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陳煦江，姜 珊，何凌霄

（重慶工商大學會計學院，重慶 400067）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面臨嚴峻的環境問題，高污染、高耗能的發展模式仍亟待轉型。2017 年12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建設工作正式展開。2020 年9 月，習近平總書記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1］，開啟“雙碳”目標引領下經濟健康發展新征程。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對資源進行粗放式開發利用后便廢棄的現象日益普遍，由此產生的大量固體廢物成為阻礙“雙碳”目標順利實現的潛在風險。因此，近年來我國將固體廢物治理擺在低碳發展的重要位置，組織實施一系列固廢回收及循環利用的單項試點措施。國務院辦公廳于2018年12 月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該方案聚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致力于持續推進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逐步降低固體廢物對環境的影響，以期最終形成綠色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2］。2019年5月，生態環境部印發《關于發布“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名單的公告》，確定廣東省深圳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等11 個城市作為“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并規定河北雄安新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中新天津生態城、福建省光澤縣、江西省瑞金市參照“無廢城市”建設試點一并推行。2022年6月召開的全國“無廢城市”建設工作推進會議正式公布了“十四五”時期“無廢城市”建設城市名單，包括1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和8個參照推進的地區。

“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實施以來，各試點地區積極響應綠色發展理念，開展核心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工作，制度、技術、市場、監管四大體系建設任務基本完成，并通過創新生產、生活方式等培育約7 200個“無廢細胞”，營造出良好的“無廢”氛圍，已形成一系列具有積極示范效應的改革舉措和模范試點城市［3-6］。但目前關于“無廢城市”試點政策的研究僅為少量實地調研報告、專家訪談錄、部分城市的試點總結報告等實踐層面的經驗總結，缺少理論層面的學術研究成果。

此外，綠色創新作為實現“無廢城市”生活狀態的重要途徑，總結其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①微觀因素，企業規模、企業負債、管理層領導行為以及是否定期進行員工培訓等微觀企業層面因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綠色創新［7-10］；②企業上下游因素，例如，綠色市場、顧客收益以及輿論壓力對企業創新均具有重要意義［11-12］；③環境規制手段，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環境治理措施，包括環境標準、排污配額、排污稅等?！盁o廢城市”試點政策作為針對固廢治理的一項新的外生強制性環境規制手段，其能否助推試點地區企業提升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以實現技術綠色轉型？其異質性和作用機制如何體現？這是當前值得學術界關注的問題。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及貢獻在于：①首次關注“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的影響程度、作用機制及異質性問題，豐富該領域研究；②利用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模型將“無廢城市”試點政策產生的經濟后果聚焦于企業層面的綠色創新活動，能夠克服因果內生性問題，也能避免其他活動的干擾，使該政策的經濟效應檢驗結果更加準確；③通過異質性檢驗和中介機制檢驗為探索該政策促進綠色創新的路徑提供經驗證據，為“十四五”期間“無廢城市”試點政策推廣提供決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973年，國際上首次提出“零廢棄”理念，即重復使用同一種物料達到最優耗費水平為止［13］。2004年，無廢國際聯盟對“無廢”作了解釋，即以保護所有資源為結果導向，對產品、包裝和材料進行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和回收，并將所有廢棄物重新利用，避免廢棄物危害生態環境及人類健康［14］。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積極探索建設“零廢棄城市”，如舊金山、悉尼、溫哥華等城市明確提出“無廢城市”建設藍圖［15］。建設“無廢城市”已成為通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舉措。而我國作為世界上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大的國家之一，近年來也開始實施如循環經濟示范城市、工業固廢綜合利用基地等措施以解決固廢問題?！盁o廢城市”試點政策作為近期重點，旨在將固體廢物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理念同經濟社會的綠色可持續發展需求相結合，以形成循環、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而實現“零廢棄”的城市生活狀態。

