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內在邏輯、主要類型及基本啟示

闞道遠　尹小龍

［摘 要］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處于現代化的“進行時”。因后發國家的特殊國情和所處的國際環境，先發國家現代化通常采用的“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兩種主導范式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往往表現不佳，而“政黨中心主義”的范式卻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凸顯優勢。后發國家政黨作為引領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在實踐中探索出“政黨引領、兩翼起飛、系統穩定”的現代化模式，并取得突出成績。在該模式運行過程中，政黨引領貫穿始終，并結合所在國的具體情況，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風險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開展了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實踐，在不同維度探索出多種類型。通過對比發現，后發現代化國家的主導政黨必須重視自身建設、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堅持獨立自主的經濟戰略和有效防范化解風險，從而有力助推國家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 “政黨中心主義”；后發國家；現代化；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 中圖分類號D05;D261 ［文獻標志碼］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672-4917（2024）01-0010-11

在當今世界近兩百個主權國家中，僅有33個國家完成了現代化邁入發達國家行列 ［1］，換言之，目前大多數國家仍處于現代化的“進行時”?，F代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是主導性的政治力量”［2］。在現代化進程中，政黨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2023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以“現代化道路：政黨的責任”為主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強調：“面對一系列現代化之問，政黨作為引領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有責任作出回答?！保?］尤其在后發國家，政黨引領現代化的責任更為重大。

“后發國家”主要是指二戰后面臨現代化建設任務的新獨立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從世界歷史來看，部分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長期主宰政壇和發揮領導作用的“主導政黨”，它們建立基本秩序、推動生產力發展、營造穩定環境，不同程度地左右國家現代化的道路和方向，有的甚至成為影響國家現代化成敗的核心力量和關鍵因素。因此，從比較視野出發，研究世界范圍內政黨推進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內在邏輯、主要類型和重要啟示，有助于深化對現代化發展規律、政黨執政規律和國家建設規律的認識。

一、內在邏輯：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何以可能

“政黨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黨數量繁多、類型多樣，具有不同的歷史淵源、階級基礎、價值追求和政治主張，在國家中的地位作用也各不相同?！保?］從人類社會發展來看，先發國家現代化存在“社會中心主義”①和“國家中心主義”②兩種主導范式。然而，與先發國家存在極大差異的是：后發國家的基本國情與內外環境、政黨具備的條件與稟賦以及趕超現代化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最終使“政黨中心主義”成為主導現代化進程的新范式，即在正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后發國家現代化征程中，政黨引領成為重要的現實選項。

（一）后發國家獨特的國情呼喚“政黨中心主義”的出場

與歐美等先發國家不同，二戰結束之初，后發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且普遍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國內態勢和國際環境。從國內層面看，當時的多數后發國家仍以自然經濟或傳統經濟為主，生產力水平落后，經濟發展程度低下，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規范化的水平十分不足，且因為部族、地域、宗教等歷史和現實因素導致嚴重分化和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缺乏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對社會進行有效整合，呈現出“一盤散沙”和“整體彌散”的典型特征，與成熟的現代國家和社會形態距離甚遠。從國際層面看，歷史上先發國家以武力和資本為后盾進行全球殖民擴張，將廣大亞非拉國家納入其殖民體系中，不僅蠶食和肢解其領土，控制其國家政權和扶植傀儡政府，還大肆開展經濟殖民和文化滲透，將其民眾作為奴役對象，這些國家和民族“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十分突出，必須奮起在絕境中尋找生存與實現現代化的出路。

在此背景下，以英美為代表的“社會中心主義”現代化范式（主張社會為變革的力量來源）和以德日為代表的“國家中心主義”現代化范式（強調國家權力的能動性）［5］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遭遇水土不服和現實尷尬。因為，“社會中心主義”范式難以在后發國家找到支撐現代化的多元的社會力量、充足的社會資本和完善的商業機制，而“國家中心主義”范式所依賴的強有力的國家權威和社會控制能力在后發國家亦付之闕如。所以，在后發國家仁人志士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過程中，經過屢屢受挫、不斷求索，最終找到了現代化的領導力量和組織依托——現代政黨?，F代政黨的出場，作為一種嶄新的組織形態和政治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了后發國家社會整合、政治失序和群眾動員等諸多難題，是應對嚴峻內外環境的組織保障，將民眾重新組織和朝著現代化的方向引領，在其他力量推動后發國家現代化普遍乏力時展示出獨有優勢和成效。以政黨為中心引領現代化遂成為后發國家的現實選項，而“社會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轉換”［6］從客觀上為理解后發國家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方法。

