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
——三階段模型與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

樊錢濤，黃楷佳

（浙江科技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引言

全球城市化是人類社會21 世紀最具變革性的趨勢之一[1]。自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從36%上升到65%，逐漸步入城市型社會，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與關鍵動力，增強城市經濟韌性成為各城市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2]。然而，高速發展的城市化使城市不確定性不斷提升，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和外部沖擊對城市產生的災害性后果越發顯著，不利于城市安全和可持續發展[3]。單純基于產業結構視角未能充分解釋城市經濟韌性，需要進一步考慮區域創業情境特征對產業多樣化和經濟韌性兩者關系的影響。2023年3月李強總理出席記者會時也強調要弘揚創業精神，發揮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創業不僅可以驅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升級，還能降低失業率、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對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2004—2020 年中國282 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產業多樣化、創業活力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創業活力所起的調節作用?？赡艿倪呺H貢獻在于：（1）不同于以往文獻，本文基于自組織理論，將地方產業結構看成是一個不斷演化發展的、復雜的自組織系統，提出了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更加契合韌性本身的演化特征。同時，為了具體分析產業多樣化如何影響城市經濟韌性，本文從協調成本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和突破性創新效應等角度出發，分析不同產業多樣化階段的效益和成本。（2）以往研究忽略了創業活動作為內在動力因素所起的驅動作用，事實上，創業活動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城市經濟韌性，也可以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

一、理論假設

在以往的研究中，以Jacobs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多樣化的產業結構可以促進知識交流、創新和技術水平提升，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而以馬歇爾、阿羅和羅默等為代表的學者則持相反觀點，其在亞當·斯密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馬歇爾外部性理論，該理論逐漸成為反對產業結構多樣化發展的重要依據。與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外部性視角不同，Gilchrist 和St. Louis（1991）從投資組合的視角出發，認為產業多樣化結構可以分散風險，該理論由于契合“韌性”一詞的含義而受到廣泛應用[4]。后續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徐圓和張林玲（2019）綜合考慮外部性和投資組合兩個理論視角，利用中國230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發現，產業多樣化可以分散風險和促進知識溢出，對城市經濟韌性有正向影響[5]。

近年來，Frenken 等（2007）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將多樣化分解為相關多樣化和無關多樣化[6]，豐富了相關研究。萬道俠等（2019）和高旻昱等（2020）基于知識交流距離角度，認為無關多樣化由于知識交流距離過大，不利于多樣化外部性正向效應的發揮[7-8]。但林耿等（2020）通過佛山市30 個城鎮的面板數據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出相反的結論，其認為相關多樣化因具有較強的技術和業務聯系，容易使地區陷入僵化而缺乏經濟韌性，而無關多樣化能彌補主導產業的脆弱性，有利于地區的可持續發展[9]。除此之外，陳奕瑋和吳維庫（2021）基于演化思想，利用2004—2018年中國264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分析，發現產業多樣化（相關多樣化和無關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產業多樣化、無關多樣化在短期內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正向影響，但長期來看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負向影響，產業相關多樣化則存在相反的結論[10]?？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除了不同的理論視角外，部分學者認為應該考慮區域情境性特征尤其是創業活力的重要作用。蘇任剛和趙湘蓮（2020）認為地區可以通過激發城市創業活力以克服地區勞動力擠出問題和滿足就業需求，從而提高經濟韌性[11]。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主要從產業結構方面分析城市經濟韌性，其中，產業多樣化被視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對于產業多樣化如何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現有研究仍然存在明顯的理論爭議。因此，本文從創業活力的視角出發，探究創業活力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及其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兩者關系所起到的調節作用，進一步豐富相關研究。

（一）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三階段模型的提出

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且尚未有一個統一的結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文獻大多忽視了城市產業結構演化動態特征，本文認為城市產業結構的多樣化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12]，其發展遵循系統自組織的規律，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低級到高級、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過程[13]。除此之外，產業多樣化具有多種效益和成本，而且這些效應和成本也遵循演化特征，伴隨著產業多樣化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它們之間的組合構成了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復雜關系?；诖?，本文提出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

