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網絡格局與影響因素分析

張 瑩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0 引言

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逐漸擴大，人口流動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顯著的作用，解決了由于制度改革釋放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受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驅動，人口流動在空間上表現出較強的單向流動特征，人口主要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這在促進發達地區人口進一步集聚的同時也導致了落后地區人口的流失問題，擴大了東西部之間以及省會城市和其他城市間的差距。

西部地區疆域遼闊，資源豐富，土地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其豐富的油氣資源能緩解東部地區能源緊張問題，改善能源消費結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同時，西部大部分地區是我國經濟欠發達、需要加強開發的地區，因此，西部地區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從1999 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提出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西部大開發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同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有較大差距，同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有一定不足。因此，分析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網絡格局及其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針對性地采取措施促進西部地區人口流動，對西部地區人力資源結構優化與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綜述

人口流動指人們的常住地發生了跨越一定行政邊界的空間移動事件［1］，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2］。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口流動格局進行了深入研究，余運江和高向東（2016）結合流動人口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從省內和省際兩個角度來分析我國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狀況，結果表明，省際流動人口規模在空間上呈現出“東南沿海集中連片，中西部一枝獨秀”的特點，省內流動人口分布則較為均勻［3］。沈詩杰和沈冠辰（2020）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的空間結構特征，認為流動人口多數從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流向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4］。孫峰華等（2006）從省、直轄市、自治區，九大經濟區與三大經濟地帶三個方面,探討了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區域凈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研究發現人口流動也存在著從經濟發達地區流向欠發達地區的“逆流”現象，這種“逆流”對推動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5］。馬志飛等（2019）通過探討城—城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得出，城—城流動人口存在向發達地區和發達城市集聚的現象，但中等城市仍然是城—城流動人口的重要流入地［6］。盛亦男和楊旭宇（2021）分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集聚的空間分布格局，研究發現三大城市群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分別呈雙核分布穩定的星狀網絡、多中心發散網絡與中心—外圍層次結構明顯的特點［7］。蔣小榮和汪勝蘭（2017）通過研究中國地級以上城市人口流動網絡發現，人口流動呈現“兩大四小”的多中心網絡空間格局，其中，“兩大”和“四小”分別為京津冀、長三角、成渝、關中、珠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龍頭城市，這六大節點是全國范圍內主要的人口流動集散中心［8］。張偉麗等（2021）比較了不同年份間人口流動網絡的空間分布格局演變，發現人口流動網絡的空間分布格局相對穩定，呈十字骨架支撐的菱形分布，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及長江中游城市群等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動較多［9］。

在流動人口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也作了比較充分的研究。薛彩霞等（2020）認為影響人口流動的最基本因素仍是經濟因素，不同等級城市的流動人口影響因素存在異質性，提升型因素(學習培訓)主要對一線城市人口流動產生顯著影響，生計型因素(務農經商等)則主要影響二、三、四、五線城市的流動人口［10］。姚先國等（2021）從遷入與遷出兩個角度分析，認為自然災害和人口規模等因素導致的收入和就業機會減少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原因，而人口流入則是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綜合權衡的結果［11］。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因流動范圍不同而存在異質性，公共服務水平是促進人口省內遷移的重要因素，戶籍制度和遷移距離是阻礙人口省際遷移的主要因素，流入地的高就業率和高城市化水平是促進人口省際遷移的重要因素（李榮彬、王國輝，2016；張耀軍、岑俏，2014）［12-13］。雖然主流研究認為影響人口流動的決定性因素仍是就業機會、工資收入等經濟因素，但也有學者提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醫療、社會服務以及居住環境等舒適度因素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力也在逐步提高（李天籽、陸銘俊,2022）［14］。李拓和李斌（2015）從城市公共服務和房價負擔等多角度綜合分析了中國跨地區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影響人口流動的顯著因素是城市公共服務和相對收人水平，而房價負擔過重成為抑制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15］。張偉麗等（2021）綜合新古典理論和舒適度理論后進一步提出，人口的流動更趨向于提高舒適程度，而非單純追求高收入［9］。

