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應用對中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與作用機制

陳維濤，唐子瑋

（1. 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2. 宿遷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宿遷 22380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逼渲?，建設“數字中國”這一關鍵詞近年來多次出現在黨的重要會議報告中。此外，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統計，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 的比重高達41.5%。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正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數字經濟規模的擴大意味著我國在信息技術、數字化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技術創新和數字化發展也為數字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內部工作效率、推動產業升級以及優化商業模式。在數字經濟高速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應用與創新對提升企業自身競爭力尤為重要。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加強，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的支撐作用。近十年，我國對外貿易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斷通過限制政策打壓我國貿易發展；另一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就業問題嚴峻，勞動力成本與日俱增給企業帶來巨大壓力。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企業通過提升自身出口競爭力可以獲得更高的市場份額，并且能夠提升我國品牌知名度，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我國在國際事務處理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能夠在國際協商和談判中更好地捍衛自身利益。

提升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是我國有效應對復雜貿易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數字技術應用增加了信息通達性，減少了企業內部信息不完全和企業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促進了我國企業參與公平競爭，有利于我國企業開拓對外貿易市場，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分工合作。

鑒于此，本文基于我國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從企業層面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首先，本文將分析企業出口競爭力應該如何衡量，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其次，本文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機制、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最后，進一步分析數字技術應用與企業貿易額之間的關系。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現有研究在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時，主要以出口產品復雜度和出口技術復雜度進行衡量，本文從成本優勢的角度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將拓寬研究視角；第二，在機制檢驗中，深入探討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第三，現有研究在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時，缺少對企業具體的外貿表現的解釋，本文通過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貿易額的影響，進一步證實出口競爭力的提升與企業外貿表現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出口競爭力的衡量

對現有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出口競爭力主要從三個方面定義，分別是國家出口競爭力、產業國際競爭力和企業出口競爭力，并且這三種競爭力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國家出口競爭力主要從匯率、勞動力成本、技術水平、貿易政策、政治穩定性和國內市場規模等角度分析；產業國際競爭力主要從成本、技術創新與研發、品牌價值與市場知名度以及供應鏈等角度分析；企業出口競爭力主要從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價格以及創新能力等角度分析。本文重點從企業角度來分析出口競爭力。

波特提出的鉆石模型認為，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以及企業的戰略結構是影響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企業主要通過成本領先和標新立異戰略獲得競爭優勢，這需要企業通過建立成本優勢和加大創新來提升競爭力。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稟賦論（H-O模型）認為，出口競爭力取決于商品的相對價格，并且商品的相對價格受生產要素相對富裕程度影響。Melitz（2003）［1］從企業生產率的角度研究企業在出口決策上的不同，并指出企業的生產能力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不容忽視。陳昌盛等（2022）［2］認為，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的指標不是單一的，主要包括市場份額、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出口技術復雜度和相似度、出口商品質量等。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主要側重于對產品成本優勢的分析，符正平（1991）［3］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競爭優勢替代比較優勢，因為這種相對價格優勢只是站在供給側角度衡量產品相對成本優勢，沒有考慮需求側消費者效用的滿足。戴翔（2015）［4］認為，在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等高端領域中，中國目前和其他發達國家在產業鏈布局上仍然存在差距。對于國際競爭力的比較不能僅僅停留在傳統生產總值的計算上，不能只依據在最終產品出口上所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來確定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吳楊偉和王勝（2018）［5］認為，應推動傳統比較優勢向貿易競爭優勢轉化，重構點、線、片和面相結合的立體貿易競爭優勢。孟夏和董文婷（2022）［6］利用出口技術復雜度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隨著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企業的出口結構逐步升級，進而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站在企業的角度衡量出口競爭力，除了企業市場份額、產品種類和質量以及相對價格等，嚴偉濤和陳維濤（2023）［7］認為，利潤也是衡量企業經營效益和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通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一方面，在消費者效用滿足相同的前提下，貿易優勢本質上是一種比較優勢即產品價格的比較與競爭；另一方面，企業生產率的有效提高可以提升企業銷售額與出口優勢，在此基礎上結合經濟學原理，勞動生產率越高，成本優勢就越大。綜上分析，成本管理在企業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擁有先進的成本管理能力可以讓企業在日益復雜的國際貿易中獲得競爭優勢。企業成本優勢的建立與企業出口競爭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诖?，本文選取企業成本優勢作為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的指標。

