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信息化建設與企業稅收負擔：基于金稅三期的準自然實驗

張 行 張學升

一、引言

金稅三期工程是中國稅收信息化建設的核心，也是中國特色的“一個集群、兩級中心、三新技術、四端互聯、五全覆蓋、六大機制”信息化體系的基礎平臺。①吉赟、王貞：《稅收負擔會阻礙企業創新嗎?——來自“金稅工程三期”的證據》，《南方經濟》2019 年第3 期。在經歷了五年系統開發與程序優化后，金稅三期于2013 年2 月正式在重慶試點，并于同年10 月推廣至山西、山東。2014 年10 月又進一步推廣至廣東、河南與內蒙古，2015 年底完成了寧夏、河北等14 省市的上線運行，2016 年10 月完成了江西、福建等11 省市的推廣應用。相較于金稅一期與金稅二期普遍強調稅收稽查，金稅三期更注重建設現代化的納稅服務體系，優化納稅服務方式，以進一步提高辦稅效率、降低納稅成本、有效保障稅收執法方式的優化和監管方式的創新。因此，金稅三期作為更具服務理念的現代化稅收信息系統，其推廣應用是中國稅收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盡管學界普遍認為對信息化建設與稅收負擔的深入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限于微觀數據的可得性，相關的研究還相對較少。隨著金稅工程的建設與試點，中國稅收微觀數據可獲得性不斷加強，學術界開始更多關注稅收信息化建設與稅收征管問題②李艷、楊婉昕、陳斌開：《稅收征管、稅負水平與稅負公平》，《中國工業經濟》2020 年第11 期。。

已有文獻多以納稅遵從度為視角對稅收信息化建設進行分析，普遍認為稅收信息化建設會提升企業稅收遵從度，從而引致企業稅收負擔增加的可能性①張克中、歐陽潔、李文?。骸毒壓巍皽p稅難降負”：信息技術、征稅能力與企業逃稅》，《經濟研究》2020 年第3 期。，原因在于稅收信息化建設既能增加稅務部門本身的信息獲取能力，拓展涉稅企業信息渠道，增強了企業經營信息的透明度，打破了涉稅主體間信息不對稱狀態②Lederman,L.(2010).Reducing Information Gaps to Reduce the Tax Gap: When Is Information Reporting Warranted? Fordham Law Review,78(4),1733-1760.。信息不對稱性的下降使得企業逃稅的邊際成本上升，企業偷逃稅被查處與懲罰的概率也大為提升③陳德球、陳運森、董志勇：《政策不確定性、稅收征管強度與企業稅收規避》，《管理世界》2016 年第5 期。，這就倒逼企業采取科學、精確、透明的會計核算方法，提升納稅遵從度。

金稅三期的建設通過降低涉稅信息不對稱程度，一方面提升了企業納稅遵從度，另一方面也會促進企業享受更充分的稅收優惠，這兩者對企業稅收負擔呈現相反作用。同時，金稅三期建設更加強調現代化稅收服務體系的建設以及納稅營商環境的改善④孫存一、譚榮華：《“互聯網+稅務”推動稅收大數據分析的路徑選擇》，《稅務研究》2017 年第3 期。，這也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當然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途徑并不單一，僅從納稅遵從度角度評估金稅三期的政策效應有失公允。因此，要系統性評估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需要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現實背景進行實證分析，深入探討金稅三期是否對降低企業稅負發揮正向作用。

本文以2009—2018 年滬深兩市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金稅三期政策試點推廣所引起的準自然實驗，以帶有調節效應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稅三期對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研究發現，以金稅三期為核心的稅收信息化建設能夠顯著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并且該政策效應受企業規模的影響，企業規模越小，稅收信息化帶來的降低稅負的政策效應效果更明顯。金稅三期工程有效緩解了稅收征管強化帶來的負效應，較好解決了稅收征管與減稅降費之間的沖突，這一結論也有助于正確認識信息化建設與落實減稅降費政策以及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

