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測度及時空特征

唐雪

（江西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引言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是人民生活質量提高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重要體現。從宏觀角度看，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要素進行交換的“場所”，是要素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質量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從微觀角度看，勞動力市場發展情況反映著勞動力的就業狀況，關系到勞動者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質量。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正面臨重要轉變，2020 年人口普查結果揭示了兩個不利變局：其一是人口老齡化加劇，65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3.5%；其二是人口出生率為8.5‰，創1952 年統計以來新低。中國長久以來經濟發展依靠的人口數量優勢逐漸消失，此后的“人口紅利”必須憑借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1]。通過提高就業質量提高勞動力供給，通過完善就業公共服務推動勞動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2]，通過經濟發展培育可持續的勞動力供求環境，通過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3]，以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高質量生活需要。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承載著人民生活質量提高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美好期望，然而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如今依然是一個抽象概念，沒有合適的度量指標對其進行測度。在沒有摸清地區發展情況前，無法提出合理設計以利于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因此本文結合前人研究基礎，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測度，全方位把握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和發展差異，為實現高質量的勞動力市場發展奠定基礎、指引方向。本文采用時空極差熵權法、莫蘭指數檢驗、Dagum 基尼系數以及kernel 密度估計，對2010—2019 年中國30 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進行全方位多視角分析。第一，采用時空極差熵權法測度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描繪各地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趨勢；第二，根據莫蘭指數檢驗分析各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考察其空間分布特征；第三，采用Dagum 基尼系數厘清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探討地區間勞動力市場發展內在聯系；第四，根據kernel密度估計剖析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動態演進特征、揭示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變動差異；第五，提出利于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針對性建議，以促進中國各地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

一、文獻述評

高質量發展是重視提高居民生活質量、調節收入分配結構，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減少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發展[4]；是能夠滿足人的多層次需求的發展，一方面滿足物質需求，為人民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公平正義，為人的自我實現創造社會環境和基本條件[5]。馮娟（2022）認為高質量發展還應該更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6]?？梢?，高質量發展涉及人類發展的方方面面，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定義和衡量[5]。高質量發展可以被界定為以實現人類美好生活、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為宗旨的發展模式。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可以界定為：以實現人民美好生活、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為宗旨，達到充分就業、高質量就業和可持續就業的勞動力市場。充分就業指在一定的工資條件下，除去暫時的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外，一個地區有工作意愿的人都有工作的一種理想狀態[7]，強調就業數量及供需平衡。就業質量反映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優劣程度，就業質量高則為高質量就業，指充分的就業機會、公平的就業環境、良好的就業能力、和諧的勞動關系等[8]。此外，體面就業將創造就業機會本身與創造就業機會的條件以及工人的權利并列[9]。因此就業質量還包括良好的就業服務、全面的就業保障[10]。在可持續性方面，由于勞動力市場主要是由勞動者構成，參考人的可持續發展內涵，強調人的健康、教育和未來發展[11]。因此，勞動力市場的可持續性指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培育以及勞動力素質的持續提升。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性評價指標，其內核強調更加充分就業、更高質量就業及發展的可持續性?，F有測度地區勞動力市場發展水平的指標與本文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標存在幾點差距。第一，無法反映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人大國發院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課題組（2019）、孫文凱等（2020）人對地區勞動力市場化指數進行測度，從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價格衡量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12—13]，但測度的側重點與本文指標不同，一個強調市場化，一個強調高質量發展。田永坡（2016）的勞動力市場成熟度指標從市場主體、靈活性、流動性和政府作用4個維度進行構建，用地區就業數量、質量和就業服務來反映地區市場發展的成熟度[14]，與高質量發展存在一定差別。葉長華等（2018）測度了長江經濟帶五大城市群的勞動力市場發展水平，其測度指標有5個：地區就業率、勞動力工資、從業人員數、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政府對教育支出[15]，但是對社會保障、就業服務、就業公平等缺少關注，使得無法反映質量問題。第二，沒有從發展前景角度對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可持續性進行反映。對地區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的測度應該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性：數量和質量結合、既定現實和可持續性兼顧。然而部分研究只達到了數量和質量結合的標準，例如，譚永生（2020）對地區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指數進行了測度，二級指標包括就業能力、就業報酬、就業保護、就業機會、就業結構和就業市場[16]，但缺少勞動力素質提升方面的可持續性指標。第三，無法反映新時期勞動力市場發展狀況。賴德勝等（2011）構建的地區就業質量指標不僅包含勞動者就業的數量和質量因素，也納入了地區勞動力市場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因素，例如反映就業能力提升的人均教育經費等[10]，基本可以反映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然而其測度的年份僅為2007 年與2008 年，時隔久遠，缺乏時效性。

