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的驅動因素、基本特征與路徑選擇

高靜華

企業慈善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生力軍，在慈善事業發展進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影響著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現代化進程。隨著鄉村振興和第三次分配制度體系的構建、企業慈善政策的不斷完善以及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清晰化，我國企業在成立慈善組織、創立品牌項目、拓展參與途徑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進展，企業參與慈善的深度與廣度都處于改革開放以來最好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在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戰略引領下，企業慈善還將發揮出獨特作用，做出更加有益的貢獻。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走的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①鄭功成：《中國式現代化與社會保障新制度文明》，《社會保障評論》2023 年第1 期。發展的是中國特色的慈善事業。本文旨在探討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的驅動因素，在政策法規和傳統文化影響之下呈現出的基本特征，以及面向未來的企業慈善發展路徑。

一、企業慈善的概念界定

企業慈善事業在全球大型跨國公司以及中小型企業中普遍存在。企業向慈善組織直接捐贈或成立企業基金會的原因是正在努力尋找新的方式來獲得競爭優勢，①Porter Michael, Mark Kram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 80(12).并且各利益相關者也期望它們這樣做。但關于什么是“企業慈善”則圍繞以下幾個關鍵問題充滿爭議。

一是企業慈善是慈善事業還是自利行為？一方面，企業慈善可以被視為企業對社會和環境的積極回饋，通過捐贈資金、資源或參與社會服務項目等方式為社會造福。另一方面，企業慈善也被認為是一種自利行為，旨在提升企業形象和獲得商業利益。二是企業慈善是公司的成本來源還是利潤來源？企業慈善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公司的利潤，也可以是員工捐款、企業基金、合作伙伴捐贈等，既是一種回報社會的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成本，也可以間接地帶來商業利益。三是企業慈善應與核心業務保持一致還是分開？有些企業將慈善活動與其核心業務緊密結合，通過在核心業務中融入慈善元素，實現商業利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有些企業則認為應該與核心業務分開，以確保慈善行為的獨立性和透明度。

實際上，除少數研究外，直到20 世紀80 年代，學術界才開始關注企業慈善事業，并產生關于企業慈善動機、實踐和效果的豐富知識體系。已有的研究文獻分散在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等不同的學科中，對于企業慈善是利他的慈善事業還是營利的公司行為并沒有明確的答案。②Fry Louis, et al.,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ltruistic or For-prof i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2, 25(1).國外學者戈蒂埃和帕什將企業慈善定義為“通過直接贈款或企業基金會，將企業資源自愿捐贈（財務捐助）給慈善事業”。③Gautier Arthur, Anne-Claire Pac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T. J. Bus. Ethics,2015, 126(3).鮑文等人將慈善事業作為參與社區的一種方式（例如員工志愿服務），通過比較社區參與和企業慈善兩個概念，認為企業慈善是社區參與的一部分，包括慈善捐贈和員工志愿服務兩個類別。④Bowen Frances, et al., "When Suits Meet Roots: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5.還有一種觀點將企業慈善看作是最傳統的企業公民形式，企業可以直接向慈善組織捐款，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基金會，作為證明其企業公民身份的一種方式。⑤Fifka Matthias,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Diff ering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Transatlantic Comparison,"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13, 22(4).

國內學者則更多的從慈善動機的視角對企業慈善進行闡述。例如：企業捐款不僅是出于市場競爭的目的，也有可能是因為管理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或者對外部壓力的服從。⑥張建君：《競爭-承諾-服從：中國企業慈善捐款的動機》，《管理世界》2013 年第9 期。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具備強烈的經濟動機，雖然慈善捐贈并不會影響企業的稅負水平，但確實讓企業獲得了更加優渥的政府補助，改善了企業的長期發展前景。⑦楊燦明、楊耀宇：《稅收優惠與企業慈善捐贈：來自企業捐贈抵稅政策調整的證據》，《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3 年第3 期。企業慈善捐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商業目標而采取的一種行為，等等。鄭功成認為企業慈善在中國的內涵超越了西方國家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開創了企業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新格局，正在形塑社會主義企業慈善發展的新模式和新生態。⑧霍星宇：《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建議：要引導企業進行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新京報》，2023 年3 月14日第A07 版。在本文中，企業慈善是指企業以自愿非互惠的方式向社會或他人無償提供慈善捐贈、開展慈善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和進行可持續社會價值創造的自愿行為。

二、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的驅動因素

（一）企業慈善的動機

慈善動機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源動力，具有“多重多樣性”，與個人的慈善動機類似，企業慈善動機也可分為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兩種類別。①高靜華：《利他還是交換：群體視角下慈善動機的影響因素研究》，《社會保障評論》2021 年第1 期。除了利他屬性之外，還包含諸如利益輸送、攫取利益等“利己”行為，②卞利：《利益攸關：明清徽商捐助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目的和動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7 年第4 期。且對于企業這一慈善主體而言，利己動機更占主導地位。例如，有研究指出“企業在工具性地利用慈善捐贈為企業利益服務，因此，慈善捐贈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內在社會責任缺失的遮羞布”。③高勇強等：《“紅領巾”還是“綠領巾”：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動機研究》，《管理世界》2012 年第8 期。還有研究指出“企業慈善捐贈與應計盈余管理間存在正向互動關系，我國企業捐贈行為更具私利性”。④張晨等：《上市公司慈善捐贈動機：利他還是利己——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經驗證據》，《審計與經濟研究》2018 年第2 期?？梢哉f，經濟動機是企業慈善行為的主要動機，而通過捐贈進行合法抵稅則是經濟動機的重要表現。企業或個人通過公益性群眾團體用于符合法律規定的公益慈善事業捐贈支出，準予按稅法規定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⑤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通過公益性群眾團體的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官網：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4938/content.html，2021 年6 月2 日。企業慈善捐贈與捐贈收益率正相關，企業對捐贈收益的預判是其作出慈善捐贈投入決策的決定因素；企業所得稅稅率的降低會增加企業捐贈投入；企業慈善捐贈稅前扣除會激勵企業增加捐贈投入，并且會強化企業捐贈收益率與企業捐贈意愿的正相關關系。⑥王碩等：《稅收對企業自利性動機下慈善捐贈的影響分析》，《稅務研究》2019 年第7 期。因此，雖然一些企業慈善行為收獲了公眾的正面評價，但其目的并不單純，包括抵稅在內的許多經濟動機是企業慈善首要考慮因素，從而印證了企業慈善行為的利己屬性。