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本文將稅收信息化建設、稅收優惠以及企業稅收負擔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進行理論模型分析，豐富了稅收信息化建設領域的相關理論。（2）本文通過對稅收信息化政策效應進行定量評估，拓展了對稅收信息化非線性效應的研究。（3）本文從企業稅收負擔的角度評估稅收信息化政策效應，拓寬了稅收信息化的政策評估視角，是對已有文獻的有益補充。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本文在A-S 模型基礎上進行拓展研究，通過引入稅收優惠政策對稅收信息化下納稅人行為進行最優化分析。由于信息不對稱性，納稅人會存在低報應稅收入的動機，稅務機關會以一定概率對納稅人的收入情況進行稽查，如果發現納稅人有低報行為則以更高的稅率予以相應的懲罰。因此，納稅人為了實現預期效應最大化，會根據稅收稽查率、懲罰率、稅收優惠享受率以及收入等因素決定納稅收入申報。為了簡化分析，作出如下假設⑤宋麗穎、李倩倩：《基于征稅行為的A-S 模型的探討》，《當代經濟科學》2014 年第2 期。：

（1）納稅人是理性人，以預期效應最大化為決策目標。同時，納稅人是風險規避者。納稅人效用函數為CARA 函數，是二階連續可微的嚴格凹函數，滿足VNM 不確定性行為準則；

（2）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性，稅務稽查率以及稅收優惠享受率是稅收信息化程度的函數，稅收信息化程度越高，征管雙方所能獲得的涉稅信息越高，稅務稽查率以及稅收優惠享受率也就越高；

（3）罰款率以及稅率是常數，并且罰款率大于稅率；

（4）不同時期的納稅決策相關獨立，并且相對于納稅決策而言，經營性決策是外生的。

因此，為反映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作用機制，需要構造一個企業預期效應最大化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I 為納稅人的企業實際收入規模，是外生變量；t 為企業適用的稅率，為正常數；X 是企業決定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應稅收入，是決策變量；p 是納稅機關的稽查率，且p＞0；r 是企業所實際享受的稅收優惠比率，且r＞0；π 是罰款率，是指當稅務機關發現企業低報收入時，對其所處的罰款占未申報收入（I-X）的比例，為正常數；U 是企業的效用函數，EU 為企業的預期效用。企業追求EU 最大化，假定期望效應函數有內部最優解X*存在，0 ＜X*＜1，則滿足最優解的一階條件為：

其中，W=I－tX*＋rX*，Z=1－tX*＋rX*－π（1－X*）。

同時，最優解滿足二階條件：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企業預期效用最大化的充分條件，根據該條件可以分別對p 與r 求偏導，根據偏導符號可以判定稽查率與稅收優惠享受率對納稅人最優納稅申報的影響，具體結論如下：

由此可知，稽查率以及稅收優惠享受率與企業納稅申報額正相關。也即，在其他條件不變條件下，稽查力度越高以及企業享受的實際稅收優惠越大，企業的納稅申報額越高。

同時，考慮到納稅人稅收負擔是指納稅人申報的應稅收入經稅收優惠政策調整后的實際稅率，即

其中，T 是企業的稅收負擔，i 為稅收信息化程度，T(i)表示企業稅收負擔受稅收信息化程度的函數，t-r 是經稅收優惠率調整的企業實際稅率。

為分析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利用式（6）對i 求偏導，可得：

進一步結合式（4）與式（5），可得：

其中，在企業最優解X*處，均大于0。

由上式可知，在企業追求預期效用最大化時，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共有三條路徑：路徑1.1 為稅收信息化建設通過提升稅收優惠享受率進而降低了企業的實際稅率，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作用大小為；路徑1.2 為稅收信息化建設有利于提升稽查率，進而增加了企業納稅申報額，提升了企業稅收負擔，作用大小為；路徑1.3 為稅收信息化建設有利于提升稅收優惠享受率進而提升企業納稅申報額與企業稅收負擔，作用大小為。綜合而言，要想確定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情況，需要判定三條路徑所產生的實際作用大小。若路徑1.1 的作用比較大，也即稅收優惠引起的實際稅率下降幅度比較大，則稅收信息化建設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若其他路徑作用比較大，即稅收優惠與稽查率上升所引起的納稅申報額增加幅度較大，則稅收信息化建設會提升企業稅收負擔?；诖?，提出以下競爭性研究假說：

H1a：稅收信息化建設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

H1b：稅收信息化建設不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

同時，考慮到企業預期效用最大化時，企業收入規模對最優納稅申報收入產生影響，根據式（2）可得：

由上式可知，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最優納稅規模也不斷增加。進一步考察不同企業規模下稽查率以及稅收優惠率對納稅申報的影響。在式（4）與式（5）中對I 求偏導，可得：