縱觀現有文獻，不難發現一些問題，從勞動力市場發展的測度內容和測量指標來看：一是測度重點不同，沒有關注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情況；二是測度內容片面，指標中遺漏勞動力市場的關鍵因素，無法反映勞動力市場發展全貌，沒有體現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可持續性；三是測度結果不具時效性，測度的年份距今久遠，無法反映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因此，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構建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采用時空極差熵權法進行指數估計，結合Dagum 基尼系數和kernel 密度估計，分析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差異來源、空間非均衡性及發展的動態性。

二、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在堅持維度完整、邏輯清晰、特征明確、數據可得、度量可行和動靜結合六個基本原則的基礎上[10]，構建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標。該指標包含充分就業、高質量就業和可持續性三個一級指標。參考已有研究，充分就業衡量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機會和勞動力供給情況，高質量就業衡量地區工作收入、就業環境、勞資關系、社會保障、就業服務和就業公平；可持續性測度勞動力的素質提升情況。上述二級指標下各包含若干三級指標，共有42 個三級指標用于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量，指標類別和測度方法如表1所示。

（一）充分就業

充分就業是衡量一個地區的就業充分程度，并不代表該地區不存在失業，而是強調在給定的工資條件下，除去暫時的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外，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的一種理想狀態。因此可以根據地區的勞動力供需情況來構建充分就業指標，分為就業機會和勞動力供給兩個二級指標。地區就業機會的充足程度可以反映該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活躍性。就業機會豐富的地區能夠吸引勞動力集聚，經濟得以發展，公共服務水平提升，從而提高勞動者市場發展水平。當一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不足時，說明該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低下，無法協調多方信息，提供足夠的勞動力；當勞動力供給無法滿足當地經濟運行的需要時，會使經濟發展疲軟，阻礙高質量就業。

（二）高質量就業

文從宏觀層面評價高質量就業，從整體上反映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服務質量、已就業勞動者的工作質量和地區就業公平性。具體來說，宏觀層面的就業質量包括就業環境、就業服務、就業機會、工作安全、社會保險、對話機制、勞資關系等方面，本文參考已有研究，從工作收入、就業環境、勞資關系、社會保障、就業服務和就業公平等6個方面衡量地區高質量就業情況。其中工作收入體現一個地區勞動者的勞動回報，高質量的工作體現為付出和回報成正比。一個地區的就業環境不僅需要體現勞動者的工作環境，也要體現地區勞動力市場狀況，綜合反映就業環境好壞。勞資關系是指雇主和雇員之間合作、沖突、協調的狀況，反映一個地區就業質量高低。社會保障主要包含社會保險的保障情況以及財政中用于就業和社會保障的支出，反映地區政府對勞動力的保護程度以及地區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發展的投入和維護情況。就業服務包括公益性質和非公益性質的服務，是有效調節和改善勞動力市場供求數量和質量的直接手段。就業公平，一方面可以通過就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反映，就業產業結構和性別結構合理，說明地區勞動力市場沒有很高的就業門檻或就業歧視現象，就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會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協調性，就業結構不合理引起的勞動力市場失調會阻礙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來反映，如果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則表明該地區就業不公平，地區就業質量不高。