（二）政黨具備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天然優勢

西方政黨是成熟民族國家的內部產物，是“執行表達功能的表達工具”［7］，其政策形成主要是服務于贏得選舉。與先發國家政權體系內產生的競選型政黨不同，后發國家通常是具有突出的現代化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政黨，在經過艱辛探索、艱苦實踐以及不同力量的激烈競爭和殘酷淘汰后，成為后發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引領者。這些政黨“以吸引人們歸依并信奉其理念” 為目的［8］，產生于國家政治失序和治理失敗的環境中，具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遠大的政治抱負、高超的斗爭本領和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往往通過革命等一系列手段奪取和持有政權，不僅成為“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工具”［9］，甚至作為“半國家機構”或 “準國家機構”［10］，對后發國家進行系統性重構，徹底改變其政治結構和政權結構，繼而推動現代化建設。

一般而言，“強政黨通常是與弱國家相連的”［11］。首先，后發國家政黨作為不容于現有政權體系的“異質性”政治力量，難以容忍國家的衰敗局面、局部改良的漸進路線和徘徊龜速的發展路徑，他們將當權者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阻礙和羈絆加以消除，且不易與當權者妥協和合作，具有實現國家整體性、革命性、徹底性變革的宏偉目標和強大動力，在目標實現和手段措施上具有鮮明的實干特色。其次，因為其生存環境的惡劣和斗爭形勢的嚴峻，這些政黨具有較強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戰斗力，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嚴密組織網絡，能夠使自身的“神經末梢”有效滲透進社會肌體開展強有力的組織動員和政治動員。正如列寧所言，“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12］。這種組織特征不僅有利于實現政權更迭，也有利于在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將組織優勢和政治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再次，后發國家政黨奪取政權后建立的新興體制，使國家現代化邏輯與政黨自身現代化邏輯高度契合，以政黨的先進性、革命性引領國家現代化，以國家現代化促使政黨持續保持自我變革的精神和動力，實現了兩者之間的彼此促進、交融升華；同時，后發國家政黨建立的新政權對國家舊政黨制度的結構性改造和重塑，避免了先發國家普遍上演的黨際內耗和施政延宕，在科學決策的基礎上，更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資源和精力投入趕超現代化的事業中，某種程度上加快了現代化進程。

（三）趕超現代化使得后發國家難以復制西方現代化模式

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后發國家推進現代化并不是簡單模仿或重復先發國家發展歷史的過程，恰恰相反，后發國家現代化發展史是后發國家逐漸與先發國家模式相偏離的歷史。

一方面，無論是“社會中心主義”范式，還是“國家中心主義”范式均存在其難以克服的“基因缺陷”?！吧鐣行闹髁x”范式所依賴的社會自發性與國家整體性及長期性利益之間存在矛盾，正如拉斯基指出的，“在經濟領域，國家變成了商業的附庸，國家的習慣也被商業所要求的新環境所改變”［13］，這使得國家的必要干預和控制風險的能力弱化，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則是不容忽視的“硬傷”。有學者指出，發達國家鼓吹和輸出現代化過程中的自由放任主義，“可以說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刻意誤導”［14］。而“國家中心主義”范式則容易產生國家權力的官僚化，使社會創造力和活力湮沒在權力結構的強制和規訓中，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甚至會引發通過武力擴張汲取現代化資源和化解內部系統性矛盾的政治風險，這是后發國家趕超現代化過程中需要極力避免的。

另一方面，后發國家面臨著比先發國家更加不利的時代條件。先發國家往往出于自私的動機希冀維持后發國家受宰制的地位，遏制和阻礙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史實并不鮮見；同時，相較于先發國家，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對外轉移矛盾的空間和余地十分狹小，需要更強的自我內部消化能力。那么，在后發國家系統內部調動資源、凝聚力量和消化矛盾的強有力的組織中樞就成為其現代化的關鍵要素和變量。因此，隨著現代化時間的推后，現代化的組織化程度呈現逐漸增強的趨勢。巴林頓·摩爾所總結的從以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到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模式，再到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參見［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張東東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其發展時序上的前后接續和發展模式上的輾轉遞進，本質上也是對這一趨勢的歷史演繹和規律總結。正如格申克龍所指出的，后發國家現代化與發達國家的明顯不同特點，不僅表現在更高的發展速度上，也“體現在生產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異上”［15］。