1.第一階段：圍繞單一或少數主導產業發展配套產業

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一階段，為增強已有產業路徑競爭優勢，地區傾向于發展已有產業相關的一系列配套產業。此時，產業多樣化主要圍繞主導產業進行，更多關注現有行業和主流技術路徑上的增量產品和工藝創新[14]，通過壯大已有產業來增強城市的抵抗和適應能力。一方面，圍繞主導產業發展的各產業在生產過程中存在投入產出聯系，并在同一產業鏈上充當不同角色，從而形成一種合理分工和協作狀態[15]，有利于城市主導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基于Jacobs 外部性理論，具有縱向關聯的產業多樣化可以通過創新提升現有產業競爭力。產業多樣化的城市容易集聚不同類型的知識，形成具有多樣化特征的“技術池”[5]。產業多樣化程度越高，可訪問的“技術池”越大，產業從技術池獲取自身所需的異質性知識嵌入到內部知識組合中，促進了知識溢出效應和創新的產生[16]，為城市遭遇沖擊后的路徑調整奠定基礎。因此，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一階段，以主導產業為基礎的多樣化通過協同分工和知識溢出，對城市經濟韌性有促進作用。

2.第二階段：主導產業發展受阻而進行的多樣化探索

隨著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快速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使地區主導產業的競爭優勢不斷削弱[17]。為擺脫主導產業及相關產業發展受阻的困境，地區往往通過產業多樣化積極探索新發展路徑，此時，地區處于產業多樣化的第二階段。然而，由于缺乏有序的資源協調機制，地區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二階段容易造成資源的過度分散。首先，范圍過寬的產業拓展或在不合適的方向上進行多元化產生的知識冗余，會破壞系統組織的一致性，使資源分配、協調難度大幅提升[18]。其次，基于交易成本理論，產業多樣化會加劇各產業對地區有限資源的競爭，從而增加資源配置所產生的管理、交易成本，不利于城市經濟的穩定增長。此外，多樣化會分散地方的創新精力，不利于地區形成聚焦戰略，難以在某個技術領域取得創新的領先優勢[19]，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二階段，由于缺乏有序的資源協調機制，地區的多樣化探索使產業間協調成本增加，創新難度加大，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抑制作用。

3.第三階段：多樣化締結聯系從而構建產業共生網絡

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三階段，基于自組織理論，地區通過產業多樣化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構建地區產業共生網絡，從而克服資源分散、難以協調等問題。研究發現，在產業共生網絡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多樣化產業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可以將共生網絡中各產業的生產體系或環節鏈接起來，以提高物質和能量使用效率[20]。其次，新關聯締結不僅可以對產業內部的經營和發展方式進行改革，還可以通過跨界聯合產生新想法的方式促進產業融合，甚至重構產業鏈關聯，催生新經濟、新產業，實現突破性創新[21]。突破性創新可以增加城市新技術軌跡出現的可能性[22]，改造城市生產能力，從而為地區產業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積極影響。除此之外，在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過程中，信息流可以驅動物質流與能量流之間協同發展，使得產業共生網絡實現在某一特定時間、空間、功能和目標下的有序運行和協同進化[20]。因此，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三階段，產業多樣化通過構建產業共生網絡締結產業關系、促進產業協同發展，從而促進城市經濟韌性。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如圖1所示。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一階段，產業多樣化具有較強的知識溢出效應，總效益大于總成本，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有促進作用。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二階段，產業過度多樣化使得協調成本不斷上升，總效益不足以補償總成本，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有抑制作用。在產業多樣化的第三階段，地區構建產業共生網絡，具有較低的協調成本和較強的突破性創新效應，總效益大于總成本，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起著促進作用?；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存在階段性特征，即在產業多樣化的不同階段，其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有所差異，兩者呈現非線性的N型關系。