可見，稽查率與稅收優惠率對企業納稅申報的關系并不受企業規模的影響，不同規模企業下的稽查率與稅收優惠率對企業的納稅申報沒有差別。

考慮不同企業規模下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利用式（8）對I 求偏導，可得：

依據上式，同時結合式（10）與式（11），最終可得：

由上式結合式（4）、式（5）與式（9）可知，在企業追求預期效用最大化時，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作用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共有四條影響路徑：路徑2.1 為隨企業規模的增加，稅收信息化建設通過提升稅收優惠享受率進而降低企業實際稅率的效應是降低的，不利于企業稅負下降，作用大小為；路徑2.2 為企業規模增加提升了納稅申報額，而稅收信息化建設提升了稅收優惠享受率，在雙重影響疊加后有利于降低企業稅負，作用大小為；路徑2.3 是隨企業規模的增加，稅收信息化建設通過提升稅收稽查率進而影響企業實際稅率的效應是增加的，有利于企業稅負的下降，作用大小為；路徑2.4 為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稅收信息化建設提升稽查率進而影響企業納稅申報額的效應是下降的，有利于企業稅負的下降，作用大小為。綜合而言，要想確定企業規模對稅收信息化建設影響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需要判定四條路徑所產生的實際作用大小。若路徑2.1 的作用比較大，則企業規模越小，稅收信息化降低對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越大；若其他路徑作用比較大，則企業規模越大，稅收信息化對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越大?；诖?，提出以下競爭性研究假說：

H2a：企業規模越小，稅收信息化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越大。

H2b：企業規模越大，稅收信息化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越大。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金稅三期的推廣為本文提供了一項準自然實驗證據，本節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來探究稅收信息化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在模型構建上，借鑒相關研究①盧盛峰、王靖、陳思霞：《行政中心的經濟收益——來自中國政府駐地遷移的證據》，《中國工業經濟》2019 年第11 期。，考慮到不同省份在推廣時間上存在差異，不存在統一的政策推廣時點，因此，采取漸進雙重差分模型，未試點省份對應的上市公司為對照組，試點后對應的上市公司為實驗組。同時，為估計稅收信息化與企業稅收負擔存在企業規模上的異質性，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試點改革前后變量與企業規模的交乘項。具體政策實施時間的識別上，將每年上半年試點金稅三期的企業實施年份設定為當年，將下半年試點的企業政策實施年份設定為下一年。采用帶調節效應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結合雙向固定效應進行參數估計，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Taxit是被解釋變量，表征第i 個企業第t 年份的稅收負擔；Reformit為核心解釋變量，代表第i個企業第t 年是否納入到金稅三期試點范圍，進行試點取值為1，否則為0；Scalit為調節變量，代表第i 個企業第t 年份的企業規模；Xit是其他控制變量的集合，用以消除異質性經濟環境帶來的影響；μi與δt代表企業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用以表征其他難以度量的企業特征以及年份差異；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指標選取

為了對上述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本文對各指標的具體度量方式及其數據來源作如下說明：

（1）企業稅收負擔（Tax）。學界一般采用實際稅率法來衡量企業的真實稅收負擔，本文的稅收負擔指標為：Tax_1=（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遞延所得稅對應利潤），同時計算Tax_2=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遞延所得稅對應利潤），以進行穩健性檢驗。

（2）企業規模（Scal）。企業規模擴大主要表現為企業總資產的不斷增加，以企業規模以年末企業總資產對數表示。

（3）控制變量?？刂谱兞堪ǎ浩髽I杠桿率（Lev），企業負債率與企業總資產比值；企業盈利能力（Pro），企業營業收入占總資產的比重；無形資產占比（Int），無形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現金流水平（Cash），企業現金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

另外，金稅三期試點省份的選擇可能存在非隨機性，各省份試點時間選擇可能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稅收強度有關，因此，本文還加入了兩個地區層面的指標：地區經濟發展水平（GDP），以實際人均GDP 對數值表示；稅收強度（TI），以地區實際稅收收入與地區財政支出總量比值表示。

（三）數據處理

本文選取了2009—2018 年滬深兩市的A 股上市企業作為樣本，將省份層面數據與企業層面的數據進行匹配，并進行以下處理：第一，剔除了研究年份所得稅費用、企業總資產、企業總負債等關鍵變量缺失企業；第二，剔除了包含ST、ST*字樣的企業；第三，剔除了注冊時間在2009 年以后的企業；第四，將企業的有效稅收優惠率限定為（0，0.25）。經過處理，共得到3951 個有效樣本。本文微觀數據來源于Wind 數據庫，宏觀數據來源于EPS 數據庫。

