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時代與蜀道石窟

王洪燕

摘 要：蜀道石窟始于北魏晚期，雖歷代均有開鑿，實則興盛于武則天時代。武則天時代奠定了今天蜀道石窟基本格局。其時佛教興盛，蜀地經濟文化繁榮，得以支撐蜀道石窟佛教造像的大規模鑿刻。它們與同時代其他石窟如中原石窟相比較，具有獨自的地域文化內涵與特色。

關鍵詞：佛教發展；揚一益二；地方特色

蜀道作為聯結關中和四川的重要通道，遺存了大量唐代摩崖造像，其氣勢雄偉、典雅，具有盛唐大氣磅礴之風格。廣元素有“女皇故里”之稱，蜀道與武則天關系密切。武則天時代為蜀道石窟興盛的關鍵時期，蜀道石窟于此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本文所指蜀道石窟主要是指蜀道中的金牛道和米倉道的佛教摩崖造像。至于武則天時代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相對比較模糊；學者界定的時間長短和起止年代均有較大差別。從持續時間來看，所謂武則天時代時間最短者，如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言，乃從武則天登基到神龍政變退位的十五年；[1]時間最長者，則如臺灣學者雷家驥所言，自貞觀十四年武則天入宮到神龍政變武則天退位，中宗復國這段時間，約六十五年。[2]其他如王滌武、申少亞等學者對武則天時代的界定均有不同說法。陳寅恪先生甚至將武則天時代影響的終點界定在安史之亂爆發之時。[3]本文從蜀道石窟開鑿及變遷的角度，認為武則天時代是從武則天之父武士彟在蜀道重鎮利州任都督開始，到玄宗先天初年止，即在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之間，共約八十五年。

一、武則天時代的佛教發展

初唐時期，唐高祖、唐太宗尊道教祖師李耳，把道教放在儒釋道三家之首。武則天掌權后，青睞佛教，將其放在三家首位，佛教從而走向繁榮期。

武則天與佛教的淵源，首先在于武則天的家庭。武則天父親武士彟資助李淵起義反隋。他成為新貴后，相傳又與隋朝宰相楊達之女婚配，其政治地位大大提升。隋朝推崇佛教，作為宰相之女的楊氏也篤信佛教。在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時期，她在皇澤寺有禮佛活動?；蕽伤職埓娴牡?2號、13號窟有相關題記，現已風化，但《八瓊室金石補正》錄文之《再修西龕佛閣記》中，明確說明西龕佛閣是由武則天母親楊氏所造。[4]有學者認為利州都督武士彟夫人楊氏造寺像的活動，客觀上對廣元初唐時期的石窟開鑿有所推動，“使廣元的造像活動更加頻繁，從而使廣元成為四川初唐造像最具規模的地區，廣元也因此迎來了石窟開鑿史上的第一次高潮”[5]。武則天的家庭對禮佛活動十分重視。賦則天從小得以耳濡目染，遂對佛事活動情有獨鐘。武則天在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入宮。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她即入感業寺為尼，參加誦經、禮佛等佛事活動，對佛教有更多的體驗，從而與佛教結下更深厚的情緣。

武則天于唐高宗時再次入宮后，在逐漸走上權力頂峰的過程中，采取一系列推崇佛教策略。武則天在準備登上帝位之際，僧人薛懷義等人譯出《大云經》《寶雨經》等，稱她是彌勒佛轉世為女身當帝王，這就為她改朝換代提供了有利的輿論支持。佛教也因此得到相應的地位。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敕：“釋教宜在道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6]。武周時期，武則天大肆修建寺院廟塔，特別是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經》；同時，她還熱衷于開窟造像，如龍門現存的盧舍那佛像即為大手筆。梁思成先生認為武則天“于佛像雕刻，尤極熱心，出內帑以建寺塔，且造像供養焉。就唐初遺物觀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長安城中，“武后時期造像尤多”。[7]武則天還熱衷佛教經典翻譯事業，親自主持規模巨大的《華嚴經》的翻譯。這一系列操作讓佛教成為“國教”，融入到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這種大背景下，與武則天有著密切關系的蜀道沿線，其石窟開鑿造像即進入繁盛時期。

