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邏輯

王 巖，陶鑫杰

生成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發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創新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楓橋經驗”，延續至今從未中斷。雖然已有六十載歲月歷程，但是其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依舊彰顯出穿越時空的旺盛生命力，成為中國特色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一面旗幟、一張名片。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特別指出，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54 頁。。作為中國特色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先進典型，新時代“楓橋經驗”具有獨特的價值意蘊和鮮明的實踐特色（如圖1），它始終遵循人民至上的價值前提，以尊重基層人民的勞動創造為現實基點，以化解基層人民的矛盾糾紛為重要內容，以保障基層人民的切身利益為重要抓手，以滿足基層人民的真實愿望為前進方向，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堅持“三治融合”與“多元共治”，進而形成了一個聯系密切、環環相扣、融會貫通、卓有成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圖1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邏輯

一、堅持人民至上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價值前提

在傳統管理語境中，管理者因其獲取信息的價值性、掌握權力的決定性和實施策略的戰略性，從而使得其自身始終處于中心地位，而人民在傳統管理語境中則居于客體地位，因此一切管理手段與行為都必須圍繞管理者給予建構和實施。然而，摒棄傳統管理理念，從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語境中看人民群眾的價值地位，顯而易見，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人民群眾是國家治理的主體，擁有管理國家一切事務之權力，是推動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性力量。正如馬克思所言，“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0 頁。，人民應當成為現實社會和國家制度的主人。

作為一種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新時代“楓橋經驗”正是充分把握了人民群眾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因而尤其注重激發和調動廣大基層人民參與化解基層社會復雜尖銳矛盾的主動性、創造性和能動性，以期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遵循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則，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置于調處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中心位置，以基層人民的自身實踐最大限度地維護基層人民的切身利益才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價值旨歸。經歷了六十載歲月洗禮的“楓橋經驗”，如今在新時代依舊迸發出穿越時空的理論感召力，成為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先進范式和智慧象征，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其“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 頁。，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指引。

翻閱歷史篇章，追憶社會記憶。進行社會改造，抵制落后勢力的顛覆與破壞，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是20 世紀60 年代我國基層社會面臨的突出矛盾。為有效化解此類矛盾，《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式頒發，由此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v觀此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的整體態勢，在總體向好的趨勢下仍有部分農村地區收效甚微。究其原因，該地區忽視了“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②本書編委會編著：《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思想指南和行動綱領》，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73 頁。的根本準則，在沒有詳盡地占有農村實際資料的前提下盲目化解復雜而尖銳的基層矛盾。其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能化解矛盾，反而使得群眾利益受到損害，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影響了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

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楓橋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始終將“站穩人民立場”擺在首要位置，將人民至上的價值旨歸銘記于心，著力解決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糾紛，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以協商調解之方式最大限度地將基層矛盾糾紛調解在當時、化解在當地、消除在萌芽，從而最終實現“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懊懿簧辖弧苯^不是意味著忽視矛盾、掩蓋矛盾，相反，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正視矛盾、解決矛盾，尤其是注重培養群眾化解矛盾糾紛的自我意識與疏解能力，利用“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的優勢特征將矛盾沖突化解在原生態的社會關系內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通過學習和效仿此時的“楓橋經驗”，全國各地治安情況改善明顯，治理效果顯著。特別是浙江省在1964 年和1965 年，其刑事案件發生率僅為2.7?和2.3?，捕人率僅為0.53?和0.25?③宋世明、黃振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管理世界》2023 年第1 期。。自此，在“站穩人民立場”的基礎上“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就成為今后“楓橋經驗”發展創新的邏輯主線而貫徹始終。

進入新時代，“楓橋經驗”之所以“沒像它同時代成長起來的別的先進典型一樣，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而被人忘卻”④何柏生：《作為先進典型的“楓橋經驗”及其當代價值》，《法律科學》2018 年第6 期。，反而能夠延續至今，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越發呈現出生機與活力，一個重要緣由就在于新時代“楓橋經驗”始終將“把握人民愿望”作為其發展創新的前進方向，在社會矛盾的轉變中追求完善、尋求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改革開放前，基層人民的最大愿望是化解基層社會各類復雜尖銳矛盾，從而維護群眾利益，實現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后至20 世紀90 年代，基層人民的最大愿望是加快經濟建設和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21 世紀初至黨的十八大之前，基層人民的最大愿望是解決基層社會中的各類突出問題，享受平安和諧穩定的社會生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基層人民的最大愿望是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上述基層人民最大愿望的發展邏輯，顯然，“楓橋經驗”的每次迭代升級，都是對時代問題的回應；“楓橋經驗”的每次創新發展，都是對時代精神的彰顯。如同黑格爾所言，“政治史、國家的法制、藝術、宗教對于哲學的關系，并不在于它們是哲學的原因，相反地哲學是它們存在的根據。毋寧應該這樣說，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根源——時代精神”①[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 卷，何麟譯，商務印書館1959 年版，第6 頁。。

