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與閬中略論

鄧夢

摘 要：從巴蜀大盆地生命史的整體觀出發，可看到巴蜀民眾在發展對外交通方面的努力，由此形成的東南西北4條“蜀道”，對巴蜀民眾走出盆地，乃至走向世界，都有重要貢獻。其中北上中原的路線是最早發揮重大作用的蜀道。它位處陳倉道與嘉陵江水道交匯樞紐的閬中，既凝聚著巴人的生命史和所創造的文化內容，又呈現出華夏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眾多階段的特征。

關鍵詞：北上蜀道；聚焦閬中；天文學

一、一句蜀道難，縮微華夏史

2013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簡稱“一帶一路”倡議。2016年，四川省成立“蜀道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申報工作”領導小組，因為蜀道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海上絲綢之路都有密切關系。這里，先做一個界定：蜀道，指巴蜀先民為了更好的生存，歷經滄桑而建造并不斷完善的伸向大盆地外部的主干通道，主要有東南西北共4條。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4條蜀道的功能效應在不斷地變化。樹立全局視野的“蜀道”觀，有助于我們透徹了解巴蜀大盆地的歷史，從而進一步認清華夏歷史的發生發展歷程及其某一個階段的運行特征。其大致是：

（一）北上中原的主干通道。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也就是狹義的蜀道，有陳倉道（金牛道）、褒斜道、儻駱道（駱谷道）、子午道、陰平道。這是巴蜀大盆地與關中平原三秦大地的主干通道，也是溝通南北，連接黃河和長江兩大文明區域的要道。需要強調的是，開辟這些通道，最初是從民間層面的物資、人員的來往，引發民間“以物易物”的商業行為，進而被地方和國家政權所利用，逐漸成為“官道”。這正如一位文學圣人所講：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兑葜軙ね鯐酚涊d周成王大會諸侯于成周，四方貢獻方物，“蜀人以文翰”作貢品。面對蜀國問題，商王經常進行占卜，向上天詢問吉兇、對策，甲骨文中多處“蜀”的出現即是證明。殷墟和周原卜辭中，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等記載?！妒酚洝で乇炯o》說“躁公二年（公元前411年），南鄭反”，“（惠公）十三年（前387年），代蜀，取南鄭”?！渡袝逢P于巴蜀大地8支部落軍隊北上參戰，尤其是關于“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的記載，是殷商被周王朝取代的一個歷史聚焦點。華夏的早期歷史演化過程，通過蜀道歷史得到高度呈現。秦昭王時，已有“棧道千里于蜀、漢”?！妒酚洝げ虧闪袀鳌酚涊d說：“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拔宥￠_山”神話故事反映的是金牛道建造與完善的真實歷史，也讓世人看到了華夏各地域和各族群逐漸匯融聚合為大一統國家的歷史進程。這些也體現在大漢王朝創建初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蜀道的節點上，也體現在中華民族倫理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階段里，即三國時期劍閣險要“一夫當關”等蜀道故事中。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后，一個本來相對獨立和自給自足的大盆地，融匯成為華夏大家庭的一員，成為“地方與中央”的政治格局之一板塊；尤其是秦始皇的“車同軌”等大一統法令，對蜀道的通行質量和長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上蜀道成為已是華夏政治中心的關中地區與巴蜀地區之間信息、物資、人員往來乃至軍隊行進等多方面的官道。

北上蜀道的陳倉—金牛道中的嘉陵江段，因為有嘉陵江的水運配合陸路交通，更由于在機械技術發明之前人類對水運產業的倚重，該干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中，承擔著巴蜀大地與北方中原，或者說承擔著南方地方官民與中央王朝交往的重任。長江支流中流域面積最大的嘉陵江，北上通甘肅、陜西，下接重慶匯入長江，為溝通長江與西北的主要水道。其廣元段的明月（朝天）峽，集鳥道、棧道、纖夫道、水道、陸路于一峽，可謂將蜀道的各種特征尤其是“蜀道難”都進行了呈現。