二、主要類型：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何以可為

相較于“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兩種主導范式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往往表現不佳，“政黨中心主義”的范式卻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凸顯優勢?！熬蜌v史的觀點而言，現代化是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類型變遷的過程”［16］，政治建設與經濟發展是現代化的核心兩翼。政治建設是前提，是現代化的制度基礎；經濟發展是動力，是現代化的物質支撐；風險防范是保障，是防止現代化中斷的有效手段。在“政黨中心主義”的現代化實踐中，后發國家主導政黨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既不遺余力地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又采取措施處理不同類型的風險，搭建起現代化的領導、前提、動力、保障的四梁八柱，探索出“政黨引領、兩翼起飛、系統穩定”的現代化模式。在該模式的運行過程中，政黨引領貫穿始終，并結合所在國的具體情況，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風險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開展了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實踐。

（一）政治之翼：政黨構建后發國家現代政權的三種方式

“在發展與現代化中，國家與政治是無法回避的因素”［17］，現代化的實現與政治建設息息相關，而政權構建、制度建立又是政治建設的核心內容。有學者指出，工業主義“是豐富多元的社會制度”［18］，工業化是表，制度架構是里。亨廷頓也認為，國家的發展首先意味著政治的制度化［19］，制度和秩序是推進現代化的前提。因此，后發國家主導政黨的首要任務便是從落后衰敗國家的廢墟上奪取政權、建立基本制度，構建起能整合國家資源、動員廣泛力量的現代政權組織形式。按照政黨構建后發國家現代政權的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

1.革命建國型

一些后發國家政黨通過武裝革命的方式擺脫殖民統治和肅清本國封建落后勢力，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為現代化建立規范秩序和基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革命斗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通過三大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古巴共產黨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隨后建立革命政府，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越南共產黨通過八月革命、抗美救國戰爭，趕走侵略者、完成南北統一，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建國型是政黨在廣泛動員基礎上以武裝斗爭方式對原先社會進行徹底改造，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讓民眾掌握權力，對低效的組織體系和落后的制度架構進行系統性重塑，構建起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政權組織形式。此類型的政黨對國家和社會具有較強控制力，也贏得了廣泛認可，有助于集中各方力量推進現代化。

2.軍人還政型

軍人掌握政權的后發國家，軍人出于主動或被動的原因，重新將政權交還給政黨，政黨回歸國家政治主流，并逐步探索建立新的政權組織形式。1979年巴西新政黨的創立得到允許和鼓勵［20］，為政黨取代軍人執政奠定基礎，“自由陣線黨”的若澤·薩爾內成為第一任民選政府總統，政黨真正意義上掌握政權。1963年樸正熙參與政黨政治競選，成為韓國第5屆總統，從軍人轉為政黨領袖擔任國家領導人。軍人政權以恢復秩序與發展生產為目標，技術官僚和軍事強人政治共同作用，被稱為“官僚威權主義制度”［21］。政黨掌握政權后，在吸收、運用軍人政權的合理成分推進現代化的同時，也會受到軍人影響力尚存的困擾，正如美國學者威亞爾達所言，“即使文官仍在執政，軍方也是非常接近威權主義統治的權力表面”［22］。通過軍人還政而構建現代政權的政黨往往面臨掌控政權能力不足、執政合法性存疑、政權難以持續鞏固的問題，未能構建完善的現代制度體系，難以為持續推進現代化提供良好秩序支撐。