（一）“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安排創新源于現存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潛在利益，行為者作出改變現行制度安排的措施，具有強制性和誘致性［16-17］。進一步地，諾斯（1994）［18］認為，制度創新使技術得以創新、經濟得以增長，即制度創新對技術創新具有驅動主導作用；李瑞琴（2019）［19］、宗楠和孫育紅（2018）［20］、李燁等（2016）［21］通過實證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論。從環境治理角度來看，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的自上而下推行的環境法規政策等強制性制度創新，還是從企業到區域再到國家的自下而上踐行的環境治理行為規則等誘致性制度創新，都旨在有效驅動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技術創新，進一步助推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在企業、行業、地區、國家等層面逐步實現以綠色制度創新驅動綠色技術創新，進而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22］。其中，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企業發揮主力軍作用［23］，最終在實現“雙碳”目標的同時，形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持續轉化機制。自2010 年、2012 年和2017 年我國先后確定三批低碳試點城市以來，已有文獻圍繞“碳”政策的創新效應進行研究發現，該政策倒逼試點地區上市企業進行綠色創新，部分支持了“波特效應”［24-25］?！盁o廢城市”試點政策是在前期組織實施的一系列固廢治理改革及循環利用的單項試點措施基礎上的增量環境制度創新，它是對現有綠色治理手段的強化和更新。截至2021 年底，首批“無廢城市”從制度體系、市場體系、監管體系建設到技術支撐已形成初步經驗。中央制定的試點政策方案要求各地政府主要以綠色治理手段完成環境治理任務并將其納入年度政績考核范疇，各地政府也積極引導企業通過綠色創新途徑實現生產和經營轉型，大力提倡固體廢物產權交易并施以稅收優惠、綠色信貸等激勵措施，以誘導企業走“無廢”可持續發展道路?？梢?，實踐中的“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同時發揮強制性和誘致性的雙重效應，其能否激勵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的積極性，亟待檢驗。綠色創新效應體現在創新水平和質量兩個維度，對助力我國企業向綠色發展轉型的規?；?、高質量具有重要意義?；诖?，本文提出假設1a和假設1b。

H1a：“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

H1b：“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創新質量。

（二）“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機制

已有理論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可以通過政府補貼、稅收激勵等政策的調節效應提高企業研發活動的積極性［26-28］，或以資金配置、政府治理壓力等途徑發揮中介效應助推企業綠色創新［29-30］?！盁o廢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新的外生性強制環境規制措施，其最終目的是形成無廢的企業、行業，進而實現綠色低碳的城市發展模式，以真正解決固廢問題。為此，政府及相關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在實踐層面，各級政府部門均明顯提升了對“無廢城市”試點地區的環境關注度并開展綠色制造體系建設，推動企業綠色轉型升級。例如，幾乎所有試點城市均成立以市委書記、市長任雙組長的“無廢城市”試點建設工作領導小組，高位統籌推進試點建設工作，并將“無廢城市”建設成效納入各試點地區政績考核范疇；紹興市、許昌市、光澤縣等針對“無廢城市”建設施以激勵措施，包括加大對固體廢物處理領域企業的科技創新投入、增值稅即征即退的稅收優惠政策及增加綠色信貸余額等激勵措施；盤錦市、三亞市、深圳市等明確將固體廢物產生、利用及處置納入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范圍，充分運用“互聯網+信用+監管”手段實現將不良企業信息提交銀行、保險、海關、政府審批部門進行聯合懲處，嚴厲打擊企業違法行為?？梢?，以上的激勵與約束措施主要源于各級政府部門對試點地區內企業環境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視。因此，本文推測在試點政策影響企業綠色創新過程中，政府對環境的關注度可能是重要的中介變量?；诖?，本文提出假設2。

H2：“無廢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提高政府對環境的關注度以激勵企業綠色創新。

（三）異質性的影響

首先，從企業所屬產業類別來看，“無廢城市”試點政策明確指出，“實施工業綠色生產，推動大宗工業固體廢物貯存處置總量趨零增長”是其主要任務之一。因此，試點政策對其他行業的環境治理壓力會遠小于工業企業。此外，在實際工作中，相較于其他行業，工業行業是固廢產生量較多的產業主體，更容易受到上級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的關注。與此同時，初步解決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和末端處置是完成考核要求和試點任務的前提和基礎。

