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陽集》編者劉兌生平家世考

耿鑫宇

一、 劉兌家世考述

吳同春在《刻〈淑世談藪〉序》中提及:“景澤(按:劉兌)高大父刑部公,曾大父宗伯公,伯大父大理公……”[3],“曾大父宗伯公”為劉愷。就目前所見資料,劉兌并無專門的墓志可證其家世,但李時在《明禮部尚書劉公墓志銘》中概述了劉愷父祖的情況,因此,借助對劉愷家世的溯源可了解劉兌先祖的事跡。

墓志中提及新安劉氏相傳為東漢劉虞之后,同時也說因家譜無存,故不可詳細考證。劉愷高祖劉德甫及其曾祖劉原的事跡暫不可考。祖父劉滄,宣德末年因賢良方正擔任蒲州、臨川兩巡檢。愷父劉昭(1445?—?),字大漳(章),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成化中,由進士授為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劉昭持法公平寬仁,“有疑獄輒委訊,多得情”[4]24。后升為員外郎,卒于官任。有子劉、劉、劉愷。劉昭撰有《秋臺吟稿》,但未見著錄,當不存于世。

劉愷(1470—1524),字承華,號西皋,弘治三年(1490)進士。弘治年間任刑部主事,“才辨明敏,無留獄”[5]10,為同僚所敬服,弘治八年(1495)推鴻臚寺左寺丞,不久轉為鴻臚寺左少卿。正德二年(1507)升為卿,身居正位,其“儀觀甚偉,閑于禮節,又音吐洪亮,每宣奏,中外未嘗不聳聽”[6]94。正德七年(1512),時任太常寺卿,同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值山東盜賊作亂,漕運受阻,愷陳《便宜十事》,“征調兵馬,屯拒要害”[5]10,親率精銳到河邊巡防,并“禁筑堤墻,設墩鋪以便防守”[5]10。正德八年(1513),黃河決黃陵岡,劉愷審度地形,修筑堤壩,并疏通舊渠,但風雨不止,僅憑人力難以挽救,于是他作《黃陵岡祭河文》,上告河神求其庇護百姓。此文言辭懇切,盡顯劉愷愛民之心。不久后,雨停,黃河復道。正德十年(1515),劉愷升兵部右侍郎,協理司事。正德十二年(1517)掌印,正德十三年(1518)加禮部尚書,仍掌司事。正德十五年(1520),加太子少保致仕。告歸三年后,卒于嘉靖三年(1524)。

除治理之能外,劉愷也極富文才。其生具異質,十幾歲時,閱讀經史便能記誦無遺。從宦南都時,又常與海內雋士交游,“用是才藻日茂,尤長于古作”[4]94。其在鴻臚寺任職時,多有閑暇,“日惟與喬希大、邊廷實、傅邦瑞結社談詩,愷獨進性命之學”[4]13。孫丕揚《三戍堂吟稿序》對其才華極盡贊賞:“夫今海內文士,政事詞章,杰然名家,數世美者,誰不屈指西皋尚書最哉?”[6]22劉愷著有《西皋吟》《咨奏稿》,一些詩文散落于方志與總集中,如《(嘉靖)徐州志》保留了其所寫的留侯廟詩,《(乾隆)新安縣志》有其《與辛遂書》《靜修書院》等詩文,《明詩紀事》存其《題畫屏》一詩。

愷有子二人:劉靖臣、劉端臣。愷長子劉靖臣,正德九年(1514)進士,任大理寺寺正,“清明仁恕,屢決久冤”[4]24;愷次子劉端臣,中正德十四年(1519)鄉試,發憤讀書,屢次應考卻未得第,終其一生為舉人。長孫劉鳳征為國子監生,官任通政司知事。

劉兌祖輩中,劉愷的事跡最為清晰,但就親屬關系而言,較為明確的卻是劉昭與劉兌的關系,前述《刻〈淑世談藪〉序》及《(乾隆)新安縣志》均認定劉昭為劉兌的高祖。而劉兌與劉愷的關系,一則如《刻〈淑世談藪〉序》中所說,“曾大父宗伯公”即劉愷,為劉兌曾祖,“伯大父大理公”為劉靖臣,是劉兌的伯祖,那么劉兌祖父應是劉端臣。但《畿輔人物考》為劉愷與劉兌二人作傳,標題稱:“劉尚書公愷 侄孫副史公兌”[7],即認為劉愷為劉兌的叔祖,與上兩部著述的記載產生分歧。就目前來看,當不能判定何說無誤,《刻〈淑世談藪〉序》由劉兌友人吳同春所撰,其言或更為可信。

