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

江瑋

伯格洛夫。

鋼筋混凝土構筑的道路、橋梁、堤壩在為人類提供市政基礎服務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了破壞，這些工程通常被稱為灰色基礎設施。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試圖以一種新的視角來看待自然與基礎設施的關系。在2023年底發布的年度研究報告中，亞投行提出了一種嶄新的理念：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

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金立群表示，理解和承認自然對人類的價值，是人類與自然和解的重要一步。亞投行把目標聚焦在將“自然基礎設施”這一概念轉化為一種有影響力的資產類別，從而吸引更多的投資和監督。

“這份報告最重要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自然也是我們所擁有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形式?！眮喭缎惺紫洕鷮W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近日在接受《財經》獨家專訪時表示。雖然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方法目前只在亞投行的部分項目中執行，但伯格洛夫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滲透到亞投行的投資中，就像如今亞投行投資的每個項目都要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

與通過碳足跡來衡量應對氣候變化進展不同的是，自然基礎設施，特別是在涉及生物多樣性時，并沒有現成的衡量標準，因此仍需要更多時間建立指標和完善市場。

將自然納入投資范疇是亞投行的業務優先方向之一。亞投行在2023年的年度報告里介紹了中國、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國等地的實踐。研究發現，中國北方地區的植樹造林活動有利于緩解南方地區的沙塵狀況，同時又不會損害農業生產力；印度尼西亞的紅樹林種植活動減少了潮汐洪水造成的災害損失；孟加拉國的濕地為該國主要的初級產業和人民的生計提供了重要支撐。

對于2024年的全球經濟，伯格洛夫預期將是通脹放緩與經濟低增長的組合。他坦言全球經濟在2023年的增長不及預期，2024年可能也會舉步維艱，但在2024年之后，世界經濟有望好轉，經濟增長將回到更高的水平。伯格洛夫同時指出，亞洲經濟是全球經濟的亮點，還有很多增長潛力，但不確定性在于地緣政治壓力和全球價值鏈受到的干擾。

世界經濟的緩慢復蘇影響了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伯格洛夫表示，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放緩，與此同時，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則在大幅增加。像亞投行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將為彌補資金缺口發揮重要作用。多邊開發銀行可以攜手合作，亞投行已經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最大的聯合融資伙伴。

多邊開發銀行的號召力也有助于調動更多來自私營部門的資本?！拔覀兡軌蛞圆煌谒綘I部門的方式管理風險，幫助他們放心做出投資。這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辈衤宸蛘f。

亞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投入運營，至今已經批準了251個項目，其中能源和交通項目占比最高，接近40%。截至2023年10月，亞投行擁有來自六大洲的109個成員，覆蓋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國內生產總值）。

有幾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我們想看看如何能采取一種更主動或者更具前瞻性的方式來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諸如可再生能源項目或者交通項目的確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但這份報告最重要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自然也是我們所擁有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形式。將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基本形式為認識自然的價值和加強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提供了一種變革性的嶄新視角。

幾千年來，亞洲的河流孕育著文明。我們想更好地了解如何充分利用自然提供各種服務的潛力——比如河流提供的水路和水源，以及自然提供的很多其他服務，并把這些融入亞投行所投資項目的DNA，使之成為一個核心部分。這也與我們的氣候目標密切相關。

2023年早些時候，我們發布了一份《氣候行動計劃》，承諾把氣候、自然和生物多樣性視為一個整體，這是我們主要的考慮。將自然視為基礎設施，意味著要減輕人類發展對自然的影響，這包括制定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對自然資產進行直接投資，引導更多資金流向對自然的投資?！皩ψ匀粺o害”和“對自然有利”的投資都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深入地研究如何充分發揮自然的潛力。例如，當我們考慮如何保護城市免受洪水侵害時，我們想要了解現有的或恢復以前的濕地可以作出什么貢獻，我們也想看看這些濕地可以提供的其他益處，如碳捕獲、農業生產、水凈化、授粉服務等。為了充分挖掘自然的潛力，我們經濟學家需要與科學家密切合作。

很顯然，我們這樣做是因為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我們可以在推動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動思考如何珍惜自然，如何利用金融工具來幫助我們獲得所需的資金。我們已經有幾個自然基礎設施的項目在籌備中，將充分落實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理念，確保不僅是使用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