3.宗主扶植型

在深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后發國家，即便宗主國名義上退出了該國領土，但仍實際控制著該國政權，政黨按照宗主國意愿構建政權形式。1946年菲律賓獨立前夕，曼努埃爾·羅哈斯·阿庫納在美國支持下成立自由黨，阿庫納遂在選舉中成為第一任菲律賓共和國總統，在任期間，同美國簽訂“美菲關系條約”“美菲軍事基地協定”“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等多個條約，成為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樸正熙從軍人轉為政黨領袖參與總統選舉并成功當選，也是在美國支持下實現的，“美國立足于韓國國內的政治現實，接受以樸正熙為代表的軍人脫下軍服參與競選”［23］。南非國民黨雖然在1948年取得政權，但是深受黨內的荷蘭白人后裔和親英派的影響［24］。殖民統治給部分后發國家打下深刻烙印，使政黨難以徹底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政黨雖然名義掌握政權，但受制于政治強人或家族勢力及背后的宗主國力量，缺乏獨立自主性，疊加不健全的政黨制度的影響，難以構建契合現代化的制度體系。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核心歷史命題就是如何完成國家建構，躋身工業化強國，實現現代化轉型?！保?5］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是后發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核心，是推進現代化的前提。在后發國家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相較于宗教、家族、種族等力量，政黨在建構國家、推進政治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且各類力量以政黨名義參與政治現代化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無論是軍人還政型，還是宗主扶植型，均助推了所在國政治現代化的步伐，但會影響政黨的自主性并阻礙其引領作用的發揮，而能夠領導民眾通過革命方式建立現代政權的政黨，其組織動員能力和民眾基礎都為政黨引領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經濟之翼：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經濟發展的兩種戰略

羅榮渠曾按經濟形態將現代化道路分為三大類型：“資本主義類型、社會主義類型、混合類型?！保?6］后發國家身處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對先發國家現代化歷史和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對比學習，大多不是完全模仿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某一種發展道路，而是選擇結合兩者的優勢，走“中間道路”，基本偏向混合型。但是政黨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性質上差異明顯，以戰略性質為參照，更能凸顯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經濟現代化的特征。按照依附理論的分析，各種生產者（國家）的地位由他們在中心—外圍分工體系中的位置決定，從而形成一種主宰依附關系，維持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27］。主導政黨在引領后發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既需要面對復雜的國內局勢，又需要應對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其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性質尤為重要。

1.獨立自主型

后發國家政黨結合本國實際，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符合國情，無論是促進國內發展的戰略，還是參與國際分工的戰略，都體現獨立自主意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擺脫了依附性道路，“北京共識”是對“華盛頓共識”的一種超越［28］，中國共產黨將“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等體現獨立自主的內容寫進經濟規劃中［29］。朝鮮勞動黨經濟發展戰略以“自力更生”為前提，強調始終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阿根廷正義黨提出的“庇隆主義”也包含經濟獨立的思想，希望“把國家經濟從監護、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下徹底解放出來”［30］。獨立自主型的政黨結合國情，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符合本國現代化要求，有助于發揮本國潛力和消解不合理政治經濟秩序帶來的負面影響，實現經濟現代化。

有些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內部尚不存在足以產生市場經濟的力量”［31］，后發國家產生市場經濟的土壤薄弱，市場主體自如生長的空間有限，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于主導政黨制定的戰略指引，而中長期性質的戰略指引效果更為顯著，“實踐證明，中長期發展規劃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32］。因此，獨立自主型的政黨基于對本國現實和全球化浪潮的分析，設置梯次目標，規定不同階段任務及實施策略，以路線圖方式引領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通過“五年規劃（或計劃）”和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的目標設定，確定經濟發展前進方向、階段目標和政策措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越南共產黨領導全面革新開放以來，先后通過《1991—2000年社會經濟發展戰略》《2006—2010年五年計劃》《2011—2020年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等經濟發展戰略，使越南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018年的55 423 320億越南盾［33］，實現了跨越式增長。朝鮮勞動黨也通過“七年計劃”“五年計劃”等經濟發展戰略持續推進經濟建設，還設立國家經濟開發總局專門負責經濟建設，保證經濟發展戰略的長期性和穩定性。

2.對外依附型

后發國家部分政黨缺乏獨立自主意識和能力，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從性質上顯示出對外部因素的高度依附性，不同政黨對外依附的性質不同。首先，部分政黨屬于物質依附類型，即政黨將完全依賴外部的資本、技術、機器等資源推動經濟發展作為戰略核心內容。贊比亞多黨民主運動執政期間，曾為獲得西方支持進行了激進的私有化改革，對國內企業和勞動者均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34］。阿根廷正義黨曾在進行經濟改革時，允許外資自由進入阿根廷證券市場，除少數業務需要得到國家證券市場監督委員會的批準外，其余業務均可自由進行，幾乎沒有任何限制［35］，為后來的經濟危機埋下隱患。政黨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過度依賴外部資源，尤其是依賴外部資本，會被綁上全球資本控制的列車。在經濟危機逼近時，一旦資本開始從本國撤離，經濟泡沫就會被戳破，隨之發生金融崩潰、失業增加、通貨膨脹等次生危機，經濟現代化進程可能被打斷甚至倒退。

