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要素流動與包容性綠色增長
——以長江經濟帶為例

徐玉冰，王 晶

（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未來要致力于實現“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目標。當經濟發展目標聚焦于社會包容和環境友好兩個方面時，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則難以為繼，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相較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包容性綠色增長是一種同時考慮環境友好和社會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方式，兼具效率、公平、環保三重屬性，能夠在確保居民機會均等增加的同時，減少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1-2］。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金腰帶”［3］，長江經濟帶既是中國推動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主戰場，也是主力軍。以長江經濟帶為例，深入探究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實現路徑，對中國其他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典型示范和輻射帶動作用。

數字經濟浪潮下，數字化轉型逐漸成為一種拓展經濟增長包容性和激發綠色發展潛力的戰略性選擇。它泛指將互聯網、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及其衍生出來的數字化產品和平臺作為基礎支撐，進而引發經濟、社會和政府等多層面變革和重塑的過程［4-5］。數字化轉型以解決不同程度、不同場景下的信息不對稱為邏輯起點，通過發展不同形式金融服務，讓貧困戶等弱勢群體有機會獲取現代金融服務［6］，增強經濟發展包容性；通過創造更多靈活就業機會，讓弱勢群體共享現代數字技術發展成果［7］；通過解構和重組傳統產業鏈，引導要素生產模式和配置方式向集約化和綠色化方向發展［8］。據此，似乎可以得出“數字化轉型能夠推動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結論［9-10］。事實上，數字化轉型還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推動技術創新，間接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11］。

從以上分析來看，目前學界關于數字化轉型經濟效應的研究多聚焦于綠色環?；蛏鐣輪我痪S度，機制分析多從技術創新和就業創業視角展開。鑒于此，本文從三個方面進行拓展：首先，秉持包容性綠色增長理念，從經濟、社會和環境三重維度構建包容性綠色增長評價指標體系，定量分析城市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綠色化水平；其次，探究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數字基礎設施差異和政策部署差異，為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最后，將要素流動納入數字化轉型經濟效應的分析框架，從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視角出發，實證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及作用機制，豐富關于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直接影響分析

在建設美麗中國和推進共同富裕的雙重訴求下，以數字技術為關鍵支撐、以資源共享為重要表征的數字化轉型，為經濟實現綠色兼具包容性的增長創造了新機遇和新動能。首先，數字化轉型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激發經濟活力，強化包容性綠色增長的效率屬性。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能否煥發活力、產業結構能否升級取決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而根據霍夫曼定理可知，由數字化轉型引發的技術創新與進步，是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關鍵路徑之一。因此，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改變要素稟賦結構，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其次，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機會公平，確保成果共享，凸顯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公平屬性。數字化轉型具有高滲透性，通過與各行各業充分融合，衍生出許多新業態、新模式，產生更多勞動力需求［12］，使得偏遠地區和弱勢群體能夠獲得更多機會，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最后，數字化轉型可以減輕生態壓力，強化環保行為，彰顯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綠色功能。數字化轉型以數據高效流動打破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機制體制障礙［13］，促使生產要素重構整合，實現資源集約、高效利用，進而減少城市生產生活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據此，提出假設1。

H1：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包容性綠色增長。

（二）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間接影響機制

要素是社會進行生產時所需的有形或無形投入，其稟賦差異和結構特征共同構成社會經濟增長的客觀基礎［14］。在市場決定要素配置的制度安排下［15］，要素為追求高回報率而跨區域流動，滿足了不同地區因制度質量、資源環境和要素稟賦差異而引致的不同發展需求，使得各地區可以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確定最優的要素組合方式和產業發展模式［16］，最終形成有序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穩定的要素供給結構。這種由要素流動帶來的社會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集約化生產，微觀上通過提高要素邊際產出率、中觀上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宏觀上通過縮小地區收入差距來促進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17］。

基于要素稟賦理論，本文從資本和勞動力兩個維度探討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機制，揭示數字化轉型賦能包容性綠色增長背后的要素流動規律。首先，數字化轉型以數字技術應用為核心，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能夠通過提高勞動力預期收入、降低勞動力遷移成本，進而加速勞動力在地區間的轉移。數字化轉型賦能傳統勞動力市場，衍生出各類線上就業信息平臺，不僅能豐富就業信息渠道，降低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市場失效風險，還能為求職者提供線上面試服務，降低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交通成本和時間成本，加速推動勞動力在地區間轉移。其次，數字化轉型具有跨時空、強滲透和高協同特征，通過賦能傳統金融市場，能夠弱化地理距離在資本流動中的壁壘作用，加速區域間資本流動。數字化轉型提供的虛擬交易平臺，更是將分散的資本要素統一整合起來，打破了市場藩籬，加強了區域間資本要素交流［18］。據此，提出假設2。