《(乾隆)新安縣志》載“四世賢科榜”“七科恩寵坊”皆為劉兌與其親輩所立,昭示著家族仕進的光彩。呂坤《〈劉氏家譜〉序》:“其在今日,若新安一派,世有顯人,且多明德,我國朝稱盛族焉”[6]21,可見該族的盛勢。同時,劉氏先祖治官與治學的良好作風往往沾溉后世。劉兌勤政愛民,重視文教之舉很難說與其家族的濡染無關?！犊獭词缡勒勊挕敌颉分袆蹲允?“兌不能讀祖父書,祖父積書萬卷而兌僅能涉其半,筆以自淑,而見者目為淑世云耳”,吳同春亦慨嘆:“嘗所謂積書萬卷者也,是景澤本之所以本者也”,即可知劉氏祖輩積書治學的風習影響了劉兌,劉氏先祖亦是他思齊與追慕的榜樣。

二、 劉兌生平考述

劉兌,字景澤,號鐘所,生卒年不詳(2)根據劉兌的舉業及仕宦經歷看,他當生于嘉靖年間,歷嘉靖、隆慶、萬歷三朝,仕宦經歷則主要在萬歷一朝。,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中隆慶元年(1567)順天府鄉試第七十一名。萬歷八年(1580)任陜西富平知縣,于此任上,頗有作為,多興利民之舉。核查田地時,其令有田者先各自擬定等級并報給數量,并率領小吏親自丈量土地,即使有遺漏,也聽人自首,不加怪罪。他將土地分為五等,“視地酌糧,籌度盡善”,紓解民困。同時,他又興修水利,“復漆、沮溫泉,趙氏諸水利,創立者七,疏通者二十有二,灌田數千畝”,百姓受惠至今。此外,他多修筑縣城建筑,恢復縣城風貌,“復修邑中壇廟祠宇、郭門公廨,具如法式”[8]。劉兌興建之舉,對富平的政教文化多有扶助之功。因其治理有方,被擢為戶部主事管太倉庫,“去之日,邑人愛慕不忍釋”[5]31,為其建祠樹碑。

在戶部任上,他力除夙蠹,“即大僚俸薪令自行關取,無纖毫浮者”[4]14,同時又能夠廣積銀兩,“三年積羨金四十萬”[5]31。劉兌為人耿介剛直,張貞觀《舉效閱視在事文武官員疏》:“戶部管糧主事劉兌浩然剛大之氣,百折不回,皭爾冰玉之操,一介必謹,剔刷不遺余力,節縮真是苦心”[9],贊其品質的高潔正直及節余積羨的良苦用心,但他有時過于“孤立一意”,致使物議沸騰,交章頻仍。萬歷十六年(1588)下法司,其依靠當時炙手可熱的王錫爵之力而得釋。不久又升為員外郎,管餉代州,“管糧三年積岀附余,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二十余萬”[10],可見其管理之能。此外,劉兌又用積銀及贖鍰購置糧米來充實倉谷,濟澤州人。呂坤命倉名為“廉惠”,并撰《廉惠倉碑》,盛贊劉兌積糧惠民之舉。難得的是,劉兌始終能夠秉持居安思危的思想:“邦國委積以待施惠,縣鄙委積以備歲兇,即值大荒大札,民頗有濟,以其備之者預也?！盵11]22正基于此,他在任官期間才能廣積銀谷,政績不凡,為百姓所擁戴。

之后劉兌升為靖虜道參議,在此任上“整飭屯營,清理糧餉”[4]14,政績優良,但因議剿“松虜”一事不合,告病而歸。請告不久,萬歷二十八年(1600),又起為肅州兵備道副使,最后因丁憂回鄉。

劉兌歸鄉的日子里,對于鄉邑的治理及文化建設也多有助益,如其曾興辦三臺義學“以居鄉之業儒”[11]10,并作記以申明人才的重要;修筑橋梁,建家廟,置義田,極盡仁孝之本,重視文教,惠澤鄉里。數年后,劉兌卒于新安。