（三）可持續性

上述充分就業和就業質量維度用來判斷當前勞動力市場是否高質量，而可持續性維度則衡量勞動力市場是否能夠維持高質量發展，前者強調的是既定現實，為靜態屬性，后者強調的是發展潛力，為動態屬性。要實現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除了上述兩個維度的基礎性作用外，還需要建立可持續的市場，主要通過提升勞動者素質來體現。通過增加教育投入保障教育公平，提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水平，培育高質量的勞動力后備軍，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根據代際傳遞理論，父輩教育程度高會提高子代的教育水平，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地區，未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會更高，有利于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教育性別不平等加深就業性別歧視、減少勞動力供給，并且不利于未來勞動力的素質培養。教育支出和師資力量則體現地區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能力和支持力度。資格考試參與率與資格考試通過率分別強調一個地區勞動者技能提升的數量和質量。

三、數據來源與測算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對象共有30 個，由于西藏個別指標缺失嚴重，本文研究對象不包括西藏地區，同時也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樣本區間為2010—2019年，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基本單位統計年鑒》以及中國2010 年人口普查數據；采用EPS數據庫和CEIC數據庫進行數據收集。

（二）測算方法

1.時空極差熵權法

本文采用時空極差熵權法確定三級指標的權重。時空極差熵權法相比于傳統熵權法，其突破了傳統熵權法只能獲取特定時點信息的局限，根據空間和時間雙重維度信息確定指標權重，提高評價對象的區分度，此外，指標權重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動態變動[17]。構建過程分為三步：

第一，構建指標矩陣。假定指標體系Xi中有a個測度指標，有b個評價對象，有c個時期，則可以得到一個維度為a×b的指標矩陣，表示為:

X=xijt(a×b)(i=1,2,…,a;j=1,2,…,b;t=1,2,…,c)，xijt為評價對象j的評價指標i在第t年的值。

第二，將數據標準化。數據標準化是為了規避數據量綱不一致的問題。令標準化后的指標值為x'ijt，指標為正向指標的標準化公式如式（1）所示，指標為負向指標的公式為式（2）：

第三，計算指標的信息熵Ei和權重Wi，公式如（3）和（4）所示：

2.Dagum基尼系數

本文使用Dagum 在1997 年提出的基尼系數法測度中國各省份的基尼系數，可以據此獲得勞動力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與空間差異貢獻率，明確差異來源，并且可以有效解決樣本交叉重疊問題[18]。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總體Dagum基尼系數公式如式（5）所示：

其中：j和h 表示劃分的任意區域；i和r代表區域內的任意省份；n是省份個數；k是區域個數；G表示總體基尼系數；yji和yhr分別表示j和h 區域內省份i和r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Yˉ表示所有省份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平均值。本文將全國樣本劃分為四個區域進行研究，分別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①。

總體基尼系數可以分解為區域內基尼系數為Gjj和區域間基尼系數Gjh，公式分別為式（6）和式（7）：

Dagum（1997）將基尼系數分解為區域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差異凈值貢獻（Gnb）和各區域間交叉項影響的超變密度貢獻（Gt）三部分，且G=Gw+Gnb+Gt，此三個值的計算公式分別為式（8）、式（9）、式（10）：

其中pj=nj/n，nj表示j區域內省份個數，且式中的Djh代表區域j和h 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相對影響力，計算公式為式（11）：

其中：djh為區域間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差值，表示區域j和h 中所有yji-yhr＞0 的樣本值的加權平均；pjh代表超變一階矩，表示區域j和h 中所有yhr-yji＞0 的樣本值的加權平均。它們的計算公式分別如式（12）和式（13）所示：

其中，Fh、Fj分別為h、j區域的累積密度分布函數。

3.Kernel密度估計

Kernel 密度估計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空間分布非均衡問題，能夠刻畫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分布演進特征和區域間的絕對差異，從而在Dagum 基尼系數揭示的區域差異基礎上進行差異分析的補充和完善[19]。其原理如下：