H2：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加速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促進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研究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理論框架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與估計策略

1.基準回歸模型

為了探討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綜合作用效果，本文構建以數字化轉型程度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包容性綠色增長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別代表城市和年份；igg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i城市在t年的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dit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i城市t年的數字化轉型程度；infit、urbit、eduit、tecit、strit和govit為控制變量，分別表示i城市t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水平、教育投入、科技投入、產業結構和政府干預；α0是常數項；φi、δt分別表示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μit為隨機誤差項。根據理論機制分析部分的假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因此，預期系數α1將顯著為正。此外，本文還使用2SLS 解決內生性偏誤，并用更換估計方法、替換核心變量等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

2.中介效應模型

為了進一步檢驗數字化轉型驅動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作用機制，本文根據江艇（2022）提出的關于機制變量識別建議［19］，在理論分析要素流動對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影響的基礎上，選取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作為機制變量，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capit、labit分別表示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程度；β1、γ1分別表示數字化轉型對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其他變量含義同式（1）。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本文以包容性綠色增長為被解釋變量（igg）。借鑒張濤和李均超（2023）的研究成果［1］，結合包容性綠色增長的核心內涵，并綜合考慮評價指標體系簡潔性、典型性以及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從經濟增長、福利普惠和環保減污三個維度出發，最終選擇16 個指標構建包容性綠色增長綜合評價體系，以期能夠更加全面客觀地揭示長江流域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綠色化”水平。具體測度指標體系見表1所列。

表1 包容性綠色增長評價指標體系

在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本文采用客觀賦權的熵值法對包容性綠色增長三個維度的指標權重進行計算，得出各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數。計算步驟如下：

首先，為避免指標之間存在的量綱差異，采用極差法對各指標進行無量化處理。

其中：Mijt表示t年i城市j項指標的觀測值；Yijt為標準化后的值；min(Mj)表示第j項指標的最小值；max(Mj)表示第j項指標的最大值。式（4）為正向指標適用公式，式（5）為負向指標適用公式。

其次，對第j項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

再次，分別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和冗余度。

最后，計算第j項指標對應的權重Wj。

基于上述步驟，以對應的權重乘以標準化后的指標，計算出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數。指數值越高，表明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越高。本文測算了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96個城市的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以數字化轉型為核心解釋變量（dit）。數字化轉型是指在數字技術不斷創新和數據資源持續增長的雙重作用下，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和政府治理變革與重塑的過程［5］。參照2022 年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印發的《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標準化建設實施方案》，并借鑒趙濤等（2020）、趙金旭等（2022）的研究［20-21］，本文在確保數據可獲得的基礎上，從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和政府治理三個維度出發，構建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見表2 所列。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數字治理并無直接數據，本文參照趙宸宇（2021）和黃險峰等（2023）的研究［22-23］，利用Python 對長江經濟帶各城市歷年政府工作報告進行詞頻分析，進而獲取政府數字治理指數。同前文一樣，采用熵值法確定信息熵值和指標權重，測算出長江經濟帶各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水平。

表2 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體系

3.機制變量

本文以要素流動為機制變量，選取資本流動（cap）和勞動力轉移（lab）進行刻畫。參考王星媛和白俊紅（2021）的做法［24］，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的測算方式如下：

式（10）中：capit為i城市在t年的資本轉移規模，表示資本轉移；cit表示i城市在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ci(t-1)表示i城市在t- 1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其中：labit為i城市在t年的勞動力轉移規模，表示勞動力轉移；Pite表示i城市在t年的年末人口數；Pitb表示i城市在t年的年初人口數；Git表示i城市在t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

4.控制變量

基礎設施建設（inf），以各地區公路貨運量表示；城鎮化水平（urb），用城鎮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數之比表示；教育投入（edu），以教育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衡量；科技投入（tec），用科學技術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衡量；產業結構（str），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衡量；政府干預（gov），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衡量。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國長江經濟帶96個城市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個別缺失值使用移動平均法補齊。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ㄗ灾螀^、直轄市）統計年鑒、EPS 數據庫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為降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影響，本文對變量作對數處理。

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3所列。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檢驗