此外，在發展創新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敢于探索、善于突破、勇于創新則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形成和發展的又一重要緣由?！叭嗣?，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雹凇睹珴蓶|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1 頁。從社會治理的主體來看，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最終形成主要得益于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不同歷史境遇下“楓橋經驗”理論內涵的更替與革新，毋庸置疑，其都是人民群眾的智慧結晶及其意志的集中反映。黨委與政府等其他治理主體固然在經驗的凝練與形成中發揮了顯著作用，但是就其實質功能而言，它們只是經驗的助推者、總結者和推廣者，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真正創造者和主力軍當屬人民群眾。

典型地，如楓橋人民利用新時代科技賦能之優勢，創造了以智能手機為移動終端的“網上黨群服務站”“公共服務云平臺”“數字化網格員制度”等基層社會治理新舉措，有效地拓展了基層事務的處理與反饋渠道，實現了由“面對面”處理問題的傳統方式向“鍵對鍵”處理問題的現代方式的轉變。特別是“數字化網格員制度”的實施與推廣，無疑是新時代科技賦能下基層社會矛盾化解方式的一大創新。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網格員不僅能夠打破時空界限，最大限度地將基層矛盾糾紛化解在數字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且能夠承擔宣傳理論、普及知識、反饋意見等職責，助力黨的方針政策“飛入尋常百姓家”。因此，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關鍵在于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注重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仡櫺聲r代“楓橋經驗”的發展歷程，顯然，其每個時期每個階段的理論內涵都不是憑空捏造的，它無疑熔鑄了楓橋人民大膽創新的首創精神，澆灌了楓橋人民不畏困難的真實汗水，傾聽了楓橋人民集思廣益的真摯意見，是廣大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

發源于人杰地靈的楓橋地區，創生于勤勞勇敢的楓橋人民，傳遍于山河壯麗的祖國各地，最終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一面旗幟、一張名片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從其時代價值和現實功能來看，它不僅是一套適用于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科學方案，還是一本聯系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使得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自覺性和創造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得以充分彰顯和發揮的實踐指南。立足于“變”與“不變”的辯證視域，透視新時代“楓橋經驗”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顯而易見，“變”的是楓橋人民為適應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革而銳意創新的理論內涵，“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將忠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造福人民作為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初心和使命。如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的，“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 頁。。堅持人民至上既是楓橋人民正視基層矛盾糾紛的世界觀，同時又是楓橋人民發揮主體意識解決基層矛盾糾紛的方法論，是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

二、堅持“多元共治”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時代特點

面對形勢嚴峻、矛盾疊加、風險交織的現實世界，基層社會問題早已不再是線性單一的簡單性問題，而是關涉多重場域、多方利益的復雜性問題。因此，以“主體只有一個”的傳統治理理念而建構的“政府一元治理模式”，顯然是無法勝任和滿足基層社會復雜多樣的治理需求的?；鶎由鐣栴}的徹底解決終究要在堅持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前提下，集各方之智慧，融各方之資源，匯各方之力量，在群力群策、團結協作、戮力同心的探討與商定中尋求秘訣。如同奧斯特羅姆“多中心治理理論”中所認為的，相較于一元主體而言，多元主體能夠根據其職責、定位與能力等優勢，采取適洽的方式與手段，從而更好地適用和滿足公共事務的治理需求①[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余遜達、陳旭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3-243 頁。。古人云，“一人拾柴火不旺，眾人拾柴火焰高”。新時代“楓橋經驗”恰恰是將“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視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而貫徹始終，按照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群眾參與的角色分工，最大限度地整合、配置和利用各方資源，從而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高質量發展。

