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廷?斯金納與概念史研究

目前，概念史研究日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同時概念史的理論與方法也成為諸多學術領域的研究工具。在這一熱點中，也難免對概念史的理論與方法會產生一些理解上的誤差和分歧。因此，目前亟需梳理與辨析清楚與概念史相關的一些問題，例如“劍橋學派”在思想史領域中的概念史研究，與德國考斯萊克以社會轉型變遷為主旨的概念史研究之間的差異，從而讓我們更為嫻熟地運用概念史這一工具進行學術研究。

一、國外學者對昆廷·斯金納概念史研究的評論

1978年，“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按照斯金納自己的表述，此書的主旨是“我希望說明形成近代國家概念的大致過程?！盵1] 同時，“在考慮了引起這種概念變化的歷史發展之后，我在結論中擱下了歷史，轉而對歷史語義進行了短暫的討論：從國家的概念轉到了‘國家’一詞。我認為，說明一個社會開始自覺地掌握一種新概念的最明確的跡象是：一套新的詞匯開始出現，然后據此表現和議論這一概念?！盵2] 對斯金納的這一思想史研究，著名的思想史家芬蘭學者帕羅內認為，正是以這本書為標志，斯金納“從觀念史轉向概念史”，[3]并將其和考斯萊克相提并論。帕羅內還說，在斯金納那里，其主要目標是論述近代國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他把語言行動的研究方式與國家概念化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對于斯金納來說，一個新概念的形成，不僅是變化的一個標志，而且也成為變化過程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一意義上，斯金納對16世紀國家概念形成作用的論述和考斯萊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非常相同：至少大致在1800年左右以來，各種概念不僅是歷史發展中的標志，而且也是組成歷史進程的各種要素。

具體來說，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為起點，我們可以察覺到斯金納歷史研究的類型發生了變化。他早期關于霍布斯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仍屬于思想史的范圍，但通過寫作這本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概念史的獨立地位。在斯金納那里，他沒有把各種概念看作是獨立的實體，而是從語言行動的理論政治學角度來分析它們。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著述相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中，斯金納已經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賦予概念以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轉變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就更為突出。[4]沿著這一路徑，斯金納后來持續進行概念史研究，例如對“自由”概念的討論，和繼續對國家概念的擴展性闡釋。例如2010年，在斯金納主編出版了《碎片化中的國家主權：一個競爭性概念的過去，現在和將來》（Sovereignty in Fragment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這本論文集中，他自己也寫了題為“主權國家：一種譜系的分析”（the Sovereignty State： A Genealogy）這篇文章。他說，“當我們在追溯一個概念的譜系”時，我們是在發掘這個概念早先被使用的那些不同的方式，從而可以為我們自己提供一種批判性，反思這一概念在當前被理解的方式。出于這些考慮，在接下來我將嘗試速寫一個現代國家（modern state）的譜系。而對“自由”概念的討論則展現在他的《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共和主義：歐洲的遺產》等論著中，這些研究成果被稱之為“修正自由的概念史”。意為通過對在自由概念的考察改變了以往“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兩種自由觀”對“自由”這一概念定論性的內涵。另外，斯金納對安布羅吉奧·洛倫澤蒂的錫耶納壁畫進行研究的兩篇長文也被看作是實踐了的一種政治概念史。

劍橋大學思想史教授約翰·羅伯特遜也說，“劍橋學派”元老及后世研究者不僅研究理論和方法，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關注“國家”在歐洲人觀念中演變的歷史。在此，我再次強調劍橋學派的主要關切是歐洲，雖然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改變的跡象。這一特點在斯金納身上體現最多。追溯現代國家概念的起源，從而更深地理解國家的本質特征，一直被斯金納看作首要任務，從第一部著作《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1978）到近來嘗試重建國家概念的“譜系”無不是如此。對斯金納而言，這既是一項歷史事業，也是一項哲學事業，理解歷史事實是從理論上認識國家何以存在、國家對統治者和臣民提出什么要求等問題的最佳途徑。目的是試圖尋找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過使用這些基本概念，我們在現代西方才得以建構起“合法化”理論，當我們在談論“公民義務”和“國家權利”時我們還在繼續使用這些理論。[5]

如果說上述學者是從斯金納“國家”與“自由”等概念研究的個案出發來理解其概念史研究的話，那么英國思想史研究者蒙克教授則從理論與方法論的層面來解析評價。他說，昆廷·斯金納所追求與聚焦于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動”分析的模式，以及概念史模式，使得英語世界的概念史模式與德語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之間變得水火不容——在英語世界里，人們強調需要有一種廣闊的共時性語境，以便能辨明特定的概念；而在德語世界里，為了歷時性分析的需要，人們則試圖把個體概念從其共時性語境中剝離出來。在英語世界的概念史中，人們強調人的能動性；相反，在德語世界的概念史中，人們則更強調歷史過程?？傊?，正如我所希望表明的，在如何理解社會和政治概念中的歷史性變化中，波考克和斯金納代表著一種競爭性模式。[6] 思想史家保爾在《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六章“波考克、斯金納與‘概念史’”中也指出，斯金納現在將轉向他自己的概念史版本，他對那些不關注概念使用的概念史不予考慮。

思想史家里克文在《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一書中認為，斯金納轉向了他自己的概念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版本。正是因為斯金納的概念史和科斯萊克的概念史之間的差異，學者吉爾德倫才用“在劍橋和海德堡之間”這樣的標題來區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史流派。Jan Ifversen認為，在討論概念變化上有兩種路徑，一是考斯萊克，二是昆廷·斯金納。斯金納是從修辭和語言行動方面展開，而科斯萊克則是從語言的交往（communication）維度上展開。