企業的慈善捐贈可以在企業聲譽、產品等方面帶來潛在收益，提升企業聲望是企業從經濟角度出發提高企業效益的路徑。企業聲望越好，其合作伙伴會更多，客戶及消費者也會因為其信譽度而選擇企業的產品，從而帶來利潤的提升。研究發現，企業慈善捐贈可以通過提高企業聲譽為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⑦Peterson Dane, "Enhanc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through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2018, 11(1).而減少企業慈善捐贈或終止對非營利組織的捐款可能會損害企業的聲譽，導致消費者態度不佳并減少未來的支持。⑧Ruth Juli, Yuliya Strizhakova, "And Now, Goodbye: Consumer Response to Sponsor Ex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2, 31(1).因此，大部分企業慈善事業服務于公司的利益，期望企業的善行收獲無形的回報，比如聲譽、威望或員工自豪感，⑨Gautier Arthur, Anne-Claire Pac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6.這種期望績效反饋效果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⑩王菁等：《期望績效反饋效果對企業研發和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管理世界》2014 年第8 期?？梢哉f，慈善捐贈是企業社會責任感、利他動機和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體現。?周波、張凱麗：《促進慈善捐贈的企業所得稅政策探析》，《稅務研究》2020 年第5 期。

“企業通過捐贈讓它的流量、口碑還有好評度都有增加，而且得了中華慈善獎，這個是對企業有利的?！保ㄔL談資料：20231108—06）

除經濟動機和聲譽動機之外，政治動機也是影響企業慈善行為發生的關鍵因素。政府高度關注公益慈善事業，為此會通過多種措施動員企業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雖然政府沒有通過指標形式來直接干預企業慈善行為，但有學者研究發現，我國的企業慈善事實上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企業的捐款行為不僅僅源于市場競爭的目的，還可能是基于管理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或外部壓力的服從。①戴亦一等：《中國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政治獻金”嗎?——來自市委書記更替的證據》，《經濟研究》2014 年第2 期。此外，影響企業慈善動機的因素還有一些外部性補償動機，應對環境危機，緩解與公眾的關系、②陳小林、魏學強：《企業捐贈的動機、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會計之友》2011 年第12 期。歷史文化因素③趙如：《企業慈善行為動機歷史演進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12 年第4 期。以及道德倫理和社會價值④蔡寧等：《經濟理性、社會契約與制度規范：企業慈善動機問題研究綜述與擴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2 期。等。

綜上，企業慈善的動機是復雜而多元的，與個人慈善動機相比，企業慈善表現出更強的利己動機，且以經濟動機、政治動機、聲譽動機為主，并對企業慈善行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經濟動機包括抵稅和提升企業聲望等動機；政治動機主要是政府的影響和政治動員；個人動機則涉及管理者的個人特質和競爭壓力。然而，這些動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作用，甚至是疊加的。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企業慈善的私益動機，甚至要正視和接納企業在慈善事業過程中的正當、合理利益訴求，減少不必要的道德綁架和無端指責。另一方面，慈善組織在籌款策略中要善用企業的利己動機，達到激發社會捐贈、壯大慈善資源體量的目的。

（二）企業慈善行為的的驅動因素

1. 微觀個體因素

第一，企業家的個體特征、個人觀念與早年經歷對企業慈善行為有促進作用。社會責任感強烈的企業家往往有著“達則兼濟天下”的家國情懷，推動其在功成名就之后積極回饋社會。首先，企業家的政治身份（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行業身份（行業協會/工商聯成員）對企業捐贈行為與捐贈水平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⑤高勇強等：《民營企業家社會身份、經濟條件與企業慈善捐贈》，《經濟研究》2011 年第12 期。企業黨組織作為外在于企業主權利的制度環境，能夠通過影響企業主的思想理念，進一步影響其慈善捐贈行為。⑥周怡、胡安寧：《有信仰的資本——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 年第1 期。其次，傳統的懷舊思想和鄉愁意識推動著民營企業家投入到家鄉建設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中，他們將巨大的經濟收益歸功于國家、社會的支持和市場的運作，往往選擇在積累一定財富之后回饋社會。年輕二代企業家們也會受到家族慈善精神和慈善觀念的影響，積極投身于公益領域。家族成員對基金會業務參與的程度越大，其對公益慈善的興趣越濃厚，并能影響更多的家族成員參與其中，具有暈輪效應。⑦張楠等：《民營企業家戰略慈善新模式：民營企業（家）基金會發展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20 年第6 期。

“作為二代，他考慮的是在企業的經營之外，希望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饡婚_始成立的時候更像個人基金會，由二代發起和主導推動，體現著他的慈善觀念和理想?！保ㄔL談資料：20231110—01）

投身企業慈善事業與企業家個人的觀念和早年經歷也密切相關。在熱衷于慈善事業并有突出貢獻的民營企業中，影響其慈善捐贈的主要因素就是其思想理念和個性特質。⑧畢素華：《民營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因素及改善路徑——基于江蘇省民營企業的實證研究》，《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5 期。企業家的個人觀念促使其從事公益慈善的指導思想由狹隘的義利觀慈善向戰略性慈善轉變，并使企業從社會環境的“受制者”和“被監督者”轉變為行業競爭環境和整個社會環境的“倡導者”與“推動者”。①張楠等：《民營企業家戰略慈善新模式：民營企業（家）基金會發展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20 年第6 期。富有同情心、關心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具有親社會價值取向、對慈善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富有責任感、具有利他主義價值觀、注重道德關懷的企業家，對慈善活動的參與度更高，捐贈額更大。②Wilhelm Mark Ottoni, René Bekkers, "Helping Behavior, Dispositional Empathic Concern, and the Principle of Care,"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0, 73(1).有過貧困經歷且受過良好教育的CEO 愿意以更多的慈善捐贈回饋社會，有過饑荒經歷且家鄉饑荒程度更嚴重的CEO 更加慷慨。③許年行、李哲：《高管貧困經歷與企業慈善捐贈》，《經濟研究》2016 年第12 期?？梢?，企業家的慈善觀念和個人的早年經歷對其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有著重要的影響。