其次，從企業產權屬性來看，一方面，非國有企業更傾向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此會在生產經營環節減少環保投入以節約成本，即使該項政策加強了固廢污染治理標準，一些心存僥幸的非國有企業仍會“冒險”選擇表面治理以應對政府監管，而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受到上級政府部門的監督，生產過程更為規范，試點政策下達后傾向順應政府安排，以綠色技術手段改善固廢治理問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對環境治理成本的敏感程度偏小，該項政策的施行促使其將固廢產生、利用及處置納入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范圍，必然會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此外，國有企業內部固定資產較多，更易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更具實力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活動。

最后，專利申請量作為衡量企業創新產出的重要指標通常具有外部性特征，綠色專利亦是，即企業內部專利技術可能存在被競爭者模仿、復刻的現象。在“無廢城市”試點政策施行期間，各地政府部門為改善固體廢物治理現狀必然會對相關企業施以治污壓力，相應的專利研發工作得以加強。與此同時，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地區，企業傾向為新研發的綠色專利申請保護，以實現保護專利權和增加模仿者成本的雙重效應；相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弱的地區，企業申請的專利保護難以發揮作用，甚至存在核心技術外泄的潛在風險，最終導致企業創新表現消極?；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3a、假設3b和假設3c。

H3a：與其他行業相比，“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工業行業內企業的綠色創新提升效應更為顯著；

H3b：與非國有企業相比，“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提升效應更為顯著；

H3c：與知識產權水平保護力度較弱地區相比，“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強地區企業的綠色創新提升效應更為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6—2021 年我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相關經濟數據。在樣本篩選時作出如下處理：①剔除金融行業公司；②剔除標記為ST、*ST 及數據缺失的公司。此外，為保證雙重差分法的“共同趨勢”假設，本文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所選樣本采取卡尺最近鄰匹配法進行匹配，最終得到有效樣本4 953個。上市公司專利數據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上市公司和行業層面的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地區層面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201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頒布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中參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綠色專利的劃分標準形成七個大類：交通運輸類、廢棄物管理類、能源節約類、替代能源生產類、行政監管與設計類、農林類和核電類。本文依照此劃分標準，檢索并整合了上市公司每年的綠色專利數量，進一步區分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來衡量企業綠色創新。通常來說，前者的創新性高于后者［31］。

此外，根據《“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要求，生態環境部于2019年5月篩選確定了“11+5”個試點城市。因此，本文在實證分析中以2019 年作為該試點政策的時間節點，以考察“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二）計量模型

本文旨在檢驗“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能否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以往研究政策凈效應的文獻多采用雙重差分模型［32-34］，但運用此方法前提條件是處理組和控制組具有共同趨勢，即假設不存在“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內企業的綠色創新趨勢隨著時間推移不存在系統性差異。然而，現實中受宏觀經濟狀況、各地區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此項假定很可能難以滿足。

因此，本文借鑒鄭彩玲和張繼彤（2021）［35］的研究，運用傾向得分匹配（PSM）以滿足雙重差分模型“共同趨勢”的假設前提，同時避免其他不隨時間變化和不可控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赑SM 后的樣本數據，建立模型（1）檢驗“無廢城市”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的凈效應。具體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i、r、t分別表示上市公司、地區和時間；εirt是隨機擾動項；Envrpatit表示i上市公司在第t年的綠色創新；pilotr為虛擬變量，若該企業注冊地處于試點地區，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postt是政策試點前后的虛擬變量，試點期間為2019 年及以后取值為1，2019 年以前的取值為0；Xit代表控制變量矩陣，主要包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企業負債等。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僅列出以綠色專利申請總量表示的企業綠色創新（Envrpatit），下文的實證分析對綠色發明專利（EnvrInvPatit）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EnvrUtyPatit）也分別進行了考察。此外，模型中同時控制了省份隨時間變化的固定效應δrt、企業固定效應αi和時間固定效應。