學者Sami Syrj?m?ki也認為在概念史研究中，有兩個最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一是考斯萊克，二是昆廷·斯金納，斯金納研究了諸如國家和自由的概念史。國外學者作出了很多這樣類似的評述，這也表明，國際上的學者們都給予了承認，認為斯金納是在從事著概念史研究，并且和科斯萊克一起成為了目前國際學術界兩大概念史研究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如此，1994—1995年，一批研究概念史的開拓性學人，當然也包括斯金納本人等十余位學者創立了國際性的“概念史研究小組”（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Study of Conceptual History），倡導開展概念史研究，特別是進行理論和方法論的討論。他們舉辦講習班，向全世界學者，特別是年青學者開放，旨在推動全球范圍內的概念史研究。我自己也在2006年8月在赫爾辛基大學參加過這一“概念史”暑期講習班，親身領略到了這一學術活動所煥發出的學術活力與開闊的視野。

二、斯金納概念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可以說，在多年的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納不僅實踐了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對概念史的理論和方法論作過很多探討。這里引述斯金納自己的一些表述，從中可以窺見斯金納對概念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以及這一研究獨特的貢獻究竟在哪里。

在接受芬蘭學者的采訪中，斯金納說，概念史是由萊茵哈特·考斯萊克及其同仁最早啟動的。我承認，對于概念史，我有一點小小的擔心，擔心它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觀念史，也即把概念及其表述從語境中抽離出來，并把它們織入一個我們自己建構起來的、犯了時代誤植錯誤的故事中。但是只要能避免這種危險，那么，我覺得有充分的理由去歡迎概念史的嘗試，或者，正如我所強烈推薦的，我們所寫的概念史應該去寫“論辯中概念用法的歷史”，在我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是指《自由主義主義之前的自由》）我甚至用這種立場寫了“自由概念的論爭史”。此外，在我即將付梓的著作中（指《Vision of Politics》），我還寫了“國家概念的生成史”。[7]

這里斯金納不僅直接表明了自己在從事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在很多文章中對概念史研究作出了闡述。例如斯金納在《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在對雷蒙德·威廉斯的關鍵詞的評論文章《一部文化辭典的觀念》，以及在《答我的批評者》等文章中都觸及到了概念史的核心問題，即對概念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觀點，這里試舉斯金納的一些表述為例：

我遵循維特根斯坦所作出的表達：概念即工具，借助它，我可以最好地重申我的反對意見。要理解一個概念，就必須不但要洞悉那些表達著概念的術語的涵義，還要洞悉可能與之相關的一系列事物。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刻上印記的長期連續性無疑在我們思想的內在模式中一直存在著；然而，我還是確信：不可能有概念的歷史，只有在概念在論辯中被使用的歷史。同樣，對于概念史而言，我們所寫就的只能是這樣一種歷史：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過該概念的形形色色的多種不同的行為主體，聚焦于這些行為主體在使用該概念時的不同處境和意圖。因此，在斯金納這里，他強調和關注概念是如何被使用，以及在歷史過程中如何概念化的。

斯金納的《政治的視界》（Vision of Politics）三卷本著作被認為是代表其學術研究水準的總結性論文集。在第一卷“關于方法論”中，有很多篇目都涉及到概念史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在題為“回顧：修辭和概念變化的研究”一文中更是系統地對此進行了陳述。透過此文可以更好地理解斯金納的概念史，以及他和德國考斯萊克概念史研究之間的差異。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這里較為完整地引述他的表達。

斯金納寫道，在本書（譯者注：指昆廷·斯金納所著《政治的視界》（Vision of Politics）第一卷《關于方法論》，劍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前面的一些篇章里，我已經關注到變化中的概念如何有望成為歷史探究的一個獨特問題。我想強調的是，如果要書寫這種歷史，我們也許得集中精力專門考察一番用來描述和評價政治與道德世界（霍布斯謂之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的種種概念。這又進一步要求關注各種術語，也就是人們習慣用來表達這些概念的一整套規范性詞匯。

我研究概念使用方式的變化還有一個更為基礎性的動機，就是要質疑阿瑟·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和他的弟子們宣揚的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觀點。洛夫喬伊稱，總有一系列永恒不變的“觀念的單元”（unit ideas）存在于意識形態論爭的表象之下，思想史家的任務就是揭示并追蹤這些單元。在這里，我要再一次對此觀點提出異議，并為思想史中存在著的更為激進的偶然性辯護。我的整個研究工程（如果可以用這么高級的詞的話）中的這一部分已經在本書第四章原文里交代過了。借用維特根斯坦在他晚期作品中的提法，我認為不存在觀念單元的歷史，而只有這些觀念在不同時期被不同人所使用的歷史。我斗膽認定觀念使用的背后不復有他物，而觀念使用的歷史則是唯一應被書寫的觀念史。

這些說法中潛藏著我的一個信念，可以這樣來表述：我覺得理解概念總是應該包含著理解在論辯中使用這些概念能做什么。我在《觀念史中的意涵理解》中首次提出這個信念時就表明了自己與二十世紀一個特殊的社會思想傳統的聯結。這一傳統可以說起源于尼采，雖然我自己最初接觸到它是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哲學里面，這一點在本書第七章（譯者注：《“社會意義”與社會行為的解釋》（‘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原文收錄于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和斯金納主編《哲學、政治與社會》叢書第四冊，136 —157頁）和第八章中有清楚論述。韋伯還有尼采都認為，概念不僅隨時間變化，而且除了能提供關于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的一系列變化著的看法以外，再沒有更多作用。概念是我們在理解世界的努力過程中帶到世上的東西的一部分，由這一過程所引起的不斷改換的概念化行為恰恰是意識形態論爭的內容。沒有任何道德或認知判斷可以不經由概念直接作出，而在我看來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完完全全是歷史的。

