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凌小倩 魏晨娜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0 引言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促進經濟繁榮的基石，也是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體現。黨的二十大提出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改變制造業“空心化”的現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發生，各國紛紛探索制造業的振興、發展與升級之路，以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搶占新一輪產業制高點。集聚經濟是促進制造業增長和布局調整的核心力量，與農業、服務業相比，制造業的集聚現象更加普遍。長江三角洲地區擁有中國最大的綜合工業基地和發達的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對外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同時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下，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不斷深化，推動了經濟發展。

1 文獻綜述

“產業集聚”一詞是指同一個產業在某一地理位置的集中，以及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上的不斷匯聚。我國學者最早也提出來類似的觀點，認為產業集聚是相同的產業高度集中于某個特定地區的一種產業成長現象［1-2］。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觀點，對產業集聚的內涵沒有統一嚴謹的定義。產業集聚研究起步于19世紀末，馬歇爾是首位對產業集聚現象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學者。他認為外部經濟是產業在空間上形成集聚的主要原因。關于產業集聚現象的研究在馬歇爾之后形成許多學派。韋伯的“產業區位理論”，重點在于具體分析運輸條件、勞動力和集聚現象在工業區位選擇中所起到的作用［3］。我國經濟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對制造業集聚進行深入的研究，整理研究成果發現，主要集中在不同區域制造業現狀、制造業集聚與生產率、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和制造業集聚影響因素上。

由于區域差異，學者們利用不同方法對制造業的集聚水平進行探究。趙智、廖明輝等（2022）運用區位熵指數法測度并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制造業集聚水平，發現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制造業的整體集聚狀況不夠理想，部分行業集聚優勢逐漸顯現［4］。黃宇金、孫威（2021）以京津冀地區為例，分析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特征，對比分析區域、行業、企業間的差異性［5］。還有學者對珠三角地區和具體省份的制造業集聚狀況進行了研究，制造業集聚趨勢存在較大差異［5］。

產業集聚的形成、發展方向以及未來的前景等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部分學者對影響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展開實證研究。有學者認為運輸成本會顯著影響制造業集聚。樊秀峰、康曉琴（2013）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陜西省2006-2011 年制造業28個行業集聚度的影響因素作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運輸成本的降低對制造業集聚有促進作用［6］。陳柯、尹良富等（2020）通過實證檢驗發現運輸成本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并不顯著［7］。葉云嶺、鄧洲等（2022）和許修齊、項章特（2019）學者都提出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是影響制造業集聚的重要因素［8,3］。在研究規模經濟影響制造業集聚時，學者們的結論存在差異。陳柯、尹良富等（2020）通過實證分析中國制造業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發現產業的規模效應顯著且穩健地促進現代制造業的集聚［7］。劉宏曼、郎鄲妮（2016）的研究結果顯示京津冀地區規模經濟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并不顯著［9］。針對不同要素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由于學者們研究地區的差異而存在差異。許修齊、項章特（2019）研究發現勞動力已不再是影響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主要因素［3］。在考慮自然稟賦下，學者們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自然稟賦對于制造業集聚的影響不顯著。劉艷（2013）和樊秀峰、康曉琴（2013）都認為外資利用對制造業集聚的促進作用不夠穩?。?0,6］。學者們在研究制造業集聚的影響因素上，考慮市場需求、國際貿易、金融發展水平等因素。此外，趙儒煜（2015）、趙玉林（2017）、高晨宇（2022）等分別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航空航天設備制造業、先進制造業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發展對策［11～13］。

綜上所述，從現有研究來看，規模經濟、運輸成本、不同要素以及外資利用是產業集聚驅動因素研究的重點。本文結合長三角三省一市區位特點，將對外開放度、城鎮化水平、市場需求、勞動力成本四個因素納入文章，研究各因素對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當前，中國的制造業集聚正在蓬勃發展，針對發展現狀，進一步研究制造業集聚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因素，對制造業發展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對于合理安排制造業結構、優化制造業產業布局，促進制造業集聚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必然要求［14］。

