-12],然而R&D活動對企業來說,是重要的投資決策行為,公司治理結構會對企業內部包括從投資決策做出直到收益產生,最后再到收益的分配的全過程產生影響像,因此,政府采購的政策效應也必然受到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影響,但受到政府采購微觀數據的制約,現有研究關于公司內部治理對政府采購政策效應的影響卻并未展開討論。綜上,本研究以中國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挖掘企業層面的政府采購數據,采取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法從微觀企業層面研究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并深入探究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政府采購政策效應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政府采購與企業R&D投入

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認為,市場機制缺陷引起的市場失靈,可以由政府干預來加以彌補。作為從需求層面支持企業創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采購被各國政府普遍運用。政府采購能夠有效地解決創新活動中的市場失靈以及系統失靈問題,推動企業積極有效地進行R&D活動[13]。

政府采購從內、外兩方面對企業創新進行激勵。對企業的內部推動作用體現在政府通過向企業預支一部分采購資金提供企業創新活動所需啟動資金的同時減小企業市場風險。對采購企業的產品及服務提出一系列技術等方面的明確要求,這樣就從客觀上影響企業創新活動的方向。政府采購的主要方式是公開招標,由于政府采購合同金額一般都比較大,為了贏得政府采購合同,企業會傾向于增加R&D以提高競爭力。政府會監督和管理企業R&D活動的產出也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創新能力[14]。政府采購不但從內部推動企業創新,也會通過社會外部拉動作用對企業實施影響。政府采購使企業對經濟和行業發展有良好的預期,信心增加會促進企業R&D投入。綜上,政府采購能夠起到導向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動創新[15-16]?；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1:政府采購整體上刺激了企業R&D投入。

(二)公司內部治理對政府采購政策效果的影響

R&D活動對企業來說,是重要的投資決策行為,公司治理結構會對企業內部包括從投資決策做出直到收益產生,最后再到收益的分配的全過程產生影響像,因此,政府采購的政策效應也必然受到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影響。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概括起來主要包括:股權性質、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股權制衡度、股權激勵等方面的內容。在考慮變量的科學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的基礎上,借鑒現有研究,本文從所有權性質、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及董事會規模分析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政府采購政策效應的影響[17]。

1.所有權性質

從資源基礎觀出發,政府采購可以間接補充企業的創新資源,不同企業由于自身資源稟賦的差異,政府采購影響企業R&D投資決策的過程會有著不同的表現。中國上市公司投資決策受到較強的政府干預[18]。所有權性質不同的企業,在經濟和政治資源方面有較大差異。雖然中國經濟體制已經發生轉變,但是國家依然壟斷著很多重要資源。國有企業具備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優勢,本身就具備科研創新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源[19]。

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國情,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決定其組織行為的動機不僅限于利潤最大化,還肩負了為國家任務和社會責任而創新的重任。國有企業高管還要接受國資委對其進行特有的績效考核,從而獲得政府采購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認可。為了追求政績國有企業高管也必然傾向于進行較高水平的R&D投入。因此,國有企業的固有特征及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使得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在R&D活動中表現出更加積極的R&D投資行為。相對來說,民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標,不會將政策導向作為技術創新決策的主要依據。R&D活動需要的大部分資源被國有企業擁有,民營企業更多地生產資本密集的產品[20],因此所需要R&D投入相對較少。因此政府采購對民營企業R&D投資決策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國有企業的R&D活動更易受政府調控的影響,以國家的戰略目標為導向,并非簡單追求利潤,對政府的調控更為敏感,因此會影響R&D支出水平。由此提出假設H2:政府采購對國有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應強于非國有企業。

2.股權集中度

股權集中度反映了企業所有權的集中程度和大股東對企業的控制能力。大股東具有潛在的權力來影響管理層的決策,而管理層對企業資源進行配置的決定將會影響包括R&D投資在內的一系列創新行為[21],股權越集中,股權越集中的企業實際控制人對企業資源配置決策的影響力越大。企業實際控制人會根據個人風險偏好權衡風險與收益,實際控制人傾向于進行集中而單一的投資,造成投資風險不能有效分散,如果進行大規模的R&D投資會使大股東面臨非常大的風險,由此推斷,股權集中的企業的R&D投資的主動性較股權分散企業差。

