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研究
——以四川省18個地級市為例

馬長發 蔣欣宇

新疆財經大學統計與數據科學學院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奔{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數字經濟已成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的關鍵方向，引領生產生活方式變革，重塑資源要素分配，改變市場格局。近年來，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加速普及應用，產業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效顯著。在此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并進發展之際，探討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互動關系既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使命，也為深入理解數字經濟的影響效應提供了理論探索和實踐基礎。

現有關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影響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诔青l均衡發展視角，梁東亮和賴雄麟(2022)［1］與張瑤(2023)［2］等學者皆論證了數字經濟在共同富裕發展道路上的重要作用；基于收入分配視角，劉誠(2022)［3］指出數字經濟促使收入分配更加均衡；杜宏巍(2022)［4］提出數字經濟不僅對共同富裕具有直接影響，還經由中觀視角的產業間資源均衡配置和宏觀視角的區域技術創新溢出實現間接影響；金殿臣等(2023)［5］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先縮小后擴大的U 形特征；常軒、李金葉(2022)［6］從經濟增長效應和公平效應兩方面探討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從現有研究來看，大部分研究多是從省級層面展開，并且主要研究的是全國31省份或是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忽略了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水平皆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因此本文選取四川省地市層面面板數據展開研究。

1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處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關系，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解決的關鍵性問題。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能在促進宏觀經濟增長的同時推動發展成果共享，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一方面，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催生了產業的數字化改造，市場主體價值得到調整與再分配，運營方式與時俱進，組織結構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進而帶動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顯著提升［7］，加速了社會財富的積累與創造。信息的邊際收益遞增效應賦予數字經濟強擴散、高成長、低成本等特征，能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全方位和顛覆性的影響，釋放更多發展紅利，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體現出“做大蛋糕”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所具備的惠及效應能夠使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共服務資源得到較為公平合理的分配，推動區域間經濟均衡發展。數字經濟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突破空間限制與資源約束，吸引更多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8］，充分發揮溢出效應、協同效應和普惠效應，體現出“分好蛋糕”的共享機制［9］。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促進社會關系和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在實踐中需要在總體富裕的前提下，致力于不斷縮小區域、城鄉和群體之間的發展差距，以確保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诖?，提出假設1。

H1：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促進效應。

在相對不成熟的市場中，市場化分割程度比較嚴重，地區間分散的要素與產品市場不能有效“交流”，導致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其次，較高的市場化程度對地區的產業結構產生正向影響［10］，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能夠促進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這將擴大與低市場化程度地區的收入差距。較高的市場化程度還能提升地區創新能力［11］，而創新能力對一個地區的經濟有顯著促進作用。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還能進一步促進地區要素流動，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經濟行為更加規范，生產要素的流動更為自由。這種要素的自由流動有助于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從而縮小與其他地區的收入差距［12］。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降低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市場化程度，這是因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地區間的數據要素交流，使得市場中供給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交流更加充分和高效。數字經濟能夠提高落后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從而降低信息成本，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進農產品的銷售，使得供消雙方通過互聯網平臺、現代物流等手段實現跨地區交易，從而減小與其他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假設2。

H2：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提高市場化程度來促進共同富裕。

數字經濟的發展通常伴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進步。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協同發展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促使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的行業流動到高生產率的新興產業［13］，有助于釋放國內龐大市場的發展潛力，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帶動了收入的持續增長，提高了各區域的富裕程度。一方面，數字基礎產業的發展促使傳統產業向數字化方向轉型，為傳統產業帶來了數字產業化的積極溢出效應［14］。另一方面，新興技術產業成為產業生態系統的主導和優勢產業，并通過產業關聯和技術擴散等方式［15］，推動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改變了產業布局和勞動力就業的地理限制，使得各個地區能夠更靈活地根據自身的相對優勢進行產業布局，從而有助于解放農業領域的勞動力，使之流向二、三產業領域，有助于各區域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助力共同富裕。據此，提出假設3。

H3：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共同富裕產生積極效應。

2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構建

1）基準模型

為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其中，Cpri,t表示地級市i 第t 年的共同富裕發展水平，Digi,t為地級市i 第t 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Xi,t為所有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β0為常數項，β1、β2分別為核心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

2）機制檢驗模型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間接影響，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中介效應模型考察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Med為中介變量，包括市場化程度與產業結構高級化，式(2)為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對中介變量的線性回歸模型，式(3)將數字經濟與中介變量同時納入回歸模型，通過觀察α、d等系數的顯著性來分析判斷市場化程度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促進共同富裕的中介效應的影響力。

3）雙重差分模型

2013 年8 月，中國發布“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試點城市通過提高寬帶普及率、提升寬帶網速、增強寬帶應用水平等方式貫徹落實“寬帶中國”數字政策，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寬帶中國”數字政策為評估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提供了良好的準自然實驗?！皩拵е袊痹圏c城市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分別于2014 年、2015 年和2016 年分三批在四川省9 個地級市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對此，本文采用式(4)所示的多期雙重差分(DID)模型來檢驗“寬帶中國”數字政策的因果效應。