北上蜀道的終點，世人常常定位在漢中，這是不諳歷史。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宋與金劃定以陜西大散關為界。陳倉（寶雞）城郊秦嶺腳下的大散關處，歷史上早已界定為“益州門戶”。因為“凡謀事梁益者，必取道于此之譽，故名益門”。而翻越秦嶺后的南邊，即大巴山以北的一塊平原，就是漢中，舊稱興元府（轄今漢中市及南鄭、勉縣、城固等縣）。直至元代初期，漢中還隸屬于“廣元東川路”下轄的“利州路”，此前，蜀漢巴都是“益州”或者“梁州”的構成部分。寶雞城外秦嶺腳下大散關旁邊那個“益門堡”，就是通往益州的門戶標示，這才是蜀道的北端終點，或者說是蜀道的北端起點。古人曾有詩說得明白：“益門堡鎮古道口，散關煙云鎖咽喉。觀音山上鐘聲響，青石崖下瀑布流。云蓋古寺祥云繞，水出簾洞福水悠。秦嶺頂峰南北界，陳倉棧道通益州?！痹┢诘膶氹u縣令李思齊為防備蜀軍攻打，在清姜河西邊的西山堡筑城；明代弘治年間再重修城堡時，縣令許莊親手書寫“益門雄鎮”碑文。清代乾隆時寶雞縣文化人楊甲木，曾任涼州府武威縣學訓導，有《游益門鎮大王祠》詩曰：“高原虎踞萬山中，趙宋二吳立戰功。西北能爭秦棧險，東南可使蜀江通。厄關有將擒千虜，當道無人返兩京。試看巖頭玠璘跡，頓令血淚灑秋風?！痹撛娬f的是南宋抗金名將吳玠（1093—1139，甘肅靜寧人）在蜀籍名臣、川陜宣撫處置使張浚的扶持下，與兄弟吳璘鎮守川陜邊陲十余年，大破金帥完顏宗弼所部重兵，官至四川宣撫使、川陜宣撫副使，淳熙中追封涪王。南宋朝廷特地在益門鎮中關帝廟之西百丈崖敕建大王祠祭祀之。

這里順便補說一句，今天很多學者說南宋詩人陸游參加“川陜”一帶的抗金活動，不確。這是把元代才劃歸陜西的興元府（漢中），提前到宋末。南宋的四川宣撫使衙門，以及利州路衙門，就設立在興元府。較早的四川宣撫使是安丙，還出任過保寧（閬中）軍節度使兼興元府知府、利（州）東路安撫使等?！耙怨ξ帐癖辍薄笆厥裼喽辍钡膮黔U出任四川宣撫使，仍然駐扎興元府。宋乾道三年（1167年），宋廷再將利州東、西路合為一路，授吳璘為“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宣撫使”。

（二）東下的長江水道。水道在工業文明時代到來之前，承擔著人類交通運輸的首要重任。早在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中，已清楚地說道：“蜀守冰鑿離碓（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萬計，然莫足數也”。李冰為避免水害而開鑿離堆，所形成的水道之首要功能是“行舟”，“有余”才用于灌溉農田。道理很簡單，一條6米長1.5米寬的木船航行于內河，載重量可達40噸。假如陸地運輸，這個重量需要多少人肩挑背扛才能完成？秦國統一天下的最初戰略，就是正確地實施了攻占巴蜀，利用巴蜀雄厚的財力和人力資源，順江而下戰勝最強大的對手楚國，繼而漸次滅亡六國。自此，在巴蜀大盆地與外界的各種交往中，東下的長江水道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效，并且常常承擔著國家層面的重擔。如三國爭雄、明清時期的“川鹽濟楚”、抗戰時期的盧作孚在1938年秋，用民生公司自己的22艘輪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不顧日機轟炸，用40天時間，趕在枯水期前，將堆積在宜昌的9萬噸工業物資和3萬人員搶運入川，保證了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內遷的工廠設備、學校和機關，繼續為中國的抗戰事業發揮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中國經濟格局的變化和重構，在市場經濟時代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和科技的高速發展，會讓水運蜀道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四川的瀘州、宜賓等長江沿岸城市，近年來即大力宣傳和打造“港口城市”等。

