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資源”戰略推動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思考

鐘富良

（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合有限責任公司，北京 100728）

能源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系社會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當今全球地緣格局和經濟結構加速重構，不僅深刻影響能源市場，也給我國能源安全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傳統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資源，是制約我國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借助國際合作與能源貿易實現“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聯通，是解決這一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但在以全球化視角開展貿易合作方面還需加強。

1 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

自20世紀70年代，國際能源署（IEA）首次提出“能源安全”以來，其概念和內涵經過了不斷豐富和完善，衍生出了能源供應安全、能源使用安全、能源科技安全、能源經濟安全、能源治理安全等多個維度，但“以合理價格不間斷獲得所需能源”一直被作為核心和本質內容。從這一角度看，我國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戰在于石油的經濟安全穩定保障。

1.1 石油是能源安全的最大短板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能源需求保持長期穩定增長，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費國，2022年的一次能源消費量為269.5億桶油當量，是美國的1.7倍，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27.3%。但由于資源稟賦限制，作為我國能源消費主體的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增速在較長時間內一直低于需求增速。2000年以來，我國石油產量年均增長1%～2%，天然氣產量年均增長10%左右，但同期石油和天然氣需求的年均增幅分別為4%和12%。受此影響，我國的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對進口油氣的依賴程度不斷走高。2000—2022年，我國一次能源整體對外依存度由17%上升到25%，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完全能夠自給，煤炭基本保持自給自足，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則幾近翻番，已分別超過70%和40%[1]（見圖1）。

圖1 2000—2022年我國石油、天然氣、煤炭及一次能源對外依存度

考慮到石油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接近20%，遠高于天然氣的8%，而且其對外依存度也是所有化石能源中最高的，經濟社會發展對石油的剛性需求程度遠超天然氣，以及我國在核能、水電和可再生能源領域有較強自主可控能力的現實情況，石油已經成為新形勢下我國能源安全的最大短板和弱項。

1.2 石油的系統韌性是能源安全的主要瓶頸

2021年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能源危機，其中歐洲最具代表性。分析歐洲最近兩次能源危機可以看出，無論是2021年下半年極端天氣導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斷崖式下降引發的電力危機，還是俄烏沖突引發的天然氣危機[2]，其本質都是系統韌性的缺乏，即當能源系統暴露在突發有害風險中時，缺少應對沖擊的快速有效緩沖和恢復能力。我國的主要一次能源都或多或少存在系統韌性方面的不足，但與煤炭、天然氣、可再生能源等因內部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系統韌性不同，影響我國石油供需系統韌性的核心因素主要來自外部。

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國已達48個，進口原油5.08億噸，幾乎涵蓋了全球所有石油資源區，中東在我國原油進口總量中的占比超過一半，是處于第二位的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的3倍，沙特和俄羅斯占我國原油進口總量的比例都達到了17%，是其他國家的2倍以上（見圖2、圖3），原油進口來源國集中度達到45%。另外，近年來，隨著世界宏觀環境從“大緩和”逐漸進入“高波動”，國家間博弈不斷深化，以沙特、俄羅斯為首的“歐佩克＋”推行限產保價政策，俄烏沖突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地緣和經貿調整加速國際秩序的分化和再平衡[3]，國際石油市場的不安全、不穩定、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加之歐美主導全球油氣貿易體系、掌握油氣海運關鍵服務環節，并將其作為推進地緣戰略的工具，以中印為代表的石油消費國只能被動應對供應鏈變化，進口石油的安全高效執行已成為影響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方面。

圖2 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區構成

圖3 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國構成

1.3 定價權欠缺是能源安全不可忽視的因素

受“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限制，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結構與全球油、煤、氣“三分天下”的格局不同，表現出“煤為主、油為輔、氣為補充”的特征。雖然石油在我國整體能源消費中的占比遠低于煤炭，但由于基數較大、對外依存度較高，導致每年的進口成本巨大。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除2015年和2016年外，我國每年用于進口原油的成本都在1.0萬億元以上，2022年達到2.4萬億元，原油在進口商品總額中的占比超過了10%，占當年GDP 2%（見圖4），國際油價對我國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容小覷[4]，是維護國家能源安全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圖4 中國原油進口金額、占GDP比重與布倫特油價變化

由于我國在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后才加速進入國際石油市場，而此時的市場體系已經成熟且主要由歐美主導，使得我國雖然憑借規模優勢快速成為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但在石油價格形成過程中一直被“邊緣化”，只能被動接受國際能源市場變化帶來的影響。如，2021年和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量分別比2020年下降了6%和1%，但進口成本分別大幅增加了36%和99%，主要原因是油價大幅上漲。此外，以我國為代表的亞洲地區主要油氣消費國還長期被迫接受“亞洲溢價”。以沙特原油為例，根據普氏的統計數據，2019年以來，沙特向亞洲地區出口重質原油的價格分別平均比歐洲和美國高3美元/桶和2美元/桶，最高時甚至接近10美元/桶（見圖5），其他地區出口到亞洲的原油也存在類似情況，導致我國進口原油的成本長期高于歐美國家。