其次，部分政黨屬于戰略依附類型，政黨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契合本國民眾期待和具體國情，而是他國發展思想或模式的模仿或復刻，尤其是照搬照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現象比較普遍。1996年南非國民大會黨政府以“增長、就業和重新分配戰略”取代“重建與發展計劃”，這一政策轉向被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大會視為具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36］，標志著南非國民大會黨開始轉向對外依附性質的經濟發展戰略。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的三屆政府都先后推行了以出口導向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37］，不僅未能有效提升經濟，還導致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喪失政權。政黨一味模仿他國經濟發展模式，雖能節省一部分探索適合本國資源稟賦、民眾素質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戰略的機會成本，甚至在短期內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使經濟獲得一時發展。但從長遠來看，經濟發展戰略的“水土不服”會逐漸顯現，不僅導致發展停滯，還有可能引發政局動蕩，現代化也由此停擺。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澤納維也曾抨擊過新自由主義范式，認為其在過去幾十年破壞了非洲經濟，應摒棄新自由主義，從務實角度出發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38］。

最后，還有政黨屬于雙重依附類型，即政黨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僅高度依賴外部物質資源，還照搬照套他國發展戰略。埃及民族民主黨執政時期，薩達特和穆巴拉克都大量引入外國資本投資本國生產項目：一方面，大量借外債，到2000年外債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1％；另一方面，大量接受外國援助，到1998年，埃及累計接受美國軍援和經援共460億美元［39］。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債權人成為埃及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40］，埃及發展嚴重受制于美歐資本的控制，被迫全面走向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尖銳，最終在2011年爆發“一·二五”革命，埃及現代化也遭遇重大挫折。政黨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將他國的經濟思想和發展模式移植到本國，戰略的可行性、持續性會大打折扣，如果還強烈依賴外部資源推動本國經濟發展，那么經濟現代化將會是“沙漠上的空架子”，隨時面臨倒塌的風險。

總之，后發國家身處世界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艱巨且繁重的現代化任務要求后發國家經濟蓬勃發展從而為現代化提供動力。相較于國家主導和社會自發兩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后發國家政黨可以用其突出的經濟戰略制定能力、經濟發展規劃能力和組織動員協調能力將國家與市場結合，有力推動后發國家經濟現代化。從現有經驗來看，后發國家主導政黨可以適當運用外部的資源發展本國經濟，也可以合理借鑒外部的思想、戰略、模式促進本國現代化，但是不能將完全依賴外部作為戰略核心內容。相較于對外依附型，獨立自主型的政黨能夠根據政黨自身能力、本國實際情況和現代化規律制定合理有效、兼顧中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并予以堅持，持續性地引領現代化不斷向縱深前進。

（三）系統穩定：政黨為保障后發國家現代化而需防范化解的三種風險

現代化的過程伴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意味著新舊交替和深刻變革，“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對因素能以同等速率適應這些變革，社會動蕩可能會變得不可收拾以致廣泛的暴亂突如其來”［41］。正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往往處于社會急劇動蕩期和矛盾集中爆發期，各類風險挑戰不僅單獨出現的可能性較大，且存在產生疊加效應的情況。防范化解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為政治建設和經濟發展“護航”，是后發國家政黨不可回避的“大考”。民族宗教矛盾、生態環境問題和貧富分化問題是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較為突出的風險類型，主導政黨在處理這三種類型的風險時，采取了不同方式，也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1.民族宗教類風險及其處理