首先，堅持黨的領導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形成、發展和創新的根本保障?！爸袊伯a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雹凇吨袊伯a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 頁。一個發軔于楓橋小鎮的鄉村治理經驗之所以能夠飽經風霜而經久不衰，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而成為典范，之所以能夠從楓橋啟航而逐漸傳遍祖國大地并在新時代大放異彩，歸根結底是因為其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注重將黨的領導這一根本保障與政治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優勢與行動自覺，不斷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將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動員、管理與服務職能充分賦能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從而助力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皸鳂蚪涷灐痹谛聲r代的廣泛運用與各地推廣，足以彰顯其獨特的理論魅力與示范價值，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維護基層社會和諧的重要法寶。也正因為如此，新時代“楓橋經驗”多次被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及并寫入黨的重要文件之中。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第四項的第八條中所書寫的，在社會建設上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③《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50 頁。。近年來，楓橋鎮緊扣時代主題，緊隨人民需求，緊跟工作實際，積極傳承和弘揚“楓橋精神”，著力打造“紅楓黨建”新品牌，以“紅色引擎”全力推進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另外，楓橋鎮在治理實踐中還善于總結黨建統領的有益經驗，創生了以賦能為特色的“黨建1+N”基層工作新模式，不僅有效推進了黨建工作與基層業務的深度融合，還大大加深了以黨建為引領的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

其次，政府負責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形成、發展和創新的有力支撐。在多元治理主體協同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踐中，基層政府作為其中的“一元”，因為特殊的職能與定位，所以注定了其在諸多治理主體中處于主導地位?；鶎诱菄倚姓嗔w系中直接面向基層群眾的最末端的國家政權，因而其又肩負著貫徹落實方針政策、著力監督群眾自治、有效推行基層治理等使命重任，與基層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新時代“楓橋經驗”所倡導的多元主體協商共治模式，不僅能夠保證多元治理主體平等參與基層社會治理之權利，而且能夠發揮基層政府主導之作用，根據不同利益主體之訴求調整實施方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基層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與可操作性。新時代，為滿足基層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楓橋鎮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注重在政府多重職能的不斷發揮中、在基層社會矛盾的不斷化解中、在與基層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中大力推行服務型政府建設。除此之外，楓橋鎮政府還積極制定政策法規、整合社會資源、注重多元共治，努力引導基層民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從而“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①《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 頁。。

再次，社會協同是助力新時代“楓橋經驗”發展、創新的重要力量。作為政府職能在社會和民生領域的補充性存在，社會組織不僅能夠有效宣傳政策方針、反映社情民意，成為聯結黨群、政群、干群關系的“黏合劑”，而且能夠充分凝聚社會力量、運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治理，成為融洽基層社會關系的“潤滑劑”。新時代楓橋鎮以破解社會治理難題為導向，著力培育志愿服務型、糾紛調解型、群眾互助型等多重類型的社會組織，助力打好“多元共治”視域中基層社會治理“組合拳”（如表1 所示）。有關調研顯示，楓橋鎮共計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239 家，其中鎮級社會組織46 家、村級社會組織193 家，參與基層社會服務人數14500 人，平均每萬人擁有組織數約27.5 家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部公安發展戰略研究所“楓橋經驗”研究中心編：《新時代“楓橋經驗”與基層社會治安治理創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7 頁。。如此眾多的社會組織，相信在基層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多元主體的協作配合下，將會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與內在功能，為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終實現提供更多可資借鑒、參考與選擇的適合方案。在楓橋鎮，諸如“老楊調解中心”“楓橋大媽聯合會”“消費維權義工協會”等社會團體，它們始終將全心全意、真心實意、群眾滿意作為其引資聚財、濟貧幫困、調解糾紛、提供服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而深受當地群眾的信任、喜愛與支持。

表1 新時代楓橋鎮社會組織的諸多類型（部分）

最后，群眾參與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形成、發展和創新的邏輯前提。人民群眾既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劇中人”，同時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劇作者”。實踐證明，科技在變，社會在變，時代在變，但是“楓橋經驗”中“依靠群眾力量解決群眾問題”的這一根本做法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改變。堅持群眾參與，毫不動搖地走群眾路線是“楓橋經驗”一以貫之的理論精髓。在新時代繼續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說到底，須臾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離不開群眾路線的貫徹與實施。一言以蔽之，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過程，其實就是依靠群眾力量、集中群眾智慧、采用群眾方法化解矛盾糾紛的過程。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諸暨市共有網格員6495 名，人民調解志愿者1396 名，社會組織2700 多家，鄉賢人數970 余名，他們活躍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的方方面面，用自身的實際行動詮釋了社會治理主體的價值與力量①光明日報調研組：《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諸暨探索”》，《光明日報》2018 年8 月10 日。。新時代，楓橋人民在其自身的創造性實踐中將大數據技術引入基層社會治理領域，創立了以科技賦能為特征的網上“楓橋經驗”，在“互聯網+”的多種模式中實現了由“人力跑腿”到“數據跑路”的方式轉變，為基層群眾辦理事務、調解糾紛、咨詢政策、反饋意見、參與治理提供了極大便利。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時代“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②《習近平關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版，第72 頁。。