（三）南下的五尺道與身毒道。身毒道（由靈關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四條古道組成）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后到達印度和中東。另有支線“南道”分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賓；五尺道是秦將常所修筑，由宜賓至下關（大理）。公元前122年，“通西域”的張騫向漢武帝稟報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見聞：“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東南身毒國?！边@條道路的形成，首先還是民間的經濟利益驅動，即司馬遷《史記》記載的“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蜀地商人偷偷摸摸地運載貨物，走出了一條進入西亞的道路，結果就有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在阿富汗和伊朗等地驚奇地突然看到蜀中特產邛竹杖和黃潤細密的蜀布。（具體詳情可見《史記·大宛列傳》與《史記·西南夷列傳》。）寫作《史記》的司馬遷對身毒道是熟悉的。他在游歷考察北方以及荊楚和江南各地之后，“遷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近侍，有過一次大西南的身毒道行走活動。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次大西南之行，他還“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史記·河渠書》）。司馬遷還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講述了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傳奇故事：“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余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饲筮h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p>

自漢代開始，以司馬相如奉命開通西南夷為標志，還有蜀中資州人王褒奉命寫作《金馬碧雞賦》，召喚金馬碧雞從遙遠的云之南歸來等韻事。它說明入漢以來，中國西南地區各民族逐漸抱成一團，為國家一體化進程作出重要貢獻。被今人稱為“南方絲綢之路”的南下蜀道，對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融合以及國家一體化進程，對東南亞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都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今天西亞、南亞、東南亞國家濃郁的中國文化因子，主要來自于這條通道?？脊虐l掘顯示，中國曾多次發現刻有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馬骨，說明兩國在公元前6世紀或許就已有直接聯系。19世紀，英國完成了對緬甸的全面殖民化，法國完成了對越南、老撾、柬埔寨的殖民化。東南亞諸國與云南、廣西接壤，西方人便由身毒道進入中國西南地區，從事經濟文化等各種活動。古老的身毒道又承接著東西方文化劇烈碰撞交匯的功能。

（四）西去的茶馬古道。對這條古道的形成原因，明代談修的《滴露漫錄》說：“茶之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系國家大經也?！盵1]以打箭爐（康定）為主要集散地的川茶主要供應西藏：“爐（打箭爐）不產茶，但系西藏總會，口外番民，全資茶食，惟賴雅州府屬之雅安、名山、滎經、天全、直隸邛州等五州縣商人行運到爐，番民赴爐買，運至藏行銷”[2]?！按ㄊ≥d茶之園戶、運茶之商販、負茶之腳夫，多至數十萬人，悉賴此為生活”[3]。藏人通常用馬匹、牦牛、硼砂、肉桂、蟲草等當地特產來換取所需茶葉，從而形成“茶馬古道”。由于國家一體化進程加快，到了元明清時期，蜀道功能大增，由原來以民間商貿為主的功能，擴展到承接中央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多種功能。凡是到拉薩的人，都知道位于拉薩市大昭寺東北側的中央政府“駐藏大臣衙門”以及國民政府在拉薩設立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等。中央政府與藏地的往來等，如軍隊換防，物資運輸，官員赴任與退休等各種事宜，都是經由成都開始的這條道路去實現，即所謂“川省與西藏表里”。這是以邛崍、雅安、康定、理塘、巴塘一線為進藏的主要路線，即“行者由南道理塘者為多”?？滴跄┠觊_始“自打箭爐至拉里，曾將四川綠旗、土司番兵，共留三千五百余名，挽運糧餉……自打箭爐至拉里，設有六十六站，不可無兵防守……”，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茶馬古道的沿線設立眾多兵站，以保證各種需求；乃至于漠西蒙古使者由青海入藏，清廷同西藏聯絡和掌控漠西蒙古使者動態時，皆需繞經四川，原因便是當時青海至西藏沿線未設臺站，“凡奏折傳事，俱從四川馳遞”。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川總督孫士毅在一份上奏中，把整個蜀道連接成為一條全線整體：“省城由打箭爐出口，直至藏中，業照上屆所定安設臺站、馬匹。其自廣元入境至省城錦官驛出省，均為文報往來必經之地?！边@里明確了一個事實：當時朝廷的公文遞送，須翻越秦嶺由蜀道北段的廣元正式進入四川，再從省城成都（由紅牌樓出）西行，經由邛崍、雅安、康定等進入“藏中”。清嘉慶《四川通志》載：“打箭爐（今康定城）在大渡河外直黎雅之西，雍正七年設雅州同知分駐其地，兼轄番漢。自理塘、巴塘以西，直抵西藏……而打箭爐實為諸番朝貢、互市之要口?！辈厍嫉貐^如有麻煩，通常是由四川總督解決。如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發生“阿爾布巴之亂”，清朝命“四川綠旗兵丁，著散秩大臣品級、鑾儀使周瑛帶領……”為應對西藏局勢，將達賴喇嘛暫時移至四川理塘加以保護，因此命“四川重慶總兵官任國榮，帶領進藏兵丁二千名，前赴理塘暫住防護”。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第一次入侵藏地，“四川省派調滿漢官兵及屯番各兵，前往協剿”。由此還形成制度：“西藏居住之四川二千兵內，應留兵五百名……俟三年后，仍于四川官兵內派換?！比朐詠?，四川地區一直是朝廷經略西藏的依托，在軍事支撐、行政支援、后勤保障、交通聯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明代蜀王建造成都市南郊的紅牌樓（坊）的目的，就是迎接西藏前來送貢禮轉道京城的官員，以及進行商貿活動的藏族同胞，故按藏族的風俗習慣將牌坊涂成紅色。