某些政黨面對后發國家特殊民族宗教問題的現實，注重包容團結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眾，整體上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以保障現代化正常運行。印度國大黨在印度獨立后四十余年的執政實踐中，通過包容性的民族宗教政策整合了復雜多元的社會和民眾，維護團結穩定，爭取到最廣泛的支持，推進了現代化建設。埃塞俄比亞提格雷主導的人民革命民主陣線在1991年建立過渡政府時，提出建立一個基于廣泛認同的聯邦制國家［42］，1995年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成立，遂使得其政局獲得短暫穩定并能夠發展經濟。但是，也有不少后發國家政黨未能處理好民族宗教類風險。如敘利亞復興黨在1963年執政后至2011年敘內戰期間所采取的削弱宗教學者機構的獨立性、加大對清真寺修建和儀式人員活動的監管力度、壟斷清真寺工作人員的人事任免權等對遜尼派及伊斯蘭主義者的嚴格管理［43］，激化了宗教力量和世俗政權之間的矛盾。更有甚者，采取激烈態度對待少數群體，如柬埔寨共產黨激進派在1975年革命勝利后，廢除宗教、關閉寺院，對少數民族推行“高棉化”政策，各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生產方式和文化宗教等一律被禁止［44］，甚至釀成人道主義災難的慘劇，成為后發國家處理民族宗教類風險的反面教材。包容整合不同民族宗教有助于化解民族宗教矛盾、避免社會撕裂，維護現代化進程的穩定。

2.生態環境類風險及其處理

部分政黨將生態環境建設納入現代化目標，注重保護生態環境，或者及時修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以1989年規劃法的修改為界，經過前30年和后20年兩個階段，采取成立“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1965年）、建設生態平衡的公園（1990年代初）［45］等關鍵舉措，將環境惡化的新加坡建設成為“花園城市”。埃及民族民主黨曾采取組建環境事務局［46］、制定環境問題五年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成員參與制定《環境保護法》和《國家環境行動計劃》［47］等方式，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進展。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行動綱領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也有不少政黨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未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甚至因環境破壞造成了高昂的現代化成本，教訓十分慘痛。如巴西聯合黨在執政期間片面追逐經濟效益，導致亞馬孫雨林的破壞，引發世界關注。后發國家政黨在引領現代化過程中，應當謀求將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統一，誠如威爾所說：“提倡生態現代化的人不是把環保視為一種經濟負擔，而是視為未來增長的一種潛在的源泉?！保?8］

3.貧富分化類風險及其處理

一些政黨注重減小社會貧富分化，重視弱勢群體的利益，發展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積極推動減貧事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中國共產黨從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各方面關注社會福利和人民獲得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將極度貧困問題解決，縮小了貧富差距。朝鮮勞動黨在執政期間也推行多個領域的普惠制度，實行公平的社會政策，嚴格控制貧富差距。巴基斯坦人民黨在20世紀70年代初實行了一系列有助于減小貧富分化的政策，包括提高工人管理權限和福利待遇的新勞工政策、減少土地壟斷和保護佃戶減輕賦稅徭役的土地改革政策［49］、促進教育發展和減輕家長負擔的新教育政策［50］等，有效縮小了社會貧富差距。但遺憾的是，因部分政策激進，觸動利益太多，改革很快以被迫改變政策、多位改革人物下臺而告終［51］。此外，委內瑞拉第五共和國運動在查韋斯執政期間，先后實施“玻利瓦爾2000年計劃”“2001—2007年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使命計劃”等一系列追求絕對公平的計劃，將社會公共支出占公共開支總額的比重從1997—1998年度的485％提升至2011—2012年度的708％［52］，結果嚴重挫傷經濟效率，最終政府不堪重負、經濟面臨崩潰。一方面，重視減少貧富分化、維護公平正義能讓民眾感受到現代化建設成果，使政黨贏得更多的認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后發國家在經濟尚不發達時，物質水平較低是現實制約，如何平衡好發展與公平正義的關系是考驗政黨執政能力的難題。

多數后發國家尚處于現代化進程中，而現代化又伴隨著不同程度的變化、革新。因社會變革而引發的一系列風險是后發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相較于社會自發組織應對風險和國家統籌控制風險，政黨既能發揮組織社會民眾抗擊風險的作用，又能通過國家機構消解抵御風險，作為紐帶和引領者將社會、民眾與國家緊密結合，共同防范化解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風險。針對不同的風險，政黨還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預防化解策略。

綜合而言，從仍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大多數后發國家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以政黨為核心引領者，通過政黨引領政治建設和經濟發展的后發國家相較于依賴傳統勢力、社會力量和國家能力推進現代化的后發國家，其現代化不僅較為順利，而且成績斐然。在政黨引領下，陸續有韓國、新加坡等少數后發國家跨越門檻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也有如中國、土耳其、越南等國取得了突出的現代化成就。按照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2021—2022）排名，在前20名國家中，政黨在現代化過程中起引領作用的新加坡（12名）、韓國（20名）等后發國家甚至已經超過美國（21名）［53］。同時要指出的是，不同政黨在引領現代化過程中，采取的方式、制定的戰略、面臨的風險不盡相同，即使同一政黨在不同時期，也會根據當時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現代化方案。但總體而言，采用“政黨引領、兩翼起飛、系統穩定”的現代化模式（見圖1）的后發國家相較于其他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表現更好、成績更突出。