（一）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基本特征

根據表1 計算出2011—2020 年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均值，并繪制其演變趨勢，如圖2所示。從靜態分布看，截至2020年，長江經濟帶下游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已超過0.200，長江經濟帶中游和上游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數則位于0.150 和0.200之間。這一變化情況說明，歷經十年發展，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逐漸步入綠色化和包容性階段，經濟發展綠色化和包容性程度均有所提高，且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整體突破0.200，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效果總體較好。從動態分布看，2011—2020 年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不斷發展，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研究期內，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數均值由0.133 上升至0.201，年均增長4.730%。同時，上游、中游和下游發展步調相對一致，分別從0.111、0.125、0.158增加至0.177、0.177、0.243，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5.393%、3.950%、4.892%。

圖2 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趨勢

（二）基準回歸結果

為了考察數字化轉型與包容性綠色增長之間的線性關系，本文采用城市、年份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式（1）進行系數估計，估計結果見表4 所列。表4 列（1）結果顯示，在不添加任何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系數是0.448，且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驗證了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驅動效應。表4列（2）結果顯示，在加入一系列影響包容性綠色增長的控制變量后，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依然為正，且仍通過1%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驅動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是顯著且穩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數字化轉型也承繼了數字技術的“規模效應”和“長尾效應”，能夠在推動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機會公平，有效破解“公平-效率-環境”這一“三角式”難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據此，H1得到驗證。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在控制變量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對包容性綠色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改善地區交通狀況，增加就業機會，改善民生福利，從而推動經濟向包容性綠色方向發展。城鎮化水平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城鎮化在有序推進過程中形成的“涓滴效應”，對周圍農村地區產生輻射帶動效應，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教育投入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與預期相反。原因可能在于，本文采用教育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教育投入，雖然教育投入絕對規模不斷擴大，但相對規模卻不斷縮小，導致教育投入與包容性增長呈反方向變化?？萍纪度氲墓烙嬒禂碉@著為正，說明現階段科技投入是適度且有效的。產業結構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產業結構升級正向影響包容性綠色增長。原因在于，產業結構升級推動資源流向更加需要的地方，同時也減少了污染物排放，提升了環境整體質量，這對包容性綠色增長具有較大推動作用。政府干預的估計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現階段政府干預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并不明顯。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本文引入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將樣本按照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不同分位點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4 所列。表4 第（3）—（5）列依次為在包容性綠色增長25%、50%和75%分位點的回歸結果?？梢钥闯?，隨著分位數增加，數字化轉型在各分位點上的估計系數呈現逐漸增加趨勢，即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作用效果遵循“邊際效應遞增規律”。其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可能是，隨著城市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不斷提高，其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這可以最大程度發揮數字化轉型作用，助力城市經濟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

（三）內生性檢驗

為解決內生性問題給實證結果帶來的偏誤，本文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式（1）再次進行估計。

首先，地形起伏程度可以影響數字基礎設施安裝與調試，從而對地區城市數字化轉型產生影響。但地形起伏作為一種地理特征變量，與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不存在直接關系。因此，借鑒游珍等（2018）、于志慧和何昌磊（2023）的研究［25-26］，本文將地形起伏度與各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第一類面板工具變量。其次，歷史上看，郵電等傳統電信工具是城市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初始稟賦，與數字化轉型存在一定相關性，但與當前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并無直接關系，滿足工具變量外生性要求。借鑒黃群慧等（2019）、葉德珠等（2020）的做法［27-28］，本文將各城市1984 年的郵電局數量與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第二類面板工具變量。最后，地理距離會通過經濟行為產生影響，但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經常被用作工具變量。借鑒傅秋子和黃益平（2018）的研究［29］，本文將各地級市到杭州的直線距離作為第三類面板工具變量。

表5 匯報了使用以上三類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的結果。在表5 第（1）—（3）列結果中，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F統計量都通過了相應檢驗，表明使用2SLS方法比較合理。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也均顯著為正，表明在排除內生性問題對模型估計的干擾之后，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仍具有明顯促進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1.剔除極端值

為確?；鶞驶貧w結果穩健性，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重新衡量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結果見表6 所列。由表6列（1）估計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基準回歸結果未受極端值影響，模型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2.更換估計方法

表6第（2）、第（3）列是更換估計方法后的回歸結果。其中，列（2）是隨機效應極大似然估計的回歸結果，列（3）是隨機效應可行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的回歸結果。在兩列結果中，數字化轉型系數均顯著為正，進一步說明模型具有穩健性。