二、武則天時代的蜀道石窟

武則天時代的蜀道石窟按現有行政區域劃分，最具有代表性的為金牛道和米倉道上的廣元石窟、巴中石窟；沿線其他區域則少有分布。

（一）武則天時代的廣元石窟

廣元石窟是指廣元境內石窟，共計造像59處，其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意義的集中在利州區，分別是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澤寺摩崖造像、觀音巖石窟?；蕽伤履ρ略煜瘳F存造像57龕，大小造像1200余尊，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鑿于北魏晚期。其歷經北周、隋代、唐初的不斷開鑿，到高宗、武周時期達到全盛。千佛崖摩崖造像現存龕窟950余個，其中重要的窟約20個，現存造像約7000余身，題記130余條，始鑿于北魏晚期，大多是唐代作品，主要集中開鑿于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時期。

姚崇新將廣元石窟分為3期，認為高宗、武則天時期正是唐代造型藝術的形成時期，這個階段是廣元石窟造像開始進入大規模的開鑿期。[8]

武則天時代的廣元石窟，雖然從貞觀年間武則天母親楊氏在皇澤寺開窟造像開始，但武則天當政后廣元石窟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即出現了改造前人龕窟的現象。千佛崖蓮花洞（535號）位于千佛崖崖壁中段下層，緊鄰古蜀道邊上，之前根據龕內有“大周萬歲通天年”的題記將該窟開鑿的時間下限定為武周萬歲通天年間（公元696年）?，F存大龕為破壞了主尊前蓮花上的大像后重新雕刻，原來大像的頭光還殘留?？唔敶笊徎?，與洛陽龍門賓陽洞中的大蓮花非常相似。由此推測此窟開鑿于北魏后期，但武周時期作了改造，并補寫了若干題記。同時皇澤寺中心柱窟（45窟）也有被改造過的痕跡，由此可以推斷武周時期，廣元有一批北朝窟龕被改造了。[9]改造的目的是突出象征武則天彌勒佛的居中地位，可見廣元石窟的政治色彩很濃厚，這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案例。這一時期倚坐彌勒佛造像在廣元石窟中也較為流行，如千佛崖493號俗稱神龍窟，開鑿于神龍二年（公元706）年，龕內雕一尊倚坐彌勒佛像，二地神托起佛座。

武則天掌握朝政多年，對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產生很大的影響，有“政啟開元、治宏貞觀”之美譽。神龍政變后武韋集團的影響力仍然持續。廣元石窟在中宗、睿宗至玄宗開元時期達到繁盛的頂峰。這一時期在廣元出現了大批官員開鑿的石窟造像。睿宗景云、延和年間（公元710—712年），利州刺史畢重華開鑿了彌勒窟（365號）和菩提瑞像窟（366號）。開元三年至開元十年（公元715—722年）劍南道按察使、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抗在千佛崖捐資造像，現尚存大云古洞第512號和513號，千佛崖第222、213、421、86號龕以及大云古洞正壁南北大龕等。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宰相蘇颋調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在千佛崖捐鑿了211號龕。武則天時期的千佛崖開鑿龕窟，雖百分之九十龕窟都沒有開窟題記，但從造型上看大體都是這一時期作品，基本上是地方官員推動的。

武則天時代廣元石窟造像組合出現新的樣式，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二天王二神王十一尊像等。題材豐富，有釋迦、彌勒、阿彌陀佛、觀音菩薩、沙門形地藏、天龍八部、藥師佛、神王、菩提瑞像等。龕窟雕造像技藝精湛，出現背屏式鏤空雕刻、圓雕等作品，奠定了廣元石窟的獨特格局。這是廣元石窟發展史的繁盛時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十月二十九日，武則天詔令天下兩京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千佛崖自北魏以后就有寺廟，最早稱柏堂閣，武周時期更名為大云寺。大云寺在武周神龍政變后基本上都更名為中興寺等，唯有廣元至今仍稱為大云寺；清代乾隆年間廣元縣令張賡謨還曾重修。這與武則天和利州特殊的關系密不可分。