（二）創業活力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

創業活力通過提升要素的有效供給、推動技術創新從而促進城市經濟韌性。首先，創業活力可以提升要素的有效供給。一方面，新企業能夠加速要素流動，充分利用社會的閑置資源和挖掘經濟增長潛力，增強城市經濟韌性。另一方面，新企業能夠帶動更多勞動者進入新領域，促使其不斷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從而產生干中學效應。干中學效應不僅能提升城市人力資源水平，也可以為后續創業奠定基礎，從而增強城市經濟韌性[11]。其次，創業活力可以促進技術創新。為降低成本和控制風險，隸屬于相關或者互補產業的創業企業容易產生集聚效應。這種集聚效應不僅可以共享地區的基礎設施，還可以實現與同類創業企業間的知識溢出，促進技術創新。此外，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投入研發經費、開發實驗平臺以及進行技術成果轉換活動本質上是企業克服知識過濾屏障的過程，不僅有助于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商業化，也可以使新知識、新技術轉換為實際生產力的進程大大縮短[23]?；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創業活力對城市經濟韌性有正向影響。

（三）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

產業多樣化與創業活力要求地區產業結構或者市場主體在已有基礎上開展新的經濟活動，反映了地區獲取新資源或拓展能力基礎的方式，兩者具有較為相似的內在邏輯。產業多樣化與創業活力兩者相輔相成，一方面，地區能夠通過創業企業對現有產業進行有效開發與鞏固，另一方面，企業創建的意愿和所進入的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服務于產業多樣化的需求。因此，當地區同時具有多樣化的產業結構和一定的創業活力，二者之間可能會存在相互作用。

研究發現，創業活力高和重視創業的地區能夠更好地針對多樣化的知識進行吸收開發，從而實現產業之間的潛在協同性。研究發現，創業活動作為漸進的組織學習過程，企業可以通過獲取、整合和使用外部知識，從而實現范圍更廣的知識學習和能力積累[24]。在吸收外部知識過程中，新企業構建了各種獲取知識資源的渠道和關系網絡，為資源整合奠定基礎[25]。在當前知識經濟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地區通過創業促進產業間的資源耦合，充分發揮不同資源或資源束間的協同效應。此外，新企業還可以通過與外界進行頻繁的交流和溝通，及時獲得市場和客戶需求變動等相關信息，使地區在面臨市場變化時能及時反應，化威脅為機遇[24]。然而，當創業活力過高，競爭加劇使企業傾向進行高風險的經營活動和追求突破性創新，不利于資源合理配置與使用[26]。一方面，為滿足突破性創新對資源的大量需求，企業整合資源的柔性將會降低，甚至會出現捉襟見肘的情況[27]。另一方面，面對新產品和新機遇，企業往往會收回在現有項目上投入的資金，從而對現有項目的正常運作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具有高度創業活力的地區在同步開展產業多樣化時，過度創新性、先動性以及冒險性的行為使得企業資源使用處于無序狀態，基于新機會而組合匹配的資源使用效率不高。綜上所述，當創業活力水平較低時，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曲線關系較為明顯，隨著創業活力水平逐漸提高，創業企業所承受的失敗風險越大，資源錯配的可能性增強，抑制了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正向影響，從而使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變得平緩?；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圖2為該假設的關系圖）：