基于上述分析，本部分涉及的指標選取、度量方式及其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指標選取及其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式（13）進行參數估計，回歸結果如表2 所示。為降低企業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故而采用異方差穩健標準誤進行統計推斷。表2 中，模型（1）—（4）給出了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在上述各回歸模型中，無論是否加入各控制變量，Reform 的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并且，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后，Reform 的系數變化不大，表明上述模型的參數估計具有穩健性。以上回歸結果表明，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稅收信息化建設顯著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赡艿脑蛟谟?，稅收信息化建設大大提升了稅收優惠的享受力度，保障了“應享盡享”，使得路徑1.1的作用效果較大，所以稅收信息化建設顯著降低了企業的稅收負擔。至此，H1a 得到支持。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同時，Reform 與Scal 交乘項系數在各回歸模型中顯著為正，這表明企業規模越小，金稅三期試點對其稅收負擔的降低程度越大。這就證明了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作用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小規模企業的稅收負擔下降程度更大?？赡苁谴笮推髽I對稅收優惠政策了解較為充分，稅收優惠能夠實現“應享盡享”，總體稅收負擔相對較低。而金稅三期的推廣為小規模企業深入了解稅收優惠政策提供了契機，降低了小規模企業申請稅收優惠的成本，使得路徑2.1 的作用效果比較顯著。至此，H2a得到支持。

（二）平行趨勢及動態效應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需要以平行趨勢假定，即在政策實施前，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趨勢是相同的，也證明了試點地區分組具有隨機性。本文采用事件史模型來檢驗控制組與實驗組之間的平行趨勢，進一步對金稅三期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效應進行年度動態趨勢分解和分析。具體而言，current 代表金稅三期試點當年，即受到政策試點影響當年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post 代表政策試點后期各年份的效應，如受到政策試點影響后的第一年，post1為1，否則為0。同樣的思路，pre 代表政策試點前各年份的效應，賦值方法同上。表3 為對應表2 中4 個模型的平行趨勢檢驗及動態效應分析的結果。

表3 平行趨勢及動態效應檢驗

估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各控制變量，金稅三期試點前的一系列變量均不顯著。金稅三期政策試點當年以及之后年份的政策效應非常明顯，這說明本文使用的雙重差分法滿足平行趨勢這一前提條件。同時，模型估計結果還顯示，金稅三期政策試點當年以及其后幾年均表現出顯著的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作用。

從不同年份參數估計相對值看，從金稅三期當年開始，其政策的影響效果呈現累積擴大趨勢，也即金稅三期試點降低了企業稅負，其政策效應在短期內并沒有消失，而是繼續延續并累積放大了。

本文進一步構建動態圖對上述金稅三期試點的政策效應進行年度動態分解，同時展示了95%的參數估計置信區間。如圖1 所示，在政策試點之前參數估計值不顯著異于0，而政策試點當年以及其后幾年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實驗組和控制組在金稅三期試點前差異不顯著，滿足平行趨勢條件。政策試點后，政策效應開始顯現，這也證明了金稅三期的推廣確實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從試點后的年度之間的政策效應強度看，金稅三期試點后政策效應呈現擴大趨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金稅三期上線并不是短暫的政策沖擊，而是持續性的改革。這有利于納稅人持續性，享有稅收信息化帶來的降低稅收負擔福利。

圖1 政策效應動態分解圖

（三）區域異質性分析

受到經濟、地理以及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存在非均衡性，不同區域的稅收信息化建設所帶來的稅負紅利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需要進一步以金稅三期為準自然實驗來分析稅收信息化建設與企業稅收負擔之間存在的區域異質性特征。本文將研究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四大區域分別進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分析，分析結果匯總于表4。由下頁表4 可知，金稅三期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特征，東部與中部地區金稅三期試點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果顯著，但西部與東北地區的政策效果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東部與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稅收營商環境相對良好，企業納稅遵從度較高，金稅三期試點更有利于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從而顯著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西部與東北部地區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地方政府更傾向于以生產性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但容易造成低端產業重復建設、忽視信息化軟環境建設等問題，從而使得金稅三期試點所帶來的稅費紅利被納稅遵從度提升所抵消，導致其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效果不顯著。