不過，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質疑我一直討論得比較少，更多是在思考，如果要富有成效地探究概念變化的現象，需要書寫一種什么樣的歷史。還有一點值得在此一提，那就是我得出的觀點同當下頗有名望的萊因哈特·考斯萊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在某些方面是類似的?？妓谷R克和我都認為，規范性概念不應被當作關于世界的陳述，而更應被視為意識形態論爭的工具和武器。我們也許都受到了?？履蔷淠岵墒秸摂嗟挠绊懀骸俺休d并決定著我們的歷史之形態乃是一場戰爭”。

我之所以覺得也許有必要像這樣來厘清初衷，一個原因是我的很多批評者都認定我企圖質疑的是考斯萊克的概念史。但情況絕非如此。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寫作先前所談到的那幾篇文章時，并不知道考斯萊克的研究計劃。這一點無疑該受批評，但也的確是事實。直到梅爾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八十年代撰寫論文，隨后又在1995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社會和政治概念史》將其作品引介到英語學界，我才見識到他獨具特色和規模的研究成果。

用考斯萊克的方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概念的歷史性仍舊是一個問題，但即便有疑問，在我看來也不是對概念史書寫本身的疑問，至少如果概念史是關于概念被使用的歷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也嘗試寫過一些這樣的歷史。本書就收錄了兩個研究，其一是卷二中再版（并且大幅度修訂）的寫于1989年的一篇文章，有關“國家”概念的習得過程，另一個是卷三中再版的一篇與此相關聯的文章，寫于1999年，主題是霍布斯《利維坦》中的論述與前述傳統的關系。此外我的《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一書寫的也是英語世界政治理論中對于自由概念的一種獨特看法的演變，此種看法認為自由不僅應被視為我們行為的做出（a predicate of our actions），還應被看做是與奴役狀態相對的一種存在狀態。我不認為這些研究與我寫過的那些倡導在恢復概念意涵和意義的過程中需要理解運用概念能夠做什么的文章存在沖突。相反，我的每個研究都有一部分目的在于指明，為什么某一概念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首次登場并流行起來，其方法就是要考察運用這個概念能做哪些沒有它便做不了的事。

我的這些評論已表明，我是非常贊成身為哲學史家的我們不僅要承認概念轉變這一事實，還要把它作為研究的中心。道德和社會世界由于我們對因襲的規范性詞匯的使用得以固定下來，與此同時，改變這些詞匯的使用方式又是重估和改變世界的途徑之一。結果就是，一切有評價作用的概念都有其譜系可循，在追蹤概念使用變化的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單是社會變遷的反映，而且還是引發這種變遷的一個動因。我在本書第八章和第九章著力要表明的就是這一點。因而我一直以來也強調，具有創新精神的理論家一方面會全力奪取可資利用的道德語言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忘尋找機會對傳統信念發起挑戰。讓我咋舌的是最近竟然有批評者說我未能注意到第一種情況。本書第八章大部分篇幅就是在考察這種情況，下文要談的修辭重述現象，目的之一也是要表明以上兩者都是始終存在的。

我認為，研究概念轉變現象要抓住的最根本性的一點已在第九章已有提及，這里我想再說得詳細一點。嚴格說來，我們所能指望描繪出來的各種變化完全不是概念的變化，而是表達概念的術語在使用上的變化（這簡直是有些自相矛盾的論點）。這些變化有許多種類，但我自己的研究主要關注其中一種，即凱瑞·帕羅內（Kari Palonen）最近為我的作品所寫的評論中所稱的“修辭視域（rhetorical perspective）”。特定行為或事態是否允許某個有評價作用的術語對其進行恰當描述，圍繞這一點所產生的爭論就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雖如此，我卻并不希望被人誤讀，似乎我將其作為概念被改變的唯一或是首要形式。因此在對修辭作進一步闡述之前，我想要介紹概念轉變現象能夠被歷史書寫所描繪的另外兩種方法。

方法之一是追蹤一段時期內某些特定的評價性詞匯在使用范圍或程度上的變化。其中又分為兩種可能性：一方面，如果社會中興起了新的行為，一般來說都會在與此相應的詞匯的發展中得到反映，這些詞匯對該行為加以描述和評價。我在第八章中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考察近代早期商業社會在歐洲的發展，特別關注了圍繞節儉（frugality）、勤勞（industriousness）、守時（punctuality）、責任心（conscientiousness）等新興價值而發展起來并日趨顯著的評價性詞匯；另一方面，已有的一些行為可能會逐漸失去意義，社會不再認為有必要把它們單獨挑出來加以規定。這種看法上的改變一般也會在相應規范性詞匯的衰落中留下痕跡。舉一個有啟發意義的例子，早期英語中有一套復雜詞匯廣泛用于描述和贊許“紳士般的（gentlemanly）”行為理想，同時貶低任何有損這一形象的行為，而在當代英語中這些已經消失。類似“無賴（cad）”、“粗人（bounder）”等概念以及與之相對的“紳士風度（gentlemanliness）”概念在英語歷史詞典里還存在，但因為其所評價的行為模式已經失去了社會意義，這些概念作為評價性術語就是過時的了。

這些例子有力證明了概念是有歷史的，或者更確切地說，表達概念的術語是有歷史的。這些術語此起彼落，有的最終從視野里消失。但是我承認，這種概念“命運”的長時期走向的確不在我的主要興趣之列。在這里我的方法與考斯萊克和其同道者的方法明顯有別。他們一心著眼于時間的緩慢進展，對概念突變的點描式研究則遠不及我關注得多。而我之所以對這類跨度更大的年代學研究興趣較少，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這種范式下變化的詞匯僅僅只是更深層的社會生活轉變的反映，就如前述幾個例子中體現出來的一樣。這就進而意味著要使概念變化的歷史有解釋力，必須能夠在社會生活本身的層面上給出解釋。然而我并沒有關于社會轉變機制的一般性理論，對于那些聲稱有這種理論的人我也多少有些懷疑。還有的理論主張時間本身就是變革的推動者，對此我更是難以茍同。約翰·鄧恩（John Dunn）教授在一篇堪稱經典的舊文中表示，時間促成改變的隱喻慣于以一種客觀化的形態重新出現，這是有害的，會導致回到思想史中已經不足為信的一種模式，即傳統總在抵抗進步，啟蒙總與迷信斗爭。