第二，企業董事會成員和高管的慈善認知與偏好，對企業慈善決策有著重要影響。董事會直接參與審查和批準公司的重大舉措，更有可能影響用于慈善事業的資源數量，因此其構成對于企業慈善事業非常重要。一方面，企業與某些利益相關者建立關系的程度與董事會成員的個人和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進而影響企業慈善事業的資源配置。有研究發現，企業慈善捐贈受到高管性別的影響，當高管團隊中女性比例增加時，企業慈善捐贈水平顯著提高，女性高管促進企業慈善捐贈的積極效應隨著高管權力強度的增加而增強。④淦未宇、肖金萍：《女性高管、權力強度與企業慈善捐贈——基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管理學刊》2019 年第4 期。女性董事會成員越多的公司，企業慈善捐贈水平越高。⑤Cha Wonsuk, Michael A. Abeb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ndustry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16, 37(5).董事長如果是企業創始人之一，或董事長任職時間越長，越有可能在企業中建立慈善文化，并通過企業慈善文化影響到企業慈善捐贈活動。⑥靳小翠：《民營企業董事長特征、企業文化與企業慈善捐贈研究》，《科學決策》2019 年第8 期。另一方面，具有仁愛和誠信價值觀的高層管理人員更有可能將其對他人的內在關懷以企業慈善的形式傳播到更廣泛的社會；仁慈和正直的高層管理人員可能有助于提高管理信譽，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從而提升公司的財務績效。⑦Choi Jaepil, Heli Wang, "The Promise of A Managerial Values Approach to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5.管理者特質也會影響企業慈善行為，相關研究發現高管貧困經歷（出生地貧困程度或童年是否經歷過“大饑荒”）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有著重要影響。⑧許年行、李哲：《高管貧困經歷與企業慈善捐贈》，《經濟研究》2016 年第12 期。

2. 中觀企業因素

第一，企業的性質直接影響慈善捐贈的規模和方式。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所獲得的政府補助與慈善捐贈正相關，捐贈成為國企回饋政府的一種方式，且所在地區國企的平均捐贈水平和貧困發生率都會積極影響國企的捐贈行為，企業與政府之間通過補助和捐贈等方式維持著某種程度上互惠互利的社會交換關系。⑨王理想、姚小濤：《嵌入與回饋：國有企業的隸屬級別、政府補助與慈善捐贈》，《當代財經》2019 年第4 期。也有研究表明，政治關系與公司貢獻的可能性和程度之間存在顯著且正相關的關系；國家所有權與企業貢獻程度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非國有企業的政治關系與企業慈善事業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⑩Sihai Li,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China: A Strategic-pol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9.當然，國有企業可能面臨政府捐贈攤派的外部行政壓力，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的捐贈行為受政府干預的作用已經在不斷減弱，正逐步走向市場化。并且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國有企業的慈善捐贈與獲得的補貼收入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越明顯。①郭劍花：《中國企業的捐贈：自愿抑或攤派?——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財經研究》2012 年第8 期；張敏等：《企業慈善捐贈的政企紐帶效應——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13 年第7 期。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慈善捐贈是民營企業強化政治關聯進而從政府爭取更多支持或優惠的手段之一。②薛爽、肖星：《捐贈：民營企業強化政治關聯的手段?》，《財經研究》2011 年第11 期。民營企業形象、企業慈善決策機制、企業規模大小、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都顯著影響著民營企業是否進行慈善捐贈。③陳宏輝、王鵬飛：《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廣東省民營企業為例》，《當代經濟管理》2010 年第8 期。

“國企做慈善要看政策，民企做慈善還是看市場，看哪樣對他的經營發展和口碑有利；國企考量的更多的是中央要求什么？黨要求什么？如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大部分民營企業是量入為出，以市場為導向，有利于自己企業。民企當然也要看政策，大是大非、重大自然災害或者國家的重大活動的情況下，民企捐贈也是非常踴躍。不過民企對日常慈善行為的考量可能比國企更多一些，對它的口碑和市場占有率等方面也有一些考慮?！保ㄔL談資料：20231108—01）

第二，企業經營狀況的好壞直接作用于慈善捐贈的資金額度。研究發現，企業現金流與企業現金捐贈水平顯著正相關，業績越好的公司，企業捐贈的數量也越大，④山立威等：《公司捐款與經濟動機——汶川地震后中國上市公司捐款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2008 年第11 期。并且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會采取不同的策略來應對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更有可能通過增加企業慈善支出來應對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⑤Zhong Xi, et al.,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Bribery as Distinctive Responses to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Do State-owned and Private Firms Diff er?" Asia Pacif 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2.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盡管良好的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是企業進行慈善活動的前提之一，但并非企業開展慈善活動所必需的前提條件，一些業績下滑的企業，并沒有因為盈利能力的下降而減少捐贈，甚至會更積極地增加捐贈支出。⑥李四海等：《窮人的慷慨：一個戰略性動機的研究》，《管理世界》2016 年第5 期；陳宏輝、王鵬飛：《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廣東省民營企業為例》，《當代經濟管理》2010 年第8 期。

“民營企業做公益慈善確實是根據自己的經營情況?？赡芮皫啄晷б姹容^好的時候，拿出來做公益慈善會多一些?！保ㄔL談資料：20231109—01）

3. 宏觀政策因素

第一，國家戰略的實施對企業慈善戰略布局和捐贈規模產生重要影響。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扶貧開發，是我國扶貧事業取得偉大成就的成功經驗，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重要特征。我國通過多種政策鼓勵、引導各類企業以黨和國家的政策為導向，積極響應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國家戰略，以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的有效對接。2014 年民政部和全國工商聯共同發文《關于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的意見》，鼓勵民營企業通過捐贈有價證券、專利、技術及公益信托等方式參與慈善事業。2015 年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和中國光彩會聯合發起“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和“萬企興萬村”行動，作為黨中央立足農業農村發展實際支持企業興辦各項社會事業的有力舉措，有效回應了老年人、兒童、殘疾人、退伍老兵等困難弱勢群體的現實需求。民政部和國資委聯合下發《關于支持中央企業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的意見》，為中央企業參與慈善事業提供了十方面指引，包括直接設立慈善組織、發揮好已成立基金會的作用、利用自有資金積極進行捐贈、與慈善組織締結合作關系等。國家政策也對企業慈善給予了特殊優惠，規定“企業用于扶貧事業的捐贈，符合稅法規定條件的，可按規定在所得稅稅前扣除”。國家大戰略的實施為企業慈善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企業慈善組織數量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快速增長，根據基金會中心網提供的數據，截至2023 年7 月14 日，我國共有9295 家基金會，其中企業基金會1359 家，占全國所有基金會中的比例為14.62%。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主戰場都是在鄉村地區，涉及的社會問題或者說涉及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都是非常多元的，即使是同一個命題下，大家可以做的事情也是非常不一樣的?！保ㄔL談資料：20231030—2）

