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行業工資差距的影響研究

閆曰奇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0 引言

縮小收入差距是實現中國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行業工資差距作為我國三大收入分配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之一，一直以來備受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陳釗等，2010［1］；周云波等，2017［2］；李昕等，2019［3］）。據《中國統計年鑒》測算，2016-2018 年我國行業間工資基尼系數分別為0.126 9、0.132 0、0.132 8，行業工資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扎實推進人民群眾共同富裕。為此，合理有效地縮小行業工資差距是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

與此同時，自Tapscott（1996）提出“數字經濟”概念后，有關數字經濟的內容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目前國內外對數字經濟的定義尚未形成共識，例如美國BEA（2018）發布的《定義和測度數字經濟》研究報告中指出數字經濟主要是互聯網以及相關的信息通信技術,將其范圍界定為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和數字媒體三個方面；中國G20（2016）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本文吸取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經驗，基于我國省級層面數據的可得性，將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范圍界定為互聯網普及率、相關信息化從業人員情況、相關信息化產出情況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四方面（劉軍等，2020［4］；趙濤等，2020［5］）。

近年來，數字經濟與收入差距尤其成為國內外經濟學者熱衷于探討的因果關系之一。國外學者主要從勞動收入份額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視角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數字經濟發展會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及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而國內學者主要從區域、城鄉、異質性個體視角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數字經濟會造成區域發展不協調，加劇城鄉收入差距以及技能溢價擴大等現象。但以往文獻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多見，國內僅王子敏等（2022）［6］和馬光明（2022）［7］等學者從數字經濟分支視角（工業智能化、數字貿易等）探討其對行業工資差距的影響，且研究結論也不一致。

本文基于上述有關數字經濟的范圍界定，構建相應指標體系以測算2011-2020 年31 個省級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并搜集影響行業工資差距的其他變量形成平衡面板數據，以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工資差距的影響。為此，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從而提出研究假設，通過確定計量模型及變量，收集數字經濟發展與行業間工資差距的統計數據，實證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工資差距的總體影響及地區差異影響。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行業工資差距的成因

行業工資差距問題早期就有學者研究，但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行業工資差距才逐漸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這主要歸功于Dickens 和Katz（1987）［8］、Krueger 和Summers（1988）［9］等的開創性工作，他們證實了不同國家不同行業間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確實存在差距，這種差距長期存在且呈現擴大趨勢。

行業間為何產生工資差距，國外學者主要從人力資本理論、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理論、效率工資理論、制度理論（工會因素）和技術進步等方面對其進行解釋。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分布差異是行業工資差距的主要原因，因為高素質勞動力比重較高的行業生產效率高，會支付更高的平均工資，從而拉大行業工資差距；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理論則主要從“短期差異說”（短期內產品供不應求的行業，會支付更高工資）和“補償性差異說”（工作所處行業給勞動者帶來的負效用越大，需要更高的工資進行補償）對行業間工資差距進行理論解釋；效率工資理論強調高工資激勵員工高效率工作，從而降低監督成本和離職率，但由于行業間在勞動監督成本和激勵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行業工資存在差距；制度理論主要是國外的工會力量對行業工資差距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近年來其影響有逐漸減弱的趨勢。除上述四種理論外，如今諸多學者越發認可技術進步是影響行業工資差距的主因，原因在于由于行業屬性不同，技術發展水平各異，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造成行業間工資差距擴大。

近年來，國內學者主要從壟斷、人力資本、貿易開放和技術進步等方面對我國的行業間工資差距進行理論與經驗分析。比如陳釗等（2010）［1］基于回歸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發現，商品市場壟斷地位帶來的超額利潤是行業間工資差距的來源，而勞動力市場的非競爭性也是行業間工資差距存在的另一重要條件。凌繼全等（2012）［10］利用我國服務業細分行業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高質量人力資本比重增加可以擴大行業工資差距。鄧翔等（2019）［11］基于我國行業面板數據發現，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對行業收入差距的影響曲線呈倒“U”形，并且通過勞動力就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行業生產效率影響行業收入差距。

1.2 數字經濟對行業收入差距的影響

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新一代經濟社會形態，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各行各業勞動者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收入分配格局。