接下來我想結合第九章的論述談談概念轉變的另一種形式，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我們用于描述和評價社會世界的詞匯不斷發生皺折與側滑的另一種方法。當規范性詞匯對事物作出評價的能力在方向或強度上發生改變的時候，就進入了這一過程。這種類型的轉變往往反映了一種改變現存社會觀念和信仰的潛在企圖，而后者又反過來在評價性語言中有所體現，主要形式有如下兩種：其一是通常用于稱贊某行為或事態的術語反而被用于表達或呼吁非難；其二則是原本具有譴責意味的術語卻一反共識，聲稱此時的描述對象應受褒獎。

一旦這些意見被廣泛接受，整個社會就可能最終變更其有關一些根本性價值或行為的態度，并據此改變其所使用的規范性詞匯。因此，可以說這些例子是最純粹意義上的概念轉變。然而，對于引發這些評價性術語失去評價作用或轉褒為貶、轉抑為揚的長期社會變遷，我仍然是關注甚少的。這方面的興趣缺失又一次與考斯萊克形成鮮明對比，個中原因與前述相仿，我沒有書寫那種社會史的天賦。至于帕羅內等人對我更進一步的指責，說我和考澤萊克相反，未曾嘗試研究一下是否有些情況下時間本身也需要被包括進特定概念的意涵中，我也承認確有此罪。我的確忽略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但也只是因為我覺得沒有道理。

最后再來看看我主要關心的一種形式，即前述修辭性質的概念轉變。這種變化開始于某個評價性術語對一個行為或事態的描述，而該術語通常說來不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受眾相信，該術語不管表面上看起來如何，其原本意義是可以用來恰當指稱當下這一事件的。如果成功說服人們接受這種判斷，就能促使他們以一種新的道德眼光看待所涉行為。原先值得稱頌的行為可能變得應予譴責，而曾經遭到貶抑的行為也可能轉而大受褒揚。

這里又再次體現了我的偏好：我對上述長期變化沒有對尼采所刻畫的“頓悟時刻”那般興趣濃厚。但我承認，如果想要勾勒出特定的規范性詞匯在歷史中的興衰，努力考察長時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帕羅內最近評價說，我的大部分研究可被視為服務于考斯萊克及其同事所從事的更具雄心的偉業中的一個方面，對此我也并無不快?？妓谷R克的興趣完全在于概念變化的整體過程，而我則主要樂于考察這個變化借以實現的技藝之一種。我并不認為這兩個工程無法兼容，希望兩者在未來都能夠繼續發展，保持它們應有的旺盛的學術生命。[8]

從斯金納自己的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己認為在思想史研究中，也是在進行著概念史研究，在時間上，他和考斯萊克在基本上是在同一個時間段中各自獨立地進行著概念史研究，并且發展出了和考斯萊克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法，由此創立了獨特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如果將兩者的概念史進行比較的話，可以這樣說，斯金納的概念史是在思想史的框架中來進行，而考斯萊克是以社會變遷為主旨?？妓谷R克關注于社會的長時段，而斯金納則更聚焦于短期的急劇變化。前者關注重點為概念的歷史語義探究，而后者則從語用學角度考察概念在論辯中的使用。但這絲毫不影響倆人都是在進行概念史研究，姑且可以稱作為概念史研究的兩種不同范式。

由此，就有必要對斯金納和柯斯萊克倆人概念史研究范式之間的差異予以說明，其實作為愛好辯論的斯金納從來也不掩飾他的概念史和柯斯萊克之間的差異與不同，甚至有時還表現出一些不屑。那么，具體而言，斯金納的概念史和考斯萊克的概念史在研究取向等方面有何差異呢？