股權集中會使企業實際控制人更傾向于謀取私人收益[22],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實際控制人不會對政府采購合同資金等資源的使用直接進行配置,但是能夠明顯的影響管理者的行為[23]。實際控制人對控制權私有利益的追求容易受到大金額采購合同收入這種直接利益的吸引,更加容易利用控制權謀私利,轉移挪用政府采購合同資金來滿足自身利益,嚴重削弱了政府采購的激勵效應。因此,企業的股權集中度越高所有權激勵的正效容易被利益侵占的負效應淹沒?；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3:政府采購對股權相對分散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應更強。

3.股權制衡

委托代理理論指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可以通過建立有效的股權制衡機制緩解[24]。股權制衡指企業前幾大股東分享控制權,既有一定的股權集中度,也使得任何一個大股東以及公司經理層都無法單獨控制企業的決策,形成幾個大股東間的制衡關系。前幾大股東之間形成良好的內部治理機制相互監督并抑制大股東的掠奪行為[25]。

由于多個大股東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第一大股東對控制權私有收益的追求將受到抑制有效避免大股東將企業的政府采購合同資金轉移挪用,盡可能地保證資金充分發揮其正向激勵作用。保證企業決策符合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在制衡型所有權結構下,多股制衡增加了公司內部控制權活動私有收益的成本,降低了大股東對小股東的利益侵占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者的短視行為促進企業R&D活動的開展。在股權制衡監督作用下能夠減少企業對政府采購這一公共市場的依賴,增強創新動力,增加R&D投入。在制衡股權結構下,董事會和管理層決策更加有效,更能把資金配置到提升競爭優勢的創造活動中來,增加R&D投入[26]?；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4:政府采購對股權制衡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應更強。

4.董事會規模

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在股東與經營者間起到紐帶的作用。根據群體決策理論,群體決策是由群體成員共同參與,包括R&D投入在內的戰略的制定是董事會各成員之間不同觀點的折中。因此,董事會規模是影響董事會決策效率的重要因素。隨著董事會規模增加,董事會不僅容易產生派系,董事會成員更可能在意見交換與溝通時出現協調問題,因此相對于較小規模董事會,董事會規模增加會加大折中難度,降低決策效率,在處理具風險性的R&D投入決策中較大規模董事會達成折中尤為困難,因此較大規模董事會更有可能拒絕創新項目,缺乏進行高水平研發投入的意愿。

委托代理理論認為,董事會代表股東的利益并扮演監督和控制著經營者行為的角色[27],規模過大易造成董事會缺乏對經理層的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的動力,使董事會無法有效約束經營者的不努力行為,特別是當企業能夠從公共市場獲得大規模的政府采購合同時,經營者的不努力行為會更加凸顯。而董事會規模小的企業不僅決策效率高,而且董事會對經營者積極的監督能夠降低企業對公共市場的依賴,使企業努力通過R&D投入來增強自身的盈利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5:政府采購對董事會規模較小的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應更強。本文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三、數據及方法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原因在于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發揮越來越強大的作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是政府采購的重要政策目標,政府十分重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因此,將中小企業作為本文研究的對象具有更顯著的意義?？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情況,最終確定中小企業上市公司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為了從企業層面考察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本文使用了中小企業的政府采購數據及企業R&D投入數據。文中政府采購數據來源于《中國政府采購網標訊庫》,根據上市中小企業名稱在政府采購網標訊庫中查詢該企業政府采購中標信息,通過手工整理后獲得中小企業的政府采購數據。文中R&D投入數據主要來源于企業年度報告中R&D支出項,涉及到的企業特征變量主要來自《銳思數據庫》。最后,根據上市中小企業的名稱將政府采購數據、企業R&D投入數據及企業特征變量進行合并,構建本文研究所需數據庫。

《政府采購信息公告管理辦法》中規定政府采購信息需首先在財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購信息發布媒體上公告,但實際執行過程中,多數采購信息僅在監管部門指定的電子媒體上披露,而中國政府采購網是財政部唯一指定的政府采購信息網絡發布媒體。本研究選取2011—2013年間的政府采購數據是基于2011年中國政府采購網主網站實現了與地方分網站的互聯互通,實現了政府采購信息在中國政府采購網的集中發布,因此選擇2011-2013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影響提供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觀察期間。由于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決策的影響有一個時滯作用,因此本研究結果變量比處理變量和控制變量滯后一期,處理變量、匹配變量集取2011—2013年度的數據,結果變量取2012—2014年度的數據。數據分析處理采用stata12.0。在分析前,將《中國政府采購網標訊庫》中的政府采購數據和上市企業年報的企業相關信息進行整合,并剔除了異常樣本后最終獲得1 501個觀測值。