圖2 研究內容與假設

H3 假設：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創業活力負向調節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兩者間的N型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取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經濟性預測系統平臺（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EPS）數據庫?？紤]到2021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不再對各行業的就業人數進行統計以及個別地級市數據缺失過多，本文最終確定2004—2020年中國282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為本文的研究樣本。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針對個別缺失值較少的地級市數據，本文通過線性插值的方法將其補充完整。除分類變量外，本文對每個變量進行1%的縮尾處理以緩解離群值的影響。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城市經濟韌性（Y）?，F有研究對經濟韌性的測度主要有單一指標法、綜合指標法以及可計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法三種方法。單一指標法主要通過就業率、失業率以及城市增長率來測算城市經濟韌性，受到眾多學者的應用。綜合指標法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算，但容易混淆因果關系，也存在測算不準確的情況。此外，還可用基于城市各產業的投入產出數據構建CGE 模型來測度城市經濟韌性，但是該數據年份只更新到2014 年。綜上，本文參考蘇任剛和趙湘蓮（2020）[11]的研究，可得城市經濟韌性為

2.核心解釋變量

產業多樣化（X1）?；谛靾A和鄧胡艷（2020）[21]的研究，采用熵指數的測度方法可得產業多樣化為

其中，Pi代表小類行業i(i=1，2，…，n)在i 城市的就業占比。

3.核心解釋變量及調節變量

創業活力（X2）。借鑒姜南等（2021）[28]的測度方法，將《中國城市創新創業指數》中的新建企業進入指數的對數作為創業活力的度量，該指數得分越高說明創業活力越強。

4.控制變量

參考以往研究[7，21]，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1）政府控制程度（X3），地方政府控制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在沖擊后進行資源的緊急配置和調控，促進地區經濟穩定發展。（2）科技發展水平，通過相關從業員數的對數值（X4）和科技支出占比（X5）衡量科技發展的絕對和相對程度，科技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區創新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經濟恢復和重塑具有重要作用。（3）專業化程度（X6），伴隨著地區專業化而形成的集聚經濟，有助于提升地區競爭優勢和技術溢出效應，是地區抵御外部沖擊和恢復調整的關鍵因素[29]。（4）城市開放度（X7），城市開放程度越高，地區越容易遭遇外部沖擊，但豐富的資源渠道在地區進入經濟恢復期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5）金融發展方面（X8），一方面，金融的快速發展會產生高杠桿問題，不利于地區經濟穩定性，另一方面，地區經濟的恢復調整離不開金融部門的支持。（6）地區人力資本（X9），當地區遭受外部沖擊，豐富的人力資本為地區經濟持續性發展提供重要保障，除此之外，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可以提高地區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有助于地區發展在遭遇沖擊后向拉動內需轉變，從而提高經濟韌性。（7）居民消費水平（X10），本文以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的對數值來衡量。（8）基礎設施方面，包括交通便利程度（X11）和信息化水平（X12），當地區遭遇外部沖擊時，基礎設施發展越健全完善，地區的資源配置和調控能力越強，有利于地區經濟的穩定和恢復發展。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可見。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為檢驗上述研究假設，本文首先設定如下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下標i、t 分別代表城市和時間；τ 和ρ 分別為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ε 為隨機擾動項。式（3）用于檢驗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重點關注系數β3。式（4）主要用于檢驗創業活力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以及創業活力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重點關注系數β14和β17。

三、實證分析

（一）主效應檢驗

在進行基準回歸前對變量進行皮爾遜相關性分析發現，在總體上，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相對較小，此外核心解釋變量產業多樣化X1與各控制變量的相關系數不超過0.3，進一步說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為檢驗產業多樣化、創業活力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本文對式（3）進行估計，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 第（1）列和第（2）列所示。

表2 主效應和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表2 第（1）列中，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系數（0.382）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產業多樣化水平的提升，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關系由最初的正相關關系變為負相關關系，最后又轉變為正相關關系，即呈現顯著的N 型曲線關系，假設1 成立。表2 第（2）列引入解釋變量創業活力，結果表明創業活力的回歸系數（0.092）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創業活力與城市經濟韌性有正向關系，假設2成立。