三、堅持“三治融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內在意蘊

相較于先前單純地以依靠、組織和發動群眾等方式來化解基層矛盾沖突，新時代“楓橋經驗”在遵循基層社會治理一般規律的前提下，探索出了一條集政府引導、民眾參與和社會支持三者力量于一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剛柔并濟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即堅持自治、德治和法治三者有機融合。雖然說“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是“楓橋經驗”在新時代所呈現的理論成果，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其徹底拋棄或中斷與以往“楓橋經驗”的內在聯系，相反，其恰恰是在傳承以往“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這一理論精髓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場域的新形勢、新情況和新變化而做出的及時調整與創新，代表著今后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方向，因而又賦予了獨具時代特質的嶄新理論內涵。如果說自治是骨架、法治是筋肉，那么德治便是依附于骨架之上、流淌于筋肉之中的新鮮血液，三者有機融合，內在統一，缺一不可。

首先，堅持自治為基是新時代“楓橋經驗”開展基層社會治理的“內生力”。自治是遵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③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編：《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重要論述》，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4 頁。這一唯物史觀之具體內容而給予展開和落實的。就其功能來說，自治既是謀劃社會治理、建構法治社會之基礎，同時又是提高道德修養、加強道德教化之前提。新時代楓橋地區以自治為基礎，不斷探索適應社會變革的有效治理形式。一方面，它遵從制度安排，落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基層黨建的正確統領下，經由人民群眾的實踐與創新，楓橋地區現已建構起以“1+1+X”為顯著標識的協商治理新模式，即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個核心，堅持《村民自治章程》這一部文件，堅持多種實施細則這一項規定。協商治理新模式的最大優勢便在于，其不僅能夠給予基層人民依法有序參與政治生活之機會，還能夠保障基層人民實現“村民的事情由村民做主”之權利，更能夠以廣泛參與、協商討論、集體決策之方式增強群眾自治之效果。

另一方面，它尊重群眾創造，培育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雖然說村民（居民）委員會是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中的法定自治組織，但是面對事無巨細的群眾性事務，顯然，其無法窮盡職能以滿足人民之需求。實現人民之愿望，因而培育一定數量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使其在基層社會自治實踐中承擔拾遺補闕之功能就顯得尤為必要。新時代楓橋地區以群眾需求為導向，在涉及群眾生活的不同領域建立了諸多群眾自治組織，其中以文化教育類、公益慈善類、實踐活動類、公共服務類居多，切切實實地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由社會組織依法提供和管理”④《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 頁。的方針政策落到了實處。典型地，如公共服務類的“義工聯合會”，其經過數年間的經營與成長，人數已然從最初的十余人發展至如今的三百余人，成為楓橋鎮規模龐大、影響深遠、人民滿意的社會性服務組織之一。規模龐大的“義工聯合會”為化解和平息基層矛盾沖突貢獻了重要力量，因為志愿服務團隊給基層困難弱勢群體送去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關懷。