第二，慈善組織的登記設立規定對企業慈善載體產生直接影響。調研發現，在全國的社會組織中，登記認定為企業慈善組織的規?？傮w偏小。企業基金會占全國慈善組織的比例僅為11.3%，占全國社會組織的比例僅為0.15%。①作者根據慈善中國網和基金會中心網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另外，新增企業慈善組織數量呈逐年遞減的態勢。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在慈善事業發展中的參與程度更高，雙重管理體制和難以找到業務主管單位打消了一些企業成立慈善組織的積極性。加之近年來地方民政部門對企業基金會的登記設立逐漸收緊，甚至對業務范圍進行軟性約束和橫加干涉，均不利于企業慈善組織的良性運行。部分有意向建立企業基金會的負責人表示，嚴苛的基金會管理規定和繁瑣的社會組織評級，讓一些企業望而卻步，還不如直接捐贈方便高效。

第三，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抵扣政策影響企業慈善行為。有學者試圖從稅收優惠影響捐贈成本的角度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提供解釋，②彭飛、范子英：《稅收優惠、捐贈成本與企業捐贈》，《世界經濟》2016 年第7 期。認為稅收優惠措施供給不足始終是困擾慈善事業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③趙廉慧：《慈善信托稅收政策的基本理論問題》，《稅務研究》2016 年第8 期。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面臨不同的生產經營環境，對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的反應存在差異。非國有企業在慈善捐贈中的經濟動機和政治動機更加明顯，其慈善捐贈行為和力度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影響也更大；并且處于市場化程度更高地區的企業、現金流量更加充裕的企業，對稅收優惠政策的反應更加明顯，成立時間較短和成立時間較長的企業受到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的影響更大。④楊燦明、楊耀宇：《稅收優惠與企業慈善捐贈：來自企業捐贈抵稅政策調整的證據》，《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3 年第3 期。但這并不能全面地解釋在實踐層面政府為何需要通過財稅政策激勵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實踐中，企業利用慈善捐贈的方式獲得政府官員的青睞和信任的情形較為常見，從而在企業和政府之間建立起緊密的政治聯系。⑤Cooper Michael, et al., "Corporat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nd Stock Retur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2).

第四，不友好的勸募環境可能導致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存在異化現象，違背慈善自愿原則。在政府部門出面勸募的情況下，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捐贈自由，損害企業和企業家的捐贈熱情，甚至異化慈善捐贈的精神。研究發現，現實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異化的現象確實存在，它更多地體現企業與政府的合作關系，而非真正的社會責任感，這種異化行為是企業在面對外界批評和壓力時的一種反應。一方面，企業的慈善捐贈更多的是“工具性”的，用以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其內在社會責任缺失的關注，降低企業的聲譽損失。另一方面，慈善捐贈可以帶來經濟實惠。企業通過捐贈可以獲得融資便利、政府補助和投資機會等經濟回報，這些優勢使得企業更傾向于將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與政府建立良好合作關系的工具，以獲取更多利益和資源，比如在政策制定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獲得優勢。故而，有研究指出，中國民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為建立政治關系而付出的“政治獻金”，慈善捐贈異化為了建立政治關系的一種特殊途徑。⑥戴亦一等：《中國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政治獻金”嗎?——來自市委書記更替的證據》，《經濟研究》2014 年第2 期。因此，與其說企業的慈善行為是為了尋求企業績效，還不如說是為了尋求與政府的良好合作或者說“政治績效”。⑦何華兵：《中國企業慈善：政府主導與多元參與——以G 公司為例》，《新視野》2018 年第3 期。

第五，企業慈善的褒獎制度對企業慈善行為產生激勵效應。對企業的慈善行為和慈善活動進行表彰，有利于增強企業繼續投身慈善的信心和決心，進一步激發活力，提升榮譽感和獲得感；同時向公眾樹立一個良好的企業身份和形象，促進企業效益增長，利益相關者也更容易接受那些慷慨解囊的企業，但目前我國關于企業慈善的褒獎機制還不完善。

“省政府的公益慈善項目獎，基本上民營企業的公益慈善組織很難得到。希望各級民政部門評公益慈善獎項的時候，能夠劃一定比例給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保ㄔL談資料：20231109—1）

三、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的基本特征

企業慈善既是我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也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生力軍，在實現共同富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進程中正不斷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創造出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在政策法規和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特色的企業慈善呈現了慈善捐贈的主體化、慈善活動的常態化、慈善工具的豐富性、慈善服務創新化、慈善模式的多樣化等特點。

（一）慈善捐贈的主體化：企業是慈善捐贈的主要貢獻者

從捐贈主體和捐贈規模來看，當前我國在捐贈總額的統計中以企業大額捐贈為主，忽略了廣泛存在于親友相濟、鄰里互助中的小額捐贈。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歷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以個人捐贈為主導，我國有統計的、組織化的企業捐贈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從捐贈規模來看，2007 年我國企業和個人的慈善捐贈（款物）總額為223.16 億元，到2020 年增長至2086.13 億元；企業捐贈總額從2007 年的191.16 億元增長至2020 年的1218.11 億元，增長了1000 多億元；而個人捐贈額從2007 年的32 億元增長至2020 年的524.15 億元，增長了490 多億元（如圖1），大眾化的傳統慈善得不到法律政策的認同，致使慈善事業發展滯后。①鄭功成：《中國式現代化與社會保障新制度文明》，《社會保障評論》2023 年第1 期。從捐贈比例來看，企業捐贈額占總捐款總額的比例基本穩定在60%左右，而有統計的個人捐贈僅占25%。②作者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歷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整理所得。由此得出企業仍然是國內捐贈的最主要力量。

圖1 歷年慈善捐贈構成

從慈善組織形態上看，自《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以來，企業基金會作為非公募基金會的重要類型，在數量和資產規模上都實現了飛速增長。①參見基金會中心網發布的《參與的力量：中國企業基金會發展研究報告》。從國企和民企基金會成立數量來看，截至2023 年6 月8 日，全國共有1359 家企業基金會，占全國所有基金會的比例為14.5%。其中，國企基金會共有92 家（占企業基金會總量的6.76%），民企基金會共有1267 家（占企業基金會總量的93.23%）。②數據由基金會中心網提供。從參與慈善事業的途徑來看，企業不僅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扶貧濟困等活動中提供資金支持，還在優化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為公益組織提供“互聯網+慈善”數字化服務等方面進行創新探索。

不過，從慈善事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來看，個人應當成為慈善事業的捐贈主體。實際上，某大病救助平臺2016—2023 年累計籌款金額達601 億元，③張圣琪：《引入三方財務審計，水滴籌單季度虧損超6000 萬》，央廣網：https://tech.cnr.cn/techph/20231019/t20231019_526456536.shtml，2023 年10 月19 日。卻沒有被納入到官方和第三方的慈善統計中，導致政府機構和專家學者對中國慈善捐贈的整體規模和相對比例存在一定程度的誤判，錯誤地影響了公眾認知。

