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醫務人員心肺復蘇知信行和自我效能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童青青,劉小會,龍建梅,李 麗,潘小瑩,高繪明,周滿紅,馮永貴,李順佳,胡汝均,2,3

(1.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護理部,貴州 遵義 563099;2.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重癥醫學科,貴州 遵義 563099;3.遵義醫科大學 護理學院,貴州 遵義 563099;4.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急診科,貴州 遵義 563099;5.貴州茅臺醫院 急診科,貴州 仁懷 564500;6.貴州茅臺醫院 神經外科,貴州 仁懷 564500)

心臟驟停(cardiac arrest, CA)是指心臟正常機械活動停止,循環征象消失[1]。院外心臟驟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是發生在醫院外的CA,是一種突發的、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緊急事件[2]。在2022版《中國心臟驟停與心肺復蘇報告》中,OHCA的發病率為97.1/10萬,出院存活率或30 d生存率為0.2%～4.6%,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明顯差距。旁觀者心肺復蘇是非急救醫療服務人員對OHCA患者實施的心肺復蘇術(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若現場第一目擊者或旁觀者在CA后4～6 min內實施CPR,可顯著提高患者生存率[3-5]。研究[4]顯示,醫務人員作為第一目擊者在院外早期識別和急救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關于貴州省醫務人員心肺復蘇知識、態度、行為和自我效能的研究鮮見報道,值得進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旨在探索貴州省醫務人員CPR知信行(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KAP)和自我效能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為今后更好地提升醫務人員急救能力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22年2月至6月,采用滾雪球抽樣法和目的抽樣法選取貴州省醫務人員進行在線問卷調查。研究者通過微信平臺向其發布問卷網頁鏈接或二維碼,研究對象在線知情同意后填寫問卷并將其轉發至微信好友或朋友圈,最終匯總形成樣本量。依據多變量分析的Kendall樣本量估計方法[6],最小樣本量為自變量數的5～10倍。本研究包含30個變量,樣本量至少需150～300例,最終納入1 198例。本研究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并獲得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KLL-2022-177)。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 研究小組參考國內外文獻及相關指南[7],自行編制調查問卷,經急診醫學和急診護理領域的7名專家2輪修改后形成正式問卷,包含一般資料、知識、態度、行為和自我效能5個部分。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醫院級別、工作年限、職稱、居住地、個人健康狀況、是否聽說過自動體外除顫儀(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是否使用過AED、是否實施過CPR、是否參加過CPR培訓。除一般資料外,其余4部分均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知識部分共12個條目,各條目選項從“非常清楚”到“非常不清楚”依次計5～1分,滿分60分;態度部分共10個條目,各條目選項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依次計5～1分,滿分50分;行為部分共4個條目,各條目選項從“非常愿意”到“非常不愿意”依次計5～1分,滿分20分;自我效能部分共4個條目,各條目選項從“非常有把握”到“完全沒把握”依次計5～1分,滿分20分。得分越高表示知識掌握程度、正向態度、行為意向和自我效能感越好。得分率=平均得分/問卷總分×100%,>80%為較好,60%～80%為一般,<60%為較差。本問卷的內容效度指數為0.95;在正式調查前進行了50人的預調查,Cronbach’s α系數為0.92,說明信效度良好。

1.2.2 質量控制 本調查采取匿名答題,1臺電子設備只能填寫1次,所有題目填寫完畢后方可提交,以確保資料完整性。問卷收回后進行雙人核查,對答案一致、有明顯邏輯矛盾的問卷予以剔除。本研究設有在線知情同意書,若被調查者不同意填寫,則自動退出問卷。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調查共回收問卷1 198份,有效問卷1 171份,有效回收率97.7%。醫務人員平均年齡為(37.07±9.61)歲,詳見表1。

表1 不同人口統計學特征組醫務人員CPRKAP和自我效能得分比較

2.2 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得分 貴州省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的得分率分別為91.8%、95.1%、93.4%和86.2%;所有條目中,“我能正確使用AED”的得分最低,具體情況詳見表2、3。

表2 醫務人員CPRKAP和自我效能得分

表3 醫務人員CPRKAP和自我效能得分最高和最低的2個條目

2.3 不同特征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得分比較 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醫院級別、工作年限、職稱、居住地、個人健康狀況、是否聽說過AED、是否會使用AED、是否給別人實施過CPR和是否參加過CPR培訓的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Spearman相關分析顯示,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四者之間呈正相關(r值分別為0.669、0.602、0.785、0.723、0.566和0.574,P<0.01)。

2.4 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影響因素的路徑分析 在知信行理論指導下,將單因素分析中對KAP和自我效能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作為自變量,KAP和自我效能得分作為因變量納入路徑分析模型。修正后模型比較適配指數(CFI)=0.998,非規準適配指數(TLI)=0.997,各項指標均在標準范圍內。說明模型擬合程度較好,可以接受(圖1、表4)。標準化路徑系數顯示(表5),年齡、醫院級別、個人健康狀況、聽說過AED、實施過CPR、參加過CPR培訓、文化程度、職稱和會使用AED會直接影響知識;文化程度和知識會直接影響態度;態度和自我效能會直接影響行為;醫院級別、實施過CPR、會使用AED、性別和知識會直接影響自我效能(P<0.05)。

圖1 醫務人員CPRKAP和自我效能影響因素的路徑分析模型

表4 路徑分析模型的擬合指數(n=1171)

表5 醫務人員CPRKAP和自我效能影響因素的標準化路徑系數(n=1171)