（二）武則天時代的巴中石窟

巴中石窟是指巴中境內的石窟，位于古蜀道米倉道上。巴中石窟開鑿的高峰期在唐貞觀到開元初年。[10]巴中、廣元兩地都跟武則天有關系：廣元是武則天故里，巴中是章懷太子被貶之地。[11]巴中石窟共計223處，其中唐代41處，宋代11處，元代2處，還有幾處道教造像。其中唐代造像約670龕，造像約8200余尊，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南龕、北龕、西龕、水寧寺、石門寺等。南龕石窟是巴中石窟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現存龕窟176個，始鑿于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多有開鑿。造像題材有釋迦佛、三世佛、彌勒佛、菩提瑞像、雙頭瑞像等，西方凈土變和毗沙門天王題材尤為突出。北龕造像34龕，從初唐到盛唐期間造像居多。西龕現存造像九十余龕，分布在龍日寺、流杯池、佛爺灣三處。大多數龕窟開鑿于盛唐。

雷玉華等人將巴中石窟分為七期：隋到初唐、唐貞觀到開元初年、開元后期至天寶時期、乾元年間到會昌以前、會昌時期、宋代造像、晚清和民國時期的造像，其中唐貞觀到開元初年屬于武則天時期的遺存。武則天時代的巴中石窟受到武則天崇佛政策的影響，出現了開鑿的高峰。這個時期出現比較大型的龕窟。從石窟題材來看，出現了廣元石窟未有的阿彌陀佛與五十菩薩、藥師佛與十二藥叉大將、雙身瑞像等題材。巴中石窟中最大的特點是出現了佛帳形內龕，雕刻技藝精湛，有卷草紋、火焰紋、云氣紋、蓮花紋飾等裝飾華麗，構成了巴中石窟獨有的風格。

武則天時代廣元地處蜀道的金牛古道之上，巴中位于蜀道的米倉道（巴嶺路）上，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從兩地造像風格來看，均受到中原造像風格影響。巴中特有的如雙身瑞像等題材可能與巴中與敦煌之間道路暢通有關系，[12]因此敦煌的造像樣式可能直接傳播到了巴中。這里的造像與蜀道其他地方相比，風格迥異。

（三）武則天時代蜀道上的其他石窟

1.漢中石窟

據統計漢中石窟57處，35處為清代造像，與唐代有關僅3處。最早的是牛頭寺及其石窟，是一組寺廟與石窟相結合的石窟寺。牛頭寺始建于唐貞觀年間。牛頭寺石窟原名千佛洞，始鑿年不詳，清順治七年（1650年）重修，窟內現存1042尊石造像。該石窟寺是目前漢中地區保存規模最大和數量最多的石窟寺。武關河造像龕位于漢中市留壩縣武關驛鎮，根據造像風格判斷為隋唐時期，現存東、北兩龕，造像共計8尊，2號龕有一佛二菩薩、一佛二菩薩二弟子的造像。靈巖寺摩崖石刻坐落于略陽縣城南七里嘉陵江畔的靈巖寺，創于唐開元年間，宋時臻于全盛，明、清漸衰。靈巖寺摩崖石刻以摩崖題刻、碑碣名聞天下，屬于石窟寺部分僅有金龜洞及羅漢洞兩處。兩洞及周圍遺存唐至民國年間摩崖題刻、碣碑共130余方（通），石造像20余尊。但武則天時代的石窟在漢中幾無遺存。

2.綿陽石窟

據統計，綿陽石窟有88處，其中佛教造像隋唐時期43處，明清時期21處，元代1處，宋代1處，風化嚴重年代不詳14處。綿陽唐代石窟總龕300余個，基本上屬于規模小、保存較差的中小型龕像點，很多殘損經過現代修補、妝彩，造像數量難以統計，無法識別其具體題材和年代。綿陽石窟大致始于隋，其余地區造像大多開鑿于晚唐至北宋，[13]如位于綿陽市梓潼縣寶石鎮永利寺摩崖造像、位于綿陽市三臺縣塔山鎮崇福寺摩崖造像。有題記可查的是綿陽市鹽亭縣文通鎮龍門埡摩崖造像，開鑿于隋代至初唐之間，有龕窟24個。