2 長三角制造業集聚水平測度

2.1 測算方法與數據說明

2.1.1 區位熵指數法

本文研究的制造業31個具體行業，去除工業行業中的水生產和供應業及采礦業、電力、熱力、燃氣等行業。測度產業集聚程度的方法主要有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法，E-G 指數法、空間基尼系數法和區位熵的方法［15-16］。出于對收集數據的考量，目前我國大部分學者還是采用區位熵方法對產業集聚度進行測算。

區位熵指標最早由哈蓋特提出并加以運用，通過產值來反映某行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是否具有生產優勢。通過計算一個地區特定部門的產值在當地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與某區域該部門產值在區域內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之間的比值，來表示專業化程度。該值以“1”作為臨界點，若區位熵大于1，該行業屬于區域專業化部門，區位熵越高，專業化程度越高；如果區位熵小于或等于1，該行業尚未發展專業化生產，屬于自給自足的部門［9］。

首先，對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制造業集聚區位熵進行分析，公式如下：

式（1）中，Lit表示第i個省市在第t年的制造業總產值；GDPit代表第i個省市在第t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全國所有省市區在第t年的制造業總產值之和表示全國所有省市區在第t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

其次，在計算具體制造業行業的集聚水平時，本文按照《國民經濟分類標準》（GB/T 4754-2017）對31 個制造業作出分析［17］。從專業化程度上判斷一個地區制造業的集聚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2）中，Lit表示某地區某行業的規模，i為地區，j為具體行業。Li表示i地區制造業總規模，Lj表示j制造業全國規模，L表示全國制造業總規模。區位熵LQij即為i地區的j制造業指標規模Lij在i地區制造業總規模Li中所占比重，與j制造業占全國制造業規模的比值。比值越高，地區制造業集聚水平越高。

2.1.2 數據說明

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在計算城市制造業集聚時，制造業生產總值數據的獲取較為困難，因而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替代了工業部門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在計算區位熵反映制造業集聚水平時，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營業收入數據計算得出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的集聚狀況［18］。根據區位熵的計算公式，本文從《中國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選取2011-2020 年數據，計算出長三角三省一市制造業基于全國水平的區位熵和每個地區制造業具體行業產業集聚程度。對于部分缺失數據，本文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充。

2.2 測度結果與分析

2.2.1 從地區分析來看

由表1 可得，長三角區域整體制造業已經發展專業化生產，制造業集聚水平較高，相比全國的制造業發展具有一定優勢。樣本期內，變化波動較小，一直處于比較穩定的集聚水平。在長三角區域內部，四個地區的制造業集聚水平差異較為明顯。2011-2020 年江蘇省、浙江省制造業的區位熵均大于1，說明兩地制造業專業化程度較高，具備全國性的相對比較優勢，浙江省區位熵數值略低于江蘇省。如圖1，江蘇省、浙江省制造業區位熵變化較小，兩地制造業集聚程度較為穩定。江蘇省2011年區位熵值最大值為1.39，之后穩定在1.18，均未超過1.20；浙江省穩定在1.13，沒有形成理想的超高集聚水平。由于本文采用的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地方民營小企業和家庭小作坊不在計算范圍內，浙江省歷來又是民營小企業發達的省份，導致浙江省制造業集聚度計算結果比預期低，統計結果所出現的浙江省制造業集聚水平現狀與浙江省發達的專業化生產有一定偏差。

圖1 2011-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制造業集聚度折線圖

表1 2011-2020年長三角地區制造業區位熵指數

安徽省2011-2018 年區位熵均大于1，集聚水平較高，制造業專業化程度高。在2019-2020 年，安徽省轉變為制造業集聚劣勢省份，由折線圖可知，整體趨勢明顯下降。上海市是四個地區中制造業集聚程度最低的，除2017 年外，區位熵均低于1，制造業專業化生產能力弱，相比全國具有一定劣勢。從圖1 看出，上海市總體制造業集聚呈下降趨勢走向。從上海市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該地區服務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斷增加，金融、信息和科技服務業增勢迅猛，工業發展比較低迷，制造業的集聚程度不可避免地呈下降態勢。