其次，堅持德治為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踐行基層社會治理的“軟實力”。相較于自治與法治而言，德治更強調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尤其突出“利他性”特征，注重運用道德倫理規范的柔性力量來教化失范行為、勸和鄰里糾紛、平息矛盾沖突，是對自治和法治這兩種治理方式的補充。坐落于浙江省諸暨市的楓橋鎮，由于獨特的地理優勢和深厚的歷史積淀，使得其不僅擁有江南水鄉渾然天成的自然美景，而且具有江南吳地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氨毯娠L留香，芳竹影送涼。綠野千帆過，青山一水長?！北闶翘拼娙撕谓B基于盛夏時節游玩諸暨時所創作的膾炙詩篇。新時代楓橋文化已然“浸潤到鄉村治理的不同領域、各個環節，為鄉村善治奠定了優厚的文化基礎”①王杰、曹茲綱：《鄉村善治可持續的路徑探索與理論啟示：來自“楓橋經驗”的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21 年第1 期。。一方面，它積極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制定新時代公共規范以推動基層社會和諧。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成了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國范式，“積淀著中華民族的宏大的公共精神，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的公共智慧，展現著中華民族的公共品質”②王巖：《當代中國政治哲學：基本特點、研究圖式和話語要素》，《求索》2022 年第4 期。。以公約民約、族訓族規為代表的公共規范，在本質上，所展現的不僅是一種借鑒和吸收了傳統文化中“以禮求和”精神的合作性契約關系，還是一種注重勸和教化、勸善懲惡、勸導向好的文化符號。這種文化符號蘊含于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生活、實踐與治理邏輯之中，與基層群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新時代，為了傳承和弘揚博大精深的吳越文化，使其成為人民群眾陶冶道德情操、涵養主流價值、涵育美德善行的公共道德規范，諸暨市大力推行傳統文化研究工程，諸如舉辦“圖書館之夜”“全民閱讀節”等主題讀書活動、創辦“暨陽好故事”“鄉村道地”等傳統文化欄目、整理并出版《越中名人錄》等傳統文化著作，用延續千年的傳統文化精髓滋養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③光明日報調研組：《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諸暨探索”》，《光明日報》2018 年8 月10 日。。

另一方面，它積極弘揚鄉賢文化，培育新時代鄉賢隊伍以參與基層社會治理。贊頌“古賢”、激活“今賢”、培育“新賢”既是中國古代鄉紳自治這一歷史傳統在新時代楓橋鎮的承繼與發揚，同時又是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內在要求在新時代楓橋鎮的貫徹與實踐。為立足鄉賢優勢，借助鄉賢力量，助力基層治理，新時代“楓橋經驗”以承繼鄉賢文化為內容，搭建了諸多以“澤被鄉里、反哺桑梓、溫暖鄉民”為理念的基層治理平臺。典型地，如同表1 所提及的“鄉賢參事會”“鄉賢聯合會”“鄉賢公益基金會”“鄉賢參事議事會”等，它們以共建共治共謀共享為基本原則，在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的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積極弘揚楓橋文化、努力塑造淳善鄉風、盡心化解矛盾糾紛、不斷貢獻發展智慧，為建構幸福安康、和諧穩定、長治久安的社會氛圍做出了貢獻。據有關數據表征，“鄉賢聯合會”自成立至今，共計引進項目資金20 億元，其中在2016 年鄉賢大會上引進項目資金便高達6 億元，占總項目資金額的30%④應小麗：《鄉村振興中新鄉賢的培育及其整合效應——以浙江省紹興地區為例》，《探索》2019 年第2 期。。

最后，堅持法治為本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實施基層社會治理的“硬實力”。相較于自治和德治的“寬容貴和”，法治更顯得“底線分明”，它是構成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剛性訴求，是自治與德治得以實施的根本邊界和制度保障。特別是直面矛盾蘊積和問題疊加的基層社會，倘若失去了法治的制度保障，而僅僅依靠自治與德治的兩種治理方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保證基層社會治理效果的。相反，只有在自治與德治中遵循法治，在法治的保障下實施自治與德治，促使自治、德治、法治三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最終實現基層社會善治的美好夙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楓橋經驗”50 周年的重要批示中所指出的，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①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編：《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精神》，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2 頁。。

堅持法治為本，弘揚法治精神，將依法治國理念貫穿基層社會治理全過程，依照“小事依規，大事依法”的原則要求調處矛盾糾紛、化解矛盾沖突是新時代“楓橋經驗”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正是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不懈堅持與成功運用，楓橋鎮在2013 年至2017 年間獲得了斐然的社會治理成效：刑事案件發生總量自331 件降至133 件，年均下降率達20.4%；矛盾糾紛發生總量自1064 件降至608 件，年均下降率達13.2%；2013 年和2017 年分別捧起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安杯”②呂德文：《楓橋經驗：基于群眾工作方法的檢視》，《科學社會主義》2019 年第1 期。。卓越的法治成果、優良的法治成效使得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全國各地爭相學習和效仿的先進典范（如表2 所示）。譬如，宣威市人民檢察院努力將新時代“楓橋經驗”貫穿并運用于司法辦案全過程，通過遵循“四心”服務工作法和矛盾糾紛“四級”化解機制，榮獲了2022 年以來“三類案件”包案率、息訴率100%的優異成績③甘仕恩：《“三類案件”息訴率100%》，《云南法制報》2023 年6 月21 日。。又如，2019 年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法院通過學習并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定了矛盾化解的源頭治理方案，以無訟村（社區）建設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取得了新收案件10384 件，同比下降9.42%，一審服判息訴率94.86%的顯著成效④劉子陽、劉潔：《新時代“楓橋經驗”助推法治鄉村建設》，《法制日報》2020 年4 月22 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經驗“原產地”的紹興市，為了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滿足人民需求、解決現實問題，在2022 年也特地以立法之方式正式頒布《紹興市“楓橋經驗”傳承發展條例》，以此繼續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助力現代化建設。