位于綿陽市江油市龍鳳鎮塔子梁摩崖造像題記有“武德二年”“武德九年”“貞觀五年”等重要信息。梓潼縣臥龍鎮臥龍千佛巖摩崖造像始鑿于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其中1號窟代表性題材為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綿陽石窟中題記約50余則，如圣水寺摩崖造像有9則，塔子梁摩崖造像開窟造像題記10則。綿陽石窟造像規模小，有20余個龕窟。其中有唐代造像遺存，但武則天時代的造像很少。

3.閬中石窟

據統計，閬中石窟造像共47處，清代造像25處，隋唐造像15處。閬中石窟造像始建于南北朝時期，如石室觀摩崖造像是一處以道教造像為主、佛道并存的造像龕群。慈云村佛耳巖摩崖造像從右到左共開鑿4龕，14尊造像。大像山摩崖造像主要開鑿于中晚唐和宋代，明清時期也有少量開鑿。東門埡摩崖石刻現存龕窟3個，共計25尊像；佛洞坪摩崖造像開鑿于隋唐時期，現存共2龕，20尊造像。黑崖灣摩崖造像現存3龕，破壞嚴重，只剩龕窟形制。雷神洞摩崖造像現有龕窟3個，造像36尊。靈城巖摩崖造像現存龕窟共4個，造像共計75尊，開鑿時間為隋唐。此外還有牛王洞、普陀巖、千佛巖村、豬埡槽村等龕窟造像。

綜上可見位于米倉道上的閬中在唐代造像規模小、點位分散，有明確年代的大像山摩崖造像有開元年間的造像，沒有大規模的開窟造像，可見閬中在武則天時代造像也較少。

4.德陽石窟

統計表明德陽石窟造像較少，共32處，其中有唐代造像21處。德陽石窟造像始鑿于唐代，規模小，零散分布，破壞嚴重；清代改鑿、補鑿較多。如觀音崖摩崖造像開鑿于唐代，均為小龕，清代有增補。千佛崖摩崖造像開鑿于唐代，后代有增補，現有造像3龕，造像505身，其中唐代造像僅12尊，如第2號龕窟內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第3號龕窟內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大佛巖摩崖造像開鑿于唐代，清代有重修，現有11龕，共31身造像，其中唐代造像26龕。德陽市中江縣唐代摩崖造像較多，有彩虹村摩崖造像等17處，造像題材有千佛、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三世佛、觀音，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的造像組合，有佛道合龕現象如老觀音摩崖造像。

德陽石窟造像規模小，點狀分散，歷史上改鑿、妝彩改變了唐代龕窟和造像的本來面目，大多數龕窟只有唐代龕形輪廓，不好界定是否為武則天時代造像，或許會更晚。

綜上所述，蜀道沿線其他地區武則天時代的石窟規模較小，分布零散，破損嚴重，題記較少，這便更加凸顯出以廣元和巴中為代表的佛教石窟的重鎮地位。

三、武則天時代是蜀道石窟造像的全盛時期

武則天時代是蜀道石窟造像的全盛時期。蜀道作為蜀地通往中原的主要通道，是溝通南北文化傳播的橋梁。武則天時代蜀道石窟的地方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造像題材豐富，群像雕刻獨特。