（二）調節效應檢驗

為檢驗創業活力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調節作用，本文對式（4）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2第（3）列所示。表2第（3）列引入創業活力與產業多樣化的交互項，由回歸結果可知創業活力與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交互項系數（-0.366）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隨著創業活力的提高，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N型曲線關系會被弱化，即創業活力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假設3成立。為了更直觀地說明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本文將創業活力按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的方式進行分組，分析低創業活力、中創業活力與高創業活力下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并繪制創業活力的調節效應圖，如圖3所示?？芍寒攧摌I活力逐漸提升，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曲線關系不斷受到弱化；創業活力低時，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 型關系較為明顯；創業活力高時，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趨向平坦。假設3得到進一步驗證。

圖3 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

（三）穩健性檢驗

1.剔除直轄市樣本

不同于一般地級市，直轄市由于人口眾多、管轄面積較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為緩解這些極端值對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本文將北京、上海、重慶和天津4個樣本的數據剔除后再進行回歸，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 第（1）列所示。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系數（0.369）同樣在5%的水平上顯著，創業活力的系數（0.094）在1%的水平上顯著，創業活力與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交互項系數（-0.353）在5%的水平上顯著，剔除直轄市樣本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并無差異。

表3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2.調整城市經濟韌性的度量方式

為避免測度誤差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基于權威文獻Martin 等（2012）[30]的方法，利用城市生產總值變化率與中國生產總值變化率之比衡量城市經濟韌性。若數值大于1，則表示該城市的經濟韌性較低，反之，則表示城市的經濟韌性較高，結果如表3 所示第（2）列所示。產業多樣化的三次方的系數（0.440）在5%的水平上顯著，創業活力的回歸系數（0.092）在1%的水平上顯著，創業活力與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交互項系數（-0.525）在1%的水平上顯著，調整城市經濟韌性的測度方式的回歸結果穩健。

3.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城市對外部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既往的經濟狀況，本文參考Rocchetta 和Mina(2019)[31]的做法，在式（3）和式（4）的基礎上將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都滯后一期?；貧w結果如表3 第（3）列所示，結果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說明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N型曲線關系、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不僅會在當期成立，在滯后期也同樣存在，本文實證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考慮到經濟韌性可能具有時滯效應，本文在式（3）和式（4）的基礎上，引入經濟韌性的滯后一期，以便更加準確地考察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以及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經濟韌性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的時候可能會導致內生性問題，此時如果仍然使用固定效應的估計方法，會使其估計結果有偏，不滿足一致性的假設。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采用兩階段系統高斯混合模型（system gussian mixted model，SYS—GMM）方法進行估計，選取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內生變量產業多樣化和導致的估計偏差和測量誤差問題[32]，結果如表3第（4）列所示。

由回歸結果可知，模型通過了Hansen 檢驗和AR（2）檢驗，這表明模型所選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且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問題，SYS—GMM 估計結果是可靠的?；貧w結果顯示，經濟韌性滯后一期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達到1%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上一期城市經濟韌性和本期城市經濟韌性正相關，城市經濟韌性的建設是一個長期、連續積累的過程。其次，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非線性關系以及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在動態模型中得到進一步檢驗，其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并無差異。除此之外，回歸系數比雙向固定效應回歸的系數大，符合GMM 有效性的判斷標準。

（四） 回歸分析

1.細分產業多樣化——相關多樣化與無關多樣化

本文借鑒Frenken 等（2007）[6]的研究，將產業多樣化分解為無關多樣化X13和相關多樣化X14，從而進一步探討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關系，產業多樣化細分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由表4第（1）、（2）列可知，相關多樣化平方項的回歸系數為-0.884，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無關多樣化平方項的回歸系數為0.523，在10%的水平下顯著?？芍嚓P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兩者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無關多樣化則相反，其與城市經濟韌性兩者之間為U型關系。