（二）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及信息技術發展，數字技術應用給市場上各部門、各行業帶來了深遠影響，數字技術應用在促進企業作出生產決策、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徐夢周和呂鐵（2019）［8］提出，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數字信息逐漸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從傳統的經濟模式快速轉變為數字經濟模式。企業可以利用互聯網創造的新的發展空間來建立全新的網絡門戶，高速發展的計算機技術建立的信息通達性不僅大大提升了企業與客戶的溝通效率，而且降低了企業與客戶的溝通成本。此外，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對市場環境變化的敏感度，能在高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中及時調整自身的戰略決策。對于企業自身而言，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內部運行效率，也有利于企業更好地建立自身的企業文化。合理使用數字技術已經成為企業有效應對日益復雜的全球貿易環境，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必要途徑。

關于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現有研究對此已經進行了充分探討。祁懷錦等（2020）［9］指出，企業數字化是指企業利用新興技術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張鵬（2019）［10］、柳卸林等（2020）［11］研究發現，數字技術應用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企業產生影響：①使得企業能夠更快適應不確定的環境；②提升企業生產及運營效率；③提升企業市場地位；④促進企業技術革新、價值創造模式的變化。吳非等（2021）［12］、張振剛等（2022）［13］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有著多方面推動作用，企業通過利用數字技術可以降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并且驅動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在提高企業生產率的同時，還能促進企業技術革新。溫湖煒和王圣云（2022）［14］研究發現，在產品研發設計、市場營銷等環節使用數字技術，能夠顯著增強各個主體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傳導，并且提升企業整體創新意愿。張卿和鄧石軍（2023）［15］基于新冠疫情的背景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韌性，具體表現為，數字化轉型程度高的企業比數字化轉型程度低的企業所遭受的疫情負面影響更??；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優化企業業務流程實現精細化生產，也可以提升資金運營效率和管理效率。Brynjolfsson 等（2011）［16］以美國330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發現數據驅動對企業的財務績效、資本表現等均產生正向促進作用。Malone等（1987）［17］認為，加強數字技術應用可以幫助企業降低內部管理成本并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和執行效率。Fernandez 和Nieto（2006）［18］認為，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內部實現信息的及時有效溝通和共享，從而優化企業價值鏈活動的協作聯動，降低各個生產環節和運行環節的協調成本，進而提高企業管理的決策效率。Clemons 等（1993）［19］研究發現，數字化技術條件下，企業所需付出的監督成本會大大降低?；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1。

H1：數字技術應用可以顯著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

（三）數字技術的影響機制

現有研究對數字技術的影響機制進行了大量探討，成果豐碩。周洲和吳馨童（2022）［20］研究發現，數字技術通過提高企業創新強度、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來提升企業成本優勢。何帆和劉紅霞（2019）［21］研究發現，數字技術通過增加數據信息的可獲得性來提高企業創新產出，從而提升企業效益。白福萍等（2022）［22］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兩個階段包括企業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化商業模式轉型，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人力資本使用效率、增加技術產出來提升企業財務績效。Dasilva（2018）［23］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構建新的交換機制，為企業發展和商業模式創新開辟道路?；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2。

H2：數字技術應用可以通過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產生影響。

本文從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三種路徑，研究數字技術應用對中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技術應用對中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機制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考慮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迅速壯大和數字技術迅速提升主要集中在2009 年前后，因此本文選擇2009—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篩選遵循以下原則：①剔除金融行業樣本；②剔除所有ST樣本；③剔除相關變量缺失樣本；④考慮異常值對結果的影響，進行1%分位數的縮尾處理。經過以上處理之后得到1 080 家上市公司的公司-年度觀測值。本文的財務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企業研發投入數據主要來源于Wind數據庫，地區層面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企業出口貿易數據從海關數據收集并手工整理。