圖5 亞洲與歐洲、美國進口沙特重質原油的價差

2 “大資源”戰略的內涵及對能源安全的意義

自1861年第一船美國煤油成功抵達英國倫敦，拉開跨地區石油貿易序幕以來，世界石油市場不斷完善，最終形成了中東、非洲、亞太、歐洲、地中海、遠東各區域相互聯通，生產、運輸、保險、金融各環節緊密協同，長約、現貨、期貨、紙貨各種形式互為補充的全球一體化石油貿易體系?！按筚Y源”戰略就是基于這一體系，在以貿易維系國家能源安全的思路指導下，把不同時、區的石油資源，以及與實現進口石油與國內需求平穩有序銜接的相關途徑、方式和手段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統籌考慮。

2.1 跨時、跨區匹配資源，提升石油進口渠道多元性

雖然全球石油資源呈現較明顯的集中性特征，70%的常規石油資源位于中東、俄羅斯和中亞、北美三大地區，56%的原油出口來自沙特、俄羅斯、加拿大、伊拉克和美國，但從主要原油的品質分布來看，在不同資源國和地區間有一定的近似性和相互替代性，與我國地理位置的差異造成主要原油出口地區在交易周期上有所區別，為跨時、跨區進行資源匹配創造了條件，也是“大資源”戰略的核心要素之一。

以占我國進口原油總量近20%的沙特原油為例，其主要品種（沙輕、沙中、沙重）均為中質高（含）硫原油，除同樣產自中東地區的阿曼原油、阿聯酋迪拜原油、科威特原油等與其品質相似外，產自美國的Mars原油、俄羅斯烏拉爾原油等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對沙特原油形成替代（見圖6）；在交易周期上，美國原油通常比中東早1個月交易，俄羅斯原油一般與中東有2周左右的交易時間差。因此，在獲取進口石油資源時，可以充分綜合考慮國內需求、市場走勢等因素，對這些原油資源進行優化組合。在石油資源區域性不平衡導致石油進口來源多元化空間受限的大背景下，我國應盡可能多地與主要資源區產油國建立相對穩定且長期的能源合作關系，有效減少對單一國家或地區的過度依賴，確保國家能源安全。

圖6 全球主要原油品種的品質對比

2.2 船和貨緊密結合，提升石油進口執行過程安全性

當前，我國已基本建成了東北（中—俄）、西北（中—哈）、西南（中—緬）和海上互為補充的石油進口通道體系，較好保障了石油供應的穩定性和多元化。但從絕對量來看，海上依然是我國進口石油的主要途徑。根據路孚特（Refinitiv）數據，2022年，我國海運進口石油總量4.4億噸，占全年進口總量的86%，其中81%由超大型油輪（VLCC）承運、11%由阿芙拉型油輪（Aframax）承運、7%由蘇伊士型油輪（Suezmax）承運[5]。

與管道的計量點交接方式相比，通過海運方式進口石油涉及的主體范圍廣、操作鏈條長、執行環節多，而把各主體和環節連接起來的關鍵是船。因此，將進口石油（貨）和船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考慮，是“大資源”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要素。一方面，明確資源來源的同時，必須對資源所在地的裝港情況、所需船型、航線、船舶供需等進行全方位考慮和謀劃；當出現某一區域或航線的運力供應緊張時，甚至需要因此切斷所涉地區的資源獲取，以確保進口石油“運得出來”。另一方面，油輪在海上航行時會面臨各種不可預知風險，貨主需要時刻保持對船的關注，以確保貨物安全；而且國際船運市場是動態的，國內對進口資源的到港時間、成本等要求也時常出現較大變化，需要及時對航線、航速等作出調整，甚至更改物流方案、更換船舶，以確保進口石油“運得回來”。只有將船和貨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確保石油從生產國到我國的整個貿易過程經濟高效、平穩有序，從而更好保障能源安全。

2.3 實貨與期紙貨一體協同，提升石油進口經濟性

世界銀行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倡議發展中國家應更多地利用期貨和期權的套期保值作用來更好地從事商品進出口貿易，從而獲取更大的收入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6]。就石油而言，包括我國在內的眾多亞洲國家長期被迫接受“亞洲溢價”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對國際石油市場實貨和期紙貨交易的參與度不同，介入期紙貨市場的時間晚、參與度低、話語權弱、利用期紙貨工具套期保值的意識較差。

