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證研究

馬海濤　陸胤　李永海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保障和重要手段?；谥袊浆F代化背景構建指標體系測算中國2012—2020年各省份和地級市層面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使用三維Kernel核密度圖描述二者的動態演進。在此基礎上，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進一步研究發現，在不同區域、不同水平和不同路徑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存在異質性。

關鍵詞：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126；D6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101（2024）01-0025-11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1］23-24，強調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扎實推進共同富裕。［1］46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2］已有研究表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涉及各個領域，如發展數字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優化三次分配。特別地，李實等[3]指出中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作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議程，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并從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優化收入分配格局三方面闡述推進作用。本文從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出發，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識別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理論機制，并從過往數據中探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共同富裕間的關系，考察其影響路徑，從而推進我國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一、文獻綜述

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共同富?；A在“富?！?，關鍵在“共同”[4]，兼顧好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也是實現共同富裕所需解決的難題[5]。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要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礎，以再分配工具為主要抓手[6]，以解決相對貧困為總目標[7]。一般來說，實現共同富裕要從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兩方面考慮。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科技發展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8]，拉動經濟發展；數字經濟與地區收入水平關系密切，呈正相關關系[9]；隱性經濟的存在會嚴重影響經濟秩序[10]，損害經濟發展。對于社會公平的影響因素，重點聚焦在收入差距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助于縮小城鄉、地區間的收入差距[11]，其中再分配調節中的稅收調節和轉移支付等財政手段有助于合理分配財富[6]；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相對落后的地區作用較強[12]。在規避公平受損方面，財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財政決策公平、公正、公開，便于社會監督，避免尋租腐敗現象的發生[13]。面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共同需要，二者卻存在著“倒U”型關系[14]，這便需要尋找新的政策工具或經濟手段來打破這一矛盾。

近年來，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漸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不斷下沉至縣鄉層面，城鄉及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隨之縮小，這對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具有重要意義[15]。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向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輸送基本供給品，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積極回應基本需求，以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政府干預手段推進共同富裕[15]；在堅持高質量發展方面，保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可及性，由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轉變為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16]；在調節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通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調節手段，調節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17]?？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推進共同富裕中能夠發揮穩定器、助推器與基礎性要素等功能，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和必然選擇[18]。

綜上，已有研究主要從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兩方面來探究如何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扎實的理論基礎。一些學者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也進行了探討，但針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實證分析和實現路徑探究存在不足。本文通過測算2012年以來我國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分析兩者的發展變化趨勢，從實證角度探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是否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問題

隨著我國共同富裕實踐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不斷深入，其內涵更具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象都是人民，過程都具有漸進性和階段性，目標都是公平正義和福祉共享[18]。共同富?；A在“富?！?，關鍵在“共同”[4]，同時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之一[3]。故基于實現共同富裕的三個維度，分別從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高質量發展三個角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發展

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要以經濟發展為首要任務[7]，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通過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19]。根據Solow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本水平、人力投入和技術進步三方面。在資本水平方面，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和分配扭曲等問題[20]，改善交易環境，降低公眾獲取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和搜尋成本。二是隨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政府在醫療、就業、養老、保險等方面增加財政資金投入，有助于減少社會公眾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社會公眾交易成本、搜尋成本和公共服務支出的減少直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促使社會資本積累。在人力投入方面，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地區吸引人才，同時促進本地區勞動力更快流動，提高人力資本水平[21]，以更高的人力資本水平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二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服務、就業和住房保障、醫療和保險服務等，提高社會公眾身體和文化素質[22]，通過改善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推動地區經濟發展[23]。在技術進步方面，張恒龍等[20]發現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直接影響科技創新水平?；竟卜站然七M所形成的全面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優化地方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吸引社會科技投入，推動科技發揮經濟增長效應[8]。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社會公平

共建富裕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共享富裕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4]，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通過保障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25]。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再分配調節密切相關[3]。政府一般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方式，調整一般公共預算中的公共服務支出水平，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竟卜站然皆礁?，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越強[20]?；竟卜站然ㄟ^再分配調節打破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扭轉要素資源單向流動的趨勢[15]，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社會公平。二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于解決農村相對貧困問題[15]。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保障農村弱勢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返貧現象的出現[26]。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農村創造發展機會，公共教育、文化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的投入能夠提高農村居民的生產能力，激發發展動力，有利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補齊共同富裕的短板[27]。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高質量發展