(二)變量測度

1.處理變量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果,因此企業是否被政府采購是本文的主要處理變量。將企業是否被政府采購設定為虛擬變量,被采購則取值為1,否則為0。

2.結果變量

已有研究多將R&D投入作為衡量創新行為指標,通常認為更多的R&D投入能夠更有效地提升企業創新能力。R&D投資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已經被經驗證據證實,本文借鑒已有研究將企業R&D投入作為本文的結果變量。

3.匹配變量集

匹配變量集由多個表示企業特征的協變量構成,本文重點關注股權性質、股權集中度、董事會及股權制衡度,據此來分析公司內部治理對政府采購政策效應的影響,因此首先對企業性質、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程度及董事會規模指標進行界定。

(1)企業所有權性質。本文強調不同產權性質下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對產權性質的劃分主要借鑒現有研究按照企業實際控制人屬性進行劃分。如果最終控制人是國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產權性質則劃分為國有,國有性質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2)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測度的方式有許多種,指標主要有CR(concentration ratio)指數和H(Herfindahl)指數指數。CR指數包括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本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股權集中度的度量指標。

(3)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度指幾個大股東對公司控制權的競爭程度,任何一個大股東都無法單獨控制企業的決策,幾個大股東之間相互牽制。借鑒現有關于股權制衡程度的表示方式,本文采用第二到第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與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之比表示。

(4)董事會規模。董事會規模關系到公司的權力結構和平衡,本文采用董事會中董事數量來度量董事會規模的大小。

影響企業R&D投入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核心變量外,借鑒現有文獻的研究,本研究其他協變量包括:企業所屬行業,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對高技術行業的分類標準,企業年齡,即企業開業到統計年度的時間跨度;企業規模,用員工總數度量;同時還包括企業研發人員數、企業營業收入、企業所在區域市場化程度及時間變量等虛擬變量。上述所選擇的變量均對企業的R&D投入存在一定影響。

(三)研究方法描述

企業拿到政府采購合同并不是隨機的,而是政府委托的公共機構對投標企業進行篩選之后選擇的確定,公共機構往往會優先采購那些本身研發能力較強的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的產品或者服務[28];另外,中標企業相對于未中標企業來講,本身就具備一定的優勢,例如,大企業會安排專門人員來爭取政府采購合同[29]。若被政府采購與未被采購本身企業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就不能簡單認為企業R&D投入的差異,僅僅是由企業是否被政府采購所導致的,因此,選擇傳統的OLS方法會存在很大內生性問題,進而影響到測度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影響的準確性。

如果干預對象未參與政府采購,其R&D投入是否會有差異?不可能同時觀測到同一企業被采購與未被采購的情況。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尋找有效的采購組與對照組,其中對照組除了政策干預這一因素外,其它重要的統計特征都與沒有受到采購組企業一致,這樣就可以最大程度上解決在采購對象的選擇中有可能存在的逆向選擇以及內生性等選擇偏誤。為了能夠有效減少內生性的影響,本文借鑒Rosenbaum和Rubin提出的PSM法。PSM法能夠有效解決樣本選擇偏差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忽視重要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此方法常常被用來進行政策作用效果的研究。

首先,以是否受到政府采購為標準,將總體樣本分為兩大類:一是采購組,即被政府采購的企業,記為Ti=1;二是未采購組或者叫對照組,即未被采購的企業,記為Ti=0。找到與政府采購的企業在公司特征上相同或接近的對照組,進而比較兩組企業的R&D投入差異。

通常采用PSM法尋找對照組,不同于傳統的一維配對方法,PSM法將企業相關維度的特征進行加權平均濃縮成一個維度的指標,即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PS)值,進而可以在多個維度將被政府采購的企業和與其特征相似的未被采購企業進行匹配,從而得出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凈影響。在給定樣本特征的情況下,企業X的PS值為:

p(Xi)=E(Ti|Xi),0

(1)