（二）慈善活動常態化：從偶發式捐贈轉向可持續公益

在《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之前，企業的慈善行為和慈善活動相對零散，雖然能夠積極響應政府、社會號召捐款捐物，但更多停留在捐贈行為上，未關注到公益慈善事業的行業基礎設施建設，也未搭建鏈接資源和對接需求的各類公益慈善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很難將自身的慈善行為轉化為系統化、規?；钠髽I公益慈善事業。隨著企業家慈善理念的轉變和政策環境的改善，現代企業日益重視戰略慈善，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設立企業基金會或者企業慈善信托等策略，形成戰略慈善新模式，并嘗試借鑒商業的思維專業化運營慈善基金會，提升企業慈善的可持續性和自我造血能力。相比于直接捐贈等行為，企業基金會更強調企業慈善行為與商業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具有組織化運作的優勢，能夠以更專業和系統的形式提供慈善服務。④張楠等：《民營企業家戰略慈善新模式：民營企業（家）基金會發展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20 年第6 期。企業慈善行為已不再局限于為疫情和災情捐款捐物，以及組織員工開展志愿服務活動，而是結合自身的技術和資源優勢，為有需要的弱勢人群、慈善組織提供技術支持，甚至關注到慈善基礎設施建設與行業生態環境的改善。

（三）慈善工具的豐富性：數字化技術與金融工具為企業慈善賦能增效

“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我國慈善事業提供了全新的技術、工具和理念，為人人慈善、快樂慈善、隨手慈善創造了新的方式和便捷途徑”。⑤舒迪：《用數字化為企業公益慈善賦能增效——“數字化助力企業公益慈善高質量發展”主題論壇側記》，《人民政協報》，2023 年5 月30 日第10 版。依托互聯網工具、慈善信托等金融工具、數字技術，“互聯網+”慈善和金融慈善深刻重塑中國傳統企業慈善的發展邏輯和方向。一些企業結合自身的整體慈善規劃，會選擇合適的慈善工具，為企業慈善賦能增效。尤其是在數字化技術的支持下，企業慈善供給形態與公益慈善模式日益多元化，“互大聯網+”背景下的移動支付、微公益、平臺公益、公益眾籌、公益創投、互聯網眾籌、個性化捐贈等成為了互聯網新興技術范式變革下企業慈善的新業態與新模式。⑥肖紅軍等：《企業公益慈善發展的演化邏輯與未來展望》，《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0 年第2 期。其中，移動支付使慈善捐贈更便捷高效，數字計劃拓展了慈善新路徑，提升了企業慈善的運行效率和“透明公益”建設。例如，騰訊公司發起的“99 公益日”，是中國乃至全球比較成功的“互聯網+慈善”的創新典范。此外，金融工具也為企業慈善提供了新路徑，以慈善信托為代表的金融產品作為企業和企業家履行社會責任的創新工具，已成為我國公益慈善事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設立了國投公益鄉村振興慈善信托（2023）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工作。通過引入信托架構，以慈善信托管理集團定點幫扶、對口支援、援疆援藏援青等幫扶資金，國投集團更好地踐行了央企擔當，開啟了企業定點幫扶工作的新模式。

（四）慈善服務創新化：利用主業產品和服務助推精準幫扶與高效服務

慈善服務是慈善事業的最后一公里，關系到慈善目的的實現和受益人權益的保障。除了慈善捐贈領域的創新之外，很多民營企業積極開展慈善服務創新，充分利用企業的核心業務能力和專業優勢，主動提供“非捐贈慈善服務”，在主營業務、產品或服務中創造可持續的社會價值。例如，水滴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積極努力探索因病困難人群的保障和服務體系，作為社會力量參與構建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其與浙江省縉云縣合作開展的“縉情幫”醫保防貧應用系統既是一項政企合作的醫保防貧數字化改革工作，也是數字技術賦能醫療救助的典范，有效提升了醫保救助的精準性和效率性。滴滴公司創新無障礙出行慈善服務，幫助盲人以聽的方式使用出行APP，在服務場景下為一級視力障礙者提供優先派單，在無障礙服務普惠的同時，滴滴公益基金會還與全國11家公益機構共同發起“特困特需免費打車公益項目”，①舒迪：《用數字化為企業公益慈善賦能增效——“數字化助力企業公益慈善高質量發展”主題論壇側記》，《人民政協報》，2023 年5 月30 日第10 版。為困難群體提供了精準高效的慈善服務。

（五）慈善模式的多樣化：企業慈善發展路徑趨于多元

企業慈善的發展路徑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出現了值得稱道的多元創新模式。一是“知識生產型”企業慈善：一些企業慈善基金會通過投入資源和專業知識，推動科學研究和公益項目的開展。例如，三一基金會面向公眾倡導科學公益理念，動員公眾參與有價值的公益，引導公眾建立公益生活方式，從而以“人”的力量支持中國公益發展。二是通過創新性金融工具實現產業發展和慈善捐助聯動。例如，萬向集團公司董事長魯偉鼎以其持有的萬向三農集團有限公司股權設立的“魯冠球三農扶志基金會慈善信托”用股權慈善信托的方式探索公益創新之路，用于農村產業發展和公益事業，體現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社會擔當。三是以技術手段推動網絡慈善創新和鄉村治理。例如，騰訊公司發揮社交平臺優勢發展C 端公益，②謝瓊：《中國網絡慈善的創新價值與未來發展》，《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3 期。并利用技術平臺開發“村級事務管理平臺”，推動鄉村治理創新。四是一些企業慈善出現了“去企業化”傾向，更加關注公眾倡導與公益行業建設。企業慈善組織也在公益行業發揮引領作用，倡導公眾參與公益事業，同時在行業內推動公益事業的建設。例如，上海南都集團有限公司出資設立的南都公益基金會就以引領行業發展，推動公益事業的進展為目標而設計公益項目，成為了推動慈善行業發展的典范。通過科學研究、金融工具、技術手段和行業建設的創新，不僅為企業慈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還有效推動了社會進步和可持續發展，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同時增強企業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四、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肯定企業慈善取得相應成效的同時，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企業慈善總體發展滯后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變。只有客觀認識目前企業慈善發展滯后的現狀與癥結所在，才能尋求到促進企業慈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定位與發展著力點。我國企業慈善發展的滯后性集中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依法認定企業慈善組織增長緩慢，法定慈善組織對企業的吸引力不足