假設有N 個觀測樣本， 隨機變量Xi（i=1,2,…,N） 獨立同分布，X 的密度函數為f(x)，公式如式（14）所示。式中h 為帶寬，Kernel 密度估計對帶寬敏感，為提高估計精度，一般選擇較小的帶寬；K(x) 為核函數，參考前人做法，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數進行計算，公式為式（15）。

四、結果分析

根據時空極差熵權法對各指標權重進行計算，得到的權重系數見表1。根據表1，各指標的權重相差不大，其中充分就業指標下的每千人企業法人單位數、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就業質量指標下的職業指導比率，以及可持續性指標下的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幾個三級指標的權重系數較大，說明在這幾個方面存在較大的時空差異性，是引起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時空差異的重要因素。對于那些權重系數較小的指標，例如每萬人職業病發生率、勞動爭議發生率等，雖然可以說明它們的時空差異小，但其對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也很重要。

（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趨勢

1.勞動力市場發展總體特征

根據時空極差熵權法計算的2010—2019 年省級層面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如表2 所示。從樣本期均值看，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發展水平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表明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存在區域差異。從全國地區均值看，2010 年以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呈現穩定向好發展趨勢，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有較大提高，總體均值從2010 年的0.2282 提高到2019 年的0.3402，增長幅度達49%，意味著各地重視“穩就業”工作，積極推進勞動力市場各項功能的發展完善，使得勞動者權益保障得到改善，勞動力市場得到較快發展。

表2 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

2.四大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特征

圖1直觀地顯示了東部、中部、西部、東北以及全國總體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發展趨勢。從增長趨勢看，總體上各個區域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提高，但各個區域的發展水平和變動情況存在差異。就發展水平高低來看，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東部地區依托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勞動力市場發展環境好；中部地區作為勞動力輸出區，未來發展潛力大。東北地區在2014 年以前，發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區，2014 年之后低于西部地區，且在2015 年以前顯著高于中部地區，2015 年之后與中部地區相差不大。說明2014 年我國提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政策，對東北地區的資源依賴型傳統產業造成了沖擊，影響了其勞動力市場發展。就增長幅度來看，中部地區的增長幅度最大，達到0.5590 倍，東北地區增長幅度最小，僅增長了0.3679倍。

圖1 四大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趨勢

3.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二級指標發展趨勢

為了比較構成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三個維度的二級指標發展差異，以下對三個維度下各二級指標的均值指數進行刻畫，如圖2所示。從各指標柱的高低可以看出：素質提升指標為所有指標中指數最大，意味著各地各年的人力資本提升情況良好；其次是社會保障和工作收入指標，社會保障水平高主要得益于國家的高覆蓋率政策，工作收入則體現為城鎮單位的工資水平較高；勞資關系、就業公平、就業服務和就業環境指標指數小，勞動關系較差主要是由于2010—2019 年各地勞動爭議較多，就業公平性較差主要歸因于就業性別不合理，就業服務水平低是由于培訓結業率較低。觀察每個指標柱可以看出各年該指標的增長情況，從下到上對應年份從2010—2019 年。在這些年中，增長明顯的有就業機會指數、工作收入指數、社會保障指數以及素質提升指數。就業機會指數從2010 年的0.0177 上升為2019 年的0.0378，工作收入指數從0.0155 增加到0.0646，社會保障指數從0.0384增加到0.0641，素質提升指數則從0.0425增加到0.0568。就業環境和就業服務指數則出現下降趨勢，分別從樣本期初的0.0233 降到樣本期末的0.0212，從0.0254 降到0.0208?？梢?，雖然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總體呈上升態勢，但并不是各指標統一上升形成，而是由個別指標指數大幅上升所拉動。

