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國家投資軟環境分析及中資企業發展

王佳

國際直接投資環境的內容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歷史和現實坐標的變化，投資環境也處于運動發展之中，并不斷得到豐富。起初，學界在研究投資環境時往往聚焦于投資硬環境，但在實踐中卻發現軟環境也是國際直接投資中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對于投資決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北非國家位于亞、非、歐三大洲交匯的戰略要地，包含埃及、利比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是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構成，近年來，伴隨雙邊貿易的不斷加深，北非國家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投資的熱門目的地?；葑u評級（Fitch Ratings）在其《中東和北非地區關鍵主題》報告中指出，中東和北非將成為今年世界上唯一一個經濟出現增長的地區，與疫情導致的多國直接投資下降相比，北非地區吸收外資迎來了溫和地上漲，根據《Africa： The Big Deal》的一份報告發現，北非的初創企業在 2019 年至 2022 年 5 月期間獲得了 15 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埃及初創公司領投，籌集了 12 億美元，占北非地區籌集的資金總額的 83.3%。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北非國家作為投資熱地也將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點區域，在此背景下研究北非國家投資軟環境能有效地為不同投資企業提供綜合投資環境評判的新手段，有助于中國對北非國家投資企業準確把握其市場環境，做好風險應對措施。

一、北非國家投資軟環境狀況

國際投資軟環境是指能夠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各種非物質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規模、貿易與關稅政策、財政與金融政策、外資政策、經濟法規、經濟管理水平、職工技術熟練程度以及社會文化傳統等。相對于固定、穩定且可見的硬環境而言，投資軟環境是不可見的，易受影響的。北非國家在經歷了阿拉伯劇變和新冠疫情以來，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不確定性，許多國家推出了靈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通貨膨脹仍居高不下，社會結構、氣候變化、生態系統也都在經歷不同程度地重建和變構。與此同時，不斷加速的數字化和社會互動的去致密化也對各個行業產生了長期性變革與暫時性改變，顯現了新的投資機遇。

1.政治環境。政治環境是一項包含了國家政局穩定性、政治環境穩定性以及政策法規穩定性等在內的綜合指標。它既反映了國際地緣政治對于該國的影響，也映射該國在區域或全球政治中的作用，而政治環境的“熱”與“冷”則直接影響了外資是否有信心向該國家注入資本以及資本是否能夠得到保障等問題，因此，政治環境是投資軟環境中至關重要的一方面。

基于THE PRS GROUP提供的2021年政治風險指數（Political Risk Index），可以看出北非國家整體穩定性較差，其中摩洛哥政治風險指數為71，位于全球第50；阿爾及利亞政治風險指數為61，位于全球第80位，埃及與突尼斯政治風險指數為60，位于全球第82位；蘇丹政治風險指數為53，位于全球第87位；利比亞位列政治風險指數為49，位于全球第93位。綜合世界銀行政府效能指標來看，北非各國在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質量以及政府對此類政策承諾的可信度也較低，其中阿爾及利亞為29.81%，利比亞為3.37％，摩洛哥為50.96%，蘇丹為5.29%。摩洛哥的指標雖然在該地區表現較好，但仍與其他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和中國存有較大差距，總體而言，北非國家整體直接投資政治環境都較差，穩定性不足。

2.法律環境。法律作為經濟運行中的“衛士”，是投資軟環境中重要的影響因素，良好的法律環境能夠維護社會穩定、保護投資者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和保護交易雙方經濟活動，保障雙邊經濟交往有序進行。法律環境的優劣常與本國投資法律體系相關，同時也與法律立法和執行情況緊密相連，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投資環境。

埃及法律體系較健全，相關投資法律文件有《公司法》、《經濟特區法》、《投資法》、《蘇伊士運河特別經濟區法律框架》等，門類精細齊備，為吸引外資提供了強大的法律助力環境。阿爾及利亞《投資法》頒布于2001年8月20日，此后經過多次修訂，已形成了較為健全的法律保障體系，當前，該法主張加大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力度，也規定阿方須在與外國合資企業中掌握控制權。摩洛哥管理外國投資的部門主要是投資局和各大區的大區投資中心，并已具備規范的項目立項審批程序，集中體現在2006年7月頒布的《摩洛哥投資程序手冊》中。突尼斯先后多次修改《投資法》，最新版《投資法》頒布于2017年，新法旨在促進私人投資，與突尼斯經濟社會協同發展。利比亞在2010年頒布了《外國投資促進法》，對外商投資行業領域、投資方式做出了明確界定，并為外商在利比亞進行投資和工程承包提供了優惠政策，雖有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但利比亞安全形勢不明朗，嚴重影響了其法律環境的后續保障。毛里塔尼亞雖設有經濟事務與發展部作為投資管理部門，但其法律制度建設仍不健全，其《投資法》中所涉條例有時與行業法規、各外國投資者國家優惠政策存有沖突。由此看出，北非國家法律環境較友好，但各國內部之間仍有差異，其中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法律體系較為健全，并在投資、貿易、金融等多領域有較為明確的法律規定，相關政策伴隨著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也在不斷完善和調整。