其中,Xi是一系列企業特征變量構成的向量,通過Logit模型(公式1)的估計,就可以得到企業i的PS值p(Xi),然后,采用特定的匹配方法根據PS值就可以對樣本進行匹配。

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核匹配、半徑匹配以及最近鄰匹配。本文以估算出的PS值為基礎,選擇最近鄰匹配法,前向或后向尋找與采購組樣本PS值最接近的未采購組樣本,為采購企業尋找匹配對象。最近鄰匹配規則為:

c(i)=min‖P(xi)-P(xj)‖。

(2)

其中,c(i)為與企業i成功匹配的企業j的集合,下標i,j分別代表被采購的企業和未被采購的企業,c(i)即PS與采購企業最為近似的未采購企業或企業集。

匹配完成后,采用參與者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來估計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作用效應。政府采購對企業R&D的ATT為:

(3)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顯示了本文對模型主要變量進行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了各變量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將樣本按照是否被政府采購進行分組,對比兩組樣本企業各主要變量的差異。按照本文企業R&D投入水平這個指標,采購企業R&D投資的均值為12 361.9萬元,未被采購的均值為6 251.57萬元,可以看出,采購企業和未被采購企業相比,被采購的企業其R&D投入平均值明顯高于未被采購的企業;從企業年齡、股權集中度以及董事會規模來看,采購企業和未被采購的企業無顯著差異,但是被采購企業在營業收入、企業規模及R&D人員等方面都顯著高于未被采購企業。另外,被采購企業以高技術行業企業居多,企業性質方面,被采購企業民營性質較多,這也與樣本大部分為民營性質有關,最后,被采購企業所在地區市場化進程要略高于為被采購企業所在地區市場化進程指數。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傾向得分匹配及平衡性檢驗

本文以估算出的PS值為基礎,根據傾向值進行匹配,找出與采購企業相似的未被采購的企業。因此,我們選擇最近鄰匹配法,前向或后向尋找與采購組樣本PS值最接近的未采購組樣本,為采購企業尋找匹配對象。接下來需要對匹配效果進行有效性判斷,判斷方式主要包括共同支持假設和獨立性假設檢驗。

共同支持假設要求保證每一個被采購的企業都能通過PS值找到與該企業相匹配的未被采購的企業進行對比。因此,我們提出了非重合區域的樣本。我們對采購組與未采購組企業的PS分布進行近似,圖2和圖3分別為匹配前和匹配后采購企業與未被采購企業的PS值在采用最近鄰匹配法后的核密度函數圖。圖中橫坐標代表PS值,縱坐標代表概率密度,采購組的PS用實線表示,未采購組用虛線表示?？梢钥闯?匹配前處理組和對照組的PS值得分布存在明顯的差異。政府采購企業的自身特征(企業規模、年齡、R&D人員等)明顯區別于未被采購的企業。兩組樣本間的R&D投入差異并不完全來源于政府采購的激勵,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若直接對兩組樣本R&D投入差異進行比較,將會使統計推斷結果產生極大偏差。匹配后的未采購組中只保留了與相應采購組企業PS最為接近的樣本,剔除了未成功匹配的樣本。匹配后兩組樣本間的PS值概率分布已經非常相似,即兩組企業的自身特征已無明顯差異,相較于匹配前可以直觀地發現,PSM法極大地修正了采購組與未采購組企業之間的得分偏差,匹配效果比較好。

圖2 匹配前PS的密度函數圖

圖3 匹配后PS的密度函數圖

獨立性假設指采購組與對照組在匹配變量上無明顯差別,說明在控制兩組樣本共同的自身特征后,企業R&D投入存在的差異來自于政府采購的影響。如果采購組與對照組存在很大區別,則表明選取的匹配方法匹或配變量不合理,那么本次匹配則無效。對于獨立性假設,本文主要檢驗了均值與標準偏差。標準偏差用來衡量樣本企業主要變量匹配前后之的區別,如果匹配后標準偏差的絕對值越小,則說明匹配的效果越好。主要變量在匹配前后的樣本特征情況以及匹配的平衡性檢驗見表2,若各個匹配變量在匹配之后的標準偏差值的絕對值小于20,那么可以認為匹配方法合適,匹配效果較好,匹配的估計結果比較可靠[30]。