圖2 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二級指標指數堆積柱形圖

（二）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

1.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情況

通過圖3 對2010—2019 年省級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均值進行描繪，進一步聚焦于各省份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情況?？梢灾庇^看出各省發展指數均值在0.2～0.5 范圍內波動，差異明顯。全國發展指數均值為0.2881，超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的省份有9個，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以及青海、寧夏和新疆3個地區。發展水平前五的地區分別是北京（0.4906）、 上海（0.4354）、 天津（0.3903）、江蘇（0.3331）和浙江（0.3289），這5個地區經濟發展好、公共基礎設施齊全、公共服務質量高、財政力量雄厚，能夠源源不斷地吸引優質勞動力，為勞動力提供良好求職和工作環境，支撐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發展。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占總數的70%，其中發展水平最低的4 個省份為江西（0.2305）、云南（0.2343）、河北（0.2370）和廣西（0.2383），這4 個省份經濟實力較差，勞動力收入水平低，勞動力培養能力較弱，勞動力資源被周邊優勢省份吸引，整體勞動力質量得不到提升。北京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超過江西2倍，可見省際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存在巨大落差，不利于地區間勞動力市場協調發展。

圖3 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雷達圖

2.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情況

為了觀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存在的空間分布特征，對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繪制了莫蘭散點圖，以展示空間上的相關性和集聚情況。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部分年份散點圖如圖4所示。

圖4 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數莫蘭散點圖

表3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

根據檢驗結果，Z 值都在4 以上，P 值幾乎為0，表示2010—2019年期間，各地區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2010—2019年的莫蘭指數都大于0，表示各地區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呈現正相關關系。

莫蘭散點圖中坐標系的第一象限表示高水平集聚，第三象限表示低水平集聚。從圖4中可以看出，各地區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空間關聯性，同時地區間存在較大差異?？傮w來看，以北京為首的東部地區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較高，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漸從東部沿海向西南地區跌落。所選年份皆表現出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地區，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為高水平發展集聚區，而與之相鄰的中部地區則表現為較低的發展水平，表明這些高發展水平地區對中部地區的輻射作用有限。西部地區的新疆、青海為高水平發展集聚區，長江流域以南的中西部地區則呈現出低水平集聚發展特征。東北地區呈現出發展水平逐步退化的趨勢，離高水平集聚區越來越遠，越來越集中在低水平集聚區。

這可能與東北地區的重工業發展轉型，人口大量流失有關。

（三）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及來源分解

通過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方法計算2010—2019 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和總體基尼系數，表4列出了總體基尼系數及空間差異來源，圖5 描繪了四大區域內差異變動趨勢，圖6 刻畫了四大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情況。

圖5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內差異變化趨勢

圖6 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間差異變化趨勢圖

表4 2010—2019年區域內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基尼系數

1.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差異空間來源分解

根據表4 可知，總體基尼系數由2010 年的0.1099 下降到2019 年的0.0938，說明全國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差異逐漸縮小。從差異來源看，2010—2019 年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超變密度均值分別為0.0238、0.0647、0.0107，這三者的差異貢獻率均值分別為23.97%、65.25%、10.78%，可見區域間差異是構成全國內部差異的最重要來源。時序特征顯示，2010—2019 年區域內差異總體呈波動縮小趨勢，期末比起初差異縮小了14.65%。區域內差異貢獻率呈現增減的“M”型變動趨勢，期末貢獻率較起初沒有較大改變。區域間差異值由2010 年的0.0714 下降為2019 年的0.0642，但區域間差異貢獻率呈波動擴大趨勢，由64.95%擴大到68.41%，意味著區域間發展差異越來越大。超變密度值和貢獻率從期初至期末均呈波動下降趨勢，且下降幅度明顯，說明樣本的區域內部省份和其他區域內部省份的發展水平交叉重疊現象降低?？梢?，推動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應關注區域間發展差異，努力縮小區域間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落差。