蜀道石窟造像題材有釋迦佛、三世佛、彌勒佛、阿彌陀佛、多寶佛、菩薩像、弟子像、天龍八部群像、飛天、力士、供養人、石獅、觀音像、地藏菩薩像、伎樂、經變圖、瑞像等，數不勝數，應有盡有。當時長安、洛陽的石窟流行組合樣式在廣元均有遺存，但又有創新。以武則天時代的蜀道石窟和龍門石窟比較，一是開鑿者不同。蜀道石窟大多為地方官員如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抗、利州刺史畢重華等推動開鑿；而龍門石窟在開鑿技藝、規模、題材等方面盡顯皇家風范，是皇權的象征，如武則天捐資開鑿的規模宏偉、氣勢磅礴的大盧舍那像龕群雕。[14]二是造像題材推陳出新，出現新的組合，如廣元千佛崖流行的一佛二菩薩二弟子二力士二天王二神王的組合，如512、513號窟等一批造像，特別是二神王造像，在其他地方還未出現過類似組合。三是造像組合新穎，出現佛教人物群像，如廣元千佛崖86號窟不但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二天王，還有護法天龍八部群像雕刻在菩提樹之間，壇前還有一對石獅子。這種組合在蜀道石窟中較為常見，同時巴中石窟中還盛行阿彌陀佛與五十菩薩等組合。

其次是造像分布廣泛、規模龐大、造像數量大。

蜀道石窟在金牛道、米倉道上的造像分布范圍廣，沿途均有分布，造像數量較多。根據蔣曉春等人《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期研究》的統計，僅四川境內就有“廣元造像1241龕，8000余尊；巴中934龕，14194尊；達州161龕，3000余尊；南充644龕，14599尊；德陽125龕，889尊；綿陽406龕，3192尊；遂寧195龕，1737尊”[14]。同時根據筆者走訪參加全國石窟普查工作的專家獲得的信息，唐代蜀道石窟約有150余處，20000余尊造像。蜀道上石窟造像規模約為龍門石窟的五分之一。

唐代是建造大像窟的高潮，蜀道經濟雖較中原落后，造像規模不能與中原地區相媲美，但是蜀地中特有的象征武則天的倚坐彌勒佛則盛行于蜀道石窟，如廣元千佛崖535號蓮花洞，窟高約4米，彌勒倚坐像高2米；138號窟北大佛窟中的倚坐佛像高約4米；493號俗稱神龍窟倚坐彌勒佛像高3.6米。蜀道石窟造像與同時期龍門石窟相比，體量普遍較?。ǖ煜駭盗坎⒉凰闵伲?。這應與蜀道上建造石窟的官吏和信眾流動性大，石窟開鑿時間較短，能夠支撐長時期持續開鑿人力物力的供養人較少有關。

四、武則天時代蜀道石窟的雕鑿技藝和美學價值獨具風采

蜀道石窟寺的選址，大都是背山面水，背靠奇峻險峰，面前流水泛波，景色宜人。廣元千佛崖、皇澤寺前就是嘉陵江，莊嚴肅穆的佛像與優美的自然風光相得益彰，形成一個自然與人文融合的佳構。這與龍門石窟面對洛河的支流伊河相似，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研價值。

武則天時代蜀道的石窟雕鑿具有顯著的美學價值。首先是廣元千佛崖365號和366號雙窟雕刻的鏤空背屏雕刻，其中365號窟還為圓雕，鏤空背屏雕刻立體感強，造像技藝高超，這在其他地方鮮有發現。最具代表性的廣元千佛崖365號彌勒佛窟，佛壇上造像，主佛背后的頭光及鏤空菩提雙樹直通窟頂，且均為圓雕。此外雕像與背景組合豐富，集立體感、唯美感為一體，如廣元千佛崖366號菩提瑞像窟，佛壇上鑿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七尊像，主尊座后靠背直通窟頂，形成背屏，背屏兩側及上部為鏤空雙樹；廣元千佛崖746號窟，壇上鑿出一鋪13尊涅槃組像，壇后部二角各雕一棵娑羅樹，樹干直通窟頂。

這一時期蜀道石窟還出現佛帳形龕，尤其為巴中石窟獨有特色。佛帳形龕內頂上多飾重檐，檐下懸帳、鈴等物形成龕楣，帳柱即為兩側龕柱，多用忍冬紋、卷草紋、團花、寶珠等裝飾，同時龕后壁用菩提雙樹裝飾。這種組合繁瑣復雜的裝飾，給人視角沖擊力特別強，精湛的雕刻水平凸顯出立體感。