我們第一次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還有一家法國咨詢公司開發了一種評估工具，對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進行了補充，納入了自然資本。我們把它運用到內蒙古一個恢復濕地的項目中。如果采用我們所倡導的這種更具雄心的方法，人們將從項目中獲得更多價值。

我們正在參與許多關于開發新工具的討論和合作，其中有把對自然的保護情況與貸款條件聯系起來的。例如，埃及從德國獲得了一筆貸款，這筆貸款是以埃及提高《巴黎協定》中的氣候雄心為條件的。這與氣候有關，但實際上也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因為種植紅樹林是埃及承諾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他們把目標提高，貸款成本就會下降。如果不能做到，貸款成本將變高。這是各國致力于變得更加綠色、更快脫碳或者是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一種方式。

還有其他的工具，比如債權換自然，我們還沒有采用這種方式，但我們也在看。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領域，存在的東西有很多應用，也有全新思考的機會。

氣候減緩評估的一個優勢在于它有一個衡量標準——溫室氣體排放的碳足跡。當涉及生物多樣性時，我們沒有這樣簡單的衡量標準。我們正在尋找更好的指標，我們會找到的。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可以使用的方法。我認為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優勢在于，與氣候相比，生物多樣性似乎更容易監測進展或看某些條件是否滿足。測量溫室氣體排放并不容易。

所以我認為更快推動生物多樣性議程是有空間的，因為所有這些都改進了衡量影響的方法，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我還想說的是，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項目通常是非常復雜的，涉及科學家、當地人口與政府當局，有時還有私營部門之間的復雜互動，所以會更難。我們帶有很強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項目現在主要在中國，這反映了中國能夠建構和實施這樣項目的高水平。

只有建立有效的估值方法才能起作用，就像在氣候領域我們有碳排放許可或者碳排放抵消一樣。對于自然，我們需要同樣的事情。對自然進行估值將是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才能確保抵消市場的建立。目前在中國已經有一些氣候抵消市場的試點，它們還不是很有成效，所以市場引入了自愿減排交易。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在生物多樣性領域我們需要類似的方法與理念。

在建立這些市場的完整性時，我非常希望在未來一年左右，我們會看到更好的規則、更好的框架來組織這些市場。這些市場在中國和所有新興發展中國家都有巨大的潛力，這些國家通常在生物多樣性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這對它們而言是提高信用價值、獲得更好信用條件的機會。

當我談到這個新工具時，我們打算在真正有意義的地方使用它，也就是在帶有強烈的自然基礎設施成分的項目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希望擁有這種哲學，它將滲透到我們的投資中，就像亞投行投資的每個項目都要與《巴黎協定》相關目標完全保持一致。

從2023年7月1日開始，我們承諾每個項目都要接受是否與《巴黎協定》相關目標完全保持一致的評估。我預期在接下來一兩年我們會建立類似的系統，即我們的每個項目都要與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保持一致。就像我們啟動《氣候行動計劃》一樣，我們在2024年將會啟動自然行動計劃，把這些想法和承諾轉化為具體的行動。

氣候方面，我們承諾到2025年氣候融資至少要占批準融資總額的50%，2022年，我們已經實現了這一目標。我預期我們會做出類似的承諾，為自然融資設立一個比例，與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保持一致。

我認為是三北防護林工程。這是一個大型項目，但這個項目在開始時沒有考慮得很周到，樹種單一，而且選錯了樹種。但這是一個很好體現了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例子，通過當地居民和科學家共同在實踐中的學習，科學觀點得以改進。這個項目可以追溯到1978年，從一開始，它就體現了把自然視為基礎設施的思維，因為它的目標是阻止沙漠的出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更像我們所談論的，因為對植樹和種草等方面的投資帶來了許多其他好處。當我聽到科學家所談論的和當地居民在計劃的，我認為這會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自然基礎設施項目，我們的分析也展現了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價值。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是密切相關的。我們為緩解氣候變化做的很多事情都有助于生物多樣性。很多氣候適應投資通常也是生物多樣性投資，因為這些項目大多需要與自然合作，確保自然在城市發展中的合作角色。從根本上說，它們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同時兼顧兩者很重要。

但在涉及土地使用時，人們必須認真考慮這片土地的替代用途。我們在報告中討論了使用退化地區的必要性，那些在短期內無望發展出強大生態系統的地方。農業用地通常被認為較少具有生物多樣性，它通常是單一栽培，雖然也會有一些草和昆蟲，但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它可能是非多元的。