（二）關鍵變量的度量

（1）被解釋變量：出口競爭力（Cost）。根據波特對出口競爭力的定義，出口競爭力是指在特定宏觀環境和產業發展水平上，在國際市場上以較低成本和與眾不同的產品或服務取得最佳市場份額和獲取利潤的能力。本文主要從成本優勢的視角分析企業出口競爭力。借鑒周洲和吳馨童（2022）［20］的做法，本文采用成本優勢作為企業出口競爭力的代理變量，使用營業成本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衡量企業的成本優勢，營業成本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越小則成本優勢越大，從而企業的出口競爭力越大?？紤]企業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滯性，本文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應用（Tech）。借鑒何帆和劉紅霞（2019）［21］的做法，本文以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無形資產占全部無形資產的比例作為數字技術應用的代理變量。其中，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無形資產明細的關鍵詞主要包括“軟件”“網絡”“客戶端”“智能平臺”“管理系統”等。

（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現金流比率（Cashflow）、應收賬款占比（Rec）、存貨占比（Inv）、是否虧損（Loss）、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上市年限（Ltage）、公司成立年限（Fage）、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

（4）企業專業化程度（VSI）。借鑒袁淳等（2021）［24］的做法，在企業分工的研究中，縱向一體化與專業化是相反的概念?？v向一體化程度越低，專業化程度越高。企業專業化程度（VSI）以VSI=1-VAS 表示，其中VSI 越大，代表企業專業化程度越高。價值增值法（Value Added to Sales，VAS）是學術界關于縱向一體化廣泛使用的度量方法，這一方法最早由Adelman（1955）［25］提出。具體計算如下：

其中：ADV表示增加值；PAT表示稅后凈利潤；NAT 表示凈資產；ANAT 表示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EV 表示主營業務收入。增加值采用企業銷售額與采購額之差表示，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用企業所在行業近三年的均值衡量，采購額（ORD）的具體計算如下：

其中：CASH 表示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IAD表示期初預付款；FAD表示期末預付款；FPD表示期末應付款；IPD表示期初應付款；FNP表示期末應付票據；INP 表示期初應付票據；TAX 表示采購商品的增值稅稅率；IIN 表示期初存貨；FIN表示期末存貨。

（5）企業創新效率（Innoeff）。本文用每單位研發投入的專利申請數作為創新效率的綜合指標，具體計算如下：

其中：QUA 表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總申請數量；RDE表示研發支出。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所列。

表1 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構建

為了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本文構建以下多元回歸模型：

其中：Costi,t+1為企業成本優勢，用來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Techit表示企業數字技術應用；Province、Industry、Year分別表示省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β0表示截距項；β1為估計系數，若β1＞0，則表示數字技術應用降低了企業成本優勢，企業出口競爭力下降，若β1＜0，則表示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成本優勢，企業出口競爭力上升；εit為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 展示了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列（1）至列（3）分別為直接回歸，加入控制變量回歸以及加入省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回歸。由表2 可知，關鍵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顯著提升了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驗證了H1。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1.增加遺漏變量

增加可能影響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其他遺漏變量，新增遺漏變量：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大股東資金占用（Occupy）、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管理費用率（Mfee）。

2.改變研究區間

本文從兩個方面改變研究區間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方面，由于我國4G廣泛使用是在2013年之后，因此這段時間的數據更能說明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對2013年之后的數據進行回歸，進一步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另一方面，趙璨等（2020）［26］研究指出，企業對“互聯網+”的信息披露存在策略性炒作嫌疑，為了進一步驗證結論的可靠性，剔除樣本期內因信息披露問題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處罰的公司樣本。

3.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衡量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程度的方法有很多，本文原先選擇采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無形資產占全部無形資產的比例作為數字技術應用（Tech）的代理變量，這里通過替換核心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袁淳等（2021）［24］利用Python軟件篩選上市公司年報中的數字化關鍵詞頻，以刻畫上市公司的數字技術應用程度。將原先的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出現的關于數字化轉型的詞頻（Techword），包括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電子商務、數字化供應鏈等。