以上關于人口流動空間分布格局的研究十分豐富，不管是基于全國層面的研究，還是基于多個城市群或單一城市群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重心大多放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重點分析人口流入較多的城市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變化，而對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人口流失較嚴重的西部地區，卻鮮少有人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43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運用ArcGIS 空間統計工具重點考察西部地區人口流動在空間上的分布格局，并借鑒學者們對于流動人口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分析方法，運用QAP模型對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域概況

本文以西部大開發12 省市區143 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2021 年，西部地區經濟總量為236 142.3 億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19.5%，常住人口38 306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1.6%，建成區面積為1.5 萬km2，占全國城市總建成區面積的25.1%，西部地區平均人口密度為2943 人/km2，根據抽樣調查數據測算，西部地區流動人口占比為27%。

2.2 數據來源

人口流動數據使用可獲取的最新2018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MDS）數據，相關影響指標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9）》、各省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2019）。將流動人口定義為在本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主要以生活和工作為目的且為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5周歲及以上人口。

2.3 研究方法

2.3.1 出入度盈余指數

利用Ucinet 軟件計算出西部各城市的出度值和入度值，進而得到出入度盈余值，以此反映西部地區各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大小。其計算公式為：Ri=Ii-Oi；Ci=Oi-Ii。其中，Ii和Oi分別表示城市i 的入度值和出度值，Ri和Ci分別表示城市i 的入度盈余和出度盈余，Ri 大于0 表明該城市對流動人口有較強的吸引力，Ci大于0 表明該城市對流動人口有較強的輻射力。

2.3.2 人口流入相對強度指數

參照曹廣忠等（2021）的研究方法構建了人口流入相對強度指數NOD［16］，定量反映了流出地O 的人口流出強度及其對流入地D 的偏好程度，NOD大于（或等于、小于）1，表示O 地人口流入D 地的強度高于（或等于、低于）全國人口流入D 地的平均強度。公式如下：

其中，MOD為從O 地流動到D 地的人口規模，PO為O地戶籍人口規模，MD為D 地流入人口總規模，PNonD為全國除D地以外的戶籍人口總規模。

2.3.3 QAP模型

QAP 包括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兩者在原理上基本一致，相關分析考察的是兩兩矩陣之間的相關關系，而回歸分析則考察多個矩陣和一個矩陣之間的回歸關系，具體模型如式（2）所示，模型中的所有變量均為n階方形矩陣。

其中，αi(i=1,2,......,8)為待估計參數，Pm 為被解釋變量，Pgdp、Pro3、Pdb、Pat、Old、Med、Int、Len 為解釋變量，μ為殘差項。

3 西部人口流動網絡的空間分布格局

2018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在西部地區獲取了58 995 個有效樣本，占全國的34.71%。西部地區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約為39歲，平均居留年限7.49年，大專以上學歷占比為15.35%，60歲以上占比接近4.4%，農業人口占比為82.4%。與全國相比，西部地區的流入人口具有居留時間短、學歷較低、老齡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占比相對較高且男性人口偏多的特點。

西部地區流入人口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本文以西部地區為研究對象，考察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空間分布格局，并從城市的吸引力方面來重點分析流動人口在西部地區內流動的主要原因。

表1 2018年西部地區流入人口基本情況

3.1 西部地區城市間人口流動空間分布

從圖1（a）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城市間人口流動數量主要表現為省內流動且存在明顯的省會集聚特征，省際流動則呈現出就近遷移特征。西部地區城市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省內遷移，例如從海東市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552 個，從來賓市到柳州市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307 個，從固原市到中衛市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300個。西部間流動人口多數向省會城市集聚，例如從烏蘭察布市到呼和浩特市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922 個，從畢節市到貴陽市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565 個，從曲靖市到昆明市的人口流動樣本量為328 個。省際流動的城市對中數量較大的主要有：從重慶市到成都市，人口流動樣本量為101 個；從達州市到重慶市，人口流動樣本量為131個；從榆林市到銀川市，人口流動樣本量為133 個。就近遷移特點明顯，其中流動規模最大的一對是從廣安市到重慶市，人口流動樣本量為283 個。從圖1（b）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城市間人口流動強度呈現出省內遷移為主，省外遷移具有較強的指向性。西部間人口流動強度較大的城市對中有一條從固原市定向遷移到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其流動強度為311.7，其余均為省內遷移，如從固原市到石嘴山市的流動強度為489.7，從山南市到拉薩市的流動強度為368.6。上述城市對中，流入地為非省會城市的經濟總量均高于流出地城市，流入地為省會城市的城市等級均高于流出地城市。由此可知，西部間流動人口的省內遷移主要受城市等級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省際遷移主要受距離和文化差異的影響。