從歷次技術革命經驗來看，技術變革引起產業結構變革進而影響行業間就業結構（包括就業質量結構與就業數量結構）變化，行業間收入分配格局亦隨之改變。近年來，隨著我國數字經濟與各行業的深度融合，表現為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兩大部分。一方面，數字產業化及產業數字化的共同發展推動區域內的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即地區產業結構從低水平狀態向高水平狀態發展的有序動態演變過程（陳永強、張昕鈺，2023［12］），并且在該過程中推動行業間勞動力質量結構變化。由于新興數字產業多屬知識密集型產業，相比于傳統產業而言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更高，導致新興數字產業人力資本平均水平上升，行業生產率及工資水平隨之提高，進而導致不同行業工資差距擴大。另一方面，數字產業化及產業數字化的共同發展推動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合理化進程，即提高不同產業之間的耦合質量，包括產業間的協調程度和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劉洋、陳曉東，2021［13］），并且在該過程中推動行業間勞動力數量結構變化。由于新興數字產業占比提高，勞動力為追求高工資傾向于從傳統產業向新興數字產業轉移，更多的勞動力逐漸聚集于新興數字產業，基于協同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會導致新興數字產業生產率及工資水平提高，不同行業工資差距逐漸擴大。

從行業屬性來看，作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術，雖然數字技術的進步對第一、二、三產業發展均有深遠影響，但應用于不同行業卻存在明顯的時滯性差異（楊謹、傅德印，2023［14］）。其原因在于數據要素對工業與高端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有快速且高效的促進作用，尤其如具有較高的固定成本和近乎為零的邊際成本屬性的信息技術產業能夠與先進的數字技術產生較強的互補性，從而提高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平均工資，但對第一產業的影響卻存在明顯的時滯性，這是由于農業生產主要取決于生物的生長過程，而大數據或算法無法改變有機體的生長過程，致使農業勞動生產率遠落后于其他產業。正是由于行業屬性的不同導致了不同行業的數字技術應用水平差異較大，長期下去會導致產業發展的極化效應，從而擴大不同行業的工資差距。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會擴大我國的行業間工資差距。

從地區發展差異來看，依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 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產業園數量占比分別為41%、28%、25%、6%。并且以中西部地區為主的省區市更加重視本地區第三產業數字化投入，而以東部地區為主的省區市則更加重視本地區第二產業數字化投入。由此可見，隨著我國數字經濟在各地區不同產業的差異化發展，對行業間收入分配格局必定產生較大的差異化影響。根據馬光明（2022）基于2011-2020 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數字貿易發展對行業工資差距的擴大作用在中西部地區更加明顯［7］。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數字經濟發展對各地區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具有差異性。

2 研究設計與統計事實

2.1 計量模型

本文為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工資差距的影響，基于2011-2020 年省級面板數據，設置如下基準回歸計量模型（1）：

式（1）中，被解釋變量Wagegapit表示i 省份t 年的行業間工資差距；核心解釋變量Digitit表示i 省份t 年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Zi表示影響行業間工資差距的控制變量，包括國有壟斷程度、對外開放程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本形成額占比、高技能勞動力占比；μi表示省份個體效應、δ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2.2 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Wagegapit：衡量i 省份t 年的行業間工資差距

一方面本文借鑒李昕等（2019）［3］的方法，以行業基尼系數為測算行業間工資差距的指標，具體測算公式（2）如下：

式（2）u 為所涉及19(n=19)個國民經濟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pi和pj為第i 和第j 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數比重，yi和yj為第i和第j行業的平均工資,其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家數據的分省年度數據部分。

另一方面本文借鑒馬光明（2022）［7］的方法，以省級地區不同行業工資水平的離散系數為測算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另一指標，用于穩健性檢驗，具體測算公式（3）如下：

式（3）wageijt為第i 省份第j 行業第t 年的平均工資，θijt為第i 省份第j 行業第t 年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wagewit為第i 省份第t 年的各行業的加權平均工資，Wagegit為第i 省份第t 年的行業間工資差距，所需數據來源同上。

2）核心解釋變量Digitit：衡量i 省份t 年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本文借鑒劉軍等（2020）［4］、趙濤等（2020）［5］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金融普惠兩方面測度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思路，搜集“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從業人員占比”“人均電信業務總量”“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五維指標。一方面通過熵權法將五維指標轉化為單一指標得到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另一方面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將五維指標轉化為單一指標用于穩健性檢驗，其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及相應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

3）控制變量Zi

具體包括：影響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國有壟斷程度（Mono），本文利用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總從業人數的比重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本文利用進出口總額占各省份GDP比重來衡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PGDP），本文利用地區生產總值與總從業人數的比值來衡量；資本/產出比（K/Y），本文利用固定資本形成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高技能勞動力占比（Skill），本文利用各地區大專學歷及以上就業人員占比來衡量。以上原始數據均來源于相應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