調研發現，在全國的社會組織中，登記認定為企業慈善組織的規?？傮w偏小。根據民政部發布的相關數據，截至2023 年第一季度，我國社會組織總數為89.1 萬個，其中基金會為9360個（含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而截至2023 年6 月底，全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超過1.2萬個，全國企業基金會數量為1359 個，企業基金會占全國慈善組織的比例僅為11.3%，占全國社會組織的比例僅為0.15%。①作者根據基金會中心網提供的基金會數據進行測算所得。即便是企業基金會數量最多的廣東省情況也不容樂觀，截至2023 年6 月，廣東省共有社會組織71575 個，認定的慈善組織有1944 個，基金會1468 個，而廣東省共有企業基金會281 個，占慈善組織數量的比例僅為14.5%，占全省社會組織的比例僅為0.39%。②作者根據廣東省社會組織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和基金會中心網提供的基金會數據測算所得。另外，在新增企業基金會方面，2017 年新增民企基金會219 個，2018 年下降至162 個，2019 年進一步下降到70 個，2021 年只有18 個，③數據由基金會中心網提供。這說明新增企業慈善組織數量呈逐年遞減的態勢。上述數據揭示《慈善法》實施以來，企業成立慈善組織的積極性不高，新增企業慈善組織更顯乏力。如果慈善組織認定和新增慈善組織的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將因缺乏足夠的載體而陷入發展停滯階段。

（二）資源動員能力依然有限，蘊藏在企業的社會資源依然有較大挖掘空間

從企業慈善捐贈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來看，這一比例仍然偏低。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慈善捐贈數據，2017 年全國慈善捐贈總額為1499.85 億元，2018 年下降為1439.15 億元，2019 年全國慈善捐贈總額為1509.84 億元，2020 年增長至2086.13 億元，因此，我國慈善事業所籌集的款物停留在1500—2500 億元的水平上，占GDP 之比約為0.14%—0.15%。④作者根據歷年慈善捐贈數據和GDP 計算得出。這意味著企業尚未充分利用蘊藏在其社會資源中的潛力，有較大的挖掘空間。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企業慈善資源動員能力有限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夠的意識和承諾。盡管一些大型企業積極參與慈善事業，但大部分中小型企業還沒有將慈善捐贈作為自己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導致了整體上的慈善捐贈量偏低。其次，一些企業可能存在財務壓力和經營考慮。企業需要保證自身的運營和盈利能力，在分配資源時可能更傾向于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而對慈善事業的投入相對較少。再者，一些企業可能存在對慈善事業的認識不足，缺乏清晰的戰略規劃和有效的資源配置，導致企業慈善事業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地位相對較低，以企業慈善事業為主要表現形態的第三次分配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和個人財富共享方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三）一些企業基金會內部治理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及時引發公信力危機

企業基金會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如果運營不善，可能導致其名存實亡，甚至被列入失信黑名單，對企業聲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拔覑畚壹摇被饡涣腥胧藕诿麊尉褪且粋€典型例子。有些企業基金會是企業的關聯甚至附屬組織，其活動與企業緊密相關，受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在企業經濟效益不好的情況下，便會力不從心。有的企業慈善基金會未能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的有關要求，及時披露公益事業支出、慈善項目和慈善活動等關鍵信息，導致外界難以對其運作進行有效監督和評估，給公眾、媒體和利益相關者帶來了疑慮，甚至引發公信力危機。

此外，企業基金會的內部治理也存在一些挑戰。首先，企業基金會的理事會成員通常是企業高管，他們所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可能產生利益沖突和利益關聯，使企業基金會的決策過程受到企業利益的影響，從而偏離公益初衷，招致公眾、媒體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基金會的懷疑與不信任，導致社會資本損失，進而損害企業基金會的影響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其次，企業基金會的治理結構相對簡單，缺乏專業人士的參與和監督，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決策過程的獨立性和有效性不足，影響企業基金會的執行力和成效?！敖┦逼髽I基金會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企業基金會所面臨的困境，導致整個公益慈善行業的良莠不齊。

（四）部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異化，違背慈善自愿原則

雖然《慈善法》明文禁止行政攤派，但是基于歷史慣性等原因，某些地區與某些單位還是存在以慈善捐贈為形式進行行政攤派的現象，嚴重違反了《慈善法》的基本精神與具體規定。與此同時，在政府部門出面勸募的情況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捐贈自由，損害企業和企業家的捐贈熱情，甚至異化慈善捐贈的精神?，F實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異化的現象確實存在，更多地體現了企業與政府的合作關系，而非真正的社會責任感，這種異化行為是企業在面對外界批評和壓力時的一種反應。企業通過捐贈可以獲得融資便利、政府補助和投資機會等經濟回報，這些優勢使得企業更傾向于將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與政府建立良好合作關系的工具，以獲取更多利益和資源，比如在政策制定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獲得優勢。因此，企業的慈善行為更多地追求與政府的良好合作關系，以換取所謂的“政治績效”。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企業可能會考慮到慈善捐贈所帶來的財務和聲譽方面的動機。一些企業希望通過捐贈來提高其公眾形象和品牌價值，或者獲得一定的稅收減免等福利。其次，地方政府可能會施壓企業參與慈善捐贈活動，特別是在“一日捐”等活動中，可能采取不合理的勸捐行為，導致企業違背自身捐贈意愿，做出不得已的選擇。

五、中國特色企業慈善發展的路徑選擇

文化的多樣性決定著慈善發展模式的多樣性，①高靜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文化動因》，《社會保障評論》2023 年第1 期。走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慈善發展之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企業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要讓企業慈善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必須做到“兩個尊重”，即尊重現代慈善事業的客觀規律，尊重中國的具體國情，既不以規律為由脫離國情，也不以國情為由扭曲規律。同時服從國家的制度安排，適應中華民族“以義取利、義利結合、義利并舉”的傳統文化。相較全球發達國家的慈善事業，中國企業慈善事業起步較晚，但整體呈現較強的發展態勢，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形態和創新模式。我們需要正確認識企業慈善發展所處的時代背景，將其納入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整體中進行準確定位，使慈善事業的發展與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相匹配。