4.替換被解釋變量

根據經濟學原理，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是企業追求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選擇目標之一，企業能否提高出口競爭力需要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找到平衡。本文最初的模型設定是從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去分析企業出口競爭力的。這里從經濟學另一個角度，即從利潤最大化角度分析企業的出口競爭力。袁淳等（2021）［24］研究表明，推動企業分工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生產效率，進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從而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這里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企業專業化程度（VSI）。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衡量，如果僅從單一的角度分析、使用特定的指標衡量是不全面的，楊德明和劉泳文（2018）［27］研究發現，在互聯網環境下，成本領先僅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企業須兼具成本領先與差異化，才能獲得競爭優勢。

表3 為穩健性檢驗結果，列（1）至列（3）表明，在增加其他遺漏變量、改變研究區間和剔除樣本期內因信息披露問題受過證監會處罰的公司樣本之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仍然顯著提升了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再次驗證了H1。列（4）表明，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之后，系數依舊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顯著提升了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本文結論依舊成立。列（5）表明，將成本優勢替換為企業專業化程度來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數字化詞頻前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提高了企業專業化程度，進而提升了企業出口競爭力。通過以上穩健性檢驗，本文研究結論依舊成立。

表3 穩健性檢驗

（三）內生性檢驗

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隨著企業出口競爭力提升，市場上對數字技術的需求也在上升，這就會導致數字技術與企業出口競爭力之間互相影響，從而可能產生內生性問題。為了緩解內生性問題帶來的估計偏誤，本文選取企業所在城市與杭州球面距離的自然對數（ln dis）為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工具變量。原因如下：①以支付寶為代表的數字金融發展的起源地在杭州，因此杭州的數字技術發展水平處于領先位置，可以預期，地理位置距離杭州越近，企業數字技術發展水平就越高，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條件；②企業所在城市與杭州的球面距離并不會直接影響企業出口競爭力，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條件。

本文對兩種衡量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變量分別使用IV-2SLS 法進行檢驗，結果見表4 所列。由表4 可知，列（1）和列（3）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列（1）中F統計量為13.920 0、列（3）中的F統計量為68.510 0，兩個F統計量的值都遠大于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綜上，選擇企業所在城市與杭州的球面距離的自然對數作為工具變量是合理可靠的。列（2）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列（4）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考慮內生性問題之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仍然可以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

表4 內生性檢驗（IV-2SLS）

（四）機制檢驗

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還通過企業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產生間接影響。企業創新效率（Innoeff）用每單位研發投入的專利申請數作為創新效率的綜合指標。由于企業治理效率主要體現在企業績效提升方面，因此企業治理水平（Tobinq）用托賓Q值（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公司資產的重置成本的比率）對企業治理水平進行衡量。人力資本水平（HR）用企業本科及以上的員工比例衡量，基于數據的可得性，為了研究的準確性，人力資本水平采用2013—2019年數據，機制檢驗結果見表5所列。

表5 機制檢驗

表5結果表明，數字技術應用通過企業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驗證了H2。列（2）表明，數字技術應用與企業創新效率的關系為負向影響，說明數字技術應用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效率。盡管數字技術在企業的日常經營和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過度依賴數字技術所帶來的高昂的運營成本、安全隱私風險、與客戶線上溝通造成的信息交換不完整以及企業無法適應技術高速發展的市場環境等因素都會造成企業創新能力和生產積極性下降。企業自身開發數字技術成本較高，大多數企業仍然依賴現有的數字技術，導致企業創新邊際產出下降，過度依賴現有技術使得企業創新積極性降低，從而加大創新難度，降低企業創新效率。

列（4）表明，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治理水平有正向影響，說明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治理水平。數字技術給企業帶來諸多變革。一方面，數字技術提高了企業的信息透明度、決策效率，企業可以通過使用數字技術提升數據收集、分析以及分享的效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可以更好地幫助企業進行風險分析與管理，提高董事會治理水平。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提升了企業治理效率，從而提高了企業治理水平。