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要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礎，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較低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矛盾[28]，可以通過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在高質量發展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信息技術發展相關[29]?；竟卜站然七M為信息技術發展提供環境，有助于信息技術在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發揮再分配調節作用[30]。同時信息技術有助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一體化發展[31]。二是產業升級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任務。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特征表現的城鄉融合發展能夠有效推動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32]，產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地區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33]，掃除推進共同富裕中的障礙。三是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34]。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實行生態補償、優化生態環境是重要的策略選擇[35]，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發展生態文明是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36]。此外，高質量發展既要考慮物質富裕，還應考慮精神富裕[3]?；竟卜站然軌驖M足社會公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社會公眾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方面的高質量發展成果，提高社會公眾的獲得感、公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高社會公眾的精神富裕[37]。

三、指標體系構建與測算結果

（一）共同富裕指標體系構建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我國推進的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和富裕雙重目標的共同富裕，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共同富裕。本文從共同富裕的內涵出發，從發展性和高質量兩個方面來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參考干春暉等[38]的評價方法。本文使用熵值法對共同富裕指標體系中的三級指標進行評價賦權，按三級指標的權重簡單加權后得到共同富裕水平，記為CP。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構建

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基于公共服務的基礎性、享有的普遍性和實施的公平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取向，隨著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配套供給也應滿足多種類、足數量、高質量的要求。因此，本文從民生類和社會類兩個維度考察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熵值法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中的三級指標進行評價賦權，按三級指標的權重簡單加權后得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記為EPS。

（三）測算結果

采用前述構建的指標體系，本文測算了我國31個?。ㄗ灾螀^、直轄市）（未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2012—2020年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跍y算結果對我國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初步考察，如圖1所示。通過觀察2012—2020年我國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從演進歷程來看，無論是共同富裕水平還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2012年以來總體上均呈現上升趨勢，共同富裕水平均值從2012年的22.24增長到2020年的28.76，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均值從2012年的21.35增長到2020年的30.53，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和共同富裕推進均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二是從總體水平來看，我國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還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四）Kernel核密度分布

本文參考沈麗等[39]的方法，運用高斯核函數得到Kernel核密度分布，考察我國2012—2020年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分布動態演進，計算公式如式（1）和（2）所示。

其中，f（·）為密度函數；K（·）為核函數；N為觀測數量；Xi為觀測值；[AKx-]為均值；h為帶寬。

通過刻畫我國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三維整體分布格局，有助于分析不同年份水平分布情況及動態特征。其中，波峰高度和波峰寬度用來說明差距的大小，波峰數量用來說明極化現象，分布的延展性用來說明分布差距的大小，具體結果如圖2所示。

從我國共同富裕的Kernel核密度估計分布動態演進來看，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分布動態演進呈現整體向右移動的趨勢，說明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有所提高。從各省份主峰位置來看，總體上我國共同富裕水平偏低，但在持續提升。主峰高度出現多次上升、下降的不穩定情況，主峰曲線寬度呈現擴大趨勢，說明我國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差距擴大的趨勢。從東中西部地區分布動態演進來看，東部地區的主峰位置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明顯偏右，說明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較為領先。東部地區一直呈現單峰值的態勢，主峰平穩右移且波動下降，總體上我國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的極化現象得到緩解，但由于廣東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優勢明顯及海南省的相對落后，存在左右拖尾的現象。中部地區2014年出現特大峰值，主要是由于吉林、安徽和湖南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出現大幅提高，同時山西、黑龍江兩省出現較大下降，導致中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集中于峰值附近。隨著時間的推移中部地區的多峰態勢逐漸消失，說明中部地區多極化現象減弱，共同富裕水平推進更加平穩。西部地區核密度分布波動較大，由于西部地區各省份排名波動劇烈，多呈現波動增長趨勢，各省份間協調發展情況較差。