2.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內差異

根據圖5，東部地區的基尼系數遙遙領先，說明東部區域的各省份之間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差異最大；東北地區的基尼系數最小，說明東北三省之間的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差距最小。東部地區內部差異主要受到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經濟圈“極化”位勢影響，與其他東部省份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從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內差異變化趨勢看，在2010—2019 區間內，除東北地區波動上升外，東部、中部和西部基本呈現波動下降趨勢。其中：東部地區在2012—2015 年、2016—2017 年區域內發展差異擴大，在其他年份下降，總體波動幅度較小，下降幅度也較??；中部地區波動幅度較大，區域內勞動力市場發展不協調，2010—2011 年、2012—2014 年、2016—2019 年為發展差異縮小年份，但2019 年與2010 年相比，下降幅度微??；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下降趨勢最明顯，是所有區域中最穩定的存在，但在2018年后出現了“翹尾”，使得其內部基尼系數由2018 年末的0.0358 上升為2019 年末的0.0459，即使如此也依然是內部差異改善最大的地區；東北地區與中部地區波動情況類似，協調發展情況不容樂觀，總體上樣本期末相較于期初，區域內發展差異值擴大，這意味著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差異擴大?？梢?，四大區域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差異明顯，且中部和東北地區區域內各省之間的發展協同性有待增強。

3.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區域間差異

圖6 描繪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組間差異，從圖中可以看出，2010—2019 年中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間差異呈下降趨勢，分組觀察區域間發展差異：中部—東部、西部—東部、西部—中部、東北—中部以及東北—西部的基尼系數都在波動式降低，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相對差異非協調性縮??；東北—東部的基尼系數波動式增加，兩區域間的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相對差異非協調性擴大，差異主要產生于“十二五”發展期間（增長了21.74%），“十三五”增長幅度較小。從圖中的方塊面積可以看出：中部—東部、西部—東部以及東北—東部的發展差異較大；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發展水平雖然得到了提高，但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異依然較大；東北地區由于其經濟實力轉弱，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疲軟，被西部地區迅速追趕；同時中部地區也拉近了與東北地區的發展水平，使得它們之間的發展差異變小?？梢?，要推動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均衡性，需要著力補齊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發展短板。

為了更好了解四個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來源，將2010—2019 年四個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二級指標指數均值進行比較，如圖7 所示。四個地區發展水平較為接近的指標有就業環境、勞資關系和就業公平三個指標，這三個指標的得分都很低，說明這四個地區的就業環境、勞資關系和就業公平都處于較低水平。發展差距較大的指標主要有：一是工作收入，東部地區的工作收入遠遠高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而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二是社會保障，東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較高，其次是西部地區，最低的是中部地區，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中部地區主要是養老金收益率水平低，東北地區是養老保障負擔水平低，即參與養老保障的在職人數占已退休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比重低；三是就業機會，東部地區的就業機會最高，與其他地區拉開差距，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就業機會依次減少，東北地區就業機會少主要反映在較低的就業率上。東部地區僅就業環境、勞資關系和勞動力培育三個指標不是所有地區中的最高發展水平，其他指標皆為全國最高發展水平。其中：東部地區職業病發生率較高，導致較差的就業環境；勞動爭議發生率較高導致較差的勞資關系，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勞動者維權意識更強，從而更積極地采取法律手段解決勞資關系；勞動力培育水平較低則主要是因為技能考核通過率較低，也說明東部地區的人才競爭較高，其他各項都具有較高的水平。

圖7 四大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二級指數柱狀圖

（四）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動態分析

為了更好了解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變動情況，根據核密度估計方法對2010—2019 年地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進行動態分析，圖8描繪了考察期內全國總體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分布動態演進趨勢。核密度曲線的中心向右移動，表明在這段時期內，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核密度曲線向右方延展，且不斷拓寬，意味著樣本期內全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相對差異有所擴大。從波峰的數量可以看出，相對差異主要來自于部分地區更高發展水平的集聚，出現高水平極化與次高水平極化地區，但集聚范圍較窄，與集聚范圍大的低水平極化地區拉開了差距。從波峰高度變化特征可以看出，波峰在樣本期內呈現上下波動，意味著地區間的絕對差距呈現相應的擴大縮小的波動變化特征。