列（6）表明，數字技術應用與人力資本水平的關系為正向影響，說明數字技術應用提升了企業人力資本水平。一方面，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是基于企業擁有高技能員工比例的增加，一般情況下，學歷越高代表員工掌握高新技術的能力越強，并且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更容易吸引擁有高學歷、高技術的員工加入；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對工作崗位技能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企業要緊跟技術進步的步伐，積極培養具備數字技術相關技能和知識的人才，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這促使企業提供培訓和教育機會，以提高員工數字素養和技能水平。數字技術也為在線學習和遠程培訓提供了更多機會和便利。因此，數字技術應用會提升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五）異質性分析

本文根據我國各地區GDP 總量，將樣本企業分為發達地區企業和欠發達地區企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將樣本企業分為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根據所有制類別將樣本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影響的異質性，結果見表6所列。

表6 異質性分析

從表6列（1）和列（2）可以看出，數字技術應用的回歸系數在發達地區企業的顯著性水平明顯高于欠發達地區企業。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加上資源分布、政策落實等因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科研條件更加完善，再加上大城市的吸引力，更多高質量人才的涌入使得企業能夠高效發揮數字技術優勢，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發達地區的數字技術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更為顯著的原因是：第一，發達地區在技術上更有優勢，在數字技術研發與應用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而欠發達地區面臨的技術難題多，企業數字化轉型進展緩慢；第二，發達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欠發達地區的數字技術普及和應用范圍有限，面臨著數字鴻溝問題；第三，發達地區企業的商業活動更加密集，這使得發達地區企業更能發現潛在的市場機會，從而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

從列（3）和列（4）可以看出，數字技術應用的回歸系數在中小型企業顯著，在大型企業不顯著。首先，中小型企業相較于大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迅速提高企業成本優勢，提升出口競爭力。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市場準入門檻逐步降低。之前進入國際市場面臨的高成本以及復雜的流程，使得中小企業無法參與國際價值鏈分工，數字技術逐漸消除了這些進入壁壘，使得中小企業也能以更低的成本、更簡化的方式參與到國際貿易活動中去。其次，大型企業部門壁壘多，組織運營內耗嚴重，使得大型企業難以充分發揮管理成本優勢。大型企業決策過程煩瑣，靈活度受到限制，大大降低了大型企業的溝通效率，導致決策效率下降，這使得大型企業不能根據新的市場環境及時調整新的商業對策。大型企業通常擁有龐大的組織結構和雄厚的資金實力，在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大型企業管理層可能更傾向于維持現狀，保持盈利，不愿意嘗試新的商業模式。這使得大型企業難以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提升自身競爭力，數字技術往往成為大型企業加速資金運轉、收割現金流的工具。最后，中小型企業組織結構簡單，經營手段靈活，相較于大型企業應變能力更強，這使得中小型企業可以根據市場變化迅速作出反應。此外，中小企業處于發展初期，面臨的風險低于大型企業，拓展市場的意愿較強。

從列（5）和列（6）可以看出，數字技術應用的回歸系數在非國有企業顯著，在國有企業不顯著?？赡艿脑蛴校旱谝?，從決策機制上看，國有企業通常受政府監督和指導，其決策過程復雜，過多的審批制度可能導致決策過程緩慢、決策效率低下；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決策機制更加靈活，對于市場變化能夠作出更快反應。王曙光等（2019）［28］指出，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在進行產權變革的過程中傾向于一邊倒的減持策略，而實踐證明減持或者增持要因企制宜、因地制宜。第二，從企業文化角度看，國有企業的管理機構設置框架相對陳舊，管理層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接受程度遠遠低于非國有企業。由于復雜的決策過程和機構體系，國有企業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來評估和采納新技術。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更注重于市場競爭、產品開發與創新，這更有利于企業進行數字技術的推廣與應用。第三，從市場競爭力角度看，一些國有企業在某些領域享有壟斷地位和政府支持，管理層更希望通過這種優勢獲得相對穩定的利益和績效，進行數字化改革的意愿較弱；非國有企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亟須尋求新的發展之路，進行數字化改革的意愿強烈，更加積極地進行變革、開發新產品以及采用新技術，以提升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六）拓展性分析