武則天時期蜀道石窟的興盛與唐代佛教的發展方向同步。隋唐時期的巴蜀佛教有了很大的發展，儼然成為重要的佛教傳播中心。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蜀中多寺院（如著名的玄宗所建大圣慈寺、僖宗所建寶光寺），僅唐代成都寺院有記載者就有43所之多。[15]蜀地高僧云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玄奘在成都游學，武德五年在成都空慧寺受戒。玄宗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羅王子（俗姓金，曰無相）入中國，止于禪定寺，后入蜀欲謁智詵禪師，玄宗幸蜀，迎無相至成都，“并創建凈眾、大慈等寺，對唐代蜀中佛教禪宗傳播影響很大”[16]。咸通年間（公元860—873年），有天竺三藏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隋唐時期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發展，亦促進巴蜀佛教的大發展。

有唐一代，佛教開窟造像遍及巴蜀。特別是從武則天到盛唐中唐時期，佛教的石窟開鑿浪潮波及整個四川，成都蒲江石窟、邛崍石窟、大邑石窟、樂山大佛、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夾江千佛崖石窟等爭相形成。不過，武則天時代的蜀地石窟，除廣元石窟外，其他大多還處于發展初期，如樂山大佛的開鑿，晚于武則天時代約半個世紀。所以廣元乃是這一時期蜀地佛教石窟的中心。安史之亂后，隨著玄宗、僖宗兩代皇帝入蜀避難，石窟宗教藝術重心隨之南移，偏安一隅的巴蜀地區為佛教藝術盛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使巴蜀石窟成為中國石窟最后的輝煌。這一時期的蜀道石窟雕刻藝術可以成為唐代藝術的實物標本。如巴中西龕53號龕有唐代雕刻的仿真樓閣2座，各高2米，鏤空雕刻，是川渝地區難得的唐代建筑形象。廣元石窟中的供養人如皇澤寺12號、13號窟，千佛崖供養人689號窟、153號窟以及千佛崖366號菩提瑞像窟胡人伎樂等遺存都是研究唐代服飾的重要史料。

佛教的重點傳播區域，必須依靠發達的經濟提供支撐。有唐一代，成都經濟文化的發展一直處于上升勢頭。著名詩人陳子昂曾描述：“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17]。隋末唐初蜀地未經歷大規模的戰亂，經過長時間發展，到中晚唐時成都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與揚州并稱“揚一益二”?！对涂たh志》說：“揚州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蜀地經濟文化的繁榮，能夠支撐大量寺院的建造與石窟的開鑿。而蜀地的獨特地域文化，也影響了蜀道石窟造像的風格，從而形成唐代蜀道石窟的獨有特色。對這一特色的探索，可以對大蜀道文化的研究起到推動的作用。

注釋：

[1]（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一：“昔武氏篡國十五余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敝腥A書局1988年版，第1427頁。

[2]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版。

[3]陳寅?。骸队浱拼钗漤f楊婚姻集團》一文提出：“綜括言之，此一集團武曌創組于大帝之初，楊玉環結束于明皇之末者也。唐代自高宗至玄宗為文治武功極盛之世，即此集團居最高統治地位之時，安祿山亂起，李唐中央政府已失去統治全國之能力，而此集團之勢力亦衰歇矣。故研究唐之盛世者不可不研究此集團，特為論述其組成及變遷之概略，以供治吾國中古史者之參考?！保ā稓v史研究》1954年第1期）

[4]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一《再修西龕佛閣記》，民國14年刻本。

[5][8][12]姚崇新：《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13頁，第121頁，第299頁。

[6]《唐會要》卷四十七《釋教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梁思成文集》，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頁。

[9]參見張寧、雷玉華、王婷、李凱：《四川廣元千佛崖蓮花洞考古新發現》，《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10]參見雷玉華、羅春曉、王劍平：《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45頁。

[11]參見茍廷一：《唐巴州章懷太子墓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13]參見于春、王婷：《綿陽龕窟——四川綿陽古代造像研究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205頁。

[14]蔣曉春、雷玉華、聶和平：《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期研究》，《考古學集刊》第22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15][16]謝元魯：《成都通史·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頁，第286頁。

[17]（唐）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二，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嘉慶本，第2149頁。

作者：廣元市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