圖8 2011—2019年全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動態分布圖

圖9為四大地區勞動力市場動態分布圖。就分布位置而言，四大區域曲線分布中心和變化區間總體向右推進，各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東北部右移趨勢最不明顯，而東部右移趨勢最明顯，表明東北區域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提升不明顯，東部區域整體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就分布延展性而言，東部地區具有明顯的右延趨勢，表明東部地區內部的相對差異有所擴大，其原因主要是東部地區較高發展水平的集聚發展，出現高和次高發展極化區域，與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區域拉開差距。就分布形態而言，東部地區的主峰高度不斷下降，主峰寬度有所增加，說明東部地區的絕對差異有所擴大，這與北京、上海、天津勞動力市場的階段性發展有較大關系；中部地區的主峰高度和寬度變化不明顯，說明中部地區內部的絕對差異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西部與東北地區的主峰高度有輕微的“下降—提高”趨勢，表明在樣本期內，這兩個地區內部的絕對差異呈“擴大—縮小”變化特征。就波峰數量而言，考察期內除東部地區外，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一致保持單峰特征，說明這些地區的相對發展差異小，內部分化不明顯。

圖9 四大區域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分布動態

五、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基于就業質量、體面就業、可持續發展等理論基礎，從充分就業、高質量就業和可持續三個方面構建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根據2010—2019 年的地區數據，結合時空極差熵權法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進行了評價，使用莫蘭指數分析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采用Dagum 基尼系數對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進行了測度與分解，運用kernel密度估計分析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分布動態特征，主要研究結論和建議如下：

第一，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有待提高，三個維度下各二級指標發展差異明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要素中的就業環境及就業服務水平在持續下降，就業公平性也有待提高。（1）必須著力優化就業環境，增加勞動保護，減少因公受傷、死亡和職業病發生率，降低過度勞動情況。（2）必須提高就業服務能力，就業指導部門為需要就業人群進行技能分析和求職登記，以提供針對性的就業培訓和職業推薦；為有創業需要的人群提供咨詢指導服務；提高政府培訓機構的培訓知名度，吸引更多待就業人員參與技能培訓，同時提高培訓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實現結業與就業的有效轉換。（3）提升就業公平性，通過打破勞動力流動壁壘，依靠市場機制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業，同時踐行勞動法增強勞動保護機制，減少就業歧視行為。

第二，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總體呈縮小趨勢，但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愈發明顯。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主要集中在先進的東部地區與落后的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之間，其中東部與中部的發展差異最大，但在逐漸縮小。重要的是東部與東北地區之間的差異呈擴大趨勢，主要是由于東北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發展式微所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導致就業不充分，就業服務和有關財政支出水平不高，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低；而東北地區近年來的工業發展水平下降，使得就業機會、就業質量下降，降低了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速度。西部地區則是工作收入、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比東部地區差，究其原因是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較低，第一產業比重較高。這些工業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可以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浪潮，培養新產業模式，推動平臺經濟發展，促進用人單位和服務對象的平臺化、網絡化以及服務范圍的全球化，打破就業的空間和時間限制，從而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新的發展活力。

第三，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各區域內部的發展情況不一。四大區域的勞動力市場發展質量得到了提升，但東北地區內部的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根本原因在于黑龍江和吉林與遼寧相比，經濟發展水平更低、人口流失更為嚴重，勞動年齡人口大量外流。東部地區內部各省間的相對差異有所增長，主要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水平極化發展，拉開了與河北和海南的發展差距。河北和海南為東部地區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是由于就業機會少、勞動力供給水平低、工作收入低、社會保障水平低、勞動力培育水平低，究其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與其他東部地區相比較差，市場化程度較低。因此，東北地區和東部地區內部的發展差異要縮小，需要提高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另外，由于勞動力市場發展具有外溢作用[19]，可以積極培育區域內的增長極，帶動全域發展。

注釋

①文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重慶市、四川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省、云南??；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和遼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