傾向得分匹配是選取公司規模、成長性及現金流等作為協變量并通過Logit模型進行得分傾向值估計，模型如下：

其中：D表示處理組虛擬變量，即處理組取值為1，控制組取值為0；Xi代表協變量。

本文采用1∶2的卡尺最近鄰匹配法進行匹配。其原理是，在不受“無廢城市”政策影響的控制組中找到企業X1，使其與處理組中某個受其他特征影響的企業X2盡可能匹配，即X1≈X2。當試點政策施行對企業的影響完全依賴于其他特征時，便可近似認為企業X1與企業X2受政策影響的概率相等，具備可比性。

（三）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綠色創新（Envrpat）。根據已有文獻研究，多數學者主要從投入和產出兩種視角度量綠色創新［36-37］，考慮以綠色創新投入衡量綠色創新存在周期長、風險高等問題［38］，故本文從產出視角度量，即以綠色專利申請量衡量綠色創新，由于其在申請專利過程中相關技術就已應用于企業生產，因此，相比綠色專利授予量更及時、可靠［39-40］。具體而言，本文以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加總后得到的綠色創新總量來衡量企業綠色創新（Envrpat）；同時，選取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EnvrInvPat）度量綠色創新質量，并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EnvrUtyPat）作為對比性指標。

2.解釋變量

本文解釋變量為“無廢城市”試點政策（pilotr×postt）。將公司注冊所在地屬于“無廢城市”試點地區范圍內的上市企業作為處理組，其余非試點地區的上市企業為控制組。pilotr為虛擬變量，處理組內企業取值為1，控制組取值為0；postt是政策試點前后的虛擬變量，2019 年及以后取值為1，2019年以前的為0。雙重差分項pilotr×postt的系數反映“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凈效應。

3.控制變量

本文借鑒蔡衛星等（2019）［41］的研究，選取企業規模（Assets）、企業成熟度（Age）、企業社會財富創造力（Tobina）、企業信用評價（Debts）、資產收益率（ROA）、資本密集度（Density）、現金流水平（Cfo）、成長性（Growth）、市場勢力（Market）、兩職合一（Dual）和獨立董事占比（Board）作為企業層面控制變量。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會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影響［42-43］，故選取城市層面人均GDP（Pgdp）來衡量。

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所列。

表1 變量定義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未經PSM 處理的樣本量共14 510 個，其中，處理組1 882 個，控制組12 628 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所列。由表2 可知，處理組與控制組的觀測值比例約為1∶6。在樣本研究期間，處理組和控制組中上市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的平均值分別為1.980 和1.780?？梢?，與控制組相比，處理組的綠色專利申請總量較多。比較兩組別內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前者均略高于后者。由此可以初步推斷，在“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影響下，上市企業的綠色創新積極性得到激勵，且試點政策對創新性較高的綠色發明專利研發的促進效應更顯著。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經匹配后處理組觀測值為1 854 個，控制組為3 099 個。如圖1 所示，可以看出處理組與控制組在PSM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曲線由較大差異轉變到基本重合，即匹配后樣本的傾向得分大部分在同一支撐域，說明匹配方法共同支撐假設滿足。

圖1 匹配前后傾向得分值

表3 為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檢驗結果。由表3 可知，匹配后，全部變量的標準偏差絕對值均小于10%，說明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可觀測變量不存在顯著差異，匹配結果有效。

表3 平衡性檢驗結果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基于傾向得分匹配后的樣本數據并依據模型（1）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見表4所列。其中，第（1）列pilotr×postt估計系數為0.158 7，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無廢城市”試點政策提升了綠色專利申請總量，即綠色創新水平得到提高；第（2）列pilotr×postt估計系數為0.220 2，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該項試點政策對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即綠色創新質量也得到提升；第（3）列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說明試點政策暫時未對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發揮顯著促進效應。其原因可能是，“無廢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強制性環境政策，其對固體廢物針對性較強，且市場上相關技術成果較少，企業在政策實施初期就“被迫”加大自主研發相關專利技術的力度，而暫時選擇性“忽略”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綠色實用新型研發工作。因此，本文H1a、H1b 得到驗證。此外，模型（1）的回歸結果也側面說明試點政策仍處于施行初期，活力并未完全釋放。