表2 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全國各地的應用列舉

四、堅持與時俱進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訴求

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內在理論品格，它要求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中要善于認清社會現實、勇于把握歷史規律、敢于破除僵化思想，以嶄新的社會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既有理論成果，進而尋求新的理論創新。經歷了六十年歲月淬煉的“楓橋經驗”，在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不僅沒有凸顯出頹廢和衰敗之勢，相反，還愈發地彰顯出堅韌而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在于，其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內在理論品格當作開展基層社會治理、推動基層社會發展的實踐訴求而一如既往地貫徹始終。

翻看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歷史檔案，查閱新時代“楓橋經驗”發展演進的歷史軌跡，時至今日，其遵循與時俱進的實踐原則，堅持因時而動、因勢而新的實踐要求，不斷開拓進取、銳意創新的實踐歷程依然清晰可見（如表3 所示）。20 世紀60 年代，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地區，其獨立大膽地擯棄了以往社會主義教育實踐運動中以“武斗”為內在核心的教育方式，而是另辟蹊徑地探索出了一條以“文斗”為顯著特征的改造方式，成功地改造和教育了“四類分子”，化解了當時尤為突出的階級矛盾。楓橋干部群眾的此次大膽創新與成功實踐引起了中央的廣泛關注。為此，毛澤東同志在充分肯定中作出重要批示，強調“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3 頁。。顯然，與“武斗”教育方式相比，楓橋地區推行的以擺事實、舉例子、講道理等說理斗爭為主的“文斗”教育方式顯得更為寬容與柔和，在理論魅力的彰顯與散發中易于實現以理服人。楓橋地區“依靠群眾力量，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實際做法基本上實現了“一個不殺，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34 頁。的顯著成效，有效地化解了敵我矛盾。隨后，公安部在《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中給予系統總結并廣泛推廣，“楓橋經驗”由此誕生。

表3 新時代“楓橋經驗”發展創新的演化歷程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楓橋經驗”在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與推進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任務代替了原有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這不僅意味著今后黨工作重點的轉移，還昭示著束縛我黨前行的“兩個凡是”思想在新階段的徹底解放。如何充分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使其更好更快地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亟須回應的時代課題。將與時俱進作為實踐訴求的楓橋人民隨著當下時代問題的呈現和歷史條件的嬗變，其思想認知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對那些先前經過教育和改造而表現優異的“四類分子”給予摘帽，使其政治身份發生轉變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楓橋人民為化解人民內部復雜尖銳矛盾，激發基層群眾工作熱情和勞動積極性，進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提出的意見主張。從“說理教育”到“帽子摘除”，“四類分子”作為存在于客觀社會中具體的、現實的人，其問題的徹底解決不僅充分彰顯了人類特征基礎上的主體性塑造，而且還特別展現了人能夠通過主體性活動在錯綜復雜的對象性關系中實現自我救贖。