3.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借鑒穆學英和王強（2023）的研究［30］，本文將衡量數字化轉型的指標標準化后，對其進行加總，以代替原來的數字化轉型指數，衡量其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表6列（4）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估計系數與前文保持一致，基準回歸結果穩健可靠。

（五）異質性檢驗

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可能會因為數字基礎設施和國家政策部署不同而存在差異。為此，本文從互聯網發展水平和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兩個方面展開地區異質性分析。

首先，參照趙?。?023）的研究［31］，本文將互聯網寬帶用戶數作為衡量互聯網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并以2020 年每百人互聯網寬帶用戶數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高互聯網發展水平城市和低互聯網發展水平城市兩組，再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7所列。由表7第（1）、第（2）列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在高互聯網發展水平樣本中顯著為正，而在低互聯網發展水平樣本中為正但不顯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是城市開展數字化轉型的先決條件。較高的互聯網發展水平為社會生活、經濟生產和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奠定了良好基礎，并進一步放大數字化轉型的綠色包容效應。

表7 異質性檢驗結果

其次，本文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0 年開展的低碳城市試點工作安排，將總樣本分為實施低碳政策和未實施低碳政策兩組，并再次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7 第（3）、第（4）列。估計結果中，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無論是否實施低碳政策，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均具有積極影響。繼續對比數字化轉型的系數估計值，在實施低碳政策樣本中，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為0.303，明顯高于未實施低碳政策樣本的估計系數（0.148），這說明數字化轉型對實施低碳政策城市的包容性綠色增長驅動效應更為顯著。根據波特假設，低碳政策能夠產生創新彌補，具有經濟與環境雙重效益，即低碳政策能夠給企業帶來技術創新與進步的壓力，促使企業加大研發投資力度，實現技術革新，以提高產出效率和規避環境成本。因此，在低碳政策試點城市，企業更加有動力進行數字化轉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進而推動城市整體實現包容綠色發展。

（六）進一步分析：影響機制檢驗

前文理論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加速要素流動間接影響包容性綠色增長。因此，本文在基準模型基礎上，對數字化轉型如何通過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影響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作用渠道進行識別與檢驗，檢驗結果見表8所列。

表8 作用機制檢驗結果

由表8 列（1）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對資本流動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轉型可以賦能傳統金融市場，創新傳統金融產品，發揮數字技術的“長尾效應”，引導資本流向偏遠農村地區；創新傳統金融服務方式，利用數字技術加速資本跨區域交易和流動。而資本加速自由流動使各地區可以按照比較優勢安排生產，從而減少資源閑置和環境壓力，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由此證明，數字化轉型通過加速資本流動，推動經濟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H2初步得到驗證。

由表8 列（2）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對勞動力轉移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城市數字化轉型帶來的“虹吸效應”和“平臺效應”，不僅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還極大豐富了就業信息池，加劇了地區間勞動力轉移。勞動力在不同城市間自由流動，在微觀層面上，有助于降低摩擦性失業，保障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在中觀層面上，不僅有利于降低由產業結構變動所引發的結構性失業，還可以通過“干中學”，提高整個行業勞動生產率；在宏觀層面上，則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進而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由此證明，數字化轉型還可以通過加速勞動力轉移，推動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H2得到進一步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國長江經濟帶96個城市面板數據為樣本，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增長具有正效應。分析不同樣本發現，數字化轉型的邊際促進作用會隨著經濟增長綠色包容性程度提高而逐漸增強；在不同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政策部署條件下，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特征；經過對作用機制檢驗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加速要素流動，間接促進包容性綠色增長。

本文研究結論對于推動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包容性綠色增長具有如下啟示：

第一，將數字化轉型作為經濟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重要契機，統籌推進數字化轉型“硬環境”和“軟環境”建設。一方面，增加數字化轉型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在有序推進數字化轉型試點的同時，增設數字化轉型改革試驗區；另一方面，加大對“長尾群體”保護和數字知識普及力度，增強“長尾群體”對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力。

第二，根據不同城市群特點，推行差異化低碳政策。長江經濟帶應根據地區發展差異，穩步實施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建立健全環境保護制度，創建和完善環保監督體系，穩步提升環境規制強度和合理性，引導社會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

第三，充分認識要素市場和要素流動在數字化轉型與包容性綠色增長關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部門應依托數字化轉型，突破行政區域邊界限制，加速生產要素流動。同時，還應加強要素市場監督與管理，及時調節和干預要素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防止數字化轉型帶來的“虹吸效應”“極化效應”造成部分城市要素擁堵或要素短缺現象，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