三、斯金納的概念史和考斯萊克概念史之間的差異

斯金納自己以及一些學者如帕羅內和里克特等人都認為，斯金納和考斯萊克的概念史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共同之處，正如帕羅內所說，撰寫概念史的一個條件，便是概念不能僅僅歸結為其意義，相反，一個概念的意義維度始終與語言行動有關。同樣，“把概念的可接受性和競爭性作為它的可理解性的條件，在這方面，我們幾乎找不出斯金納的觀點和考斯萊克的概念史之間的差異?！盵9] 英國學者蒙克教授也評論道：“至少在如下兩個目標上，波考克他們與德國的概念史是相同的：第一，復原歷史行為主體或作者所賦予其自身行為的意義，在英語世界中，這就意味著人們必須擺脫洛夫喬伊式超歷史的觀念，而在德語世界中，這就意味著人們必須拋棄歷史主義；第二，把偉大文本或經典文本置于一種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中，以便復原意義的多元歷史?！盵10]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對此，斯金納自己也毫不掩飾，多次表達過他和考斯萊克概念史研究之間的差異。當然學界業有共識，認為斯金納和考斯萊克在不同的空間里，發展出了不同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如果說要進行一下歸納概括的話，斯金納借助于奧斯汀、維特根斯坦和尼采等人的語言哲學和譜系學，從修辭和言語行為與譜系學方面進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萊克則借助于闡釋學理論，從社會史的維度與現代性形成的所謂社會轉型的“鞍形期”來進行概念史研究，從而將概念作為社會的顯示器和推進器。對于斯金納的概念史研究，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沒有概念的歷史，只有概念被使用的歷史。從這里可以看出斯金納的概念史研究的主旨，概念的含義只有在概念被使用和表達中才得以存在與被界定，否則只是處于靜態的休止狀態。2017年，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也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名言是，不要問語言的意義，要問語言的用法，要問這些概念是用來干什么的，或者像尼采所說，將概念視為用來辯論的武器。[11] 由此，也發展出概念史研究的不同研究重點，一種是著重于在歷時性中追尋概念意義和內涵變化的歷史語義學，和另外一種以運用概念和對概念展開競爭性話語表達的歷史語用學。而對于斯金納而言，顯然他是更關注于歷史語用學的研究路徑。而對于考斯萊克式的概念史，則更多地是體現了概念的形成，通過歷史語義學這一歷史演變的梳理考察，勾勒詞匯如何成為了概念，其意義又如何在經驗空間中被固定和界定。如果從大的學術研究領域來說，斯金納是在思想史的范疇中進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萊克則是在結合社會史的框架中來展開概念史研究，當然這并不否認概念史作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研究領域。正如里希特所說：“在考斯萊克看來，‘概念史’并不僅僅服務于‘真實的’政治史和社會史的目的?！拍钍贰且粋€自主的研究領域，最好是在與解構性社會史的緊張互動中展開概念史研究。群體和運動所使用的概念框定了他們的選擇空間，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他們的行動?！盵12] 考斯萊克自己也說，要把社會史和概念史結合起來加以研究。但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它們之間彼此需要并相互依賴，但卻不會合而為一。[13] 他曾經明確地說：“社會史和概念史并非同一?！盵14]但他也對此詳細解釋道，“由于社會史和概念史具有不同的變化速率，并且是基于不同的重演結構，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社會史的學術術語依賴于概念史，因為概念史能幫助社會史來查驗語言形式儲存下來的經驗。并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為了洞悉一去不返的現實與其語言性證據之間永遠難以彌合的罅隙，概念史仍然依賴于社會史的發現。[15]

因此，面對兩種不同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和路徑，盡管不同的學者會站在不同的立場，甚至是偏好來進行自己的學術研究，但作為一種學術史的梳理和討論，我們不能用斯金納的概念史來否定考斯萊克的研究范式和價值；或者相反，以考斯萊克的概念史為標準來否定斯金納所進行的概念史就不是概念史，以及無視斯金納在概念史理論和方法論方面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從學術研究的旨趣來說，從不同的范式，不同的路徑展開研究，甚至在不同研究范式相互的批評和競爭當中只會帶來學術的進步，推動學術的深化。正是因為這樣，斯金納才明確承認他和考斯萊克研究范式的不同，并批評考斯萊克的概念史研究。例如斯金納在南京大學講學時所接受的訪談中，就這樣說道，尼采曾經有句很精彩的警句，如果一個概念有歷史，那它就不可能有定義。這意味著，理解一個概念的辦法就是用譜系式的方式來處理它，也就是說，去發現它們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步演變和被辯論的。我自己也試著采用這種辦法。我的譜系學與尼采有不同。對尼采來說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一旦辨別出某種觀念的根源，就意味著使這種觀念變得不再可信，這就是他在《論道德的譜系》中的主要觀點。因此，譜系學永遠都是對你所探討觀念的譜系的批判。在我看來，這并非絕對適用，也可能存在著以贊頌為目的的譜系，或者僅僅是追蹤對某個明確概念的各種相互對立的理解方式的譜系。因此，就我們決不能給出一個一致認同的定義而言，我的譜系學是尼采式的，但我并不是在試圖動搖概念用途的可信度，而僅僅是在對它們進行追蹤。

科塞勒克（人名原文如此——筆者注）想寫的是諸概念的歷史，這種看法認為，存在著所謂的“概念之歷史”（Begriffsgeschichte），存在著這樣一種研究，也就是對各種概念的研究。我對這種路徑持懷疑態度。首先，我們研究的并非各種概念，而是概念的各種語言表達（verbal expression），因此，我們永遠都要討論語言。我已經表明，理解話語，就是對論辯中這些概念各種用途的理解，所以嚴格說來，這并非概念的歷史，而只不過是概念可供使用的方法的歷史。如果你要寫的是一個詞語的歷史，哪怕只是這個詞的語言表達的歷史，像科塞勒克和他的追隨者以及學生通常所做的那樣，在我看來，你必須面對的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你并未給這個詞在當時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任何說明；誠然，這個詞已經出現在常用詞匯表中，但是它在詞匯表中是否居于中心位置，它與其他術語的相互關系如何，它們是否變化？這種寫作概念歷史的路徑并不足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從來沒能真正被科塞勒克的作品說服。

在我看來，如果你成功地滲透到某種不同的生活形式以及其中的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理解中，你能取得的一項收獲就是，對那些在大家看來都很重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這里又要提到另一種維特根斯坦思想了，或許這些概念中存在著的僅僅是某種“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他的原話是“Familien?hnlichkeit”。如果僅僅從事實層面上看問題，我們很可能會受到誤導。例如，在西方古典時代，人們談論“共和國”和“自由”，我們也談論“共和國”和“自由”，但是大家說的是一回事嗎？因此，首先必須要做的，就是給這樣的問題找到答案。他們談論的“自由”“國家”（state）或者“平等”和我們的概念相比，是否是同樣的概念，或者說概念之間僅僅具有“家族相似性”？假設我們發現，我們的歷史研究向我們表明——就比如我自己的作品中也采用的一個案例：盡管西方古典時代的人們也討論“自由”，但是他們所指涉的和我們所指涉的存在很大的出入。如果我們看看古代甚至是現代早期關于“自由”的討論，顯然是這樣的。