上文從成本優勢的角度分析了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下文將從出口貿易視角，進一步分析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貿易的影響。企業競爭力與企業出口競爭力的衡量有著緊密聯系又有著關鍵區別。企業競爭力主要指企業在整個市場中相對于其他競爭對手的能力或者表現，企業出口競爭力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體現出來的能力。企業競爭力包括企業出口競爭力，兩者從產品和服務水平、生產成本、創新能力以及營銷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多共同點。企業競爭力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而企業出口競爭力更關注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對企業出口競爭力分析還需要考慮貿易政策、匯率、文化習俗以及跨國競爭等因素，通過分析企業出口貿易額，可以更直觀地看出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貿易表現。對企業出口競爭力分析僅僅從理論層面進行闡述還不夠，需要進一步研究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貿易額的影響，使企業競爭力更緊密地與出口聯系起來，進而驗證結論的可靠性。為了研究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貿易額的影響，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Export 為企業出口貿易額，考慮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具有時滯性，本文對企業出口貿易額進行滯后一期處理；Control 為控制變量；Province、Industry、Year分別表示省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

從表7可以看出，數字技術應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技術應用顯著促進企業出口貿易額提升。出口貿易額通常是衡量企業出口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指標，當企業具備較高出口競爭力時，其產品或服務更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從而實現更大規模出口貿易額。競爭力強的企業通常能夠提供具有較高附加值或價格競爭力強的產品，吸引更多國際買家，從而帶動出口貿易額增長。

表7 拓展性分析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以及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應用，數字經濟時代已經到來，一個國家與地區要想發展不落后，必須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數字經濟既是經濟發展轉型的新變量，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藍圖。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探討了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理論研究方面，主要分析數字技術與出口競爭力的衡量指標，建構衡量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測算指標、探討企業出口競爭力的衡量標準。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數字技術應用可以顯著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通過機制檢驗發現，數字技術應用可以通過創新效率、企業治理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企業出口競爭力產生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通過提升企業治理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影響企業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降低了企業創新效率。異質性分析表明，發達地區企業、中小型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數字技術應用更有利于提升企業出口競爭力。拓展性分析表明，數字技術應用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出口貿易額。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企業要進行數字化轉型，提升出口競爭力。企業要了解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培養數字化意識，積極應用數字技術提升出口競爭力。企業在積極應用數字技術的基礎上，還要加大創新，提升自身創新效率，激發自身數字創新潛能，在國內外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同時，企業應當積極調整發展戰略，通過制定強有力的企業治理法規與監管機制、加強信息披露以及制定適當的激勵制度等手段提升企業治理水平。此外，企業要加大力度引入高新技術人才、管理人才、銷售人才，做到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完美融合。在利用數字技術提升自身競爭優勢的同時，也要重視社會價值的創造，積極進行價值創造，促進科技創新，推動科學技術共享。

第二，政府要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數字技術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政府應當健全數據共享激勵制度，提高社會信息透明度，促進企業之間良性競爭，維護良好市場秩序，積極打擊貪污腐敗行為，拒絕官商勾結，為企業數字技術發展提供好的制度環境。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促進各個地區均衡發展，統籌推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考慮不同地區的技術特點、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等差異化特征實施針對性扶持。同時，欠發達地區也需要針對自身發展的薄弱環節，圍繞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結構優化以及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方面加以突破。政府應當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協調各部門、各地區科技創新和商務合作，國有企業可以尋求與高新技術公司合作，以促進數字化轉型和技術創新。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應當出臺相應的補貼政策（專項補貼、創業補貼、就業補貼等），降低補貼門檻，加強審核力度，確保公平、公正、公開，將補貼發到真正有需求的人和企業手里，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助力企業良性發展。

第三，完善法律法規，營造公平競爭法治環境。一方面，繼續完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數據保護和隱私法等法律法規，防止壟斷行為出現，促進市場準入，改善營商環境，鼓勵公平競爭，減少市場壁壘。同時，大型企業可以通過治理結構優化、員工培訓以及跨部門合作等手段提升企業決策效率，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另一方面，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充分保護消費者權益，企業在利用數字技術紅利為自身創造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更要重視自身產品質量，完善自身監管制度、售后服務制度，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