（一）戰略目標：助力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

公益慈善事業作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現形式，在共同富裕目標下被賦予了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歷史使命。②張奇林：《共同富裕目標下慈善事業的使命擔當與發展路徑》，《社會保障評論》2023 年第3 期；苗青：《助力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掣肘與重點舉措》，《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5 期。這決定了我國不僅需要像其他現代化國家一樣建立起健全的企業慈善制度體系，還賦予了企業慈善事業在共同富裕大計中的重要責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發展的目標不再僅僅是追求利潤的增長和履行社會責任，還在于可持續社會價值的創造，即用可持續社會價值引領經濟價值。高質量、現代化的企業慈善要求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提升對企業慈善的認識高度，超越歐美一般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將慈善理念提升至可持續社會價值的創新，并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中大有作為，從而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目前國內已經有一些企業將可持續社會價值作為自己的重要目標追求并融入了企業發展戰略之中，以自身的主營業務領域為依托，用商業化的模式積極解決社會問題。這種積極的嘗試突破了傳統的以捐贈為主要方式的企業社會責任實現形態，以國家宏觀發展戰略和當前核心的公共問題為背景，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為導向，以企業的核心業務領域和業務專長為基礎，兼顧了企業的商業利益和社會價值，為解決社會問題探索了新的途徑。①闞純裕：《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倡導企業進行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央視網：http://news.cctv.com/2022/03/11/ARTIH07jjMw04DBdxAv6ij19220311.shtml，2022 年3 月11 日。未來還需要更多的企業將其納入慈善發展戰略中，并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的鮮明特征。

（二）行動路徑

1. 出臺指導意見，明確企業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功能定位

慈善事業是立足于第三次分配基礎之上的混合型分配機制，雖然國家出臺了鼓勵支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的指導意見，但并未將企業慈善視為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機內容，不利于縮小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和發揮企業在共同富裕中的積極作用。修改后的《慈善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慈善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體現了國家對慈善事業的高度重視，有利于促進慈善事業的快速、高質量發展。在新版《慈善法》的基礎上，可由民政部牽頭，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國有企業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意見》和《關于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意見》，更加明確企業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功能定位。

2. 降低基金會注冊登記門檻，壯大企業慈善資源體量

數據顯示，截至2023 年5 月底，中國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超過5000 萬戶，在數量上，占企業總量的92%以上。②劉坤：《我國登記在冊民企已突破5000 萬戶，民企在企業中占比達92.4%——民營經濟如何走好高質量發展之路》，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govweb/zhengce/202308/content_6896374.htm，2023 年6 月14 日。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比重持續提升，已經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相應的民企基金會也應該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生力軍，以及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但截至2023 年6 月底，全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僅有1.2 萬個，備案慈善信托1354 單，信托合同規模59.38 億元。③《民政部舉行2023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民政部官網：https://www.mca.gov.cn/xwfbh/2023/xwfbh_2303/，2023 年7 月17 日。這說明企業登記注冊的慈善組織數量與企業的規模還很不相稱，仍然有極大的提升空間。2023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和“引導民營企業踴躍投身光彩事業和公益慈善事業”，為企業慈善發展釋放了更加積極的信號。然而，與政策導向相矛盾的是，不僅近年來企業基金會成立數量逐年下降，而且現有的企業基金會發展也存在不確定性，一些企業基金會因為企業的艱難發展，不得不走上注銷之路，導致社會資源越來越少。一方面是受疫情的影響，企業經濟效益下滑所致，另一方面則是從2018 年開始，企業注冊基金會需要尋找主管單位，導致企業注冊慈善組織的門檻變得越來越高，與《慈善法》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初衷相違背。建議有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慈善法》精神，降低慈善組織的登記門檻，適度放寬企業基金會的登記注冊條件，精簡、暢通注冊流程和渠道，縮短審批時間。在業務范圍的選擇上，減少主管部門的干涉，鼓勵企業基金會根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投入教育、健康、科技、環保等公益領域，為慈善事業發展做出更有益的貢獻。

3. 暢通慈善組織的認定和撤銷機制，減少“僵尸型企業基金會”

企業基金會是慈善組織和非營利法人的重要類型，需要登記設立，有注銷和清算機制，但是目前的法律在慈善組織退出時，并沒有給予選擇權，不允許取消慈善組織身份，而只能直接注銷相應的組織形式。也就是說，企業基金會一旦認定為慈善組織，若想撤銷慈善組織的認定，必須進行終止清算，視同非營利法人終止，建議明確符合法律規定的企業基金會既可以申請認定而擁有慈善組織身份，也可以申請撤銷而放棄慈善組織身份，或者因違反相關規定而被撤銷慈善組織身份，但仍然保留基金會等非營利法人的組織形式正常運行，減少“僵尸型企業慈善組織”的存在。

4. 完善新型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壯大企業慈善資源體量

在慈善事業比較發達的國家，股權捐贈、有價證券、不動產捐贈的政策環境與實踐樣態已經相對成熟，而國內有關的實踐經驗還比較稀少。慈善主體特別是企業和個人在捐贈股權、不動產時面臨較多難題，比如：股權捐贈財產如何登記入賬價值、開票價值？受贈股權后如何行使股東權利？如何辨識及降低受贈股權為基金會帶來的風險？這些都是實踐領域面臨的突出問題。鼓勵企業開展新型社會捐贈，有必要探索完善股權捐贈、勞務捐贈、實物捐贈、無形資產捐贈和虛擬物品捐贈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推動落實慈善信托及相關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規范捐贈票據使用管理，著力解決異地捐贈稅收優惠認定的難題，簡化慈善捐贈退稅流程。

另外，在強化監管的同時，鼓勵企業慈善財產保值增值，壯大企業慈善資源體量?！洞壬品ā逢P于慈善組織財產保值增值的規定不利于企業基金會做大做強和可持續發展，慈善財產用于慈善項目和幫助受益人結余的部分，理應通過投資實行保值增值，不能因為投資有風險就因噎廢食。相關調研發現，不少企業基金會的巨額資金由于法律的限制和決策者規避風險的傾向，通過活期或定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銀行，造成貶值，不能充分發揮慈善財產的效用。應當在強化監管的前提下，鼓勵企業慈善財產的保值增值。建議參考國家關于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相關規定，明確企業基金會在合法的前提下，遵循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的原則，實現企業慈善財產的保值增值。

5. 增強慈善信托政策的穩定性，為企業家提供穩定預期

慈善信托作為一種靈活且有活力的慈善機制，對于企業慈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需要有穩定的政策環境來提供預期。如果政策頻繁變動或缺乏穩定性，企業將很難建立起對未來的信心，無法進行長期的慈善投入規劃。這會影響企業慈善的投入意愿，并可能減少創立新的慈善信托項目。然而，在當前的環境下，慈善信托面臨著一些挑戰，其中之一就是政策的不穩定性。

“只要（慈善信托）政策能夠既定，不要經常有什么預期的變化。因為現在好像感覺慈善信托應該變或者預期要變，所以導致很多人的理解跟預期不是很穩定，這個也帶來很多麻煩?！保ㄔL談資料：20231106—01）