但是我還要簡單說明的是，毫無疑問，就當前的現代西方而言，思考政治自由的標準方式就是將其視作在追求自己目標時免于干涉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去讀古代關于“自由”的討論，它們完全不是以干涉的觀念為基礎的，它們的基礎是更加普遍的宰制和依賴關系（domination and dependence）。在思考什么才意味著自由時，首要的看法就是不受宰制和依賴。只要稍加思考，我們就能認識到，這是“一種”關于自由的理解，但這并非我們的理解。我舉這個例子的意義是什么呢？在我自己關于國家理論、自由理論和權利理論的作品中，我的一個心得就是，這些術語通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著非常不同的含義，遵循著不同的理解道德和政治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你首先能成功地按照那個世界本來的方式將其重建，你或許會發現，存在著某些可以直接從中學習的東西。當然，這并非是說，通過反復閱讀這些文本，可以發現著某種永恒真理。相反，你將會獲得一種不同的思考這些基礎性概念的方式，若是你對這種方式進行反思，或許會發現，這種在古代而非現代西方存在的對自由的理解，可能是一種更加有收獲、更加有益的理解方式?！白杂伞边@個問題如此，“正義”更是如此。若是我們想要利用那種“自由”理解，那么它或許會是一種十分有價值的批判方式，去批判我們西方社會的組織方式，讓人們認識到，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理解“自由社會是什么樣”的方式。我覺得這就是我所謂人文研究的功利主義收獲。

同樣，在南京大學的演講中，斯金納在回答提問時說，“你問到了科塞勒克，科塞勒克并不關注爭論者在干什么的問題。他的全部工作全都是關于概念本身的，還有概念史。我在這里想展現的是反科塞勒克的方法，我并不反對?？?，但我完全反對科塞勒克。在科塞勒克的晚年，他和我曾經同臺交流，我們都很清楚我們觀點不同。我們不同意對方的觀點，然后我們握手告別，說我們可以等到下次再談?？迫湛说腻e誤在于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術語在對話中的沖突，沒有意識到這些術語沒有一個公認一致的含義，而認為它們的含義是融貫自洽的（self-consistency）。他編寫關于術語的辭典，解釋有時這個概念是這個意思，有時是那個意思。但是我想說的是，這完全是與不斷上演詞語戰爭（war of words）的現實社會相脫離的。而且詞語戰爭是實實在在的戰爭，正如在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所反映的那樣?！盵16]

也是在2017年，斯金納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提到他和考斯萊克研究主旨上的差異。他在回答提問者的問題時說道，你提到了柯賽雷克（人名原文如此——筆者注），他致力于概念史研究。從我們之前的交談中你能看到，我其實并不認為，嚴格說來，我們可以書寫某種概念史。我們可以書寫的歷史是概念的語言表達在論辯中的各種用法。理解某個概念不僅僅在于給出一個詞典條目?？沦惱卓说热俗龅木褪沁@項工作，即說明這些術語的反復出現。我們需要解釋這個術語被用來做什么？為什么我們需要這個概念？運用這個概念到底是為了什么？它在相關論辯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這個論辯運用了某個概念，那么這個論辯是當時社會的一個核心論證，還是一個邊緣論證？他是一個受到質疑的論辯，還是一個普遍接受的論辯？在我看來，聚焦概念本身無法幫助我們了解那種我所感興趣的歷史論辯。我認為，概念是工具，而理解概念其實是要理解人們能夠運用概念做什么。這需要一種完全不同于柯賽雷克的研究方法。[17]

同樣，斯金納在評論一些思想家的學術貢獻時所說：“他們強調的是下述觀念：概念并不是有著固定意義的永恒實體，而應該被看作武器（海德格爾的建議），或者是工具（維特根斯坦的術語），對概念的理解部分來說不過是看誰在揮舞著它們，揮舞的目的又是什么。但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在起初援引的正統觀念——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任務就是去分析這些道德的語言或者政治的詞匯——自然也就令人懷疑了。沿用?？绿岢霎愖h的方式來說，完全就不存在這樣一種毫無變化的概念和意義的網絡，等著我們去做中性的分析?！盵18] 斯金納自己在進行概念史研究中也一直遵循著這一原則，秉承著這一學術立場，在歷史語境中考察概念的如何被使用，由此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一種范式。

正是在這一維度上，在斯金納那里，概念史研究不僅僅是要追尋概念涵義的演變，還需要思考在這個社會的特定時刻概念內涵的這一新變動為何得到了人們的接受，其成功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礎又是什么。是一種對概念的修辭性打動了人們，從而被接受，還是被政治權力所強力確立起來的合法性，或者說，能夠成功推動概念變革的主體力量是誰，同樣，人們又為什么不能夠抵擋這一概念內涵的變革。因此，概念內涵變革與使用概念的主體則密切關聯，由此就需要研究概念的使用者。

其實，斯金納和考斯萊克之間在概念史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不僅僅是歷史語義學和語用學之間的差異。在蒙克教授看來，這是關涉到如下基本問題，歷史的創造者是誰，或者說，要去回答構建歷史的行為主體是什么。在斯金納看來，歷史的行為主體是概念的使用者，而非概念本身。如斯金納所說：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過該概念的形形色色的行為主體，聚焦于形形色色的行為主體在使用該觀念時的不同處境和意圖。[19] 斯金納也曾這樣說道：“對人類行動的解釋必須總是包括從執行社會行為的行動者的角度，來恢復和解釋那些行動的意義，或許甚至本身就要采取這種形式?！盵20]也如蒙克教授所說：“歷史在多大程度上是歷史行為主體各種行動的歷史，而不僅僅只是各種過程的歷史，仍然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同時，它可能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盵21]