2.2.2 從行業分析來看

1）行業整體集聚狀況

由表2可知，從制造業行業來看，當下長三角制造業行業整體集聚狀況還不夠理想，“百花齊放”的發展形勢并不突出，許多行業還沒有達到專業化生產水平，競爭優勢有待提高。一方面，只有一半制造業行業的區位熵超過1，具備全國性的比較優勢。其中，化學纖維制造業區位熵最高，為2.28。通用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的區位熵均高于1.50，排名長三角區域制造業的前三位。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在長三角地區起步早，輻射帶動作用強，有深厚的發展基礎，集聚優勢明顯。長三角紡織服裝產業集群涵蓋完整的產業鏈，從紡織化纖生產到織物的織造再到染后整理，最后形成服裝生產。紡織化纖行業前6 位龍頭企業中5 家位于長三角，紡織業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化學纖維制造業在長三角的專業化生產。同時，有9 個制造業集聚行業的區位熵不超過1.20，在全國的競爭優勢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表2 2011、2020年長三角制造業行業區位熵指數

另一方面，15 個區位熵未超過1 的行業中，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等區位熵值徘徊在0.50 上下，集聚水平非常低，其他區位熵未超過1的行業其值在0.70 左右，行業專業化水平不高，在全國相關行業競爭中處于下風。由表3 可知，根據制造業要素密集度分組，長三角制造業集聚水平墊底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具有全國比較優勢的行業多為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伴隨著經濟發展，長三角正在從制造向智造的轉型，不再依靠廉價勞動力帶來的發展優勢，技術對制造業發展的影響更值得我們關注。

表3 制造業行業按要素密集度分組

2）行業集聚趨勢變動

從行業變動的整體趨勢分析，2011-2020 年制造業三分之一行業的集聚狀況較為穩定，區位熵值變化較小，在0.10 以內，其余三分之二行業的集聚趨勢變化明顯。如表3，對制造業行業按要素密集度進行分組可知，有10個行業的專業化狀況有所改善，制造業集聚的全國優勢逐漸加強，包括3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家具制造業，造紙和紙制品業，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4 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2 個資源密集型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1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煙草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的區位熵增幅最大，歷年來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從1.17上升到1.70。

同時，有9 個制造業行業出現了集聚狀況下降的現象，分別是3 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2 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化學纖維制造業），2 個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和2 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汽車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出現最大降幅的是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降幅為0.50。儀器儀表制造業、其他制造業的區位熵值呈倒“U”形變化，轉折點發生在2014 年。

基于以上制造業行業測度分析可以發現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的行業分異十分明顯，傳統制造業行業亟須改造升級，尋找新的突破口，新興制造業還面臨培育壯大的市場挑戰，帶來巨大的制造業退潮壓力，地方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和高質量發展模式的調整，值得引起關注［19-20］。

3）行業集聚地區差異

就具體?。ㄊ校┯虻闹圃鞓I行業集聚而言，長三角三省一市的?。ㄊ校┯虿町惷黠@。2020年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制造業行業區位熵大于1.00 的行業分別有14 個、17 個、14 個和13 個，浙江省最多。不同?。ㄊ校┯蚓哂腥珖缘膶I化優勢行業各有差異，江蘇省和上海市以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江蘇省制造業集聚水平前四的行業分別是化學纖維制造業（2.15）、儀器儀表制造業（1.86）、通用設備制造業（1.67）、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1.58），區位熵均高于1.50，專業化生產優勢較強；部分行業如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0.12）集聚水平極低，反映出江蘇省內制造業行業發展存在較大不平衡。浙江省的化學纖維制造業（4.59）、紡織業（2.32）、儀器儀表制造業（2.03）具有突出的集聚優勢，其化學纖維制造業的區位熵是江蘇省的兩倍多，已經達到全國最高的專業化生產水平。集聚水平最低的是農副食品加工業（0.26），浙江省工業發展歷史悠久，以第三產業為主，城市化水平高，農業生產相對薄弱。安徽省作為全國糧食主產省，農業占比相對較高，因此安徽省農副產品加工業區位熵大于1.00，具備全國性的相對比較優勢?；瘜W纖維制造業（0.35）在安徽省的產業集聚水平極低，與江蘇省和浙江省完全相反，上海市同樣具有這種特點。上海市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4.68）、汽車制造業（2.41）、煙草制品業（2.37）與通用設備制造業（2.10）四個行業區位熵均大于2.00，產業集聚水平高，專業化程度較深。集聚水平最低的化學纖維制造業區位熵僅有0.06，制造業行業發展不平衡問題十分嚴重。由此也可以看出長三角地區化學纖維制造業的專業化生產主要是由江蘇省和浙江省帶動的，兩省由于紡織服裝產業集群的發展，帶動化纖產業的發展。