三、基本啟示：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何以為之

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艾F代化催生政黨政治，政黨政治主導現代化。政黨政治與現代化的共生與互動，是近代以來人類文明演進的大邏輯?！保?4］不同政黨在政治發展、經濟建設和風險防范化解等方面進行了多種探索，既有成功經驗，也有遭遇挫折的教訓。通過不同類型的對比，可以總結出政黨如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更好發揮引領作用的基本啟示。

第一，政黨要加強自身建設，充分發揮引領作用。作為后發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引領力量，主導政黨自身的狀況與現代化事業息息相關，政黨建設得堅強有力，則后發國家將能在核心政治力量的領導下，團結和組織民眾、調集社會資源、制定符合國情的戰略、應對各類風險，持續不斷推進現代化進程。一方面，政黨要增強組織動員能力?！罢h的命運取決于政黨組織”［55］，政黨要通過完善組織架構、建立健全組織體系、制定規范的組織章程等方式加強自身組織建設。同時，還要積極吸納各領域的人才，按照現代化理念和目標要求，培養和選拔一批有使命感、有能力、有責任心的人員組建現代化事業領導團隊，如列寧所言：“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保?6］另一方面，政黨要加強腐敗治理。政黨在現代化過程中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如果存在政黨政治制度不健全、政黨腐敗治理能力較弱、法治建設不足等問題，就會產生“因腐而衰”進而阻礙現代化的后果。因此，政黨必須堅定反腐敗決心，加強權力監督與制約，完善法律法規，設置有效的反腐敗專門機構，防止腐敗蔓延情況發生。此外，政黨要善于傾聽民眾聲音，實現充分地政治系統反饋。后發國家民眾對于滿足合理訴求、改善生活狀況的情緒和訴求極為迫切，正如史密斯評價拉美國家現代化時指出的：“如果成效并未如約而至，社會的一部分人就開始對獨裁流露出眷戀情緒……這種情緒預示大麻煩?！保?7］政黨要通過各種渠道及時了解社情民意，并將民眾的訴求有效反映到現代化政策中。

第二，政黨要通過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為現代化提供前提。有學者曾將作為現代化典型范例的東亞模式歸納為“強政府”模式，并指出該模式的一個重要表現方面是“一個引導經濟發展的領航組織”［58］。后發國家主導政黨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政權，首要任務便是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將自身力量轉化為國家力量，建立“領航組織”，構建有為政府，從而引領經濟蓬勃發展。然而，“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由該國國情、國家性質和社會發展狀況所決定”［59］，由于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發展水平、社會環境并不相同，構建現代政權組織形式的路徑也存在差異。誠如密爾所言：“一國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的產物?！保?0］從現實來看，由于后發國家政治力量分化、社會力量有限、國家意識不強等因素，亟待主導政黨在引領現代化的過程中，對社會予以徹底改造，清除封建殘余、軍人勢力、殖民宗主代言人、家族勢力等阻礙現代化的政治力量，進而構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為現代化提供制度支撐和秩序保證。

第三，政黨要堅持獨立自主，制定合乎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就后發國家而言，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影響經濟發展成效的核心因素。無論是主導政黨的指導思想，還是基于主導政黨的理念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都要充分體現出獨立自主精神。誠如三石善吉所言：“發展中國家必須構建內生性發展模式，即發展不只是模仿先進社會，而是立足自身社會的傳統，改造外來模式，謀求與自身社會條件相適應的發展路線?！保?1］政黨要通過科學性、長期性和可持續性的發展戰略引領經濟現代化。要充分調動各類智識力量，運用科學的方法制定符合國情的合乎現代化規律的戰略。戰略一旦制定，就應當保持充分耐心，保證戰略的可持續性。福山曾言：“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源于復雜機構——包括政黨、法庭、財產權、共有的民族認同——的相互作用，這些機構就是在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是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演進的結果?！保?2］現代化是一項長期事業，政黨在保持現代化戰略長期性、持續性的同時，也要不斷結合實際發展動態調整戰略，及時處理各類新情況新問題。此外，還要深刻認識到，獨立自主不是閉關鎖國，無論是制定經濟發展的戰略，還是調動經濟發展的資源，都不能閉門造車，要“在堅持自己主心骨的同時具有開放性”［63］。