其中，DiDi,t表示地級市i在第t年是否為“寬帶中國”試點城市的政策沖擊虛擬變量，即分組虛擬變量treatedi,t與政策實施虛擬變量posti,t的交互項，treated=1 代表被選為“寬帶中國”試點城市(實驗組)，而treated=0 代指未入圍“寬帶中國”試點城市(對照組)，而post=1 則表示入選“寬帶中國”試點城市之后的年份，Xi,t為影響共同富裕的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2.2 變量測度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Cpr)

本文借鑒劉培林等(2021)［16］以及向云等(2022)［15］的研究，從發展性與共享性兩個維度出發，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并使用熵權法對共同富裕指數展開測算。

表1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

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地市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數據可獲性的基礎上，借鑒趙濤等(2020)［17］的研究方法，選取一系列指標對地市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主要包括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人均電信業務總量等指標，其中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聯合編制。對以上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采用熵值法進行權重分配，最終得到反映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數。

3）中介變量

市場化程度(Min)：本文參考樊綱等(2011)［18］的研究方法,使用要素市場發育得分、產品市場發育得分等指標計算得出市場化指數來衡量地區市場化水平。

產業結構高級化(TL)：產業結構高級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區共享發展水平，本文使用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與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來衡量。

4）控制變量

本文在現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四川省具體特征選取一系列影響共同富裕水平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金融發展(Fdl)，用金融機構年末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值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以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值衡量，每年匯率使用當年月平均匯率代替；政府干預(Gov)，以地方政府一般性財政支出在地區生產總值(GDP)的占比來表征政府對于促進共同富裕建設的投入支出；創業活躍度(Entre)，使用地級市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來衡量。

5）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科學性和可獲得性，本文選用2010-2021 年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的平衡面板數據（見表2）。數據主要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四川省統計年鑒》，本文使用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所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IRIEC)》來衡量創業活躍度，而市場化程度則根據樊綱等(2011)［18］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的各項指標，結合各地區的相關數據所得，部分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全。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為檢驗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本文對方程(1)進行回歸分析，采用個體固定效應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列(1)是僅加入核心變量數字經濟的基本方程結果，列(2)至列(5)則逐步加入影響共同富裕的控制變量?？梢钥闯?，加入各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系數始終為正，并且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四川地區數字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存在顯著積極影響。對于控制變量而言，金融發展水平的系數為0.133 7，且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對外開放程度的系數為負，且未曾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地區對外開放程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微弱；政府干預程度在10%水平時顯著為負，說明政府干預對于共同富裕的實現未起到促進作用；創業活躍度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意味著創業活躍度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該基準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1，即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促進效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為保障回歸結果的穩定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進一步驗證共同富裕發展水平的合理性，將人均GDP作為衡量共同富裕的替換變量納入模型，檢驗結果如表4 中模型(1)所示。結果顯示，回歸系數為2.133 0，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與上文估計結果相一致。

表4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2）剔除特殊城市樣本

省會城市相對于其他城市在政策和經濟方面都享有一定的優勢，而四川省省會城市的數字經濟水平明顯領先。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剔除上述特殊樣本城市來分析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4 列(2)。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上為0.331 0，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依然存在明顯的積極影響。此外，剔除特殊城市樣本后，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略有下降，說明省會城市相對較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會增強對共同富裕的正向影響，證實基準回歸結果穩健可靠。

3）縮尾檢驗

對被解釋變量和主要解釋變量進行1%水平下的縮尾處理，能夠有效降低樣本中極端值對回歸模型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 列(3)所示。結果顯示，回歸系數與基準回歸較為接近，并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因而認為上述結論較為穩健。

3.3 中介效應檢驗

通過上述基準回歸和穩健性檢驗，基本驗證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促進效應，為了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間接影響機制，本文以市場化程度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為中介變量作進一步的中介效應分析。實證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1）市場化程度的中介作用機制

根據中介效應的三步法，第一步已在上文中得以驗證，在此不再贅述。第二步結果如列(1)所示，數字經濟的系數為14.527，在1%的水平上呈正向顯著，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提升四川省市場化水平。第三步結果如列(2)所示，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0.358，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四川省市場化程度的提升，能夠有效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因此中介效應存在。為確保中介機制的穩健性與可靠性，進一步引入Sobel法與Bootstrap法。結果顯示，z 值大于1.96，p 值小于0.05,且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再次通過中介檢驗，表明市場化程度在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其具體中介效應占比為24.77%，假設2結論成立。在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降低市場信息不對稱，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從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2）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中介作用機制

列(3)中數字經濟系數為1.861，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四川省數字經濟水平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此后，將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高級化同時納入回歸模型，列(4)所示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0.375，產業機構高級化的回歸系數為0.119，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能夠促進四川省共同富裕發展，其中介效應顯著存在。同時Sobel 法與Bootstrap 結果顯示，z 值大于1.96，p 值小于0.05,且95%置信區間不包含0，進一步驗證中介檢驗通過，而在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有32.58%是通過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實現的，假設3得以驗證。