從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Kernel核密度估計分布動態演進來看，各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分布動態演進呈現整體向右移動的趨勢，說明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全國各省份及中部地區的主峰高度呈下降趨勢，而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主峰高度呈現伴有微小回升的下降趨勢，主峰寬度均呈現擴大趨勢，說明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存在差距擴大的趨勢。全國各省份及中部地區呈現單峰的態勢，主峰平穩右移且波動下降，可見全國各省及中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極化現象得到緩解。東部地區呈現單峰的態勢，主峰波動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極化現象得到緩解。不同的是西部地區呈現雙峰的態勢，表明西部地區存在多極化現象，但整體上西部地區的峰值也呈現下降的趨勢，且雙峰均向右移，說明西部地區存在兩極分化現象但總體向好。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模型構建

為實證研究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本文構建了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具體設定如式（3）所示。

其中，CP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i地區t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EPSi，t為解釋變量，表示i地區t年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CONTROLi，t為控制變量組；α表示常數項；β1、γ1表示系數矩陣；μi用來控制個體固定效應；λt用來控制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與數據

1.被解釋變量：

共同富裕水平（CP）。為全面反映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我國共同富裕水平，采用前述方法所測算的共同富裕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一方面，富裕度和共同度構建的發展性指標可以更好地衡量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另一方面，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通過加入包含信息技術、產業水平和生態環境相關指標，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

2.解釋變量：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EPS）。為全面衡量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采用前述方法所測算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作為解釋變量，該指標涉及公共教育、醫療衛生、文化投入、公共設施、住房提供、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險七方面。

3.控制變量。

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時，不能忽視其他因素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為避免遺漏變量帶來的問題，本文在已有研究及理論基礎上選取以下控制變量：數字經濟指數（DE），采用北京大學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財政支出規模（GOV），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總額對數值來表示；金融發展水平（FIN），采用地區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表示。

4.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所用數據為2012—2020年我國31個?。ㄗ灾螀^、直轄市）（未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與28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對于個別缺失數據，通過查閱各地方政府官方網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并使用線性插值法補齊得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三）回歸分析

為檢驗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結果如表4的（1）—（4）列所示。

其中（1）和（3）列分別為省級和地級市層面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均顯示省級和地級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具有顯著的推進作用。這一推進作用在（2）和（4）列加入數字經濟指數、財政支出規模和金融發展水平三個控制變量后有所下降，但系數仍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本文研究問題得以檢驗。從控制變量的系數可以看出，提高數字經濟與財政支出水平對推進共同富裕具有促進作用，而金融發展存在不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是由于當前的存貸款規模主要來源于金融機構和企業，“擠壓”了居民的存貸款規模，從而影響對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

被解釋變量（CP）和解釋變量（EPS）均由指標體系測算得到，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方面，能夠正向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隨著共同富裕的推進會對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提出更高要求，也會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產生影響，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采用系統GMM來處理內生性問題，內生變量為滯后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工具變量使用其最大滯后項，兩階段估計結果如表4的（5）（6）列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加入共同富裕水平一階滯后項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共同富裕水平滯后項的系數仍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進一步表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各模型估計中二階序列相關和Hansen檢驗均不能拒絕原假設，故不存在自相關問題且選擇的工具變量有效。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實證檢驗結果有效可靠，本文采取截尾處理和替換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1.截尾處理。

為考慮異常值給計量結果帶來干擾，分別對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進行前后1%的截尾處理，回歸結果如表5的（1）（2）（4）（5）列所示。其中（1）和（4）列為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截尾處理后的回歸結果，（2）和（5）列為解釋變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截尾處理后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回歸系數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驗證了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

2.替換解釋變量。

為防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共同富裕間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對實證結果造成干擾，本文采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一階滯后項（

L.EPS）替換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5的（3）和（6）列所示。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仍顯著為正，基準回歸模型較為穩健。

五、異質性檢驗

（一）分地區異質性檢驗

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資源稟賦、財政收支等存在差異，所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可能存在地區差異。將樣本按照東部、中部和西部劃分為三大區域，進一步實證檢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影響的地區異質性，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從回歸結果來看，無論省級層面還是地級市層面，各區域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東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促進作用最大，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相對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有利于保障基本民生、共享發展成果、改善分配格局，更大程度發揮推動共同富裕的作用。