表4 區域異質性分析

（四）穩健性檢驗

上述分析基本證實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同時也證明了實驗組與控制組滿足平行趨勢的前提條件。為了排除其他因素對結論的影響，本文進行了以下一系列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平行趨勢檢驗表明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政策試點前不存在系統性差異，安慰劑檢驗可以進一步證實政策試點后實驗組與控制組趨勢的變化并非受到其他隨機性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本文假設實驗組企業所在地區的金稅三期試點年份均提前一年與兩年，構建安慰劑檢驗的政策發生時間虛擬變量Reform_b1 與Reform_b2。由于假想年份并未真正發生政策改革，所以理論上企業稅負不應該發生顯著變化。表5 中的前兩個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假想政策試點年份的系數不顯著異于0，說明不存在構造的虛擬處理效應，試點后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系統性差異并非由隨機性因素引起的，也從側面證明了金稅三期的推廣對企業稅收負擔存在顯著影響。

表5 穩健性檢驗

2.更換被解釋變量的指標。如前分析，本文還可以采用Tax_2 來表征企業稅收負擔，Tax_2 越小，則企業的稅收負擔越低。如表5 模型（3）所示，更換企業稅收負擔指標后政策效果依然顯著為負，交叉項系數顯著為正，再次證明了稅收信息化建設能夠降低企業稅負，同時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存在企業規模遞減效應。

3.更換政策實施時間?？紤]到2015 年底11省市大規模進行了金稅三期試點，金稅三期的政策效應很可能是由大規模試點引起的。為了排除試點規模對金稅三期政策效應的影響，本文構建了一個只包含重慶、山西、山東、廣東、河南與內蒙古這六個前期試點省市進行參數估計。如表5模型（4）所示，前期試點的政策效應顯著為負，且存在顯著的企業規模遞減效應，與基準模型結論一致，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金稅三期從單一防止偷稅漏稅的管理功能拓展到具有納稅指導的服務功能，顯著提升了中國稅收信息化水平。以滬深兩市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金稅三期政策試點推廣所引起的準自然實驗，以帶有調節效應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稅三期對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效應。研究發現，以金稅三期為核心的稅收信息化建設能夠顯著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但該政策效應受企業規模影響，政策效應會隨企業規模的減小而增強。同時，政策效應存在區域特征依賴性，在東部與中部地區政策效應顯著，西部與東北部地區的效果不明顯。因此，更加強調納稅服務的現代稅收信息化建設有效落實了減稅降費的政策，緩解了稅收征管與減稅降費之間的矛盾。為進一步發揮稅收信息化建設的優勢，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研究認為應關注以下三方面內容：

一是加強稅收大數據建設，提升稅收信息對企業的開放度。在“以數治稅”背景下，應進一步推進稅收征管領域信息化建設，依托大數據的分類挖掘技術、聚類挖掘技術、關聯挖掘技術等，繪制稅收信息可視化地圖，實現稅收信息的即時化、形象化和直觀化，增強稅收服務效能。同時，加強涉稅信息對企業的開放程度，促進企業根據涉稅信息規避稅務風險，優化生產經營狀況，充分發揮稅收信息對于企業的經營性指導作用。

二是結合地區發展差異，因地制宜優化稅收營商環境。稅收信息化所提供的優質營商環境是稅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其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效果存在區域異質性特征。因此，應結合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制定差異化的信息化戰略，東部與中部地區應拓展稅收大數據分析的深度和廣度，推進稅收數據中臺建設，深入挖掘稅收大數據的價值，進一步釋放稅收信息化降低企業稅負的效能。西部與東北地區應進一步完善以納稅人為核心的稅收服務理念，以信息化建設為契機，深化稅收領域“放管服”改革，簡化稅費辦理流程，創新稅收征管模式，向“服務+執法”型模式轉變，在保障納稅遵從的基礎上提高稅收服務質量。

三是加強信息化服務的普惠性，確保小規模企業及時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小規模企業存在更顯著的信息需求，稅收信息化建設有利于填平稅收優惠政策在小規模企業中的“信息洼地”。因此，在信息化建設過程中應加大減稅降費政策宣傳的普惠性，促進征管操作辦法與稅費優惠政策同步發布、同步解讀，增強政策落實的時效性。運用大數據精準向小企業推送稅費優惠政策信息，建立稅企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進一步精簡享受優惠政策的申報與辦理流程，促進小規模企業充分享受政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