不是說不應該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而是要非常謹慎地選擇把項目放在哪里。不僅是太陽能或者風能發電場的所在地，還要考慮輸送路線，要讓它通過什么類型的地形和自然環境。這些都要加以評估。這也適用于我們討論的其他基礎設施形式，比如道路等。

同樣的事情，通過升級現有道路，例如將原來的兩車道改為四車道，而不是修建全新的道路，可以減少對自然的影響。此外，如果建設一座供動物使用的橋梁，就可以幫助改善生態系統，恢復因人為因素而斷開的生態系統。這些都是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時要考慮的可能性。

在過去二三十年，我們已經在很多國家看到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些通常是與生物多樣性退化和物種損失有關。影響也許不會立刻產生，但卻在累積。很多時候，人類是以犧牲自然資本的代價來換取經濟資本的增長。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新的視角評估整個資產負債表。

我們在報告里做了一些分析，圍繞如何能做到這一點，以及它對重新評估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等方面意味著什么。這更多的是原則，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長期影響。在短期內，這可能不會立刻決定那些受氣候變化影響國家的增長率。但我認為，在未來十年，對于生活在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的人而言，這些會變得更可見、更加明顯。

在這些國家，有人更容易受到紅樹林消亡的影響。窮人無法負擔能為自己提供保護的投資。例如，在印度尼西亞，富人可以投資防洪屏障，他們居住的地區也因為有了這些防洪屏障而變得更昂貴。窮人則需要紅樹林作為他們的燃料。所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人們會看到忽視自然帶來的影響。世界正面臨許多其他經濟挑戰，但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事情。

我們本來希望2023年全球經濟能夠好轉，但增長未及預期?，F在有一些希望，因為在一些市場，通貨膨脹已經穩定，甚至開始下降。雖然2023年全球經濟的增長不及預期，2024年可能也會舉步維艱，但全球經濟在2024年的主要模式就是通脹放緩與經濟低增長的組合。

在世界的一些地區還有很多沖突，這些都會影響世界經濟，給經濟增長制造逆風。如果我們能夠找到解決這些沖突的方法，將會進一步為經濟增長創造可能。如果不能，能源價格將因此持續高漲。我認為在2024年之后，世界經濟有望好轉，經濟增長將回到更高的水平。但是很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新冠疫情期間積累了大規模債務。

亞洲經濟是全球經濟的亮點。2023年，亞洲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即使中國的增長不及預期，就全球總體經濟增長率而言它依然是一個主要貢獻者。我認為亞洲經濟持續增長還有很多潛力。已經簽署的貿易協定以及進一步簽署協定的可能，都給亞洲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亞洲將受益于較低的利率，但地緣政治的壓力以及全球價值鏈可能受到的干擾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我原本預計新冠疫情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影響要更大一些。但事實上，我們在這份報告里分析了相關數據，雖然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在放緩，但并沒有真正下降，至少從我們使用的數據來看是這樣。這是好消息。但隨著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投資于氣候減緩、氣候適應和生物多樣性的必要性，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增加，融資缺口可能還會擴大。我們沒有看到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大幅放緩，但另一方面，需求大幅上升。

我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種重新評估。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如何確保大家一起合作而不是相互誤解？多邊開發銀行必須成為未來實踐的組成部分。許多單邊倡議很難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發揮尤為重要的角色，既獨立工作，也可以一起合作共同融資，更多地作為一個系統展開工作。

我認為亞投行是這方面的領導者之一。我們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最大的聯合融資伙伴。我認為這就是未來。我們如何能夠擴大規模，確保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良好的借款條件，投資于氣候和生物多樣性。

兩者之間的差距在擴大，因為我們上述談到的種種約束，債務方面、融資方面，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不足。我預計這樣的差距還會繼續擴大，但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推動資金流的增長。我們討論了如何使來自多邊開發銀行系統的資金翻三番。但別忘了，如果不讓私營部門參與進來，這個方案將無法奏效，資金永遠不會夠。亞投行一個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私營部門融資項目占獲批融資總額的50%。

我認為這將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目標，即確保我們能從私營部門調動足夠的資源。這也是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我們能夠以不同于私營部門的方式管理風險，幫助它們放心做出投資。這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希望多邊開發銀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增加。在涉及氣候和自然基礎設施方面，我們真的需要扭轉發達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我對前景感到樂觀，但它不會自動實現，我們需要共同努力，認真思考如何以創新的方式引入私營部門和慈善資本，動員私營企業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