表2 匹配變量及平衡性檢驗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1.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影響的總體效果

在表3中,我們分別計算了匹配前與匹配后采購企業與未被采購企業的平均R&D投入,根據模型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匹配后,處理組的企業R&D值為9 965.19萬元,對照組企業的R&D值為6 943.6萬元,政府采購刺激企業額外支出 3 021.59萬元的自有R&D支出,表明政府采購將使企業R&D投入提高3 021.59萬元,并在通過5%的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赑SM法檢驗表明,政府采購能夠提高樣本企業的R&D投入?；谖⒂^企業層面的實證研究再一次證明了政府采購確實能夠提高企業R&D投資,并且進一步證實了在中國現實背景下,政府采購能夠有效促進企業R&D投入,假設H1得到驗證。

表3 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影響的總體效應

2.政府采購對不同治理結構企業R&D投入的影響效應

從表4中可以得出,政府采購對兩種不同治理結構企業的R&D投入均有促進作用,這與總體樣本的結論一致。但是,政府采購對不同所有權性質、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和不同董事會規模企業R&D投資的提升作用存在明顯的差異。

表4 政府采購對不同治理結構企業R&D投入的影響

(1)以所有權性質分組的實證結果表明,政府采購對不同所有權性質R&D投入均有促進作用。政府采購刺激了國有企業額外支出9 614.58萬元的R&D支出,非國有企業5 420.62萬元,這表明,政府采購對R&D投入的促進作用在國有企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假設H2得到驗證。

(2)政府采購對不同股權集中度企業R&D投資的提升作用存在明顯的差異,獲得政府采購后,較高股權集中度的企業額外支出4 654.73萬元的R&D經費,而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R&D經費額外支出金額為7 109.87萬元的,顯著大于高股權集中度企業額外投資額。這表明,政府采購對R&D投入的促進作用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假設H3得到驗證。

(3)按照股權制衡程度分組分析的結果表明,政府采購對股權制衡程度高的企業R&D投入的促進作用效果更明顯。以最近鄰匹配為例,如果具有較高股權制衡度的企業獲得政府采購合同,其R&D投入總量增加10 279.71萬元;股權制衡度低的企業獲得政府采購合同,其R&D投入總量增加2 509.35萬元,政府采購對股權制衡程度高的企業R&D投入的促進作用效果更明顯。假設H4得到驗證。

(4)董事會規模會影響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促進作用。獲得政府采購后,具有較大規模董事會的企業額外支出3 334.04萬元的R&D經費,而董事會規模較小企業的R&D經費額外支出金額則為8 697.50萬元。這表明,政府采購對董事會規模較小的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果更明顯,假設H5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2011—2013年我國上市中小企業政府采購數據,就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第一,總體來看,政府采購能夠有效促進企業R&D投入;第二,政府采購對企業R&D投入的促進效應因企業治理結構的不同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政府采購對國有性質、股權分散、股權制衡及董事會規模較小的企業R&D投入的促進效應更加顯著。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有兩點貢獻。第一,以中國企業為研究對象,關注中國情境下政府采購與企業R&D投入之間的關系,研究了中國政府采購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的R&D投入,該結論與針對發達國家的已有研究結果一致,表明了政府采購作為創新政策工具在不同制度環境中的適用性和有效性。第二,本文從企業這一微觀層面發現了不同治理結構下政府采購激勵效果的差異,將針對中國政府采購激勵效果的實證研究拓展到微觀企業層面,發現了企業所處的情境對政策作用效果的影響,豐富了現有的關于政府采購政策激勵效應的研究。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政府采購有效促進了企業R&D投入,這表明政府采購在促進微觀企業R&D投入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通過政府采購政策來促進企業R&D投入的培育和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應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作用,適當擴大政策扶持范圍及力度,為企業創造更多參與政府采購的機會,同時,本文研究還涉及到政府采購對不同治理結構企業創新投入方面的差異,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對微觀企業創新實踐活動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不僅政府部門應在采購政策的制定及實施中應該充分考慮政府采購有效性在不同企業的差異性,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更有針對性和客觀性,企業也應當需要在認識公司治理作用的基礎上,改善股權結構,確定合理的董事會規模,優化內部治理結構,借助政府采購提升企業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