實際上，這是在提醒人們，在概念史研究中，要防止一種“非人格化“的傾向，即只看到了某種概念在運動，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而忘卻了歷史行為主體與概念之間的關系。猶如英國學者蒙克教授所說：在概念史那里，人類基本上是消極的工具。概念變化是一個過程，專門用來描述其動力機制的措辭是一些自然隱喻：流動、過程、現象和結構，而不是由可辨識的行為主體所驅動。[22]在這一問題上，歷史學家們有著不同的理解，呈現出差異，但在我看來，蒙克教授下述的這番話令人警醒。他說：“現在，人們傾向于把特定語言以及它們的概念和型構看作是生成了人類世界和歷史，并進而傾向于否定人的能動性，認為言者、作者和行為主體都是由語言和文本所決定的。在現實的語言建構中，人們又重新鑄造了某種決定主義，這種決定主義曾滲透到某種類型的物質史中。但是對于人類能動性的強調做出了相反的聲音，在我看來，他們這么做是正確的：因為盡管人（并且正如人們所日益認識到的，女人）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語言環境中創造歷史的，但他們仍然是在創造著他們的歷史。而創造歷史就意味著以一種革新性的、創造性的和充分能動的方式來使用可用的語言。假如人們抱有這樣一種希望：即便沒有語言——這種語言總是一種特定的語言，人們也可以創造歷史。那么，這就等于相信：如果沒有惟一的介質——也即空氣，康德的鴿子將飛得更高。飛得更快，但是，實際上，正是由于空氣的存在，鴿子的飛翔才成為可能?！盵23]

四、概念史研究的未來

對斯金納的這些批評，以及從語用學視角強調概念的論辯和語言行動，考斯萊克也有過回應，甚至也可以說是反批評。他一方面承認每個個體都依賴于語言工具，如果沒有語言工具，社會行動、政治爭辯或經濟活動就不可能存在，但也應該看到，實際上所發生的事情顯然并不能與誘發該事情或詮釋該事情的語言闡釋劃等號。真實發生的歷史與其語言性工具之間總是存在著差異。言語行動并不等同于行動本身，盡管正是在言語行動的幫助下，行動才得以準備、啟動和實施。歷史與言說的關系應該是，沒有言說，歷史就不可能發生，但是歷史絕不等同于言說，并且也不能化約為言說。[24]因此，我們必須判定，在過去的歷史中，什么是由語言所促成的，什么不是由語言所促成的。[25]

考斯萊克的這番話的確是點明了雙方在研究范式上的差異所在，例如就其歷史事件與沉淀在歷史之中的人類經驗而言，特別是作為歷史的“社會”來說，都包括著一些非語言性的內容，象人類的物質生活、生產活動等，這就要求人們在歷史研究中界定語言行動的邊界，將非語言行動而構成的歷史內容呈現出來與加以研究。

實際上，就考斯萊克的概念史研究而言，其與斯金納的概念史研究不僅在于言說與歷史之間關系的差異，而且還在于，在考斯萊克這里，其概念史在社會史的范疇內還內含了這樣兩個核心要素，“經驗空間”和“預期視域”。對此，思想史家里克特教授這樣解釋道：對于考斯萊克而言，經驗，無論是個人經驗還是前人的經驗，都意指陌生新奇之物向本土尋常之物的轉換。在這種關聯中，空間這個德語詞意指：在通往由過往經驗所構成的空間而預期未來的過程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可能路徑。這兩個范疇（經驗和空間）都是時間性的，它們之間的關系在各個歷史時期大不相同。就如下面看到的，考斯萊克的假設是這樣的：新時代或現代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在德語國家，它們是現代性的迎賓人——是由體現在傳統中的過往經驗和對未來的轉型性特質的信念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所決定性地塑造的?？妓谷R克認為新時代或現代具有一種新的時間特性，現在，時間不再被視為所有歷史共有的一種中立維度，而被看作史無前例的歷史驅動力。人們之所以劃分世紀，不是將其作為時間的標記，而是將其作為秉有獨特時代精神的歷史紀元。所有這些歷史時期都被置于一種不可抗拒和無法逆轉的發展進程之內。當下之所以被認為是新的，是因為它開啟了一種嶄新的未來。于是，在經驗空間和預期視域之間的關系中，遂產生了一個關鍵性的變化。[26]

可以說，在考斯萊克那里，歷史被“時間化”了，被隔分成為過去、當下和未來，我們如何看待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其態度又是如何，過去、當下和未來它們又如何進行組合，形成為一種關系，并在這樣的變幻性的組合中形成了歷史，賦予了歷史以意義，同時也創造出了一系列概念，以及為既存的概念注入了一種新的內涵，實現了轉義。例如就“革命”這一概念而言，隨著對時間感知的變化，“革命”這一概念的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轉變。里克特教授指出：“隨著生活在一個史無前例時代的感覺日益滋長，那種日益加速的變化感也隨之滋長。因為發展被認為正日益迫近，而經驗空間看上去似乎壓縮了。以過去為取向的傳統、習慣和規范更容易遭到貶斥和拋棄。對于史無前例的快速變化的任何抵制，都被描述為遺老遺少們的應激反應，故而是反動的。因此，這個時期的核心概念之一便是“革命”這個概念，其意涵現在已經有所改變，已由原初的循環往復之義轉變為如下新義，即意指一個新型但卻更好的政權和社會的出現?！盵27]從這一概念個案中可以看出，概念的形成與轉義與我們對時間的認知密切相關，也體現了對歷史的理解，同樣在這里，社會的轉型變遷與概念的形成轉義也密切相連，相互纏繞，但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形式，概念史研究從社會史之中分離了出來，成為兩個自主性的獨立研究領域。這樣，在概念史研究中，“時間性”正成為概念史研究的鮮明特征。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格帶著贊嘆的口吻說道，在思考歷史中的時間經驗中，考斯萊克實際上在追尋“在每個當下時刻，過去和未來的時間維度是如何建立起聯系的”。[28]受到考斯萊克的這些啟發，目前“歷史時間”正在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29]