一句話，蜀道的開拓與發展，投射出華夏民族國家一體化與多民族融合歷史進程的面貌。

二、華夏史的微縮標本 天地人之溝通津梁

這里說的“華夏史的微縮標本”，意為聚焦閬中，就可獲得一部相對完整的微縮版華夏歷史。

（一）我們先從唐代修建的閬中“二蛟寺”開說。該寺因供奉華夏人類始祖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相交的塑像而得名。人首蛇身，是伏羲女媧形體的標準像，所以被本地民眾俗稱為“二蛟”。按照中國人的歷史觀，伏羲女媧“二蛟”就是華夏人類生命史的肇始?！岸运隆迸赃叺挠搴訛?，可以追溯到黃帝與炎帝的遠祖，即被譽為“人祖”的華胥氏。即如《竹書紀年·太昊》所記錄的：“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宋代羅泌《路史》考證出了具體情況：“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所都國有華胥之淵，蓋華胥居之而名，乃閬中渝水地也?！薄岸运隆敝苓吇誓飯?、皇娘廟、媽皇山等地名，就存留著這些史影和印痕?！妒酚洝の宓郾炯o》對華夏民族衍生發展的結論是：華胥氏生了伏羲和女媧，而伏羲和女媧的結合才繁衍出了中華民族；而生活于“閬中渝水地”的華胥氏，形貌特征是“蛇身人首，有圣德”（《史記·三皇本紀》），這就符合了上古時期巴人的“巴蛇”圖騰的標志以及“大蛇崇拜”理念。

（二）《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情況：巴蜀大盆地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8支部落軍隊參戰。晉代常璩的《華陽國志·巴志》說得明白：“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庇终f：“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閬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銳氣喜舞”。秦國統一天下的前夕，以閬中為中心的晚期巴國，在與蜀國的戰爭失利后，求救于秦，就途經劍閣、昭化的金牛道轉陳倉道和褒斜道，翻越米倉山至秦國。這也是《華陽國志·巴志》記錄的：“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苴侯奔巴。巴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庇诖?，我們就較為清晰地認識了秦統一天下這個中國歷史巨大變局的過程。關于巴蜀對秦統一的貢獻，唐代杜牧在《阿房宮賦》里提出：“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p>