（二）分位數異質性檢驗

為全面考察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作用，使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程，分析共同富裕在不同分位數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作用的異質性。由于省級樣本量相對較少且存在極化現象，分位數異質性檢驗意義不大。故僅對地級市層面進行分位數異質性檢驗。面板分位數回歸方程如式（4）所示。

Qτ［CPi.tXi.t（EPSi.t）］=β（τ）Xi.t（EPSi.t）（4）

其中，τ表示不同分位數，β（τ）為不同分位數下的變量估計系數，選取20%、40%、60%和80%四個分位數進行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在不同分位數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表現出異質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在共同富裕水平的80%分位數處表現出的正向促進作用最大，而在共同富裕水平的20%分位數處發揮的推進作用最小?？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相對發達地區發揮的作用較大，原因可能是在共同富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管理水平和資源使用效率相對較好[40]，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有助于滿足社會公眾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對推進共同富裕更加明顯。

（三）分路徑異質性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在不同實現路徑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異質性，考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本文將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細分為四個一級指標，分析在不同實現路徑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異質性?；陟刂捣ㄋ鶞y算的指標權重，對共同富裕指標體系中的發展性指數（DEVi，t）和高質量指數（HIQi，t），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中的民生類指數（PHLi，t）和社會類指數（SOCi，t）進行加權計算，并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省級層面的回歸結果如表8的（1）—（4）列所示?；冢?）和（2）列中民生類和社會類指數的系數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民生類和社會類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對推進共同富裕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冢?）和（4）列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發展性和高質量指數的系數來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通過正向促進發展性和高質量指數，進而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其中對高質量指數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

地級市層面的回歸結果如表8的（5）—（8）列所示?；冢?）和（6）列中民生類和社會類指數的系數可以看出，二者對共同富裕的推進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冢?）和（8）列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發展性和高質量指數的系數來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發展性和高質量指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背景，從理論和實證角度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運用2012—2020年各省份和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通過測算我國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分析我國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動態演進和現狀，實證檢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解決內生性問題并保證穩健性，最后進行分地區、分位數和分路徑異質性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第一，2012年以來我國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存在總體水平較低、區域間發展不均衡和極化等現象；第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第三，在不同地區、不同水平和不同路徑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存在異質性；第四，數字經濟指數、財政支出和金融發展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影響因素。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首先，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應充分發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積極作用?，F階段我國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較低，應積極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在保證公共服務供給總量充足的同時保證結構均衡，兼顧基本公共服務的“量與質”，推進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實現。其次，注重地區間均衡發展，避免“馬太效應”出現。長期看來，地區間和水平上存在影響的異質性。因此，采取積極的財政轉移支付、稅收優惠政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等手段具有迫切性，推進農村和落后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補齊城鄉、區域間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差異所造成的差距。最后，因地制宜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實現共同富裕賦能?；诜致窂疆愘|性檢驗可知，民生類和社會類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均對共同富裕目標實現具有積極作用，但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所發揮的作用存在差異。針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應更側重于民生類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質量，增強欠發達地區發展的信心與活力。針對較發達地區，應更側重于民生類和社會類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均衡，以全面高質量發展理念貫徹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更好地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綜上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具有正向推進作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無疑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但隨著共同富裕研究的不斷深入，存在更多的問題需要研究探索：第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涉及領域諸多，后續可以從微觀視角進行深入研究；第二，本文主要從省市層面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共同富裕進行研究，后續可以從縣域層面進行深入研究；第三，本文研究缺乏數理模型推導，導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較為薄弱，后續可以從理論層面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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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the "Second

Ma Haitao1， Lu Yin2， Li Yonghai2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and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s were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the provincial and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m was described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kernel density map. On this basi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was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t was found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under different regions， levels and paths， the role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heterogeneous.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basic public servic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責任編輯：武玲玲

收稿日期：2023-07-2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減稅降費背景下地區稅收流失規模測度與合作治理研究”（20BJY23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質性減稅降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19ZDA070）

作者簡介：馬海濤（1966-），男，山東威海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永海（1981-），男，甘肅慶陽人，蘭州財經大學副教授，博士。