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進口來源多、規模大、可預測性強，要避免在國際市場被“針對”和“擠兌”，不僅要在實貨資源獲取中更加小心謹慎，還要主動了解期紙貨市場規則并積極參與，配合實貨需求，選擇合適的期紙貨工具開展套期保值，平抑價格風險的同時爭取市場話語權?！按筚Y源”戰略需要特別重視石油實貨和期紙貨的互補、緊密聯系特性，期紙貨既是實貨的延伸，又是發現實貨價值和平抑價格波動的主要工具。一方面，可以將具備實物交割功能的期紙貨工具作為資源獲取渠道之一；另一方面，要以實貨進口需求為背景，選擇合適期紙貨工具，把資源成本鎖定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從經濟性角度最大限度提升我國的能源安全水平。

3 推進“大資源”戰略的思考

3.1 高質量國際化是推進“大資源”戰略的基礎條件

“大資源”戰略最核心的是從全局、全鏈條審視“資源”，構建以國內需求為核心、國內外全要素聯通的動態網絡，利用全球化解決能源安全保障問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做到高質量國際化，持續提升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國家層面，借助能源外交相關渠道，構建多邊對話與溝通機制，全方位加大與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力度，創造更加開放包容的對外合作環境。企業層面，強化人力資源、業務發展、管理變革的“三位一體”，根據國際市場變化調整國際化經營布局、優化一體化團隊配置、改進內部治理體制機制，不斷深化內部前中后臺相互賦能和內外部一體化協同合作，打造引領行業發展的一流競爭力。

3.2 共建“一帶一路”是推進“大資源”戰略的有利抓手

油氣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頭戲。2013—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量從不足3億噸增長到5億噸以上，天然氣進口量從500億立方米增長到1 500億立方米，其中大部分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我國原油進口量最大的10個國家中有6個位于“一帶一路”沿線，LNG進口量最大的5個國家中有3個位于“一帶一路”沿線，管道氣則全部來自“一帶一路”沿線[7]。雖然面臨地緣、商業環境等方面的不確定性，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擁有全球約2/3的油氣資源，我國也已經與大多數沿線國家建立較穩定的合作關系，為進一步擴大油氣進出口等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應作為“大資源”戰略的主要發力方向。

在合作方式上可以從軟、硬兩方面入手。硬合作方面，以現有油氣貿易為中心，在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的基礎上，逐步向貿易鏈條的上下游延伸，探索油氣資源開發、船舶海運協作、煉油化工生產銷售等領域的新型合作模式，充實跨國、跨區域合作內涵，打造相對牢固的能源供應“大后方”。軟合作方面，以能源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為中心，積極與沿線國家探討將上海期貨交易所等國內期貨市場作為平臺的油氣價格、結算相關合作，推動構建具有局域權威性的油氣交易市場和定價機制，進而擴大在相關產業標準和規制方面的合作，打造良好合作環境。

3.3 提升市場話語權和促進國內期貨市場發展是推進“大資源”戰略的必然結果

從“大資源”戰略必需的全球資源一體化、船貨配合、實貨與期紙貨協同3個主要方面來看，我國已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全球資源網絡，具備一體化統籌的基礎；借助原油“大買家”優勢，扶持和培養了一批在國際市場有較強影響力的國內船東和造船企業，為石油進口提供保障；但在實貨與期紙貨協同上還有所欠缺，主要體現在多數國內石油進口和貿易企業主動參與布倫特和WTI原油期貨等國際石油市場的程度較低、市場話語權較弱，上海期貨交易所等國內石油期貨市場還需進一步探索豐富衍生品類型、深化與國際規則對接的新方式。

當前，國際石油市場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給我國石油進口帶來挑戰的同時，也為我國以“大資源”戰略為踏板，進一步提升市場話語權和完善國內期貨市場提供了契機。一方面，雖然北海布倫特、美國WTI、中東普氏窗口都是歐美主導下的成熟基準油市場，但隨著WTI原油納入布倫特價格體系，以及阿布扎比洲際交易所（IFAD）推出穆爾班原油期貨，全球基準油市場正迎來一場革新[8-9]，我國與歐美在新機制和市場上處于相近“起跑線”，且我國擁有實貨需求規模優勢，可通過實貨與期紙貨協同，深度參與價格形成，更多地把消費國“聲音”傳遞給國際基準油市場，提升整體話語權。另一方面，在“大資源”戰略下，我國石油進口企業將圍繞低成本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從套期保值角度提出更多對國內期貨市場的需求，在促進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同時，也有助于國際石油期貨市場規則“走進來”以及我國相關制度“走出去”，加速國內期貨市場與國際接軌，更好發揮期貨市場在服務國民經濟發展、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