表4 基準回歸

（四）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

為檢驗上市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的提高是否歸因于“無廢城市”試點政策的施行，本文構建政策頒布的虛擬時間（Time）進行安慰劑檢驗，以排除其他政策對研究結論的干擾，即假設試點政策頒布的實際發生時間為前一年（設置虛擬的政策實施年份為2018 年），2018 年以前為政策未實施的年份，2018年及以后年份為政策實施后的時間段。如果“無廢城市”試點政策的施行的確提升了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那么本研究預期Time×pilotr的估計系數不顯著。表5列（1）—（3）為安慰劑檢驗的計量結果，結果表明，通過構建政策頒布的虛擬時間（改變政策發生時間節點）重新檢驗，得到Time×pilotr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前文結論較為穩健。

表5 基準回歸的穩健性檢驗

2.其他衡量綠色創新的指標

為進一步驗證前文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選取研發支出衡量企業研發投入，并以企業研發投入作為企業綠色創新的替代性指標重新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 第（4）列?？梢?，pilotr×postt的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替換企業綠色創新度量指標后結論仍不變，前文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五）作用機制檢驗

“無廢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城市層面的外生性環境治理手段，其主要路徑之一便是督促各地政府重視環境治理以期傳導至微觀企業層面的污染治理工作，企業迫于政府壓力及長遠生存發展考慮，會通過綠色創新手段以求實現綠色轉型升級、經濟健康發展。因此，為驗證政府環境關注度是否為該政策助推綠色創新的傳導機制，本文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44］的研究方法，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建立模型（3）和模型（4）。

其中，ERct為政府環境關注度［45］，即城市c在t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篩選涉及環保類的詞匯占政府工作報告全部詞匯的比例（1）。

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見表6 所列。由表6 可知，第（1）列中pilotr×postt的估計系數為0.020 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中介變量政府環境關注度（ERct）后，第（2）列和第（3）列中交互項pilotr×postt的估計系數仍分別通過10%、1%的顯著性檢驗，同時，中介變量ERct的系數分別為1.293 0、1.397 7，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以上檢驗結果可知，政府環境關注度在“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結果中起部分中介效應，即該政策可以通過不斷強化各地政府對待環境治理的嚴謹態度及治理手段，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提升，H2得到驗證。

表6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六）異質性分析

1.行業異質性

本文借鑒國際前沿研究，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行業分類（2），構成三重差分模型［46-47］，以考察試點政策的異質性效應。構建模型（5）如下：

其中，pollutionj表示行業的虛擬變量，如果樣本企業所處行業為工業行業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其余變量設置與模型（1）相同。

試點政策綠色創新效應的行業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7所列。在同時控制三種固定效應后，第（1）列和第（2）列三重差分項的系數顯著為正，第（3）列pilotr×postt×pollutionj的估計系數為0.149 7，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工業行業內企業綠色發明專利存在顯著促進效應，但并未明顯促進企業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的研發，H3a得到驗證，也進一步驗證了表4 基準回歸的結果。原因可能是，工業行業內固體廢物產生量相對較多，此時配合環保執法、考核等手段，“迫使”行業內企業更加專注于將資金投入創新性更高且針對固體廢物的發明專利中，從而相應減少對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技術研發的資本投入。

表7 行業異質性檢驗

2.企業所有制異質性

企業所有制屬性通常會對企業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產生不同影響。因此，本文在基準模型（1）基礎上加入SOE 作為企業所有制類型的指標以構建三重差分模型，其中，國有企業取值為1，非國有企業取值為0，進一步考察“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不同類型企業主體是否會產生異質性的綠色創新效應。構建模型如下：

檢驗結果見表8 所列。同時控制三種固定效應后，第（1）列和第（2）列的三重差分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該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效應的確存在產權性質層面的異質性，相較于非國有企業，試點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促進作用更為顯著，H3b 得到驗證。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地方經濟發展中承擔重要責任，長期接受上級政府部門監督，試點政策實施后，國有企業傾向接受政府下達的治污任務并以綠色創新手段實現考核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自身資源豐富，對環保成本壓力不敏感，因此較為注重創新技術的研發。此外，第（3）列的檢驗結果顯示，試點政策并未顯著提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其原因可能是，國有企業為發揮模范帶頭作用，會更加注重自身環境績效，將更多資金投入固廢技術的發明創造活動中，以樹立良好企業形象、保持生產經營健康可持續發展。