3.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是投資當地社會生存、生產和生活相關的一切非物質因素的總和，所涉范圍較廣，涵蓋了居民收入水平、社會秩序結構、社會保障、生存和生活環境等方面。社會環境影響了投資項目運行的活力度，也決定了投資行為的潛力，是對外直接投資中關鍵的一環。

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亞人均GDP（2010年不變價）為4206.98美元，埃及為2602.5美元，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728美元）。大多北非國家居民消費以基本生活消耗品為主，食品在人均消費支出中占據最大份額，其中摩洛哥食品在人均消費中占比達到了77.9%，阿爾及利亞為43.09%。同時，部分北非國家城鄉差距較大，發展極不平衡，如毛里塔尼亞農村人口達到了68%，目前依然有5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此外，各國行業發展也存在差異，阿爾及利亞與利比亞能源豐富，而毛里塔尼亞與突尼斯石油資源十分有限，對外依存率較高，因此各國社會產業布局與社會工種類別也略有不同，影響海外對其投資布局。

4.文化環境。文化環境包含的范圍較廣，包含了民族風俗習慣、社會文化傳統、民眾心理等在內的各個非物質因素，文化環境對投資行為的影響常為間接形式，但其影響卻十分重大，是投資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考量，因此，對于目標市場文化環境的考察是一個成熟投資項目必須要思考和探究的重要步驟。

北非國家居民同屬阿拉伯人，大多信仰伊斯蘭教，社會主體文化是伊斯蘭文化，其社會習俗、文化傳統與民眾心理均伊斯蘭教影響。從社會習俗上看，北非人飲食多為清真食品，忌飲酒，行五功，齋月期白日不進食，節日以伊斯蘭節日為主。從文化傳統來看，阿拉伯人性格熱情豪放，帶有游牧民族的爽朗與好客，行貼面禮，工作日為周日至周四，一般政府機構與組織辦事效率較低，耗時較久。從民眾心理來看，北非國家人民普遍對中國保有好感，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無黨派研究網絡“阿拉伯晴雨表”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在該地區民眾間好感度大于美國。 一方面，北非國家文化環境與中國文化語境差異較大，社會歷史背景迥異，對于投資者而言是一個挑戰，但另一方面，該地區對中國的好感度和善意也有利于中國投資者進行投資行為。

二、中資在北非地區投資軟環境中的制約因素

北非國家的軟環境隨著歷史發展一直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近年來，北非各國政局趨于穩定，法律法規逐步完善健全，各類機構服務質量也在不斷提升，社會對外資接納度普遍提升，軟環境得到改善和加強。與此同時，北非各國投資軟環境中現存的一些問題也仍制約著投資軟環境自身的發展與外國投資企業在當地經營活動的順利開展。

1.域內地緣政治局勢動蕩不安。北非國家處于亞非歐三大洲交界處，北臨地中海，西接大西洋，東有國際重要航道蘇伊士運河，地緣政治位置極其重要，與此同時，自2010年末阿拉伯劇變以來，北非各國政治局勢時有動蕩，周遭政治局勢復雜，尤其是在俄烏沖突后，北非各國政府債務負擔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局不穩。根據Statista網站統計，2005 年至 2021 年北非政治穩定和沒有暴力或恐怖主義指數常年為負數，2021年利比亞的這一指數為-2.37，埃及-1.02，阿爾及利亞為-0.88，突尼斯為-0.7，摩洛哥為-0.4，這些數值反映了北非各國的政治局勢具有一定的隱患，而政治風險的存在必然會影響經濟領域，尤其是外資的投資興趣與信心。同時，地緣局勢的不穩定也會造成政府違約風險的上升，而這也將直接打壓投資方的投資意愿，制約包括中資在內的各企業投資行為。

2.政策法規缺少透明度和穩定性。從上文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北非國家普遍存在政策法規穩定性不足這一現象，尤其是2011年以來，大多國家經歷了阿拉伯劇變，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有關投資的法律規范經歷了多次修改。根據全球經濟全球治理指標腐敗控制來看，該數值越接近2.5，則治理績效越高，而北非國家在這一指標上普遍表現較差，例如，突尼斯為-0.23，摩洛哥為-0.43，阿爾及利亞為 -0.61，埃及為-0.68，利比亞為-1.57，由此看出在立法過程與政策實行過程中北非國家普遍缺乏透明度保障。政策法規的立法與施行缺乏透明度與穩定性將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投資者保護資本及資金的成本，導致中資企業投資風險的上升，因而也成為了當前中資在北非地區所面臨的最大軟環境制約因素之一。