2011-2020 年，三省一市分別有不同的制造業行業出現了較大程度的變動。江蘇省醫藥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區位熵值提升到1.00 以上，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區位熵值下降至1.00 以下，紡織服裝、服飾業下降幅度最大。浙江省集聚水平明顯上升的行業是煙草制品業，汽車制造業和制鞋業等行業出現集聚狀況明顯下降的現象，皮毛制品和制鞋業的區位熵值下降了0.96，這表明浙江省傳統皮革業的發展受到新興制造業培育壯大的沖擊，亟須在變革升級中尋求突破良方。安徽省其他制造業集聚水平提高，汽車制造業集聚水平下降，失去全國性的專業化相對優勢，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的區位熵值下降了1.20，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發展中對于生態環境的忽視。上海市制造業明顯上升的行業居多，其中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的區位熵值提升了2.41，集聚水平提高十分明顯，專業化水平顯著提升。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其他制造業的集聚水平下降，專業化水平下降。

本文對以上結論作出總結分析如表4。各?。ㄊ校┰谥圃鞓I發展上對高耗能、高污染、高資源依賴行業進行了調整，行業改進方面取得很大成效，應該注意對廢棄資源的綜合利用還需進一步加強，拉動社會效益的同時還需要更加注重生態效益，實現產業綠色升級。同時作為長三角專業化生產優勢產業的汽車制造業正面臨著來自國內外新興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沖擊，傳統燃油汽車制造行業面臨亟須調整的壓力，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技術革新。因此，傳統汽車制造業行業需要突破技術瓶頸，實現技術革新。

表4 2020年長三角各?。ㄊ校┲圃鞓I行業集聚現狀總結

3 長三角制造業集聚影響因素分析

3.1 影響因素選取與方法說明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開放水平會對制造業集聚產生重要影響。對外開放水平越高，會帶來大規模的外商投資和間接的產業轉移，制造業的發展有機會得到更多外商資金和國外先進技術支持，使得專業化生產能力提高。伴隨著國際貿易和國際市場擴張，制造業企業為獲得更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和提高國際競爭優勢，會向開放水平更高的區域集聚，帶來規模經濟效應。根據城市經濟學研究理論，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為經濟發展帶來正向的外部效應。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文化制度系統和其他資源保障會隨著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變得更好。城鎮化水平提高，可以吸引周邊鄰近地區的生產要素不斷向城市聚集，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良好的生產條件包括豐富勞動力和其他資源保障，促進產業集聚有效提升［21］，對制造業產業集聚會產生正向影響。市場需求極大影響企業的供給，更廣闊的市場有利于制造業企業集聚。作為制造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豐富穩定的勞動力供給會促進制造業集聚。長三角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發展優勢，吸引豐富的勞動力。勞動力成本是企業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業形成競爭優勢，勞動力成本高低對制造業集聚會產生重要影響［22］。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借鑒已有成果，基于數據可得性，提出影響制造業集聚的四個因素，分別是對外開放度、城鎮化水平、市場需求、勞動力成本，考察其對于長三角制造業集聚水平的影響。使用區位熵方法度量長三角制造業的產業集聚水平，并以選取的四個變量為解釋變量（見表5），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對影響制造業產業集聚的諸多因素進行分析，構建的模型如下：

表5 各變量設置

式（3）中c為常數項，εit為誤差項，估計結果經Hausman檢驗，選擇隨機效應模型。

3.2 數據說明

本文共選取2011-2020 年共10 年的統計數據作為分析樣本，數據均來自研究省市的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中國統計年鑒》。對于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充。