第四，政黨要提高防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營造穩定環境，保障現代化系統穩定。20世紀以來，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與全球化發展歷程基本上“同頻共振”，后發國家現代化事業助推全球化發展，全球化也深刻影響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在這一互動過程中，全球性問題會全方位影響政黨引領的后發國家現代化事業，各類“黑天鵝”“灰犀?！笔录筒环€定因素會借助全球化浪潮在國內國際相互傳導和疊加，誠如貝克所指出的，“當代社會已變成世界風險社會”［64］。在“嚴重風險的絕對數量足以使人生畏”［65］的大背景下，多重壓力層疊，主導政黨不僅要完成發展任務，還要以安全穩定的系統保障政治現代化和經濟現代化平穩推進。政黨除了要重視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高效的風險信息收集分析系統、準確的風險預警機制和提升風險應對處理能力，還要針對常見的威脅現代化系統穩定的風險設置防范機制和化解方案，提高有效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在處理民族宗教關系上，政黨應切實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避免“因沖突而爆發戰爭，甚至危及國家統一”［66］；在對待生態環境問題上，政黨要厘清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運用可持續發展理念制定經濟發展戰略，避免生態環境惡化；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政黨要堅持“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67］的理念，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的關系，避免出現因不平等導致的“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低效率，制度和政策的低質量，破壞社會凝聚，增多社會沖突”［68］。此外，政黨還須結合新的全球安全形勢，加深對各類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認識，以不斷更新的安全理念應對不斷變化的風險，維護整個現代化系統的穩定，保障現代化平穩推進。

四、結語

后發國家艱難的現代化探索歷程印證了后發國家無法采用“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兩種范式推進本國現代化，而以政黨引領現代化的后發國家在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和風險防范化解三個方面都明顯比其他力量引領現代化的后發國家進展得更為順利、成就更為明顯。但須強調的是，大多數后發國家仍處于現代化的過程中，“政黨引領、兩翼起飛、系統穩定”的現代化模式只是后發國家現代化中表現較為突出的范例的一種總結，而非已經完成現代化的成功結論。政黨引領現代化的進程仍處于進行時。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保?9］無論什么政黨，都需要在綜合考量黨情、國情、社情和民情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現代化道路。后發國家以“政黨中心主義”范式引領現代化建設，不同政黨通過多樣化的嘗試，在不同維度用不同的方式、策略、舉措探索出多種現代化類型。在強烈的現代化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推動下，政黨以實際行動證明，后發國家如何推進現代化、政黨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一宏大命題已經超越了西方原有的現代化話語解釋力，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從世界向度來說，現代化不僅推動本國社會的跨越式發展，也在于產生“溢出效應”，即能為他國的發展產生示范作用［70］。作為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典型代表和成功范例，中國共產黨成功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程，不僅凸顯了政黨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價值，也為其他政黨引領后發國家現代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不同于西方的全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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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Main Types and Basic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Party-Led Modernization in Late Developers

KAN? Daoyuan，YIN? Xiaolong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worldwide a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ue to the uniqu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evalent paradigms of “Social-Centrism” and “State-Centrism” often exhibit shortcoming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se nations. Conversely， the paradigm of “Party-Centrism” demonstrates advantag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late developers. As significant forces guiding and propell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e developers have explored a moderniza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Party Leadership， Dual-Wing Development， and System Stability，” achieving remarkable success. Throughout the operation of this model， party leadership is always present.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ountry， political parties have conducted distinctiv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in areas such a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exploring various typ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Through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ding political parties of latecomer countr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ir own construction， build moder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adhere to an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economic strateg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mitigate risk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Party-Centrism”; late developers;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責任編輯 香敏；責任校對 孫俊青）

［收稿日期］ 2023-09-21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大黨獨有難題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貢獻研究”（項目編號：23BKS051）。

［作者簡介］ 闞道遠（1983—），男，安徽廣德人，復旦大學紀檢監察研究院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尹小龍（2000—），男，安徽合肥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① 參見［美］喬爾·S.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與相互構成》，李楊、郭一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參見［美］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與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