圖1 西部城市之間人口流動數量與強度圖

3.2 西部地區城市內人口流動空間分布

西部地區城市間的人口流動除在省際范圍內跨市區流動以外，還存在市域內流動的特征。如圖2（a）所示，從人口流動數量來看，流動規模較大的城市主要有重慶市、榆林市和遵義市，流動人口樣本量分別為3 296 個、1 061 個、562 個，流動強度分別為26.1、265、95.9。如圖2（b）所示，從人口流動強度來看，高人口流動強度的城市主要有金昌市、哈密地區、興安盟、錫林郭勒盟、和田地區，流動強度分別為1 110.2、1 073.3、765.5、540.4、523.8。由此可知，人口流動數量大的城市并不代表人口流動強度也大。人口流動數量大的城市多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2018 年，重慶市GDP 總量為20 363.19 億元，榆林市GDP 總量為3 848.62 億元，遵義市GDP 總量為3 000.23 億元，而人口流動強度高的城市多為邊境小城市。

圖2 西部城市內部人口流動數量與強度圖

3.3 城市對流動人口吸引力分析

本文選取12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根據計算出的各城市的入度盈余值來分析西部城市在人口輻射力和人口吸引力方面的異質性。

由表2可知，除重慶市外，西部地區各省會城市均對流動人口有較強的吸引力，這與前文闡述的流動人口在省域內流動存在明顯的省會集聚特征觀點一致。省會城市對西部地區流動人口有較強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區別于省內其他城市得天獨厚的優勢。省會城市一般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不管是從經濟角度還是從舒適度角度出發都是流動人口的最佳流入地。

表2 代表性城市入度盈余值

4 影響因素分析

通過上節分析可知，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主要特點為在省域范圍內流動。因此，本文將西部143個地級市按省份進行劃分，分析影響人口在省際流動的因素。由于重慶市為直轄市，本文將重慶市歸到四川省，以確保數據的有效性。

4.1 變量選擇

本文以流出地到流入地的人口流動網絡矩陣（Pm）為被解釋變量，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專利授權數、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城市間的距離為解釋變量，分析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

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差值矩陣（Pgdp）

經濟發展水平是推動人口流動的決定性因素（李榮彬、王國輝，2016）［12］，因此，本文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差值矩陣來測度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2）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差值矩陣（Pro3）

第三產業的發展有助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勞動者能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會吸引更多外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因此選取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差值矩陣來進行測度。

3）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差值矩陣（Pdb）

城市間的收入差距也是影響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之一，故采用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差值矩陣來測度城市間的收入差距。

4）專利授權數差值矩陣（Pat）

專利授權可衡量各城市的科技創新水平，而城市間的科技創新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人口流動產生影響，因此，用專利授權數差值矩陣來進行測度。

5）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差值矩陣（Old）

6）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差值矩陣（Med）

一個城市的社會保障能力越強越能給流動人口帶來更高的舒適度（李拓、李斌，2015）［15］，從而有利于促進人口流動，故本文采用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差值矩陣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差值矩陣測度城市間社會保障能力的差距。

7）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矩陣（Int）

互聯網普及率是衡量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且多數學者表明其對人口流動網絡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矩陣來測度城市間基礎設施水平的差異。

8）城市間的距離差值矩陣（Len）

由于城市間距離的遠近會對人口遷移成本以及人們對流入地信息的獲取產生不同的影響，最終會對人口遷移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文用城市間的距離差值矩陣來進行測度。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上文構造的社會網絡分析模型進行影響因素分析。

4.2 模型檢驗

QAP 回歸分析的實證結果如表3 所示。由表3可知，城市間的距離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差值是影響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