3.人才市場缺乏專業性和適配性。北非國家人口結構多健康，具備一定的人口紅利，擁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但該地區專業技能人才缺口較大，18至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30%，約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大部分青年人在非正規的私營企業中從事低薪酬、臨時性、缺乏社會保障的工作，勞動力素質和結構不能適應市場需要，這不僅影響社會穩定，也制約了新經濟形態發展，使投資者投資領域局限于傳統行業，難以實現突破。此外，近年來北非國家通膨率不斷增長，根據世界基金貨幣組織預測，2023年毛里塔尼亞通膨率將達到7.8%，突尼斯將達到8.5%，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將達到8.7%，而埃及則會達到12%，過高的通膨率使得人民生活成本上升，生存壓力加大，從而導致人才外流現象嚴重，尤其是高技能信息通訊人才和管理人才流失狀況更為嚴峻，有諸多學者和部分研究機構已關注此現象并對該問題進行了研究，根據世界銀行的《2021年世界發展報告：數據創造更美好的生活》，ICT專業人員從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北非國家遷出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北歐非洲研究所的研究認為這與歷史、政治、文化等因素都相關，但毫無疑問，這已是北非國家的社會現實，而這一既定現實也使得企業與當地人才市場適配性下降，增加了額外的人力維護成本。

4.雙邊合作缺失機制化和專向性。北非國家與中國都處于國際話語權弱勢地位，雙邊合作易受其他媒介誤導，尤其是當前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重視輿論宣傳和把控話語權應成為雙邊共同關心的議題。中國與北非國家合作平臺較為單一，主要依托“中阿合作論壇”或“中非經貿論壇”，缺少針對性的合作機制，無法形成企業投資示范效應，進而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動機，降低投資者信心。非洲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層面的重要合作伙伴，但非洲國家因歷史、文化、宗教、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各國間的差異較大，將北非地區置于中國-非洲合作的大框架下，缺乏市場專向政策，不利于企業制作適宜北非地區市場、國情的產品和策劃方案，不利于激發雙邊經貿往來的活力，也會限制中國與北非地區經貿互動的上限和空間。

三、中資赴北非地區投資的對策建議

盡管北非國家投資軟環境中還存在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北非各國政府、社會機構與民眾共同努力，但北非市場仍是我國對外經濟互動的主要區域之一。在投資過程中，中國投資者應適時研判局勢、利用優惠、規避風險或可采用以下策略建議，以期保證投資的經濟效益。

1.“自我嵌入”建設北非地區投資制度環境。制度嵌入式的營商環境通常是指企業嵌入政府、市場和社會體系，該模式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企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中資企業在北非地區投資時可利用“自我嵌入”建設并提升北非地區投資制度環境。為實現這一結果，首先要嵌入式合規管理，既包含企業基本管理要合乎規范，同時企業行為和企業業務也應合乎當地制度法規；其次要嵌入式會商，中資企業可加強與當地商會和組織的聯系，形成定期溝通機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投資風險管控，也能快速發掘新的投資機遇；再其次要嵌入式評價，企業可定期在投資市場進行調研和訪查，評價既有投資，規避投資誤區，進一步優化資產配置，從而形成良性投資循環。

2.“抱團出?！眲撔鹿采坦步ü蚕硇履Ｊ??！氨F出?！敝行∑髽I對外投資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模式，指企業通過聯合投資實現規?；?，以共同投資實現國際化，最終形成“利益共享、風險規避”的合作常態。這種創新模式是企業合作共贏，規避惡性競爭的有效形式，北非國家投資環境相對不夠穩定，“抱團出?！钡膶嶋H意義更加凸顯，應鼓勵中資企業在市場化運作、利益共享基礎上形成產業聯盟，共同參與競標。

3.“企社互聯”建立群體事件預警和控制機制。北非國家普遍存在投資制度不健全、國家內部分化嚴重等問題，中國投資企業需及時建立相關群體事件的預警和控制聯動機制，提前部署和把控投資風險。首先，中資企業應與北非各國相關組織機構建立聯系，保障信息互通、信息互聯。其次，中資企業內部應設有投資風險預警機構，能保障足夠數量的工作人員從事這項工作，對企業投資風險情況實現全面把控。再其次，中資企業內部要有各類處置工作預案，根據群體事件的性質、規模、類型制作相應的工作預案，做好各種條件下的應急準備工作，確保企業損失最小化。

4.“共通共融”實施文化適應和文化溝通行動。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文化背景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中資企業在當地從事各類活動時都應尊重當地文化習慣和社會風俗。伊斯蘭教是北非國家的國教，大部分民眾都信仰伊斯蘭教，宗教信仰不僅體現在思想意識方面，也體現在飲食、服裝、建筑、節日、倫理生活等方面，中資企業應適應和尊重當地社會文化，營造正面企業形象。同時，在深入了解阿拉伯文化的基礎上，也應積極傳播中國文化，通過文化溝通，實現文化融合，促進雙方了解，共謀發展，進而構建利于投資的本地網絡，建立中國企業與當地利益共享，和諧相處的發展機制。［本研究得到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優秀青年項目“北非國家與湖南省經濟互動發展的研究”（21B0077）的資助。］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