3.3 實證分析與結果輸出

根據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6）可知，在整體回歸中，所有變量對于制造業集聚水平的影響均在1%水平下顯著。就長三角區域而言，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場需求水平提高對制造業集聚有正向促進作用，對外開放水平的作用遠遠大于市場化效應的作用。相反，城鎮化水平提高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對制造業集聚產生負向影響。

表6 面板模型隨機效應回歸結果

具體來看，對外開放水平的影響系數達到12.154，表明長三角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會促使制造業向著專業化、集約化的方向發展。在外向型經濟下，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會吸引更多外商投資，使得制造業發展具備良好的資金支持，可以提供各類尖端的生產設備和多樣化生產技術，有利于制造業集聚水平提高。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長三角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深入，國際市場份額持續擴大，國際競爭力加強，吸引大量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人才和先進生產技術。這些要素的結合降低制造業企業生產成本，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優質條件，極大提升長三角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發展優勢，促進制造業企業向智能化、高端化發展［23］。同時也有利于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形成規模經濟。此外，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全球制造業分工體系，不僅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也鼓勵高科技人才和資本的匯集，在制造業集聚過程中進一步加速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集聚。這是近年來長三角地區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集中度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新發展格局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因此未來對外開放水平這一因素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作用會減弱。

市場化水平對制造業集聚有正向影響。長三角地處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人口眾多，市場需求大，多樣化的需求會推動制造業企業專業化的供給，市場需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促進該地區的制造業產業集聚。但是市場需求提高對制造業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甚小。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們現在的需求更多是對基于提高生活質量的追求，制造業產品大部分為工業品，從需求角度來看，對于制造業企業基于專業化供給形成集聚影響作用小。

根據已有研究表明，在城鎮化水平提高過程中，豐富的資本和大量的勞動力、產業向城市集中，要素集聚為制造業企業擴大規模，產生規模效應提供有利條件和廣闊市場。城市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將會提升，便利的生產要素能提供組裝所需的空間和物質保障，促進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形成制造業企業集聚，有助于制造業集聚水平的提升。但是，長三角地區城鎮化水平提高對于制造業集聚會產生負向影響，影響系數達-1.825。從研究來看，勞動力數量已經不再是影響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城鎮化水平提高吸引著豐富的勞動力，對于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促進作用減弱。同時，長三角地區城鎮化水平已居于全國前列，人口過分向城市集聚，地租水平持續上漲，出現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問題，阻礙制造業在更大范圍的集聚，產生負向影響［24］。

在勞動力池的因素中，工資水平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工資水平的提升將會促使制造業集聚水平降低。進入21 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隨著地方經濟水平的發展，地區工資水平也將提高。對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企業來說，勞動力工資占生產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工資成本上升將導致這些企業的收益減少。因此，需要大量工人的制造業傾向于選址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方。根據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現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行業集聚在顯著下降。由于高技術、人力資本等高端要素對制造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傳統要素驅動企業不斷進行產業升級轉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行業集聚水平大幅提升，勞動力成本對長三角制造業集聚會產生較低的負向影響，但這種影響相比較低。

3.4 穩健性檢驗

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水平的影響因素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同時序列相關和異方差等問題也可能會干擾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采取更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原被解釋變量制造業集聚水平區位熵通過制造業總產值與GDP 比重計算，現替換成制造業營業收入與GDP 比重計算，結果如表7 所示。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場需求水平提高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有顯著正向影響，城鎮化水平提高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對制造業集聚產生負向影響?？梢?，基準回歸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表7 穩健性檢驗結果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通過上文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集聚水平測度的結果與分析，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1）長三角地區整體制造業集聚水平較高，制造業發展相比全國具有一定優勢，波動性小，比較穩定。江蘇省和浙江省在樣本期內制造業集聚水平一直穩定保持在較高水平。安徽省制造業集聚水平次之，整體趨勢明顯下降。上海市制造業集聚程度最低，制造業并沒有達到專業化生產的臨界值，波動性大，制造業集聚呈下降趨勢。