3.4 異質性分析

前文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對于研究樣本整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共同富裕水平提升。需要進一步探究的首先是不同地域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影響是否存在區域差異性；其次是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水平的經濟效應。為此，下文進行異質性拓展分析。

1）分經濟區異質性

作為中國西南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四川省在經濟發展方面持續探索，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增長和區域均衡發展，根據其地理位置分布，將省內劃分為五大經濟區，而本文18個地級市主要分布于其中的三大經濟區。成都平原經濟區位于四川省中部，以成都為中心，涵蓋了成都、綿陽、德陽等主要城市；川東北經濟區包括南充、達州、廣元等地；川南經濟區涵蓋了宜賓、瀘州、內江以及自貢等四座城市。因此本文根據地市所處經濟區將總樣本劃分為三個子樣本進行檢驗，結果見表6 中列(2)至列(4)所示?？梢钥闯?，成都平原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系數顯著為0.868 4，川東北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系數顯著為0.286 0，而川南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川南經濟區地形多樣，丘陵、山脈和盆地縱橫交錯，發展定位主要側重于農業基礎和鄉村旅游等領域，數字經濟發展較為滯后。而成都平原經濟區在基礎設施、人才儲備和財政支持等方面擁有明顯的優勢，數字化轉型的效果相對較好。盡管存在一定的區域異質性，但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積極影響不容小覷，特別是在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這強調了數字經濟在推動共同富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

表6 分經濟區異質性檢驗結果

2）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

為驗證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下，四川省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推動共同富裕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借鑒周升起等(2023)的分類方法，根據人均GDP 的高低，以是否高于人均GDP 的中位數為劃分依據，將樣本分為高經濟發展水平階段與低經濟發展水平階段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13］，回歸結果如表7中列(2)至列(3)所示，列(1)為整體樣本回歸結果，可供子樣本進行對比分析。對于高經濟發展水平樣本，數字經濟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為0.610 5，對于低經濟發展水平樣本，數字經濟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0.242 2，而整體樣本的數字經濟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0.596 1，表明數字經濟對于高、低經濟發展階段樣本的共同富裕發展水平皆存在促進效應，并且高經濟發展階段下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不僅高于低經濟發展階段，也高于四川省整體經濟發展階段。因而本文認為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關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果也逐漸增大。

表7 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檢驗結果

4 政策效應分析

4.1 “寬帶中國”試點城市政策的雙重差分模型檢驗

我國在2014-2016 年分三批確定了120 個“寬帶中國”試點城市，根據不同“寬帶中國”數字政策實施年份，本文采用多期DID 模型進行政策沖擊的平行趨勢檢驗，圖1 所示基期前4 期回歸結果不顯著，而在政策實施后實驗組系數有上升趨勢，且政策存在明顯滯后效應，表明“寬帶中國”數字政策對實驗組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顯著的促進效應，樣本通過平行趨勢檢驗。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根據表8 的多期DID 模型分析結果，列(1)未加入控制變量，列(2)則加入控制變量，DID 回歸系數均表現出顯著正向影響，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這表明“寬帶中國”數字政策對于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顯著激勵促進效應。

表8 政策效應評估結果

4.2 安慰劑檢驗

本期的多期DID 模型中加入了個體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但部分地區可能會產生隨著時間變化的非觀測因素。安慰劑檢驗能夠降低因忽略變量而產生的影響，因此采用間接性的安慰劑檢驗來排除這種非觀測因素的干擾。本文隨機生成偽實驗組樣本并重復500 次回歸進行安慰劑檢驗，假設“寬帶中國”數字政策對實現共同富裕的沖擊是隨機的，使該隨機過程重復500 次，得到核密度分布及p 值，安慰劑檢驗的結果如圖2 所示?；貧w系數估計值集中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基本符合正態分布，同時大多數的抽樣點都位于水平虛線的上方，符合安慰劑檢驗的預期結果，說明非觀測因素幾乎不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認為研究結論是可靠的，能夠真實反映“寬帶中國”數字政策與共同富裕的關系。

圖2 安慰劑檢驗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將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納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2010-2021 年我國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構建相關指標體系并采用熵值法測度出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和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1）四川省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賦能共同富裕實現，并且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剔除省會城市以及縮尾處理等操作后，結果依然穩健。

2）數字經濟發展不僅能夠直接促進共同富裕實現，還可以通過提升市場化程度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來間接推動共同富裕，表明數字經濟對于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部分是通過提高地區市場化程度以及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實現的。

3）四川省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域，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

4）“寬帶中國”數字政策的實施是有效的，能夠提高四川省地區的網絡基礎設施水平，促進地區共同富裕。

結合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鑒于“寬帶中國”戰略已經有效提升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支持，政府應當進一步優化數字經濟領域的戰略規劃，制定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策略，以構建更全面的數據治理格局。

2）四川省內存在明顯的城鄉發展差異，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支出，推進“數字三農”建設。加強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資金投入，促進鄉村數字治理，推動農業的數字化轉型，建立健全農村電商物流體系，加強對農民的數字技能培訓，豐富村民的數字化生活體驗，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