本文的變量設定及數據描述性統計的匯總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設定及數據描述性統計

2.3 數字經濟發展與行業間工資差距的統計事實

基于2011-2020 年31 個省級面板數據，本文繪制了行業間工資差距與數字經濟發展的關系圖（見圖1）。從圖1 可以直觀發現，隨著數字經濟發展，行業間工資差距逐漸擴大，并且該正相關性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接下來本文將通過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發展是否與行業工資差距存在顯著的正向因果關系。

圖1 行業間工資差距與數字經濟發展的關系圖

3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3.1 基準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

表2 分別利用混合回歸、固定效應、隨機效應在逐步控制省份與時間的情況下匯報了基準回歸結果1基于Hausman檢驗結果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為宜，＊＊＊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號內數值為其系數的t或z統計值，下同。由表2 Digit 前的參數估計值可知，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均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會擴大我國的行業間工資差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估計結果，例如Mono 前的參數估計值均顯著為正，這表明隨著一個地區（省或直轄市）國有壟斷程度越高，該地區行業間的工資差距也會拉大，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地區國有壟斷力量利用行政手段限制了不同行業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維持了高壟斷利潤行業的存在和發展，導致行業間工資差距擴大；PGDP前的參數估計值較小但同樣均顯著為正，這表明經濟發展水平會對行業間工資差距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影響力度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該地區總體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會同時增加各行業的利潤，導致各行業勞動力的平均工資水平整體提升，但行業間的工資差距不會拉大太多；Skill 前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為負，這意味著，一個地區大專及以上勞動力占比的提高會縮小行業間的工資差距，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當前就業壓力大，部分高技能勞動力迫于生計選擇涌入競爭壓力小的低收入行業（例如農林牧漁業）就業，恰好提高了這些行業整體的生產效率和平均工資水平，行業間工資差距得以縮小。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3.2 異質性地區的回歸估計結果

表3 利用隨機效應模型匯報了不同地區2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0個?。ㄊ校?；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個??；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ㄗ灾螀^、市）；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3個省的回歸估計結果。由表3 Digit 前的參數估計值可知，數字經濟發展對各地區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其中對于中部地區的正向影響最大，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Mono前的參數估計值：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國有壟斷會顯著擴大行業間的工資差距，符合基準回歸的結論；但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國有壟斷會顯著縮小行業間的工資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區國有壟斷力量為貫徹共同富裕目標，通過再分配制度等（例如向農林牧漁業提供補貼）縮小了行業間工資差距。

表3 異質性地區回歸結果

3.3 內生性及穩健性的回歸估計結果

表4 分別利用2SLS 及面板2SLS、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及被解釋變量匯報了內生性及穩健性的回歸估計結果。由表4 列（1）、列（2）Digit 的回歸估計結果可知，在減輕基準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數字經濟發展仍會擴大我國的行業間工資差距。另外，本文將數字經濟發展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無論通過2SLS，還是通過面板2SLS，第一階段系數均顯著為正并且均通過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證實該工具變量的有效性。而由表4 列（3）、列（4）Digit 的回歸估計結果可知，無論是替換核心解釋變量還是替換被解釋變量，Digit 前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表4 內生性及穩健性回歸結果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為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梳理了有關數字經濟對收入差距以及行業工資差距成因的文獻，基于2011-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本文提出的2個假設。研究結果表明：

1）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行業間工資差距逐漸擴大，該結論在內生性處理及穩健性檢驗下仍成立。

2）數字經濟發展對各地區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其中對于中部地區的正向影響最大。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縮小行業工資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具有如下政策啟示：

1）由于行業屬性不同，數字技術應用水平各異，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造成行業間工資差距擴大。為此，各地區政府應采取積極干預措施鼓勵傳統產業的數字化，例如向應用數字技術的傳統產業企業發放補貼，搭建平臺促進校企合作，目的是讓高技能人才畢業后有效對接應用數字技術的傳統產業企業，既能解決當前普遍存在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也可以讓應用數字技術的傳統產業企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傳統產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縮小行業工資差距。

2）由于地區發展差異，數字經濟發展對各地區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同樣具有差異性。為此，各地區在鼓勵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基礎上，應建立各地區之間的緊密技術交流，例如各地區政府可以多召開企業技術展，邀請不同地區相關產業與不同產業的企業家參觀交流，減少地區間與產業間存在的數字鴻溝，縮小地區數字化差異與行業工資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