表8 企業所有制異質性檢驗

3.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異質性

本文借鑒胡凱等（2012）［48］的研究，以地區技術交易成交額占當地GDP 的比重來測度各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ipp），并按照試點政策施行前一年（2018 年）各省份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地區和較低地區，大于中位數則取值為1，否則為0。構建三重差分模型如下：

具體檢驗結果見表9所列，第（1）列和第（2）列中pilotr×postt×ipp 的估計系數為0.259 8 和0.323 9，分別通過了1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第（3）列中三重差分項系數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相對于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地區，該政策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高的地區內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且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大的地區越注重綠色創新質量，H3c 得到驗證。原因可能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高的環境下，地區內企業對創新性強、質量高的專利研發活動積極性較高且更傾向于申請專利權保護，在專利權得到保護的同時，創新質量高的專利技術更加有助于企業緩解政策施加的考核壓力和針對性解決固廢問題，從而促進經濟長遠向好發展。

表9 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異質性檢驗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環境治理與經濟效益一度被視為相悖的命題，但兩者發揮的協同作用是實現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石和源泉。本文將2018年12月頒布的“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相聯系，采用PSMDID方法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得到主要結論如下：“無廢城市”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內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存在顯著促進作用；機制性檢驗發現，該政策可以通過提高政府環境關注度激勵企業綠色創新；進一步異質性檢驗發現，試點政策對工業行業、國有企業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高地區內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較為顯著?；谝陨涎芯拷Y論，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無廢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質量的提升，與通過發展綠色創新推動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符。因此，相關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建立量化指標體系，系統總結試點經驗，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無廢城市”建設示范模式，為2022 年正式公布的“十四五”時期繼續推進1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和8個參照推進的地區“無廢城市”建設工作提供借鑒及經驗，進而推動“無廢社會”建設進程。

第二，工業行業的固體廢物治理成效是建設“無廢城市”的重點，應針對其制定更為明確的環境治理方案。因此，各試點城市應根據自身的產業結構和發展優勢制定更加明確的技術指導方案，加強制度、技術、市場、監管等方面的改革創新，積極探索適應各地實際的固廢治理模式，最終提升試點政策實施的高效性和長期可持續性。

第三，非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是今后實現“無廢城市”的關鍵一環。經前文檢驗推斷，非國有企業仍存在“鉆空子”行為，選擇表面治理，私下仍采用高污染、高能耗的生產設備。因此，各地政府可以給予更多關注，通過環境考核等措施嚴格規范其生產和排污行為，促使其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同時進行積極引導，帶領非國有企業走上主動治污、自主研發的綠色可持續道路。

第四，各地區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無廢城市”試點政策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高的地區綠色創新水平越高。因此，國家應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積極制定相關措施，大力提倡產權保護，各地區更應積極響應號召，加大地區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以激勵地區內企業積極開展綠色創新活動，最終實現綠色技術轉型，形成健康可持續發展模式。

注 釋：

（1）借鑒董直慶和王輝（2021）［45］的做法，本文環保類詞匯主要包括：霧霾、保護環境、資源、循環、全球變暖、酸雨、溫室效應、節水、造林、綠化、揚塵、煙塵、尾氣、大氣、碧水、藍天、污水、處理率、河長、綠地、美麗、水源、水耗、顆粒、聯防、聯控、空氣質量、環保、污染、能耗、減排、排污、生態、綠色、低碳、空氣、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可持續、清潔能源、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太陽能、核能、回收等。

（2）《“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明確指出，以煤炭、有色金屬、黃金、冶金、化工、非金屬礦等行業為重點治理對象，在此基礎上，本文查閱《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各行業固體廢物產生和利用情況，并參照證監會2012 版行業分類，將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四大類型企業視為本文研究中的工業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