實際上，企業在運用信托機制實現慈善目的時，稅收優惠不是一個關鍵問題，甚至被業界認為“專家學者建構出的問題”?！洞壬品ā烦雠_后，相比成立基金會這一組織形式，企業家很喜歡慈善信托制度。這是因為慈善信托以尊重契約的形式開展慈善活動，且稅收優惠并不是企業家和個人考慮的最重要因素。相反，他們更為關注的是對信托契約基礎的尊重與保護。如果稅收優惠和慈善組織的監管要求趨于一致，慈善信托的靈活性將會受到限制，使其吸引力下降，進而可能導致企業和個人更傾向于在新加坡、香港等地設立慈善信托或尋找其他發展機會。

“其實沒有稅收優惠并不是阻礙慈善信托發展的一個問題，你看這么大的慈善信托，在沒有任何稅收好處的情況下，委托人也愿意拿出這些財產，所以本質上（稅收優惠）不是太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感覺好像要變，結果導致想做的人在觀望，這個是挺大的一個問題?！保ㄔL談資料：20231123—01）

調研發現，監管對于慈善信托的發展是必要的，但過度的規定和限制可能會限制慈善信托的靈活性和吸引力。慈善信托作為一種靈活的慈善機制，其靈活性主要表現在委托人和受托人根據具體情況制定契約的空間。如果政府過度介入信托契約的制定，必須安排某些支出、設定收費標準或寫入特定條款，過多的將信托契約應規定的事項由外部監管規定，將縮小企業和個人在定制信托契約時的空間，限制雙方的自主權、靈活性、創新性，甚至可能降低企業和個人參與慈善信托的意愿，導致信托機制失去吸引力，從而對信托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我們注意到《慈善法》修改后確實有關于慈善信托年度支出的規定。當它真正出臺后，我認為慈善信托可能會越來越少?，F在只要有更多關注或專家呼吁，慈善信托的規模和數量實際上都在下降。（我們）發現呼吁越多，發展就會越慢?，F在的發展速度確實放緩了，比2018年和2017 年的時候慢得多，潛在的企業家們來咨詢并與我們討論相關解決方案的數量也在迅速減少?！保ㄔL談資料：20231123—01）

因此，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政府應該避免過度干預信托契約的制定，在兼顧慈善信托靈活性與監管方面尋找平衡。政府的監管應該更加注重提供指導性和支持性的政策，公權力可介入到一些事后的監管，但信托契約可在合理的范圍內，允許委托人和受托人根據自身需求和利益進行約定，給予其一定的自主權，這樣做可以保留信托的靈活性和吸引力，促進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的意愿，推動慈善信托長期健康發展。

“不是說不歡迎監管，監管要加強，但是不要去設置必須要做什么支出，必須要有什么收費標準。受托人跟委托人之間要定制的契約空間小了之后，企業家從事慈善的意愿就受到抑制跟制約了?！保ㄔL談資料：20231123—01）

6. 保持與捐贈主體的良性互動，提升企業基金會獨立性

企業基金會是企業踐行社會責任、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的重要載體，雖然企業為基金會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有利于基金會的可持續發展，但基金會高度依賴企業資源，容易導致其缺乏獨立地位，并在內部治理、資產管理和關聯交易方面存在風險，從而招致社會詬病。企業基金會作為獨立法人，必須符合法律對于公益性的要求。建議企業基金會繼續保持與捐贈主體的良性互動，同時增強其作為慈善組織的獨立性。在內部治理方面，應進一步健全內部治理體系，保持基金會社會化運作的趨勢，比如在理事會結構中，可吸納更多的社會代表，減少企業高管的直接干預，使其決策更加規范、公開、透明、專業。在資產管理方面，建議拓寬投資理財渠道，實現基金會資產的保值增值，增強自我造血的功能，不過分依賴于企業的財務狀況，不因企業的利潤波動影響基金會的持續發展。在關聯交易方面，雖然《慈善法》不禁止基金會的關聯交易，但是應遵循不侵害基金會、受益人、社會公共利益、決策回避、交易信息公開的規定，在慈善項目的實施中，要本著成本節約、有助于受益人的原則，為其提供慈善服務，避免全部由關聯企業作為慈善項目的實施方。在資源拓展方面，可聯合其他公益慈善組織開展聯合勸募活動，有意識地深度挖掘慈善資源，也可與其他公益組織合作，推動項目落地，將社會愛心、社會關注轉化為善款、志愿服務和切實的公益服務和公益產品。在行業推動方面，根據自身優勢，提升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專業化水準，同時保持系統思維，集中資源嘗試系統化解決社會問題，推動政策環境的改善。

7. 完善企業慈善表彰機制，樹立企業慈善楷模

《慈善法執法檢查報告》指出，雖然社會整體慈善意識提高，但是對部分慈善家、慈善項目，社會上普遍存在期望值高、寬容度低，往往不分是非，群起而攻之，讓一些慈善人士獻了愛心又遭遇到傷害。慈善組織普遍反映，對慈善行為的表彰力度不夠，大多數慈善組織、捐贈人、志愿者等只能通過感謝信等方式予以答謝，《慈善法》規定的國家層面的表彰制度尚未完全落實，其他層級的表彰激勵也不夠完善，不利于擴大影響、營造行善光榮的良好社會氛圍。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0/afc0a05adb4242b49920c2251017205e.shtsh，2020 年10 月15 日。建議建立從國家到鄉鎮一級的多層級、多元化社會褒獎機制，對做出突出貢獻的愛心企業予以表彰。除了政府表彰外，還應該賦予慈善行業組織進行表彰的權利；并應允許社會組織特別是慈善組織及受益方對企業給予精神褒獎，充分發揮其示范、引領作用，帶動更多愛心企業主動地促進第三次分配。此外，進一步完善公益慈善社會價值評價體系，對有突出貢獻的企業進行重點表彰，樹立典型案例，建立正向評價機制。

“企業單方面長期的投入也是不可持續的，需要一定的社會激勵、社會表彰、以及政府的認可，營造企業良好的口碑，以實現社會責任、企業口碑、長期經濟回報的正向循環，也讓企業在長期視角持續投入社會慈善方面更加積極有動力”。（訪談資料：20231115—01）

此外，還要依法加快制定《慈善法》修改后的配套政策，如進一步明確要求稅務機關落實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具體措施，增加房屋捐贈、慈善信托的稅收優惠政策規制，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開展公益慈善活動，讓企業慈善組織平等享受相關政策的支持，促進企業慈善事業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