三、 劉兌著作考述

對劉兌著作進行著錄的書目有《內閣藏書目錄》《千頃堂書目》《八千卷樓書目》《明史》《四庫全書總目》《本朝分省人物考》及地方志等文獻,但劉兌的作品已多數不存。

(一) 僅有著錄,已經佚失的作品

劉兌佚失的作品包含《靖邊說》(3)《(光緒)保定府志·卷四十四》著錄《靖邊議》,此或為《靖邊說》之別稱?！缎掳部肌贰毒柑斪h》(4)《新安縣志·卷六》著錄劉兌有《清蘆議》《清蘆二十二政》,“清蘆”或為“靖虜”的誤寫?！读輦}議》《百政集》《靖虜二十二政》等,根據著錄書目的分類及尚存的小序可以推測其寫作的大致內容?！肚ы曁脮俊穼ⅰ毒高呎f》與《新安考》均歸入“地理類”,可見這兩部作品應與靖邊、新安的地方風土有關。劉兌《〈萬歷新安縣考〉序》中提及“新安無志”,因此,作《新安考》,故其應具有方志的性質,劉兌又對“考”與“志”進行分別:“蓋編簡浩如煙海,著述自有體要,參稽互察,考也,勞在力也;筆削錯綜,志也,勞在神也,勞神者非研精覃思何以有得?”[12]他認為撰“志”更考驗纂者的筆力與學識,同時他又在序中闡明該“考”對體察民生、鑒知興廢的用途。

此外,劉兌還修纂過《劉氏家譜》,呂坤《〈劉氏家譜〉序》言:“草木且有本,而不知吾身何氏之從,君子病焉,此景澤公之所以譜劉氏也?！盵6]21該序道出劉兌修纂家譜的意圖,同時盛贊劉兌修譜之舉有“尊忠”“崇孝”“嚴義”“睦仁”“辨體”“傳直”六善,推崇家譜抑惡揚善之用。

(二) 有著錄且存世的作品

當前可知劉兌存世的作品有《淑世談藪》十卷,《頻陽集》四卷附錄一卷,以及與孫丕揚共同修纂的《富平縣志》十卷。

《淑世談藪》存萬歷二十年(1592)新安劉氏刻本,文前有呂坤與吳同春所作的序。清代黃垍《白鶴峪集》載《〈格言輯略〉序》:“新安劉景澤《淑世談藪》一書,蓋合經史子集,取其簡且精者,分門別類,為十卷,卷一冊。凡修身繕性,酬世接物之理,靡不備然?！盵13]這就簡要闡述了《淑世談藪》的編纂體例及所輯文章蘊含“修身處世”之理的性質。

劉兌與孫丕揚修纂的《富平縣志》,據其《敘》中所說:“垂七年,當萬歷壬午,邑侯劉鐘所氏,以邑志請。先生(孫丕揚)方讀禮,難之。越歲再請,始執筆焉?！盵14]7可見孫丕揚是縣志的主撰者;《縣志》介紹劉兌時有“即倡修志議者”[14]89句,表明劉兌為倡修縣志者?！犊h志》另有一《敘》為劉兌親撰,詳細敘說了修纂該志的緣由與經過,并申明其以志裨民輔治之心:“是志也,無一不當于理,益于民,可遵可行,以敷于治?！盵14]19

通過劉兌編選或自撰的作品來看,他對于理政懷有高度的熱情,作為一方縣令及鄉邑之人,他十分重視鄉土文化對民眾的施惠教化之用,《頻陽集》的編纂成集亦是其體現。

南軒在《〈頻陽集〉序》中說:“休哉。茲表先風后之典也。劉君蓋有當于心矣,豈徒詩文之選云”,點明了劉兌編選此集并不單純為選詩文,而是懷有表彰四位先賢以裨后世之心,體現出劉兌深刻的“詩教觀”,即對詩文社會功用的推崇?！懊髑尻兾髟娢目偧木幾胝咧饕顷兾骷嘶蛟陉兾鳛楣僬?他們編輯、保存鄉邦文獻、鄉賢文獻,以彪炳鄉賢、發揚鄉邦文化、鼓勵后進為主要目的?！盵15]應該看到,劉兌身為當時的富平縣令,除了在均田、水利等政事方面惠澤百姓外,編刊此集更在思想上引領鄉人秉忠持善,追慕鄉賢忠貞有節的風范,從而有裨于良好世風的形成。因此,《頻陽集》的編纂除了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之外,更有深厚的文化意義。

四、結語

《頻陽集》選錄明代富平縣四位作家的詩文成集,顯示出地域總集編纂新的趨向,并成為富平較為重要的文化標識。劉兌在《頻陽集》成集過程中功不可沒,將散落在方志中的劉氏族人及劉兌的生平與著述予以梳理,彌補了以往對劉兌家世生平概述的缺失與瑣碎,同時可以看到新安劉氏一族于仕進及治官治學上的榮耀及其對劉兌的影響,對進一步探究其重視修志及編纂文集的意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