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歷史性研究，概念史依然是在歷史的框架中而展開。詹姆斯·法爾曾經這樣寫道：“要理解概念的變化，就要求和強調用歷史的眼光來理解問題?！盵30] 與此同時，他也對概念史研究的進路作出了表達：“既然概念是語言的構成物，概念史就總是語言（甚至詞的）歷史，原因在于，概念史是我們進入政治行為人用概念所構成的世界的唯一途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盵31] 當然，概念是要在詞語的表達中被賦予定義的，但同樣，社會的實踐本身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猶如斯金納所說，“社會實踐有助于賦予社會詞匯以意義，這一點千真萬確。但是，社會詞匯有助于構成這些實踐的特點，這同樣是毋庸置疑的?！盵32] 的確，如果在社會實踐與詞語表達這樣的維度上來理解和進行概念史研究的話，自然是一種較好的研究方式，從而可以獲得豐富的研究成果。

如何進行概念史研究，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艱巨性任務，既需要像斯金納這樣天賦異于常人的思想史家的獨自創造，也不可缺少如考斯萊克這樣善于組織領導的領袖性人物，在其領導下能夠組織眾多學者一道展開研究，編寫出版著作。誠如“條條道路通羅馬”一樣，不同的研究路徑也都共同推進了概念史研究的深入，同樣，如同概念具有競爭性那樣，不同的研究路徑的競爭性差異更展現了學術研究的自由與開放，而非獨斷與唯一。為此，重溫考斯萊克為“概念史”所寫的詞條也可看出作為這一研究領域創始人所具有的那種深刻的洞察力，高度概括凝練的能力和集采眾人之長的那種智慧與包容，以及對推進未來研究的期盼。他說：“概念史首先詢問的是：什么時候、什么地點、由誰、為了誰、出于何種目的或者哪種形勢、如何進行了定義。概念史經常追問的那個唯一的要求——正是這種出于具體的語言需求，在語言上用概念的方式進行了回答。期間，所有的概念不僅帶來了共時性的、唯一的詮釋作用，而且還總是同時呈現歷時性的等級序列。在語用學上，即便仍然受到修辭方面的規范，但是它們集中于當時的需要，以尋求贊同。相反，在語義學上，上百年的體驗經常被保存下來，以致某種概念的說服力既得到了擴展，又受到局限。最后，在句法和語法上，一種概念運用的活動空間雖然長期重復，但仍處于緩慢的變化中。根據問題意識的不同，在每一段概念史中，共時性與歷時性都被交疊于各種方式中，而不可分離。

因此，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種時間上的聯系結構。根據有多少此前存在的體驗被融入其中，根據有多少創新型的期待內容被納入其中，每一個概念都有著不同的、歷時性的價值。這些概念包括：回顧性概念，即保存了舊體驗，反對意義轉換；展望性概念，即搶先行動，以創造新的或其他未來。在術語學上，人類的概念有：經驗性概念、運動性概念、期待性概念和未來性概念。

由于存在各種不同的共時性與歷時性交錯現象，使得每一段概念史都不得不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得到書寫?！盵33]

站在概念史研究的不同指向來看，無論是斯金納還是考斯萊克的概念史研究，都深化了歷史研究，可以說是歷史學的一次范式創新。今天，梳理和研究這一學術流派，辨析其中的差異與共同，理解其對多學科知識的汲取接收，將會為我們未來的歷史研究獲得一種寶貴的學術資源。

注釋

[1] [2][ 英 ] 昆廷 · 斯金納著，奚瑞森等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 2、2—3 頁。

[3][4] [ 芬蘭 ] 凱瑞 · 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 ·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 · 政治 · 修辭》，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88 頁。

[5][7] [意]達里奧·卡斯蒂廖內、[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37、344 頁。

[6]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3頁。

[8] Quentin Skin ner：Retrospect：Studying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In《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5—187. 此處內容由華東政法大學的關依然翻譯。

[9] [芬蘭]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38頁。

[10]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49頁。

[11][17]李強主編：《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5、174—175 頁。

[12] [意]達里奧·卡斯蒂廖內、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9頁。

[13]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39頁。

[14] Reinhart Kosellek：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

[15]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41頁。

[16] [英]昆廷 · 斯金納：《西方關于“自由”的論辯》，載孫江主編：《新學衡》，第二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3頁。

[18] [英]昆廷·斯金納主編，張小勇等譯：《人文科學宏大理論的回歸》，2016年，第9頁。

[19]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70頁。

[20] [英]昆廷·斯金納主編，張小勇等譯：《人文科學宏大理論的回歸》，第4頁。

[21] [22]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70頁。

[23]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70—71頁。

[24] 詳見[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26—27頁。

[25] [英]依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30頁。

[26] [意]達里奧·卡斯蒂廖內、[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7—68頁。

[27] [意]達里奧·卡斯蒂廖內、[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68頁。

[28]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格著，黃艷紅譯：《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第29—30頁。

[29] 例如，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格就承認受益于考斯萊克所提出的“經驗空間”和“預期視域”這一概念，考察其中的張力、審視其與當下的關聯方式，以此來探討過去與未來，才顯得特別有意義。詳見[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格著，黃艷紅譯：《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第29—30頁。

[30][31] [ 美 ] 詹姆斯 · 法爾：《從政治上理解概念的變化》，載特倫斯 · 保爾、詹姆斯 · 法爾等編，朱進東譯：《政治創新與概念變革》，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年，第 20 頁。

[32] [英]昆廷·斯金納：《語言與政治變化》，載特倫斯·保爾、詹姆斯·法爾等編，朱進東譯：《政治創新與概念變革》，第17頁。

[33] [德]斯特凡·約爾丹主編，孟鐘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頁。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歐洲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研究”（項目編號：21＆ZD24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