表3 人口流動網絡影響因素QAP 回歸分析結果

其中，城市間的距離對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新疆均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意味著西部地區省內各城市之間的距離越近越利于人口流動，距離越遠越不利于人口流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差值對內蒙古、廣西、貴州、云南、西藏、陜西、青海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作用，意味著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口流動的集聚效應越明顯。另外，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差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差值以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差值對西部地區的不同省份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中，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差值與西藏人口流動顯著正向相關，表明西藏自治區內城市間的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人口流動。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差值與青海省人口流動顯著正相關，這意味青海省內的人口在各城市間流動時，更加注重流入城市的醫療保障情況。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差值對西藏、陜西和青海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這三個省份的流動人口在選擇流入地城市時，對養老保障情況更加看重。除此之外，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差值、專利授權數差值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對西部不同的省份產生了異質性影響。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差值對內蒙古、貴州和陜西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在這三個省份內，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能夠促進人口流動；而對四川和青海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意味著第二產業對這兩個省份中一些城市的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更強。專利授權數差值對四川、青海和新疆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內蒙古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科技創新會帶動新興產業部門發展，吸引適齡勞動力流入。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新興產業部門的不斷發展，流入地對流入人口的素質要求逐漸提高，這種對流入人口的篩選便會對流動人口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與以往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不同的是，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對西部的不同省份產生了異質性的影響。其中，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對貴州和陜西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卻對云南和青海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多數地區開始廣泛部署互聯網以期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從而帶動當地的經濟增長，而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也表明，互聯網的發展對人口流動具有正向的作用。云南和青海的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差值矩陣回歸系數為負，這說明盲目地補貼低密度地區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并不能很好地帶動當地的經濟增長，人們的收入也并沒有因為互聯網投資而發生明顯的增加，因此并不能對人口流動產生積極的作用。這種由互聯網的廣泛部署而帶來的少數回報甚至無回報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回報之謎”(C.Forman 等,2012)［17］。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與地區的自身因素有關還與勞動力人口的供應有關，若沒有專業熟練的勞動力供應，仍可能不會對當地的經濟和收入產生影響，這種“門檻”會限制一部分流動人口的流入，也因此說明了互聯網的廣泛部署并不一定都對流動人口產生正向影響，也可能是負向影響。

總體而言，影響西部地區流動人口在省內流動的關鍵因素各不相同。對于大部分省份來說，距離越短，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城市之間越容易產生人口流動。也就是說，對于西部大部分省份來講，促進人口流動的因素主要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而阻礙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間的距離。對于個別省份來講，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也是促進人口流動的因素。此外，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專利授權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對一些省份的人口流動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具體而言，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專利授權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這三個因素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對人口流動產生了促進作用，但在一定的情況下也會成為抑制人口流動的因素。

5 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網絡的空間格局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西部地區間人口流動的主要范圍是省域內流動，就近遷移是西部地區間省際流動的主要方式，西部地區市域內人口流動數量大的城市多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人口流動強度大的城市多為邊境小城市。

2）從城市吸引力角度來說，除重慶市外，西部各省會城市均對流動人口有較強的吸引力。

3）西部地區人口在省域內流動時，大多數省份內的流動人口仍將城市間的距離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部分省份的流動人口也將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這三個因素考慮在內，而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專利授權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這三個因素對一些省份內的人口流動產生了差異性影響?；ヂ摼W寬帶接入用戶數在一定的情況下也會成為抑制人口流動的因素，這與以往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不同。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政府應加快完善西部地區城市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減少城市間交通出行時間，增強西部地區各省內城市間交通的便捷性，從而促進各城市間的人口流動。

2）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是促進西部地區省內各城市間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來刺激消費，通過需求來促進城市經濟發展以達到吸引流動人口集聚的目的。

3）人均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的差距也會促進人口流動，政府應當加快對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優化，通過提高城市舒適度水平的方式來增強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

4）不同省份的流動人口受到來自產業升級、科技創新和互聯網部署的異質性影響，因此當地政府需根據自身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若產生正向影響時，可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當成為阻礙人口流動的因素時，政府應考慮如何通過增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機會來減少地方由于第三產業發展而造成人口流失的情況，同時，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吸引高精尖科技人才的流入，避免出現科技創新或互聯網部署所需的勞動力與當地勞動力條件不匹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