（三）《史記·六國年表》說：“漢之興，自蜀漢”，《漢書》也講：“漢家本起于蜀漢”。在漢取代秦的歷程中，閬中人范目帶領家鄉子弟兵參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打敗“秦三王”（咸陽以西的雍王章邯、咸陽以北的翼王董翳、咸陽以東的塞王司馬欣）。這是楚、漢之爭的首戰，也是建立西漢王朝的奠基石。史學家認為“亡秦范三侯”，為繼秦之后的第二次天下大一統作出了重要貢獻。所以后來自然有獎勵行為，即劉漢王朝對以范目為首的巴地民眾施以恩寵：“復其渠帥羅、樸、昝、鄂、度、夕、龔七姓，賜名為‘賨’”

（四）閬中桓侯祠（張飛廟）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展示了在中華民族文化建設的重要階段三國時期的豐富文化，包括忠義勇信等社會倫理道德等內容。閬中現存的貢院，是中國科舉制度的活化石。中國獨有的科舉考試制度自隋朝創始直至清末，極為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以及運行。清初閬中成為四川省會達20年，在此期間，共舉辦過四次鄉試（即省考），貢院則是專門為此建造設立的。它一直保存下來，是至今仍完好的中國科舉制度的實物建筑。同時，清代初期閬中成為四川省政治經文化中心的這段歷史，也讓世人深入認識到明清換代這個歷史節點上的很多問題。

（五）華夏民族哲學理念的一個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天地人的溝通”?！吨芤住は缔o下》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边@里的“包犧氏”就是“人皇”伏羲。先秦文獻《竹書紀年·太昊》亦有類似說法。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說：“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于地華胥之渚，孕十有二載而降生于仇夷，長于起城?！狈税l明創造的先天八卦，包括八個卦象，分別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由此確定了天地方位，并對大自然進行總體描述，以至于后來有伏羲在閬中城郊三臺山“觀象于天”的傳說。漢代洛下閎崛起于閬中，創制《太初歷》，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歷法結構?！短鯕v》首次將24節氣納入歷法，從而將農耕時間節點與四季的順序相結合。由于《太初歷》確立正月為歲首，民間從此有了過“春節”的習俗，洛下閎因而被尊稱為“春節老人”。洛下閎提出的渾天說，創新了中國古代“宇宙起源”學說。功成之后回到閬中的洛下閎又強化了當地原有的學術氛圍。其后，西漢后期閬中出現的著名天文學家任文孫、任文公父子，成功地預報了公元前16年和公元元年的兩次日食。到三國時期，又有周舒、周群、周巨，祖孫三代天文學家震響于那個時代。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風水大師袁天罡和李淳風，亦定居閬中研究天文、數學，后終老于閬中。

正是由于閬中濃郁的天文學研究氛圍的陶冶，使得全國一流的天文學家輩出于此，也吸引來不少天文學大師前往受益。閬中遂有“中國古代天文圣地”之美譽。如此種種，閬中如果不能建成“中國風水之城”，倒反成咄咄怪事。人言：閬中由八山構成外環，形成“巴閬層城”所涵化表現的洛書、太乙紫微垣和合之象及二十八宿“四象”的空間格局；南面的黃華山，居于層城所對應的二十八宿南宮朱雀象，屬層城時空九紫火離卦位……史學家公認的“天數在蜀”的皇皇成績，很多就是閬中貢獻的。

最后，筆者用北宋時期閬州知州張永錫的《大像寺》作結：“閬苑列城，其來尚矣，接褒梁之舊國（指古代巴國），有巴蜀之遺風。土俗溫和，江山清秀，產桑柘而甚廣，務機織而尤多（閬中古為絲城，至今仍有“機房街”古街名）……山之峻極，似涌神池，此地相傳，皆以正月之上元日，浴蠶祈福（閬水東段靈城巖的蠶絲洞就是先民祭祀蠶神的重要場所），或有憑焉。泉源莫知，冬夏不竭”。

注釋：

[1]轉引自凌大挺編著《中國茶稅簡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版，第8頁。

[2]曹掄彬、曹掄翰纂輯《雅州府志》，清乾隆四年刊本，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頁。

[3]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委會主編《中國海關與緬甸問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2頁。

作者：四川長江職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