表4 產業多樣化細分分析

在一定范圍內，相關多樣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產業之間技術溢出和漸進性創新，對于城市經濟韌性具有正向影響，然而當相關多樣化程度超過一定限度，密切的技術聯系反而會加大風險，不利于城市穩定發展。無關多樣化產業一般為地區非主導產業或者新興產業，當無關多樣化水平較低時，其競爭優勢較低，甚至會造成資源的分散和成本的增加，不利于城市發展，然而隨著無關多樣化水平提高，產業在吸收新知識過程中易發生路徑突破，從而產生突破性創新效應，這對于城市恢復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這一結論在表4 第（3）、（4）列同樣成立。由表4 第（4）列可知，在相關多樣化和無關多樣化顯著的基礎上，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回歸系數為0.572，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相關多樣化和無關多樣化相互作用構成了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N 型曲線關系。

2.區域異質性分析——東部與中西部、沿海與內陸

為進一步探索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本文借鑒蘇任剛和趙湘蓮（2022）[33]、李金艷和宋德勇(2008)[34]的研究，將樣本分別劃分為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沿海城市和內陸城市進行回歸分析，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

由表5可知，東部地區、沿海城市的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中西部地區、內陸城市的產業多樣化三次方項的回歸系數則不顯著。這表明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的假設在東部地區、沿海城市成立，而在中西部地區、內陸城市不成立。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前期政策、區位等方面優勢，大量產業資源集聚在東部地區或者沿海城市，其在人才結構、經濟活力以及產業發展層次方面，始終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和非沿海城市，因此，東部地區和沿海城市更有可能出現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 型關系。

四、結論

本文基于自組織理論分析產業多樣化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以及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通過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研究結論：第一，總體上，產業多樣化對于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呈現“促進—抑制—促進”的三階段特征，產業多樣化的提升并不一定能夠促進城市經濟韌性，超過一定限度的“多產業”可能引起負面影響，而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體系完善、資源協調后，產業間的資源和技術信息會再次高速流通，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正向影響。第二，創業活力除了對城市經濟韌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對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隨著創業活力水平的提高，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逐漸弱化。第三，通過分解產業多樣化可知，相關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倒U型關系，無關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U型關系，兩者相互作用構成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第四，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N型關系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其在東部地區和沿海城市顯著，而在中西部地區和內陸城市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理論貢獻在于：第一，深化了關于城市產業多樣性對于經濟韌性影響關系的認識?，F有文獻主要基于靜態視角分析城市產業結構和經濟韌性的線性和非線性（U型和倒U型）影響關系，忽視了城市產業結構階段性演化特征，而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三階段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論爭議，為之后研究提供可能的新思路。第二，分析產業多樣化與創業活力的交互效應對于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關系。以往研究大多關注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忽視了創業活力這一內在動力的驅動作用，本文從創業活力視角出發，進一步分析創業活力的調節作用，拓展了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相關研究。

本文的結論對于城市開展產業多樣化和制定產業政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一，產業多樣化與城市經濟韌性的關系錯綜復雜，相關政府部門在制定產業政策時需要以長遠眼光看待產業多樣化，充分認識產業多樣化的成本與收益。注意根據不同階段產業多樣化的變化特征，靈活調整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降低產業間協調成本，通過促進產業間協同開發，增強產業多樣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積極作用。第二，城市經濟韌性受眾多因素影響，相關政府部門在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時，應該結合地區特點，避免措施的“一刀切”和靜態化。對于沿海城市和東部地區，相關部門可以鼓勵發展產業多樣化，通過調研等方式初步了解地區產業結構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和階段，進一步制定產業未來發展規劃。對于內陸和中西部地區，政府部門應該給予政策傾斜，更加注重產業結構調整，結合地方特色和競爭優勢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除此之外，要認識到創業活動的雙面性，地方政府在制定創業相關政策時，需要系統評估風險承載能力和政策可行性，減少資源錯配帶來的損失。第三，政府部門應該加強相關產業多樣化和無關產業多樣化間的協調配合，注意相關多樣化發展的閾值，避免產業過度相關從而造成地區風險加劇，把握無關多樣化發展機會，通過產業間跨界交流實現技術突破性創新和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