3 討論

3.1 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水平整體較高,AED培訓有待加強 旁觀者CPR是解決OHCA救治延遲的關鍵措施之一,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預后[8]。本研究顯示,醫務人員CPR知識得分為(55.05±7.26)分,得分率91.8%,高于張瑛琪等[9]的研究結果,可見貴州省醫務人員CPR知識掌握程度較好。這可能與近年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院前醫療急救人才培訓和隊伍建設有關,開辦了醫療服務與保障能力提升班,發布了一系列關于院前醫療急救能力的政策性文件[10],這在本研究中97.0%的醫務人員參加過CPR培訓得到驗證。醫務人員CPR態度得分率為95.1%,各條目中持“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占比高達99.3%,可見貴州省醫務人員對CPR態度較積極,與Zheng等[4]調查結果相似。在CPR行為評估中,97.3%的醫務人員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為他人實施CPR,貴州省醫務人員為他人實施CPR行為的意向較高,明顯高于Hasnain等[11]的研究結果(68.7%)。本研究中,KAP和自我效能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知識、態度和行為越好,醫務人員自我效能和技能水平越強[12],四者之間存在良性循環。然而,與KAP相比,醫務人員CPR自我效能得分相對較低,得分率86.2%,與呂楊等[13]研究結果一致;進一步分析顯示,雖然超過86.9%的醫務人員能正確評估意識、心跳和呼吸,并正確實施CPR,但僅68.3%能正確使用AED?？梢娽t務人員正確實施復蘇行為的信心有待提高,尤其是AED的使用。原因可能與當前醫務人員參加培訓間隔時間長、實際操作少有關[14];另外,我國AED覆蓋率低、培訓率也不足1%[15]。因此,未來可加強醫務人員自我效能感的培養和AED培訓,擴大AED普及范圍,以增強施救信心。

3.2 醫務人員CPR KAP和自我效能影響因素及路徑分析

3.2.1 培訓對醫務人員CPR知識水平的影響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參加過CPR培訓對知識得分的直接效應最大,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4],可見培訓是獲取CPR知識的主要途徑;實施過CPR者知識得分較高,國外研究[16]顯示,與未實施過CPR者相比,實施過CPR者的知識可顯著提高1.16倍,可以在臨床病例中反復獲取管理和經驗知識。以上提示應重視醫務人員的CPR培訓和復訓工作,關注臨床實踐能力的培養。聽說過AED和會使用AED對知識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顯示,盡早使用AED除顫至少可以使患者生存率提高一倍,改善患者預后[17],然而目前國內AED投放數量不足、分布不均[18](上海市10.8臺/10萬人),因此在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西部地區,應更加重視醫務人員的AED培訓,提高實際使用技能。本研究中年齡對知識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鄒芳蕊等[19]研究顯示,25～30歲年齡段的醫務人員有更高的學習熱情,具備更強的知識接受能力。此外,具有較高文化程度、在高級別醫院工作和擁有高級職稱的醫務人員知識得分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預期,因為其更有機會接觸到CPR知識、技能和實際操作[16],對急救知識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或更為重視,有助于提高CPR知識水平。這一結果表明,在今后的急救能力提升培訓中,應給予基層醫院、文化程度和職稱較低的醫務人員更多關注。個人健康狀況較差者知識得分較低,與Teng等[20]研究結果一致,可能是由于執行CPR需要一定體力,其在實施CPR時感到困難,導致學習興趣減弱。

3.2.2 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較高的醫務人員CPR態度較積極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對態度的直接效應最大,知識顯著正向影響態度,可能與知識儲備越豐富,執行CPR的信念更積極有關[21]。文化程度較高的醫務人員態度較積極,原因可能是其接受過更多的培訓和教育,這些培訓有助于增強他們的急救知識和技能,深刻地理解CPR的重要性以及在急救過程中的作用,進而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因此,應重點關注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較低的醫務人員。

3.2.3 態度積極和自我效能感良好的醫務人員CPR行為意向較高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態度和自我效能對行為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其中態度對行為的直接效應最大,可見態度和自我效能對于實施CPR有著直接積極的影響。根據知信行理論[4],個體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對行為的看法,而積極的態度通常會鼓勵積極的行為;此外,自我效能理論強調了個體對自己能力的信心,這種信心能夠顯著影響他們的行為[22]。在這一背景下,現場復蘇人員的積極態度可能激發他們更積極主動地參與CPR,同時高自我效能也可以增加他們的信心,確保他們有效執行CPR。這一結果與Lqbal等[23]研究結果一致,強調了心理因素在應急情況下的重要性,因此,除了注重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外,還應重視施救態度和自我效能的培養。

3.2.4 知識水平較高、會使用AED、實施過CPR、高級別醫院和女性醫務人員自我效能感較好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對自我效能的直接效應最大,產生積極影響。CPR相關的知識缺乏可能會導致實施CPR的自信心不足,而通過參與CPR培訓,可增強醫務人員實施CPR的信心和能力[24],可見知識是影響醫務人員實施CPR信心的重要因素[25]。此外,盡管男性在體力方面更具優勢,但本研究中男性醫務人員實施CPR的自我效能得分相對較低,有待進一步提高。以上提示針對上述知識水平較低、不會使用AED、未實施過CPR、低級別醫院工作和男性醫務人員應給予更多支持和鼓勵。

貴州省醫務人員CPR知信行和自我效能水平整體較高,AED培訓有待加強,四者之間呈正相關。知信行和自我效能影響因素眾多,建議根據不同醫務人員特征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復訓,全面提升醫務人員CPR知信行和自我效能水平,進一步提高綜合急救能力。本研究是基于自我報告的橫斷面調查,可能存在一定的社會期望偏倚,使得研究結果優于真實的情況;此外,樣本僅限于貴州省醫務人員,研究結果的推廣具有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