2）從制造業行業來看，當下長三角地區制造業行業集聚狀況不夠理想，還有提升空間。一方面，僅有二分之一的制造業行業區位熵大于1，具備專業化生產的比較優勢。其中化學纖維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集聚水平排名長三角區域制造業的前三位。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在長三角地區起步早，輻射帶動作用強，有深厚的發展基礎，集聚優勢明顯。另一方面，15 個區位熵未超過1 的行業中，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等行業區位熵值徘徊在0.50 上下，集聚水平非常低，其他區位熵未超過1 的行業其值在0.70 左右，行業專業化水平不高，在全國相關行業競爭中處于下風。

3）按制造業要素密集度分組，長三角地區集聚水平墊底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具有全國比較優勢的行業多為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反映出伴隨著經濟發展，長三角正在從制造向智造轉型，不再依靠廉價勞動力帶來的發展優勢，技術對制造業發展的影響更值得我們關注。

4）2020 年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制造業行業區位熵大于1.00 的行業分別有14 個、17個、14 個和13 個，浙江省最多。不同?。ㄊ校┯蚓哂腥珖缘膶I化優勢行業各有差異，江蘇省和上海市以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

通過對影響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發現：

1）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場需求水平提高對制造業集聚有正向促進作用，對外開放水平的作用遠遠大于市場需求的作用。長三角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會促使制造業向著專業化、集約化的方向發展。在外向型經濟下，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使得外資有更多機會流入，為制造業集聚水平的提升提供資金支持。

2）城鎮化水平提高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對制造業集聚產生負向影響。由于勞動力數量已經不再是影響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城鎮化水平提高伴隨著大量勞動力的涌入，對于長三角制造業集聚的促進作用減弱。同時，長三角地區城鎮化水平已居于全國前列，人口過分向城市集聚，地租水平持續上漲，伴隨著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問題，阻礙制造業在更大范圍的集聚，產生負向影響。由于高技術、人力資本等高端要素對制造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傳統要素驅動企業不斷進行產業升級轉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行業集聚水平大幅提升，勞動力成本對長三角制造業集聚會產生負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很小。

4.2 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對策建議：

1）完善區域制造業布局，突出制造業發展的生態、產業和區位特色

各地應發揮各自的資源稟賦、空間位置和產業技術比較優勢，有針對性地確定產業發展定位，差異化打造制造業龍頭企業，為長三角地區的發展聚合實力。如浙江省和江蘇省的化學纖維制造業，可以根據產業集群的成長階段，按照從集聚區到產業網絡再發展集群功能的成長路線，合理按步驟培育化學纖維制造業集群。同時，針對現在的綠色發展理念，要注重對廢棄資源綜合利用制造業的發展，鍛造出內部循環的生態產業鏈，實現資源利用價值和效率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減少制造業發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壯大實體工業經濟的競爭力［25］。

2）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地區的對外開放度越高，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的頻率越高，制造業的集聚水平就越有可能得到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地區要充分利用地理優勢，進一步促進對外開放。在招商引資時，要把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根據要素市場化流動，避免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政府積極制定相關政策，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一方面，鼓勵企業走出去，充分挖掘外資的貢獻，積極爭取外資，努力提高本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同時，加快引進關鍵技術核心制造企業，吸引更多先進制造業企業落地長三角，打造傳統制造業競爭優勢，補齊先進制造業產業鏈短板，為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注入外部活力。

3）推動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

為鼓勵制造業集聚發展，長三角地區應推動新型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同步發展，更好地發揮兩者的內生交互作用，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互帶動，促進制造業集聚發展。傳統追求速度和規模的城鎮化需要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的城鎮化轉變，以適應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一定程度上對制造業集聚產生積極正向影響。杜絕過度城鎮化帶來的城市病問題導致制造業無法在更大范圍的集聚，使制造業發展的成本上升，阻礙制造業發展。要立足城市要素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培育發展特色鮮明的城市制造業產業［26-27］。通過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充分促進科技、人力資本等高質量要素向優勢地區集中，推動制造業發展，形成專業化生產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