“欲戴致富帽，先戴安全帽?！?0 世紀80 年代，正值我國社會結構轉型期，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與發展，社會治安問題日益突出和嚴重。高發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會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有效運行，阻礙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會引起社會環境的不正之風，影響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為此，楓橋人民堅持運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治安問題，提出了將群防群治、聯防聯治、專防專治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理念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解決方案。實踐證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案是楓橋人民發揮其首創精神處理基層社會各類糾紛與治安問題的一大創新，在社會運行得以穩定的同時，也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據有關數據統計發現：1986—1990 年間，楓橋地區共計發生糾紛與治安事件10672 起，后經過鄉、村兩級調解處理9861 起，調處率高達92.4%；以就地教育方式挽救違法人員643 名，其中113 名經過教育改造后，犯罪幾率明顯降低①中國法學會“楓橋經驗”理論總結和經驗提升課題組：《“楓橋經驗”的理論構建》，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7 頁。。1993—1998 年間，楓橋地區共計發生1766 起糾紛案件，調處1706 件，調處率高達96.6%，其中有88.8%的糾紛案件在村一級便得以化解②宋世明、黃振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管理世界》2023 年第1 期。。楓橋人民在實踐工作中摸索出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驗”，因為實踐作用的發揮和收益效果的顯著，所以在1990 年被稱之為“具有浙江特色綜合治理的典范”。

至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漸近突出，諸如貧富懸殊、環境污染、征地拆遷、住房緊張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開始顯露。譬如，就全國人民法院刑事一審案件收案數來說，便從1990 年的459656 件上升到了1996 年的618826 件，6 年內增加了159170 件。因此，基層社會治理的工作重心隨即從“治安問題”轉向“穩定問題”，“黨政動手，各負其責，依靠群眾，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③金伯中：《論楓橋經驗的時代特征和人本思想》，《公安學刊》2004 年第5 期。開始成為現階段“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之后，為了便于宣傳和推廣此類經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成為此時“楓橋經驗”的簡約化表述與核心化表達。

進入21 世紀，城鄉二元結構所引起的一系列基層矛盾依舊突出。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雖然浙江省人均GDP 在2003 年高達3000 美元，遠超內地發展水平，但是其受訪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則為90.08%，距離全國91.2%的平均水平還相差1.12%④宋世明、黃振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管理世界》2023 年第1 期。。鑒于此，楓橋人民為了緩解群眾信訪、上訪的現實壓力，實現基層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其在延續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經驗的基礎上，又創造性地提出了“平安楓橋”建設理念并付諸行動。隨后，以“平安”為代名詞的各項標志性事務、生產與生活實踐活動，諸如平安校園、平安銀行、平安社區，乃至平安浙江、平安中國等話語逐漸傳播開來。2003 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特別強調，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切實維護社會穩定”⑤《習近平講黨史故事》編寫組編：《習近平講黨史故事》，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0 頁。。因而，此時“楓橋經驗”又可概括為“發展為先，力促穩定，民生為上，力推和諧”①紹興市政法委課題組：《“楓橋經驗”是維護基層和諧穩定的法寶——五年來紹興市探索實踐“楓橋經驗”調研報告》，《公安學刊》2008 年第6 期。。

進入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然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楓橋地區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為目標，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方向，在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將“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時代“楓橋經驗”貫穿于基層社會治理的各項實踐之中，注重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創造性和自覺性，努力創新基層黨建引領方式，探索“三治”結合的治理措施，以此化解矛盾沖突，從而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從20 世紀60 年代基層復雜尖銳矛盾的化解經驗到20 世紀80 年代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調處經驗，再到21 世紀初期基層社會綜合治理與“平安楓橋”的建設經驗，最后再到新時代基層治理中不斷創新發展的各類善治經驗，這一系列的發展嬗變和理論探索無不深刻體現了生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中的“楓橋經驗”是中國特色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先進典型和榜樣旗幟。新時代究竟應當如何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最終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給出了詳細回答，即“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努力“發展壯大群防群治力量，營造見義勇為社會氛圍，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54 頁。

歷經六十年風雨歷程的“楓橋經驗”，非但沒有在歲月的洪流中銷聲匿跡，反而隨著社會的轉型、發展與變遷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使得理論內涵變得愈發豐富和飽滿，依舊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散發著耀眼的理論光芒。究其原因，其堅持了與時俱進的實踐訴求，徹底地與“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劃清了界限，尤其是在面對各種新情況、新挑戰和新問題的過程中，楓橋人民勇于準確識變、敢于主動求變、善于科學應變，將變化的方法藝術完美地運用于基層社會的矛盾化解之上。正如馬克思在其著作《哲學的貧困》中所言，誕生于社會關系下的“原理、觀念和范疇和他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他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2 頁。。而且，必須強調的是，在新時代的今天，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革，要想繼續堅持“楓橋經驗”，發揮“楓橋經驗”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的理論偉力，那么就必須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完善“楓橋經驗”，使“楓橋經驗”實現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的實踐訴求，及時更替和革新其理論內涵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